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小时侯的愿望是长大后做位育人园丁，但我从未有过那样的想法，原因是怕遇到像自己这样的学生。打从接受教育开始我就是个狡猾狡猾的学生，屁股上有刺坐不住，眼睛一转就出个坏主意。这也就注定我必然给众多的老师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喜爱的或是讨厌的，美好的或是残酷的。绝对是两种极端，不会有中间的平淡。
幼儿园的我读了两个中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个子太小，一部分原因则是我表现出来的痴呆。听我妈说我那时是很漂亮的小孩，但是却不知为何那么蠢，连会的都能答错。后来幼儿园建议我再读一个中班，他们诚恳得只差想把我丢到智障儿童学校去。现在的我认为那是我从小就表现的大智慧，要么是因为不喜欢读幼儿园，要么就是那幼儿园阿姨长得太影响地球沿轨道飞行。
高中时的我更是登峰造极，除了违法犯罪，所有的坏孩子该做的事情我都做了。个性自由虽然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但孩子毕竟是孩子，把握不住也就容易出些问题。
17岁读第一个高一的我活得就像个愤世嫉俗的诗人。成日吵嚷着要冲破蓝天，要改革教育制度，看什么都不顺眼，批评人家连人家老爸吃完饭不擦嘴都一块儿批评，写文章就想像自己像鲁迅先生一样向敌人飞出匕首和投枪。如此表现忧国忧民有如屈原的我实质上只有一个原因：我的成绩打高中开始就一塌糊涂了。也就像一个撞墙的小孩会怪罪那无辜的墙壁一样。
那时我已加入校文学社，凭着一腔牢骚乘着反应试教育的春风一跃成为学校文学社的红人。年轻的浮躁让人沉浸在过家家的荣耀中，而真实的生活完全地失去了规律，自己只能在错误的学习状态下越来越无力。终于在某一天，抑郁的内心冲突猛然爆发，我彻底的被自己打败，疯了般地离家出走。这一次离家出走具有伟大的转折性，套用历史教科书上的话说是有划时代的意义。我幼稚的叛逆在亲人的眼泪中立即消融，于是我决定重新来过，进行人生的第二次降级。
如果只是降级，我绝不会重新站立起来。并不是如某些理想的电影中说的那样，良心发现，立地成佛，浪子回头，练就绝世武功，捧走诺贝尔奖。人们往往很难接受一个要改过的人，这是惯例，因为人很难看到别人所做的比自己要好。如果没有我的那些老师，现在的我会是怎样真的很难想像，而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他们的伟大，我是说伟大，很重的词语，也只是说他们，并不是指这个职业的所有人，我很严谨地告诉你这些，因为他们在我生命中我的灵魂中有着他人无法取代的绝对崇高位置。
我的降级是主动的，而且是半途中降下来，这自然要费一番功夫，我有幸开创了这一降级方式的先河。更难的是找一位班主任老师，我妈知道，他儿子生性反叛，摆哪哪都乱，配把AK放到中亚能统一恐怖份子。于是非得给我找个比我更勇猛的武将老师。就这样我来到了高一十班，班主任姓万，体型魁梧，面容强悍，持两板斧能吓退李逵，戴一墨镜就整个一黑社会老大。开始时对老万的印象还只是处于对他的敬畏，一位教数学的老师，带的文科班高考全校上线最多，又听说过他曾与学生单挑的传闻。几次班会下来听他说话都极其的诡异，比如不在乎班级评分，只要求我们学习好，经典语录是：最后一名还是要有人来做的。这些话让我不得不相信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黑社会转业老大。在进十班前他曾给我说过一番话，虽然已经有些模糊，但我却很清楚地记得他希望我能当上学习标兵。学习标兵是我校学生的最大荣誉，按期中考试成绩排名，每年级20名，划分到每班，也就是成绩一二名的学生，给予称号与奖学金。在以前没降级时，我曾很痛恨的说这是一种明显的拜金主义，而现在老万竟然对一个降级的学生说这种话，这让我实在是感到莫大的鼓励。
