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被骗的，项目暂时冻结了，是政府在捣鬼，你去网上看看，股东都在想办法。等到问题解决了，本息还得补给我，得有九十万了。”我不知道是因为爱面子，还是真的搞不清楚，大勇始终坚信，他没有上当，“项目”还在。
我也愿意事情真是这样。我希望从来没有什么诈骗，我的儿时玩伴，大勇，他参与了高回报的项目，账户里资金每天都在翻滚。我希望项目恢复正常，他将拿回近百万的本金和利息。我希望他的事业顺利，婚纱店继续开下去，如他所愿，某一天击垮所有的对手，开着豪车风驰在街头。最终，我所有的县城朋友们，都能成为这个时代创富传奇里的一员。
我与科幻世界
文_韩松
一
13亿人的中国只有一家专业发表科幻小说的杂志，那就是《科幻世界》。
我第一次来到《科幻世界》编辑部，是在1989年10月，我正读研究生二年级。我应编辑部邀请来成都开笔会。那时杂志还叫《科学文艺》，但正准备改名为《奇谈》。
杂志社在成都人民南路4段11号的省科协大楼中办公，给我的印象是条件很差，就几张桌子，不到十人，也没有电脑，请客吃饭都很节省。
杂志正苦苦挣扎，以求生存。关于《奇谈》，一些作者私下不以为然，说这个名字，预示了中国科幻的末途。“奇谈”之后便是“怪论”了。我也这样想。
副总编谭楷带作者来到青城山下，住进一个招待所，举行笔会，也就是关起门来写作，为《科学文艺》或《奇谈》提供内容。
很奇怪的是，许多人并不是写科幻的。比如我跟一个叫金平的人住一个房间，他是写报告文学的。另外，还有刘继安，也是写报告文学的。
我努力写科幻，写了一个外星人与人类关系的故事。但编辑认为写得不行。
编辑们对科幻作家非常失望。倒是那些报告文学作家很受欢迎。
我把1988年7月完成的《宇宙墓碑》手稿交给编辑。他们也觉得不行。
《科幻世界》创刊于1979年，当时就叫《科学文艺》。这是托了改革开放的东风。中国每到社会转折点，科幻就会兴旺一番。
第一次是清末民初，中国要建立现代国家。第二次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建立起了现代国家。但每次兴盛都为时不长。
第三次，赶上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人们说，科学的春天来到了。
但这股春风来得快去得也快。据科幻科普界元老董仁威回忆，到1982年，《科学文艺》的印数就从最高峰时的22万册下滑到7万册。
也就是说，在1983年科幻被当作“精神污染”遭到清除之前，它就已经衰落了。
“清污”致使科幻进一步走向末途，全国科幻杂志纷纷停刊。1983年，《科学文艺》的发行量仅剩下一万册。
但那时候，像我这样的作者，都还在埋头写。刘慈欣他们也在埋头写。不明白为什么要写科幻。也许是年轻人觉得未来还有希望吧。
杂志苦苦支撑，毕竟没倒。有人问及谭楷，《科学文艺》为何能够幸存，他说：“因为当时看到仅剩这一家了，我们要停刊了，中国的科幻也就没有人搞了。所以咬咬牙坚持了下来。不过，说句心里话，当时国内要是还有第二家，我们也就不搞了。”
上级也打算放弃它。1984年，《科学文艺》与主管单位四川省科协脱钩，完全自负盈亏。没有了公费医疗，工资要自己挣自己发。这样的情况，在当时还是少见的。
这年，经过民主选举，杨潇担任了主编，后又任社长。她最终让《科幻世界》复兴并走向兴旺。但红火之后，社长又变成上级委派了。
从1987年第六期《科学文艺》上，可以看出稿荒的严重。编辑部不得不用非科幻作品凑数。该期共登了三篇纪实报告文学，还有一些历险记、访问记、“成就动机”随笔、杂记科学散文和科学诗等。科幻小说有八篇，但四篇是微型小说。八篇中仅有两篇是中国人写的。谭楷也亲自上阵，为杂志写文章。
那时，杂志社要靠做少儿图书来养活自己。编辑们都推着板车上街卖书。
二
我再次来到编辑部，是1991年5月。世界科幻协会年会（WSF年会）在成都召开，由《科幻世界》承办。这时情形已经有些不一样了。
许多国际大牌都来了。在参观都江堰时，我问一个老头儿，世界科幻中，关于政治的主题是怎么写的。他的回答我已记不得了，却渐渐知道，这人可能就是大名鼎鼎的新浪潮代表人物奥尔迪斯（Brian Aldiss）。
我与张劲松住在科协招待所的同一房间。这个上海年轻人获得了银河奖。他很讲究，为领奖，大热天的，还带了件黑色西服来。
颁奖那天，举办了隆重的仪式，还有文艺演出。
会议由四川省外办、省科协和《科幻世界》杂志（这时已由《奇谈》改成这个名字了，并一直延用至今）联合举办，四川省省长张皓若、副省长韩邦彦以及世界科幻协会主席马尔考姆·爱德华兹（Malcolm Edwards）出席会议并分别讲了话。规格够高的了。会议的宗旨是“科幻·和平·友谊”。
我能来与会，非常荣幸或幸运。《科幻世界》的邀请信到达时，我正在武汉大学上入党培训班。学校决定提前让我从党校结业，去开大会。
不过，那时，我连去成都的路费也难凑齐。谭楷副总编于是写了一封信给他并不认识的武大校长齐民友。信封上客气地写着“校长台鉴”。信中称我是大有希望的科幻作者，来成都开会很重要。
经校长特批，学校资助了400元钱。当时，这笔钱是个不小的数目。同学中在外企工作的人收入最高，当时一个月拿600元。
校长是齐民友是一位数学家。我写这篇文章时，查了一下百度，看到齐民友有一段话：“人们曾经不只是为了某个具体的目的去研究一个个具体的数学问题，而是追求深层次的真理，又怎样由此而造出美好的世界。这就是创造。”
这跟科幻的主张有些相像。
在大会上，我被安排作了一个发言，讲了中国科幻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其实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到今天也没弄明白。
对我很重要的是，在会场上，遇见了吕应钟，台湾的重要科幻作家和不明飞行物研究的开创者，那年40岁。
我把《宇宙墓碑》的退稿交给吕应钟，想请他看看。结果他带到台湾，交给了张系国、张大春他们，又参加了《幻象》的世界华人科幻文艺奖。最后，这篇小说获得了小说类金奖，奖金为10万元新台币，相当2.5万元人民币。我是到获奖时，台湾那边到处打电话找我，才知道这回事。
那段时间，我接到《科幻世界》不少退稿。后来都不知弄哪儿去了。当时都是手写。我是1992年开始，才在电脑上写科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