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小说的洪荒界
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出一趟远门，一去二十年：前十年在陆地上打仗，后十年在海上漂流——不对，不能这么算——在这第二个十年里（依据荷马的描述），我们的英雄分别由美丽的女神塞尔西（Circe）和卡吕普索（Calyps ō）以酒食和身体款待了一年和七年。最后，英雄返抵国门，元配完璧归奥，故土重回掌中，仇敌庶几歼灭。非但父母仍旧健在，连奴仆亦不稍折损。若说有什么遗憾，大约只是漫长的等待磨死了老狗一只而已。真是华丽、丰富又圆满的一生。
笛福笔下的鲁滨逊离开英国三十五年，在那个荒岛上待了二十八年两个月又十九天。可是他徒手打造了一个小王国。遇救回到家乡，他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还有余力抚养兄长的遗孤——甚至将其中一个培育成勇健的航海家。等到鲁滨逊于1694年重返那个被他称之为“殖民地”、“领土”的小岛，发现他的“继承者”西班牙人所展开的各种改良事业，其踌躇满志，则又不啻是像奥德修斯一样受尽神荫的幸运国王，甚至是天神一般的角色了。
为开疆辟土或探险游乐而远航的故事不乏遇难、登岛、求生、待援、获救这一连串的模子，我们在爱伦·坡（Edgar Allen Poe, 1809—1849）的《海上历险记》（The Narrative of A. Gordon Pym）里读过，在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50—1894）的《金银岛》（Treasure Island）和大仲马（Alexandre Dumas, 1803—1870）的《基督山恩仇记》（Count of Monte Cristo）里也惊鸿一瞥。到了戈尔丁（William Golding, 1911—1993）的《蝇王》（Lord of the Flies）里，尽管平添了前所未见的政治批判，吸引一般读者入迷的那个老模子依然故我。纯粹就模子论模子，从登岛到获救才是远航故事的重心，仿佛取材自监狱生活的好莱坞电影惯例一样，关进去之前和逃出来之后的情节铺陈不过是果皮和果核一般食之无味、弃之不惜的东西。这种海岛历劫故事之不胜枚举，俨然已可成立一小小的次类型；它的文本要素则显而易见：丰富的技术细节和琐屑知识。道理很简单——没有这两者，漂流在荒岛上的人难以存活，故事也就无从传说了。
探索“被禁制的知识”
在先前的两部小说《玫瑰名》（Name of the Rose, 1980）和《傅科摆》（Foucault's Pendulum, 1988）里，昂贝托·艾柯（UmbertoEco）已经充分示范了作为一个记号语言学者的小说家如何借助于丰富广博的知识背景和繁复奇巧的符号推理，使小说具现了解谜的趣味，亦兼备了启智的奥旨。无论《玫瑰名》和《傅科摆》所处理的是14世纪的修道院谋杀案，抑或20世纪的圣堂武士暴力团，艾柯以学者之姿忽然且赫然地崛起文坛、享誉世界另有其世俗性或销售数字背后的严肃意义。这两部作品实则与一个古老且自由的书写传统有着遥远但密切的联系——即使它们都十分慧黠地裹覆着“犯罪（或侦探）故事”的市场伪装。那个“古老且自由的书写传统”可以上溯到佩特罗尼厄斯（Petronius, ？—66）的《登徒子》（Satyricon）和阿普列尤斯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也可以旁及于（艾柯本人可能未曾涉猎过的）中国稗官野史、笔记杂乘。这个在东西方不约而同出现的书写传统所着意者，诉诸以叙述体处理、开拓、扩充，甚至不惜杜撰、虚拟、捏造所谓的“知识”。不论“知识”被宗教或政治打压、缩减、剥削或利用到如何荒谬贫弱的地步，这个书写传统都能够保存或制造出种种超越于禁制之外的智慧。