一位老师，面对一位差生，他却能对他说出那样充满希望的话，虽然说出这句话不需要什么修饰也不需要用什么别国的语言，但是，这确实很难。
记得他上课写得一手漂亮的板书，使人不得不想这中文配上数字与符号后也是一种很好的书法。他教课很慢，而且不深，不像以前遇上的一些数学老师，每次都挖空心思地找高难度题目，上数学课有如来到外星球，一考试平均就是十几分，弄得学生想集体上吊。老万总是会手把手的教学，使我很容易就触类旁通一通百通，但布置作业的时候却很不留情，有人犯傻的在老万布置作业时发出抱怨声，老万就会很体贴的说，真的多了？那好吧，把某某题也做了。
老万治班很有一套，不会成日地守住我们，比如在学校规定的星期日上午自习时间，他就会很少出现。他更不会像一些班主任为了抓晚自习的不守纪律者而在黑暗的夜幕中露出半张脸，吓得贴窗户坐的学生肾上激素急剧增高，用肾宝都补不好，以后生活他不好她也不好。老万会很直接地走进教室，或者直接坐在讲台上和我们一起自习。老万有一个原则，千万不要被他抓住违反纪律，他解释道因为他是偶尔才来抓一次，如果连这偶尔都被抓到，那只能说明这人是惯犯了。老万有独特的惩罚方式，他从不叫学生99csw.com写保证写检查，他解释说是因为他读书时写太多检查，一笔好字就是这么练成的。这样做根本没有效果，他崇尚体罚，来直接的，无视法律法规的存在。这种惨剧发生过两次，一次是一男生翻墙出校门，落地时刚好落在老万面前，比导弹还准，老万微微一笑，说，你继续翻，翻完一百次了放你回学校，自己数数。说罢扬长而去。那男生就自己老实地数数勤奋的锻炼身体，翻得差点数出圆周率来，从此班上再无人敢翻墙。另一次是一群男生在寝室打扑克，打到兴奋时突然听见熟悉的声音说寝室太窄了要他们换个地方，男生们随即被带到无人的办公室，和老万一起玩扑克，老万说，要全力地赢他，赢了他才能走。那几个男生哪还有打牌的智商，颤抖的拿牌，惊恐的乱丢牌，甚者玩出了麻将的清一色和七小对。最后老万是饿了，才放下扑克，一句教导的话没说，说，你们去吃饭吧。老万的惩罚方式我们愿意接受，被罚的人不仅会改正错误永不再犯而且会心存感激。这就是他独特的个人魅力。
我的成绩也在这一位奇特的班主任手中直线上升，在第一次期末考时挤进全班前十位。他对我说，要继续加油，要考个标兵，上学期班上没标兵，我是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走路，下学期你要争取搞个标兵。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总让我感觉他的笑容是我所独有的，那种有些狡黠但却真诚的笑容。
下学期他竟任我为班长，这更让我不知该如何形容自己的想法，但绝对是对他感激不尽。
第二学期期中考试，我考入全年级前二十，老万在为争取我标兵的资格时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我终生难忘：我不管这学生以前如何，但他现在是我的学生，他完全有做标兵的资格。这句话是我偷听来的。当时我并没有恨某些人不公平地对我，因为我为老万的那句话而感动，心中只有继续努力的想法，毫无杂念。老万后来找到我，笑嘻嘻地指着我棕红的头发说：你去照标兵照，这头发还是要染回来吧。
我自然也会犯错，而且是把副班长一起拖出去网吧玩通宵的游戏。老万得知后把我叫到一个无人的角落，他和学生谈话绝对不会去办公室。老万那天悲伤得要命，说他班上班长和副班长竟然一起违纪，他真是没面子。谈话的气氛一下就轻松了，我们开始谈东谈西，连文学和哲学都一起谈了。谈完后我自然也表示绝不再犯。他也高兴地说，如果我再因发泄学习的压力而去通宵玩电游，他也就要发泄心中的苦闷和我单挑。
