——一则小说的笔记簿
近十年前，我从友人作家雷骧处听过一段小故事，故事的主人翁是雷骧先生的伯父（或表叔）。我们就姑且称他为表叔罢。这位表叔是安徽省五河县人，经营蚌埠到临淮关的火轮发家。虽说是乡巴佬，却也颇有资财，且广交际，算得上见过世面的。一日表叔乘火车到上海公干，行前刻意打扮了一番——长袍、呢帽、挂链怀表，外带着金质烟盒；可以称得上是派头儿十足了，应该不会被误会成寻常的乡下人才是。孰料甫一下车，表叔才掏出烟盒，点上支烟，吞吐了不到三五口，就突然发现：烟盒、怀表、皮夹子全都不翼而飞——他老人家知道：这是着了道儿了。于是立刻透过相熟的商会人士找上了巡捕房。表叔的话撂得漂亮：“久闻上海地头儿上的扒手也有所谓青白眼，倘若要下手行窃，必然是看出对方‘不够称头’。兄弟自诩格调不算卑下，却不知如何仍然入不了此间道上人物的法眼。是以丢钱事小、丢脸事大。好不好烦请阁下做主，替兄弟打听打听：兄弟初来乍到，究竟做了些什么上不了台盘的事体？居然教人瞧不起。下手的人物自凡说得出一个道理，丢掉的东西兄弟可以不要了。”捕房的包打听慨然允诺。不出一个时辰，人赃俱至。表叔既叹服海市里黑白道绾结之严密，仍疑惑那扒手何以有眼无珠，胆敢鲁莽冒犯，于是趋前再把方才那番话表过一遍。那扒手应声唯唯，支吾了半天，才壮起胆子说：“您老一下火车就露了相了。”表叔自然不服，连声逼问：“我怎么露的相？”“您老掏出烟来吸，把支烟在那烟盒盖子上打了三下。”“那又如何？”“您老吸的是‘三炮台’，‘三炮台’是上好的烟卷儿，烟丝密实，易着耐吸，不须敲打。可您老打了那三下，足见您老平时吸的不是这种好烟卷儿，恐怕都是些丝松质劣的土烟，手底才改不过来。”表叔当下大惭失色，当然也没好意思讨回贼赃，只能认栽作罢。
还有烧饼一枚
这则小故事存放在我脑子里三四千个日子，我时而翻捡出来把玩一阵。遇到个什么场合，有谈伴提起江湖凶险、帮会严密、乡下人进城、观人术、冒充贵族雅士、市井之徒重然诺、金质烟盒甚至“三炮台”香烟或者某某牌香烟丝松质劣，我都不免想要抖包袱把这表叔亮出来分飨友朋。此外，我还有一个想法：该把它延展开来，写成一个短篇，或者是在哪一个长篇里找一个大小合适的缝隙，将表叔塞进去安身立命。如此迁延拖宕，只在饭桌酒肆间偶尔博人一粲，这位表叔始终没能变成哪部作品之中的一个角色。
此外，还有一个烧饼的故事，收在《清朝野史大观·清人艺苑》卷下，题为“古鼎”的一则：
阮文达公为浙江巡抚时，其门生有入都会试者，偶于通州逆旅中购一烧饼充饥。见其背面斑驳成文，戏以纸拓之，绝似钟鼎铭。即遽寄与文达，伪言：“某于北通骨董肆中见一古鼎，惜无资，不能购。某亦不知为何代物，特将铭文拓出，寄请师长与诸人共相考订，以证其真赝。”文达得书，即集严小雅、张叔未诸名士互相商参；诸人臆为拟议，皆不同。最后文达乃指为是《宣和图谱》中之某鼎，即加跋于后。历言：某字某字皆与图谱相合，某字因年久铭文剥蚀，某字因拓手不精，故有漫漶，实非赝物云云。门生见之大笑。
我在十三年前初读此篇，是后不能或忘。就像先前那位表叔的故事一般，每当有个什么场合，让我想起拓碑、钟鼎文、古印图谱、古董造假、晚生后学造反，让老师前辈栽一大筋斗，抑或是伪知识却使认真而缺乏幽默感的教授先生们皓首穷经，不得悬解，乃至一枚刚出炉的烧饼之类的物事，我都会立刻想到阮元阴沟里翻船的这个例子。同样地，我也一直没忘了要替这位好开玩笑的学生捏造一副姓字、一则身世、一个背景，再打造出一套叛逆学子的故事——这一回几乎成功；一篇至今尚未脱稿的《王梅庵生卒年考》写就了四千六百余字，但是终未续完。原因是：那是一枚独特的烧饼，一如表叔就是那样独特的一位表叔，置之于任何其他的文本之中，都不如让斯人斯物留存在“笔记”之中更为鲜活有力。也许，我在日后的某一契机召唤之下，终于还是把表叔请进了《大荒野》传奇系列的车站，把烧饼装进了《王梅庵生卒年考》的袖筒；然而，这样做只能让小说添些趣味，却谋杀了笔记。
笔记的价值在其多元检索
中国古典之中的笔记何啻万千？述史者有之，论文者有之，研经者有之，记实者有之。异方殊俗之珍闻轶事者，辄笔而记之；骚人墨客之趣言妙行者，辄笔而记之；某山某水有奇石怪木者，某诗某曲有另字旁腔者，亦不得不笔而记之。王公贵族、硕学鸿儒是不免要入笔记的，贩夫走卒、妖僧侠丐也往往厕身其间，点缀着一则又一则动人心弦的市井灯火。笔记之庞杂、浩瀚，之琳琅满目、巨细靡遗，连百科全书一词皆不足以名状。总的看来，笔记可以说就是一套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眼中的生活总志。