《玫瑰名》里的主人翁威廉（有着福尔摩斯般灵光的破案头脑）如此说过：“世俗人的诱惑是通奸，神职者渴想的是财富，僧侣梦寐以求的却是知识。”“为了满足心灵的好奇，他们（按：指热爱知识的僧侣）自会冒着死亡的危险，也有可能被想要将秘密据为己有的人杀害。”威廉所声称的僧侣在故事里大多是畸零变态的凡人，但是他们探索“被禁制的知识”则与威廉并无二致，且正因此一探索的主题，使教会假上帝之名以行使操控的无上权威得以动摇。同样的主题在《傅科摆》中再度浮现。主人翁之一的贝尔勃因之而丧命，故事的叙述者卡素朋也自知逃不过那些“要将秘密知识据为己有的人”的毒手。这个看似悲壮的结局其实充满了谐谑和嘲诮——卡素朋“临终”之前的领悟是：“我真希望能写下我今天所想过的一切。可是如果让‘他们’看到的话，‘他们’只会再归纳出另一个黑暗的理论，再花上另一个永恒试图解析隐藏在我字句后的秘密信息。‘他们’会说：‘那是不可能的，他不可能只是在开我们的玩笑。不。或许，“存在”在不知不觉中透过其浑然未觉而传达一个信息给我们。’/我写或不写并无不同。即使在沉默中，‘他们’也会寻找其他的意义。‘他们’就是这样的。盲目得看不到任何启示。”
教会和秘密警察的共同武器
没读过《傅科摆》的读者也可以从这一段引文中猜测得出：“他们”这一群所谓圣堂武士的传人，正如同《玫瑰名》里的盲眼老教士乔治，非但试图垄断知识的诠释权，更确信自身是知识或者权力唯一的合法拥有者乃至创造者。这个“他们”显然很容易令人联想起独裁政权的领导人及其所豢养的秘密警察鹰犬。
但是艾柯并没有肤浅到只想如奥威尔一般控诉极权政体。他的这两部小说都指出一个人类思考面向乃至思想史上所不能避免的问题：知识禁制与神秘主义（Mysticism）之间的关系。在《阐释与过度阐释》（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 1992）这本论文集中，艾柯提到了公元2世纪出现于地中海盆地的《赫尔墨斯神智学》（Corpus Hermeticum）一书。此书所包括的十七篇论文出自众多作者之手，是以表达了近乎完全对反的两种世界观。同一本书中包涵了完全相左的意见，该如何调和、以避免抵触希腊理性主义原则之一的排中律（某存有物非真即假，无第三种可能）？用艾柯的话来说，即是：“如果书籍告诉我们真理（尽管这些真理会相互抵触），它们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将是一种暗示、一种隐喻。它们表达着与其字面意义不同的东西……为了能够理解书籍中的神秘信息，有必要去寻找某种超越于人类之外的启示：这种启示将由‘神性’自身通过形象、幻梦或谶谕的方式加以显现。然而，这样一种闻所未闻、史无前例的神性启示将不得不涉及下面这两个因素：一个至今仍然未知的神，以及一个至今仍然秘而不闻的真理。秘密的知识就是深刻的知识（因为只有藏于表面之下的东西才能永远保持其神秘性）。”如此一来——倘若艾柯所言不虚——为避免知识与知识之间的矛盾，真理便只能因一而再、再而三的诠释演绎以迄于无穷无尽。也正由于秘密和深刻之间画上了等号，便出现了两个必然的结果：其一是为了使秘密知识（拥有真理的无上权威）据为己有而导致的攫取世俗权力的斗争；其二是终极秘密因为势必无限推衍下去的缘故而变得根本不存在。
从这一点去看：中世纪教会和本世纪秘密警察的共同武器不是极权，却是神秘主义的思考方式了。“他们”，都盲得看不见任何启示。
开放一部百科全书
艾柯的第三本小说《昨日之岛》（The Island of the Day Before,1995）依然保留了此前二书的关切——探索“被禁制的知识”，而且更大胆地迎向那个古老且自由的书写传统——在彼处，近两千年前的小说家先驱把他们对神话、历史、现实、科学、哲思、梦境、妄想和谎言等一切可以用语符载录的文本糅制成一个元气淋漓、恢宏壮阔的整体；既不忧心结构是不是完整匀称，也不顾忌情节是不是挟沙跑马，既不操烦事件是不是切近经验法则，也不畏惧角色是不是反映真实人性，不须精心缝制一个准确的叙事观点，更不须勉力打造一套时髦的正义态度。但凡是知识的可能性在哪里，小说的领域就开展到哪里。于是小说家毕集雄辩、低吟、谵语、谎言于一炉而冶之，使所谓的故事如迷宫，如丛林，如万花筒，如一部“开放式的百科全书”。是的，百科全书。
