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只愿侠梦不要醒

采访_叶三

得知《侠隐》的作者张北海常居纽约时,我非常惊讶。在我的想象中,能写出那般纯正京味儿文字的人,必着长袍,喝豆汁就焦圈,每天在什刹海边转悠,且最早生于1920年。

而张北海,却是个被称为“老嬉皮”的人。他1936年生于北平,新中国成立那年迁居台湾,三十多岁起定居纽约。看老照片,他仔裤长发,墨镜单肩包,从而立到耳顺,过了“随心所欲不逾规”,仍活脱是陈升《老嬉皮》中所说的那个游荡在百老汇的浪子——“讶异你说走了半生的路程,却梦想醉卧在包厘街头”。

张北海写了几十年的散文,从迪斯尼乐园到牛仔裤,一篇篇如光怪陆离的碎片,拼出了一个活泼的美国。58岁那年一场阑尾炎手术后,张北海回到北京,开始为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搜集资料。八年后,25万字的《侠隐》完成。被文坛名家钟阿城、王安忆、王德威、张大春等盛赞。而后,张北海不再写小说,仍居于纽约,书写美国。

2015年,张北海的散文集结为《一瓢纽约》,在中国大陆出版。导演姜文则将把《侠隐》搬上大银幕,成为其“北洋三部曲”的终结篇。

为采访张北海,我联系上了《一瓢纽约》的责编。得知老先生将手写回复我的问题时,我一点也不惊讶。邮件发出,一周无讯息,责编笑说:“先生不知仙游何方。”又一周后,一篇措辞极典雅的英文邮件到达我的邮箱。又若干时日,我收到了十一页稿纸合照而成的PDF文件,老先生仍用繁体字,钢笔书写,字体圆熟潇洒。

在最后一封邮件中,张北海谦逊地婉拒了我将手稿作为配图的要求,他建议我放照片,“让大家看看半个世纪前的我。”今年秋天,他将再一次造访北京,他说,除了羊蝎子,他会去尝尝北京其他的“伟大发明”。

访谈:

正午:您生于北京,十三岁即移居台湾,现在回忆起来,童年时的北京是什么样子的?

张北海:记忆中的北京和童年,是相当美好的北京和童年,只是我不到一岁就全面抗战,所以我母亲说,“可惜文艺(本名)错过了好日子”。

五岁之前,还有点印象的只是吃,至于“市容”,也只是跟着大人逛的一些景观。另外是环城电车、东四牌楼及其一角高高在上的交通警察亭子,胡同口儿上的洋车,西直门内运煤的骆驼队,夜晚的叫卖声,和一些年节景象。

我也在天津上过学,除了吃的以外,印象最深的是那些过海河大桥的三轮车,上桥坡的时候是倒着骑。

正午:在北京和台湾,您均就读于美国学校,这样的启蒙给您的文字及文学观念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张北海:当然是从小就有机会接触到一点点西方世界。至于文学观念,说来好笑,我是从当时令我着迷的中国“小人书”和美国的comics(编者注:漫画)开始的。直到抗战胜利我回到北平,才开始阅读一些“小人书”和comics所根据的原著,从西游水浒三国红楼梦等等到《圣经》故事,马克·吐温,狄更斯,《基督山恩仇记》等等。但是让我在此补充一句,当年美国comics,现早已升级而有了一个漂亮成熟的名称:graphic novel(编者注:图像小说)。

正午:在书中,您曾提到过父亲因不屈日本侵略军而全家受到迫害,《侠隐》的时间背景也被设置为1937年,这段童年经历是否成为了《侠隐》的写作契机之一?

张北海:小说背景设在1936—1937年,倒不是因为家庭受到威胁(当然有),而是因为故事主题,即侠的终结与老北京的消逝,无论这一设想在历史上成立与否。但书中蓝青峰一家上下,是有不少我家的影子。

正午:您为何会选择文学作为主修专业?当初有当个伟大作家的志愿吗?

张北海:当年台湾的大学联考,我被分到师范大学英语系,之后来美,也选了比较文学。但我早就意识到,我不是一个搞学问的,更没有做学者的兴趣或意愿,所以硕士之后即中途退学。

同时,我也没想到要当作家,更别提伟大作家。我开始写作纯属偶然,1974年应香港《七十年代》主编之约,先不定期,稍后定期撰写专栏而开始。所以郑愁予为我写的一首现代诗中就说“著作随缘却无需等身”。

正午:在定居纽约之前,您在台湾度过了青春时代,也曾经历了那片土地上的种种变迁,您可曾想过以此为背景写一部小说?

张北海:没有。我也不想再写小说。至于台湾和之后在美国的个人经历和感受,我还没去想是否要写。

正午:您曾说过研读纽约史是为了更好地书写那座城市,您的几本散文著作也的确纵深入历史和文化,将纽约描述得生动又深刻,那么,为何对北京(北平)的书写,您选择了长篇小说这一形式?

张北海:我想是因为我对纽约或美国的认识还不够。纽约是个大码头,我只能拜。这也或许是为什么王德威教授会说,“多年以来,张北海以有关纽约生活的散文享誉海外,然而他执笔创作首部长篇小说时,这位老纽约,却必须回到老北京”。

正午:您在《侠隐》中塑造的那座“传统和现代,市井和江湖,最中国的和最西洋的,最平常的和最传奇的,熔为一炉,杂糅共处”的北平是您精神上的故乡吗?1974年您第一次回到北京时,这座城市给您的印象又是什么样的?

张北海:北京是我的精神故乡吗?硬要说的话,可能是吧。但是我1974年第一次回北京,立刻感到“故乡”人事皆非。我当然明白,天下人与事,都因岁月而物换星移。所以,北京是我的精神故乡吗?算它是吧!

正午:您曾笑言“长篇写作是一部辛酸史”,在《侠隐》历时六年的写作中,您遇到过瓶颈吗?曾想过放弃吗?

张北海:不要说长篇小说会遇到瓶颈,连我写纽约的几千字散文,都会遇到。在此时此刻,写作者都需设法突破,且各自有各自的办法。而突破不了的,你我也就看不到此人的作品了。

《正午故事2:此地不宜久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