当然，知识分子的吊梢眼长在高额上。从某些特定的文化批判论角度去理解，大部分的笔记其实暴露了文人们拂拭不掉的阶级气味，也彰显出书写这件事在中国古代所未及（或未能）深探的专业技术细节——比方说，即使像《天工开物》这样力图保存工匠实务纪录的小册子都往往只能知其然而说不出所以然地写道：“凡酿蜜蜂，普天皆有；唯蔗盛之乡，则蜜蜂自然减少。”（卷上·甘嗜·蜂蜜）
非徒此也，笔记还有一个令现代人不悦的缺点：绝大部分的笔记常叫人无从检索。作者随闻随记，前后文略无安排。即使某些大部头的名著确实有“目录卷”，亦多粗疏简陋。像《太平广记》卷九六的《鸱鸠和尚》被归入“异僧”之类，卷四一五的《僧智通》被归入“木怪”之类。这两个故事原本出自《云溪友议》和《酉阳杂俎》，原书并无分类；一旦分了类，读者先就以其类别名目认识这两个故事。但是，如果用“木怪”一类之所以成立的逻辑来看，将《鸱鸠和尚》置入“禽鸟”类亦无不可；如果用“异僧”一类之所以成立的逻辑来看，将《僧智通》置入“异僧”类也非失当。反而是从这种分门别类的游移度上，让我想起了笔记这种体制的一个本质属性的问题——也许笔记作者的随闻随记、不着门类正因为笔记不该是一种（或者不该只是一种）“有特定阅读目的而设计其特定检索方式”的文本。就拿前面提到的两则故事来说：表叔的故事不该被归入“盗贼”类、“黑帮”类、“乡巴佬”类甚至“烟盒”类；《古鼎》也不该被归入“艺苑”类、“金石”类、“古董”类甚至“食品”类。一则笔记的内容倘若能铭印在读者脑海之中，往往透过其短小轻盈之便，使读者能够经由文本的各个部分检之索之。说得更浅显些：一则短小轻盈的笔记常令读者便于记忆，从而它内容所包含的许多元素都可以成为茶余饭后诸般杂谈闲话所可触及的索引。当有人谈到烟盒或烧饼，都能提醒这位读者：“对了！我有个故事。”
纯属中国
对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政治正确性抱持高度怀疑和憎恶的人，不易也不宜读笔记。对中国语文表述之科学性和逻辑性有强烈不安的人，恐怕还会从十之八九的笔记作品里读出中国人的迷信无知与中国文明的混沌落后呢。即使因为本行专业而不得不大量阅读、研究笔记的国文系教授先生们也不免于称颂其可贵之余，误会了这种书写。一位我素所敬仰的前辈学者便曾经这样勖勉我：“你们写小说的应该多读笔记；笔记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啊！”言下之意似乎是：你们写小说的不必自己编故事了，古人留下来尽多、尽够“取用”的材料可抄、可改写、可改头换面添油加醋的……
从某一方面来说，这番话没什么不对。我在《清稗类钞》里读过一则叙述“小市”的笔记。小市者，黑市也，通常出现在一座城市的内外城墙（夹城）之间。赃物犯每于例日（如每月几日或十几日、二十几日）拂晓前设摊贩货，鸡鸣前一切交易必须完成。由于摸黑往来，不许点灯掌火，故亦称黑市。我在写《刺马》的时候“取用”过这个材料，还暗中动了手脚，声称小市里向有“快熟贱不二”五字诀作规矩，即手脚要快、交际人头要熟、脱货出价不可任意哄抬、禁止讨价还价等。是的，“取用”之不足，还可以改头换面添油加醋。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更多更多的笔记唯有在保持其本来面目的时候才能见神采；它既不应被捶扁拉长变成一个短篇小说，也不该被前呼后拥变成一个长篇小说的填充物。其理无它：今世吾人所称的短篇小说也罢，长篇小说也好，原非本国固有。即使“我们写小说的”所写的小说被视为“现代中国小说作品”、“当代台湾小说作品”之流，究其实而言之：其实绝大多数只是用汉字所凑成的西方小说。论体制，论理念，论类型，论结构，论布局，论技术，皆由移植而来。真正的中国小说早已埋骨于说话人的书场和仿说话人而写定的章回以及汗牛充栋的笔记之中。径以笔记言之：一旦“我们写小说的”把笔记当成“材料”，“取用”了笔记，也就尽失笔记之所以为笔记的妙处了。这里有一则笔记，摘自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卷十七：