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 1923—1985）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Six Memos for the Next Millemnium）第五篇《繁复》的讲稿中这样宣称：“现代小说是一种百科全书，一种求知方法，尤其是世界上各种事体、人物和事物之间的一种关系网。”作为艾柯的前辈和老友，卡尔维诺所拈出的“百科全书”一词，不须是一创见而对艾柯有什么直接的启发。这两位作家显然都对“了解符码的繁复性”有着超乎寻常的兴趣和掌握能力。在他们的眼中和笔下，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拉伯雷（Fran ois Rabelais，约1494—1553）、福楼拜（GustavFlauber, 1821—1880）、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乔伊斯（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 1882—1941）……这些尽管在日后习以为常的批评或研究家数中分别“隶属”不同“派别”或“风格”的作家其实都印证过“百科全书式小说”的书写传统。维系这个传统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教育或炫学，而是发现或创造知识的可能性；不是去依循主流知识、正统知识、正确知识、真实知识甚或实用知识所为人规范的脑容量疆域，而是想像以及认识那疆域以外的洪荒。试图以作品发现或创造知识可能性的小说家也只有在面对他一无所知的世界的时候，得以借由想像的虚拟加以认识的实证才能确知自己的位置。在这里，容我打一个关于这种好奇心的譬喻：那些出生于还不明白如何测量经度的时代的航海家（他们已经理解怎样借助于日升月落、斗换星移来确认纬度了）不得不虚拟地球表面（一如任何球体表面）有那么360“度”通过极点的线条存在，才能够确认自己的航路。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达·伽玛（Vasco da Gama, 1460—1524）、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 1480—1521）都是这样瞎子摸象地误会自身之所在，却开启榛莽于未知的人物——他们甚至根本不知道如何虚拟那一百八十条呼拉圈状的经度线。
我之所以打这个譬喻完全是因为艾柯在《昨日之岛》中发明了这个譬喻的缘故。
故事是怎么回事
经度的测量牵涉到地球上时差现实的因素而备极艰难，因为它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测距方法，还包含了时间参数在内。一直要等到1737年，第一具由英国钟表匠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 1693—1776）发明制造的、利用不同膨胀系数之金属杆所做的摆钟才得以有效运用在航海计时的工作上，甚至要到1770年，第五具由哈里森研发改进的经线仪问世，才让迟迟不肯将那笔赏金（等值于英国国王年俸之数万英镑）发放给这位庶民表匠的英国国会承认了哈里森的地位，也才确认了今天吾人所知的经度。但是在17世纪，经度的测量仍属秘密知识，对教会或帝国主义权力核心而言，它更应该是一种“被禁制的知识”。