老万在大学时专修某体育，现在却教起了数学。但他也经常和我们一起打篮球。他虽然已没当年的速度，却有了现在成熟的质量，一上篮球场就让人感觉身处古罗马角斗场，一坨巨大的能量在飞奔。有无数天真无知的少年想用年轻的斗志去防老万，结果都是惨绝人寰的，孩子们不是被满足了人类不靠工具而飞翔的愿望就是哭喊着下场从此不敢接触一切与篮球有关的事物。唯一在球场放翻过老万的人却是我，当老万轰然落地时，全球场的人都安静了，用崇拜和敬畏的眼神看着我，大呼我放倒了牛顿第二定律。但实际情况只有老万和我两人知道。那是他在即将踩到我的脚时自己身子一倒，硬摔下去的。我哪有那般英雄的勇气去防他，只是被吓傻了，全身动弹不得。
在分班后老万却决定去带理科班，而我是觉得读理科不如上山做和尚，于是只好遗憾。老万在分班前的期末考试后把我偷偷叫到办公室，送给我一支银色的钢笔。他看着我，还是那种狡诈的笑容：继续努力，考个名牌大学。平日极善言辞的我却一时语塞，心中一堵，只说了六个字外加两个标点：谢谢你，万老师。
高考后老万和我们喝了几次酒，酒精升华时他不断地纠正我们对他的称呼：叫什么万老师，就叫老万！说罢全席大笑。前几日听到一位朋友说：老万那天对我谈起你，说，曾尹郁那小子我喜欢，因为他在书里面把我写成了黑社会大哥，嘿嘿，我是大哥啊！哈哈！
在老万手里读书，我名次没退过前三，获得两次标兵称号，当然，也是我校历史上长得最帅的标兵，可惜因为感谢老万而将发色染回黑色，不然，那就更出色了。
老林是我降级后的语文老师，之前记得学校有这么一位老师是因为讨厌他。那是在降级之前，我加入了文学社，凭着些人气和口才在文学社的竞选大会上大放厥词，弄得一屋子小朋友血压升高，纳粹暴动一般。我成竹在胸地走下台后，老林却走了上去，说，我们的文学社允许不同的声音，但是同学们还是要注意自己的文字，叛逆得太多，文学社就容不下了。老林是校文学社的创办老师。我曾听过他的作文讲座，全是如何写好应试作文之类。听完老林针对我所说的话，那时的我只有一个想法，千万别让我遇上他。
降级之后我却成了老林的学生，当我信心百倍地准备迎接美好的语文课时却看见老林走了进来，顿时觉得脊椎被人抽去，心中一沉：我的语文铁定挂了。那堂是作文课，老林在黑板上指导了一下结构就要我们动笔。我当时决定给老林来一次挑衅，于是我写他规定之外的东西，末了还加上一段话：我不是在格子里写字的人，请给我创造的自由！交上作业本后我恶毒地想，像这种死板而严肃的古董，肯定会大发雷霆，面目狰狞地撕了我的作业本，气得饭都吃不下。几日后作文本完好无损地回到我手中，连角都没被折，打开一看，鲜红的九十八分，再一看，我那段话下面有了老林的笔迹：我欣赏你的文笔，作为你的老师，我只能帮助你，你可以写自己想写的，当生活的激流磨去你的棱角时，你才懂得了真正的生活。那时的我虽然似懂非懂，但脸上却早已烧得比分数还红了。
从此我在作文课上得到了特权，别人上作文课上出脑膜炎，而我却如鱼得水灵感层出不穷。老林大多是给我高分的，甚至满分。但有时他也会被我的文章搞得一头雾水，然后要我重写。如果他看上我的文章，想将其登到社刊上，他就会在我的作文后面写上：请修改誊正。老林是不吝啬于说请的，这正是我对他态度大转的一个原因。老林总是会把学生和自己放在同等的身份上，用一种真诚的平等方式和学生共处，尊重学生。这不禁使学生从内心深处自觉的尊重这位老人。
老林上课不喜欢站在讲台上，而喜欢在我们中间穿来穿去，他不大喜欢写板书，作文课除外。他不会将一篇文章的结构，重点之类的写在黑板上，而且也不会像其他老师炼丹一般地提炼出什么作者的写作意图和中心思想，那东西确实是世界上出现在语文课时最无聊的东西，我认为那种事交给心理医生做还差不多，文学就是灵魂的共鸣，何况人人都有自己的判断标准。老林会要我们自己谈感受，得出的感受全写在黑板上，说：一家之言。我们说完后老林最后说，好了，下课。倒从未见过他给过我们什么标准答案。
