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途跋涉，千车万马，浩浩荡荡地回到东京，深居皇宫的炀帝，复又想起路上的那个梦境，终日挥之不去。他开始考虑为父辈安魂。于是下诏：
    表彰古代贤人，保存对他们的祭祀，是要借此优待礼遇贤能的人，使他们遗留及于后世的爱得以传扬。朕永远借鉴前贤，尊崇怀念德高望重的人，何尝不面对九州大地感叹，归心于千百年来的圣哲，那些自古以来的贤人君子，凡是能树立名声、建立贤德、佐治世务、匡救时弊、广利他人、创建殊勋、有益于人民的人，都应为他们修建祠堂庙宇，按时祭祀。他们的陵墓所在地，不许扰犯践踏。有关官员应据此商酌订出具体条规，就符合朕的心意了。
    这封诏书透露出对古来前贤的尊敬，其中自然满含着炀帝对生身父亲文帝的一片怀念之情。这是他继位以来面对宗祠的首次良心发现后的忏悔。
    没过多少时日，炀帝再次下诏：
    前代的帝王，依凭时机创立帝业，统治人民，建立国家，南面执政，备受礼尊。然而经历历史世运的变迁，年代长久，前代帝王的坟墓已残破毁坏，成了樵夫、牧童前去打柴放牧的地方。墓地荒芜，坟头标记也分辨不清了。提起这种沉沦破灭的情景，朕内心无比凄怆。对从古以来的帝王陵墓，可供给附近十户人家，免除他们的杂役，让他们看守陵墓。
    这段诏书，是他继位以来对宗祠陵墓的再次良心发现后的忏悔。尽管不乏凄怆之情，也随口讲说了“对从古以来的帝王陵墓(当然包括他父亲)，可供给附近十户人家，免除他们的杂役，让他们看守陵墓”，但是，这比起秦汉时规定皇陵周围迁居人口，固定设置守护陵园的护卫来说，无论从规模和制度上来说，都显得太小家子气了。
    尽管此后仅有的几年当政期间，他偶尔也曾去扶风拜祭父亲皇陵和父皇始建的法门寺，又去长安父亲临朝时的宫殿凭吊并亲拨专款加以修缮，但是，一当他走进女人堆中，当他钻进女人的暖床，他一切都不管了，所有的事都抛到了脑后。
    天地终于出现不祥的预兆。先是彗星连续出现于奎宿位置，掠过文昌星，经大陵、五车、北河诸星，进入太微星，又掠过帝坐星，前前后后百余天；再是蜀郡捕获三足乌鸦，张掖捕获黑狐……
    疆土境域之内，盗贼蜂起，各路草莽英雄遍地揭竿举事的时候，他却仍视若不见地照样东游西玩，所到之处，不见百官，不闻奏事，只是与后宫妃妾在一起，沉迷酒色，依恋不舍。唯恐享乐时日不够，竟常常招迎一些黄婆老妇，朝夕在一起放肆地讲那些丑恶污秽的下流话。甚至，引来一些年轻人，让他们与宫中妇女大肆淫乱……
    618年，炀帝在江都行宫温室里抱着女人不肯松手，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虎贲郎将司马德戡、元礼等，终于忍无可忍，仗剑直入将其刺死。萧皇后命尚未逃离的宫人，撤掉床板，做成棺材来埋葬炀帝，人们都慌乱地跑开了，只有宇文化及最后一个离开温室。曾经受过炀帝深恩的右御卫将军陈稜，找人抬着炀帝的灵柩至吴公台下，草草地将炀帝埋葬。
    然而，事情到此并没有完。炀帝被埋葬的第三天，就发现在他的并不起眼的陵墓一侧，出现了两个坛腰大的孔洞，于是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是穿山甲凿的，入棺吃炀帝的脑子；有的说是盗墓贼所为，传言说炀帝平素左、右臂串戴了一整胳膊的和田玉镯，用于随时奖赏那些让他快意绝美的女人。这些女人，一旦得到炀帝赐给的玉镯，便可以放心大胆地手握玉镯，随便出入杭州皇宫，无人敢挡。因而，盗墓贼纯为想得财而掘盗洞，搜寻炀帝的随身美玉。而之后数百年的明末学者佚名则认为，炀帝带着满臂的玉镯入墓，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他死后，至少有三个人有机会单独待在他身边，这三个人一为萧皇后，一为宇文化及，一为陈稜，均有独吞玉镯的可能。从622年即唐高祖武德五年，降唐而任封为江都总管的陈稜迁葬炀帝于雷塘的举动看，已身死四年的炀帝，玉镯显然未被陈稜所得。那么，究竟价值连城的玉镯是落入宇文化及之手了，还是被萧皇后所占，抑或是被盗墓贼所启获，便成了千年之谜。
    改葬于雷塘的炀帝，灵若尚在，断不会料到，他一生蔑视金钱，得过且过，只管及时行乐，不订丧葬规制，死之后，竟留下了一桩关于金钱的疑案。
    即便如此，后世人们还是兴趣不减地打探着雷塘的具体位置，试图以此来聊慰好奇之心。其实，雷塘，并不如古刹大庙、高楼殿阁般引人瞩目，它只是汉代吴王刘濞修筑的一处钓台，而且当时并不叫雷塘，而叫“雷陂”。吴王刘濞每钓均有大鱼巨鳌，便兴致所至，扩建园林。到了南朝，这里已成为一处较著名的风景区。唐朝初年，扬州都督李袭随开“雷陂”，修塘引水灌农田，这才改名为“雷塘”。宋以后，洪水肆虐，雷塘原址周围曾一度变成一片汪洋，雷塘原址也淹毁不存，仅隋炀帝孤坟堆土犹可看见。清代，浙江巡抚阮沅在嘉庆十二年(1807年)重新对炀帝陵加以整修，筑成高六七尺，占地二亩多的土冢，他邀来当时的扬州知府尹秉缓，请这位当时江南有名的书法家题了一通石碑，上纂“隋炀帝陵”几个沉雄劲健的大字。这正如唐朝大诗人罗隐咏《炀帝陵》中的名句：“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数亩田。”
    如今，文帝与炀帝的皇陵，都已成一派空寂，所有与他们有过关联的人，都远旅而去。人们大都记不住文帝的作为，只传言所说炀帝是个“多情的种子”这几个字，很可能还要流传下去，供普通百姓笑谈，凭大权在握者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