1643年七八月间，一艘负有寻找180度经度线位置之秘密任务的商船阿玛利斯号在南太平洋某处（大约在今日的南纬17.19°、经线201.35°附近）遇难。船上唯一的幸存者罗贝托是个患有疑心病、妄想症、惧光症而且不会游泳的年轻人。在遭遇海难之后，他又让浪潮冲上另一艘弃船达芙尼号。罗贝托勉强依靠达芙妮号上残存的粮食、果菜和家禽维生，坐以待毙之余，只能靠书写情书——以及回忆，最后演变成小说——打发时光。透过这些书写，作者艾柯为读者交代了罗贝托的前半生，其中还包括他从小就幻想着他有一个兄弟（罗贝托还为这个幻想中的兄弟取名为费杭德）如影随形地出没在他身边，经由种种变装易容的手段来迫害或构陷罗贝托本人。
罗贝托之所以会沦落到海上遇难、进退维谷的地步，实肇因于他在一次聚会上发表了一席关于“武器膏药”的谈话。“武器膏药”是一种神秘主义者坚信不疑的外伤疗法，这种疗法是将药膏涂抹在致伤的武器（如剑刃）上，而非伤口处，神秘主义者宣称：这是大自然的法则，“它的法力无边，它的用意良善，遥遥控制着世界的运作”。行使此一疗法的人认为：“伤口难以愈合大半因为剑身铁性残留其上，所以只要在剑身涂上油膏，就能尽收铁性，达到医疗目的。”如果不能明白这种原理——神秘主义者声称——那就想像“北极铁山引动罗盘指针”的遥远控制力罢。不料罗贝托的这番谈话为亟欲知悉经度测量法的枢机主教马萨林侦知，后者误以为罗贝托通晓一种以“交感粉末”测量经度的秘术，因此才以死刑要挟，迫令罗贝托登上阿玛利斯号，探查一组以毕尔德医生为首的英国研究者如何利用“交感粉末”测量经度的技术细节。事实上，“交感粉末”一如“武器膏药”，原来毕尔德医生那一组人的伎俩是：上船之前先让一条狗受些刀伤，再携狗出海，并与陆地上的共谋约好，每天同一时刻，在伦敦的共谋便对杀伤狗儿的武器动些手脚（如：涂抹“交感粉末”）以“暂时减轻（或加重）狗儿的疼痛”，如此一来，透过遥远的控制，医生便得以固定在每天观察狗儿反应的那一刻得知伦敦的标准时间，加上推测船行所得的当地时间，即可求得“正确的”经度了。
这个看来荒谬又残忍的经度测量法显然是开启我们理解整部《昨日之岛》的第一个枢纽：作者艾柯不只为他在《玫瑰名》和《傅科摆》中所控诉的“假基督”、“撒旦”、“独裁者”、“恐怖分子”、“偏执狂”等等邪恶或黑暗的势力勾勒了一个更抽象也更富诠释趣味的特质——神秘主义；同时也把前两部小说（尤其是《傅科摆》）中曾提出的神秘主义者利用“被禁制的知识”乃至于无穷衍义、竟陷入终极虚无困境的本质益发生动地嘲讽起来。
另一个枢纽：“我”
以“武器膏药”和“交感粉末”探求经度之谜只是《昨日之岛》故事的一小部分，艾柯还有远逸乎此的企图。
为了使《昨日之岛》看来更“于史有据”，“确有其事”，艾柯让这部小说比寻常作家惯用的“第三人称隐藏叙事者”多了一个“第一人称叙事者”。换言之：落在一般小说家手里，这个故事极可能被写成“他”（主人翁罗贝托）的经历、“他”的想像、“他”的情感……总之，“他”的故事。然而艾柯别出机杼，另外夹入一个不知来历的“我”，这个“我”（以艾柯的自知与世故言之）当然可以被理解为作者本人，倘或“我”一旦被视为艾柯本人，就表示作者有意让他的读者进入一个以艾柯为参考坐标之一的文本阅读经验，这样的读者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我正在读的书中的这个“我”曾经写过《玫瑰名》、《傅科摆》、《超级现实之旅》（Travels in Hyperreality, 1986）、《误读》（Misreadings,1993）、《带着鲑鱼去旅行》（How to Travel with a Salmon,1994）、《悠游小说林》（Six Walks in the Fictional Woods,1995）……以及——对进入《昨日之岛》的叙述游戏或后设概念极其重要的《读者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Reader, 