欧阳公尝得一古画牡丹丛，其下有一猫；未知其精粗。丞相正肃吴公与欧公姻家，一见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花时也；猫眼黑睛如线，此正午猫眼也。有带露花，则房敛而色泽；猫眼早暮睛圆，日渐中稍长，正午则如一线耳。”此亦善求古人心意也。
从数以万计的笔记之中勾出这一则来，为的是看汪曾祺的小说。汪曾祺小说的好处时有论者提出，却还没有谁这样放肆地指出：新文学运动以来，汪曾祺堪称极少数到接近唯一的一位写作“中国小说”的小说家，一位深得笔记之妙的小说家。
神品《鉴赏家》
与其说《鉴赏家》是一个短篇小说，毋宁以为它正是一则笔记，而且就在令人读之而味出与时下寻常的“短篇小说们”确乎不同之中，见其“神品”。开篇第一段两句话加上第二段的第一句话本系脱胎自笔记传统的“亮相”。
全县第一个大画家是季陶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叶三是个卖果子的。
此后近三千字（占全篇的一半）写的尽是叶三的水果生意如何“得四时之先”，如何“原装”、“树熟”，他的两个在布店里出师的儿子如何能干利落，乃至于叶三给季陶民送果子、伺候画家作画。而“季陶民从不当众作画”，只对叶三例外，因为“他认为叶三真懂，叶三的赞赏是出于肺腑，不是假充内行，也不是谀媚”。叶三何以“真懂”构成了悬疑；且看这一段句型短促、进展疾速的高潮：
叶三只是从心里喜欢画，他从不瞎评论。季陶民画完了画，钉在壁上，自己负手远看，有时会问叶三：
“好不好？”
“好！”
“好在哪里？”
叶三大都能一句话说出好在何处。
季陶民画了一幅紫藤，问叶三。
叶三说：“紫藤里有风。”
“唔！你怎么知道？”
“花是乱的。”
“对极了！”
季陶民提笔题了两句词：
深院悄无人，风拂紫藤花乱。
季陶民画了一张小品，老鼠上灯台。叶三说：“这是一只小老鼠。”
“何以见得？”
“老鼠把尾巴卷在灯台柱上。它很顽皮。”
……
有一天，叶三送了一大把莲蓬来，季陶民一高兴，画了一张墨荷，好些莲蓬。画完了，问叶三：“如何？”叶三说：
“四太爷，你这画不对。”
“不对？”
“‘红花莲子白花藕。’你画的是白荷花，莲蓬却这样大，莲子饱，墨色也深，这是红荷花的莲子。”
“是吗？我头一回听见！”
季陶民于是展开一张八尺生宣，画了一张红莲花，题了一首诗：
红花莲子白花藕，果贩叶三是我师。
惭愧画家少见识，为君破例著胭脂。
打造一种另类
对照前揭之《梦溪笔谈》可知：汪曾祺非但不曾“取用”笔记，甚且在“打造”笔记。他用字精省，点到则止。对于现当代小说理论家、批评家信手拈来又随手祭出的“叙事观点”、“心理分析”、“性格刻画”、“神话原型”、“国族寓言”、“政治讽喻”……丝毫未见措意。这并不是说汪曾祺所有的小说里都没有这些门道，或者经不起这些门道的检验，而是说汪曾祺“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见《茱萸集·桥边小说三篇》后记）。是出于一种刻意为之的努力，这份努力正是为今人早已习焉不察的短篇小说寻出一个逼近中国古代笔记传统的新领域，而此一新领域偏偏就在吾辈多已弃之而不读的文言文旧坟堆里。
多年前有记者访加西亚·马尔克斯，问起他之所以能驾驭如此丰富的故事，是不是因为平日素有记笔记的习惯。显然并不知道中国笔记传统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答复亦堪称神品：“不。写笔记就用不着写小说了，笔记是另外一种文学。”
相对于（无论如何前卫实验新奇变怪的）主流西方小说——也是“我们这些写小说的”正在从事的移植产业，旧时代的中国作家的笔记堪称何等的“另类”？“不过，这种东西没有了，也就没有了。”（汪曾祺《茶干》）除非小说家和读者都有大无畏于开拓另类书写与阅读的勇气和智慧，管它有没有理论的支持赞助、批评家的倡议附庸。汪曾祺渐老逢春，就有这么大的魄力——随手出神品，哪怕你说它不像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