上老林的课要随便，老林是十分喜欢学生在课堂上随便的，我们上课发言不用举手，想发言直接站起来说就是。有一次他鼓励我们在课堂更活跃时说：你们太拘谨了，外国的学生上课时接吻都可以。一句话说得我们群情激奋，森然欲搏人。在老林面前，我才发现自己对语文的学习是多么地落后，自己的思想是多么地落后，自己的长相是多么地落后。
我觉得把老林定义为语文老师是不正确的，他的课对我有一种吸引力，那是一种深层地对学生思想的引导，有着一种自由开放的气息。他经常会和我们讨论与课文无关的事情，像“9？11事件”发生后的那天语文课，他就问起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大家各抒己见，大多是感慨因果循环善恶终报。后来老林见我一直不发言，就点了我的名要我说说。我说，我为那些无辜的死难者感到悲哀。老林点点头，很沉重地说，我和你的想法一样。老林在这几年里都一直在帮助我，我思想的转变，我健康的价值取向。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比如尊重每一个人，积极地对待生活，定位好自己，再就是“磨去自己的棱角”。我一直认为，老林是我终身的老师，即使在毕业后，每当我在困惑的时候都会向他倾诉，像个受委屈的孩子，他会很慈祥地给我建议，留给我自己选择的空间，祝福我，让我感到温暖。
在高二上学期的某一天，老林找到我，问我说：“我想请你担任文学社的社长，你愿意吗？”我丝毫不隐藏心中的喜悦，高兴的说：“我非常愿意，林老师。”
在第二次参加文学社竞选演说时，我的幽默和沉稳取得台下社员们热烈的掌声。我说：“我们要一起创造文学社的鼎盛！”
在我担任社长的期间，老林将文学社所有的权力交给了我，要我去发挥。然后，我们那一届真的成为非常成功的一届文学社。
在换届仪式上，我说了很多，最后，我感谢了林老师，我笔直地站好，真诚而充满敬意地朝林老师深深鞠了一躬。心中感慨万千。
在我读大学后，我常去看老林，找他骗几本新出的社刊，而他就催我早点给文学社写些稿子，乐呵呵地说明不给稿费。
我现在常想，要是我有机器猫的时光机，我就会回去到我和老林第一次交锋的时候，对上台前的我说上这么一句：你真幸运，小子。
当然，我以前也遇到过很多好老师，我以前小学时的班主任，亲切地叫我小名，到现在还叮嘱我要好好地学习。我初中年轻的班主任和音乐老师。我高中时第一个班主任，即使我有多么调皮都是孜孜不倦的教导我，我降级后只要在街上遇到他，他总会从自行车上下来，和我走上一段路谈谈心。我高三的班主任，负责且平易近人的老陈，在我们闯祸以后总会帮我们担，扶着我们勇敢走完辛苦的高三，毕业后喊他喝酒，他稍带醉意地说，感谢大家。弄得人人都有些伤感，再喝一巡，他就会大喊一句：明天我请！弄得兄弟们齐声叫好。还有极富人格魅力的老于，朋友一般关心我们的郭老师，还有很多老师，他们都让我记忆深刻。
如果老师只是一种职业，那就会有上班和下班之分。而我认为是老师的，却远远超过他本该的职业范围。他们超越了普通，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在这个物化的时代，什么都讲商品化，价值化，但是他们却不是，他们以一种可贵的精神，一种负责的态度，一种纯善的心灵，担负起育人的责任。如果只是传授的只是知识，那就很难被称为老师，老师传授的还有灵魂，给予学生的还有阳光和希望，他们是灵魂的工程师，这些都源于老师这一伟大的使命，存在于他们自身崇高的灵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