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座长沙国丞相墓的发掘，周恩来总理给予了特别关注和重视，当得知墓中除了三颗印章，其他器物全部被盗墓贼劫掠一空时，周恩来专门向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问及此事，说:“现在还有没有盗墓的人，全国墓葬破坏情况是否严重？”王冶秋回答说：“旧社会那些专门靠盗墓吃饭的人，长沙一带称‘土夫子’，凡有点真本事的，基本都被各地博物馆和考古部门收编了，成了现代国家工作人员，所以基本上没有专门盗墓的人了。除了被收编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文物的流通渠道被截断了。董老出任华北军政委员会主席时，第一个命令是征集革命文物令，第二个命令就是禁止珍贵文物出口。现在办的文物商店都是国营单位，盗墓贼从墓中盗出的器物不敢拿来销售。因为社会上已经没有自由的流通渠道，中国的文物出不去，境外的文物贩子又进不来，所以自新中国成立后，盗墓这个行业算是基本消亡了。”
    令周恩来和王冶秋都没有想到的是，仅仅是几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兴起，消亡了几十年的盗墓业再度还阳复苏，盗墓者借尸还魂，于华夏大地山野草泽中活跃起来，大显身手，所向披靡。“要想富，去盗墓，一夜一个万元户”的诱惑，使越来越多的山野村夫，城市混混，地痞流氓，甚至道貌岸然的政府官员，纷纷加入到盗墓者的行列之中，企图借挖掘地下古物一夜暴富。从关中大地到中原腹地，从燕山南北到长江上下，从作为古蜀王国的川境，到楚地的长沙、荆州，皆有盗墓者活跃其间。短短几年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已是千疮百孔，骸骨遍野，其盗掘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被盗古墓之多，为二千年历史进程中所罕见。盗墓者结成团伙，各有分工，有的挖土，有的望风，有的负责现代化设备的运用，有的则专门负责销赃。其盗掘方法、技术、工具越来越先进和专业，如探寻汉墓由原来的洛阳铲演变成重铲，进入墓室捣土时用滚叉和撇刀，挖掘唐墓时用类似鲁智深的月牙铲的工具——扁铲。再后来，盗墓者甚嚣尘上，更趋现代化、智能化、集团化，探测墓葬动用军用罗盘、探地雷达、金属探测仪、气体分析仪等等，大大缩短了以前靠经验找墓、断代等前期的工作时间。盗掘时则使用雷管、挤压式炸弹。此种炸弹作为最先进的武器，本来是装备到各集团军陆军部队，从而避免了士兵在野外作战时挖战壕之苦。在野外作战时，只要在前方几米掷下一弹，就会出现一个几米深的圆洞。洞内的土不是被炸飞，而是通过爆炸力，向四周挤压，因而当炸弹爆炸后，洞外见不到一点土。一连几个炸弹下去，就是一个深井。盗墓团伙认为此法用来盗墓，既省心又省力，于是开始普遍使用这一新式武器。若发现墓葬，只需几个炸弹，即可穿透墓室，盗墓贼可轻而易举进入满藏金银财宝的墓穴开棺取宝。开棺时的工具也渐渐鸟枪换炮，由旧时的刀劈斧砍，换为大型电锯；运输通讯也一跃而变为摩托车、汽车、手机。整个中国每年有千百座墓葬被以这样的现代化方式盗掘一空。如位于浙江的鸦片战争抗英名将葛云飞、《申报》主编史量才等名人的墓葬已被盗掘，清代“辫帅”张勋之墓在江西被掘，位于湖南长沙的晚清名臣曾国藩墓先后两次被盗，盗墓者劈棺抛尸，墓内文物被劫掠、毁坏殆尽。
    据长沙和荆州市文物部门统计，截至2005年，仅长沙郊区、江陵八岭山、荆门市纪山等省级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大中型古墓，就有1300多座被盗掘，其中近1000座被彻底盗毁，大批文物流失或遭到破坏，损失极其惨重。最令人惋惜的是，1994年春，荆门市郭家岗1号战国墓被盗掘，劈棺抛尸。墓主人为一楚国贵族夫人，时间比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女尸还要早，虽长眠于地下2300多年，但与马王堆汉墓女尸一样，保存完好，堪称“稀世之宝”。然而，盗墓者为了从墓主的七窍中抠摸金器和玉器，竟对女尸百般作践，女尸衣服被扒光，头发被撕掉，嘴被撬开，牙被敲碎，最后被拖埋到另一穴洞达一个半月之久。待案发时，整具尸体已腐烂不堪，文物价值丧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