1995），持有这样一个坐标的读者得以俯拾即是地发现《昨日之岛》在捏造史料上呼应且扩大了《玫瑰名》一本正经却谎话连篇的自序，在獭祭知识与技术细节上应答着卡尔维诺对从福楼拜到培瑞（George Perec, 1936—1982）等“百科全书式小说家”的赞誉，在挞伐神秘主义者时连带抨击了包括卢卡契（LukacsGyorgy, 1885—1971）甚至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 1828—1882）在内的文评重镇——在《诠释与历史》那篇讲稿中，艾柯即径称他们信守的是“文本诺斯替主义”（Textual Gnosticism）。
而在另一方面，对艾柯全然无知或一知半解的读者又该如何看待书中这个“我”呢？一个像魅影一样时而出来干扰故事的干扰者？或者一个看似存在于故事之中以及之外（之上）试图操控读者，使读者不得不跟着这个“我”出入一层又一层的叙述、一幕又一幕的情节，又随即警醒其为一重又一重的妄想或谵语或谎言。那么，这个“我”之于读者，不正犹如罗贝托所幻构出来的魔鬼兄弟费杭德吗？读者于焉同罗贝托取得对位，而“我”则与费杭德取得对位。艾柯不但开了流俗而滥极的后设小说一个玩笑，同时更开了“读者所不认识的‘艾柯’”一个玩笑。
回到洪荒
17世纪，一个刚发明显微镜、望远镜、温度计、气压计、抽气机和摆钟的世纪。一切尚在模糊的观测和粗糙的估计之中，写实的要求尚未取得近代科学的法源依据，小说因此还保有生猛的活力，艾柯因此而换装上全套17世纪人的感官设备（据通晓意大利文的评者声言，艾柯的确大量运用了当时的文体，是以中译者也巧妙地使用了许多文白夹杂的语言，使中译本读来别具野趣），这个从语言本身入手的努力显然是一位记号语言学家秘密的乐趣；唯其如此，重新投入那个“古老且自由的书写传统”才显得形质相契，体用相合。
回到17世纪，小说摆脱掉后世透过学院操作文本阅读所加诸在此一文类上的种种解析框架和评价准绳，艾柯得以竭尽所能地胪列诸般琐屑的小知识，畅言各种宏伟的大议论，从神学、物理、化学、药学、天文学、植物学、海洋生物学、军事学、哲学……以迄于文学，而不容（其实是带有勾逗和挑衅意味的）评者假后世之结构观、统一律、写实论来向《昨日之岛》展开批判——原因无它：小说正是用17世纪的角色的眼耳鼻舌身意去表述17世纪的色声香味触法，濡沫于汪洋，浸润于汪洋，何必登岸？何必拯救？何必依附于规矩小说的绳墨？何必拘牵于一个圆满的结局或一个感伤的收场？这是理解《昨日之岛》的第三个枢纽：艾柯拒绝让罗贝托陷身于那个船难故事的老模子之中，他不能登岸，不能获救，不能回家——一如“小说里的小说”中的角色犹大不能登上“昨日之岛”，并利用那里漫长停滞的时间，动身前往耶路撒冷，“在罪行（按：出卖耶稣）还没有犯下以前”将耶稣救出。道理很简单——费杭德指出；“假如真的阻止耶稣受难，那就没有赎罪，没有赎罪，世界还是一如往昔，深深陷在原罪之中。”易言之：《昨日之岛》里里外外三个叙述层次——包括犹大与费杭德（撒旦的分身）这个“小说里的小说角色”，包括罗贝托这个“小说里的角色”以及艾柯这个作者的角色，都有“不得登岸”的理由。犹大登岸则人类永陷于原罪，罗贝托登岸则徒然学步于鲁滨逊，至于艾柯，像他那样纵横恣肆地航向拉伯雷、航向拉封丹（Jean de LaFontaine, 1621—1695）、航向狄德罗（Denis Diderot, 1713—1784）、航向卡尔维诺所声称的“开放的百科全书”——甚至航向伊拉斯摩斯（Erasmus, 1466—1536）在《箴言》（Adages）中所谓的“以全世界为畛域的图书馆”，航行（或搁浅）于一个在世界上一切秘密知识都揭露（这似乎遥不可及）了的时代中看来仍属洪荒的知识之海；海中真伪并置，虚实交叠，这将使自以为掌握了知识（登岸）的人更谦逊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