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耀宗是中国第一代房地产商。90年代，刚大学毕业没几年，他就想赚点钱给自己办一个体面的婚礼，当时的有钱人用父亲的话来说都是“二道贩子”，从南方倒卖衣服、电器和瓜果等赚到了钱，但部队出身的父亲觉得这个工作“太丢人”，于是廖耀宗进入了房地产行业。
但现在，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正遭遇一个平台期，这让廖耀宗忧心忡忡。他担心政府的拆迁费用下降，这意味着当地的房价也要下滑。土地、钢材和人力成本都在上涨，再加上通胀因素，市场疲软，开发周期更长了，生意越来越不好做。
尤其在到达雅典之前那长达6天的漫长航海日。“在船上什么也干不了，我能不担心自己的生意吗？”廖耀宗说，“这三年，我基本把前三年赚的钱都亏进去了。”
歌诗达邮轮为所有乘客组织了各种舞蹈课、手工课、意大利语言课、民族表演、泳池派对、魔术表演等活动，还有棋牌娱乐、游戏厅、卡拉OK可供消遣。还以50个临近的船舱为单位组成了邮轮社区，由社区主任组织了舞蹈比赛、麻将竞赛、乒乓赛和邮轮达人秀等活动。
精力充沛而热情的大妈们是这些活动的主力军。她们成功地将广场舞移植到了邮轮上。每天晚上，在“甜蜜生活”中央大厅的吧台舞池中，大妈们地跳起了“小苹果”。每当乐队点歌时，她们就大喊：“来个小苹果！”持续两周之后，廖耀宗忍无可忍了。他跑到前台对服务员说：“不许再唱小苹果了！我实在受不了了。”那是他上船以来唯一的一次投诉。
还有一件事让廖耀宗心烦。在9层的自助餐厅，有一位客人的头上长了一块癣，有时候很痒，这位客人就在吃饭时随手拿起餐厅的叉子去挠头。在这艘庞然大物里，7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去一半人数，最年长的乘客88岁，最小的乘客只有12个月。他们涉及的领域涵盖了这个国家最醒目的一些职业：国企退休员工、私企老板、医生、诗人、摄影家、作家、企业家、画家、歌唱家、古玩家、金融家、选秀歌手、名模等等，其中商人占了大多数，而商人中绝大部分是做房地产出身的。
“船上的酸人太多了。”廖耀宗对此不屑一顾，“很多人不过是给自己的头衔前边增加一个‘环球’的称号而已。”他靠着桌子，微眯着眼睛冷眼旁观着这艘船。已经接近午夜零点，中厅空无一人。船还没有起航，随着码头的海浪像摇篮一般轻柔地摇摆。
三
第二天一早，我醒来时已经9点。掀开窗帘，船还停在雅典的码头。在第二层“甜蜜生活”大厅，人声嘈杂，中厅的沙发上挤满了人，气氛有些紧张。八个服务员脊背挺得僵直，表情紧张地并排站在前台，为涌上来质询的客人解释：“技术原因。”
“到底是什么技术原因，你给我说清楚！”一位年龄较大的男士用手指着一位中国籍服务员，指头几乎要碰到她的鼻尖了。小姑娘的脸瞬间涨红，鼻尖渗出细密的汗珠。船上有833名工作人员，来自29个国家，其中中国员工有160人。几位穿着工作制服的意大利人站在酒廊旁边焦急地谈论着什么。
为了平息旅客的不满，歌诗达号29号当天为中国客人们安排了免费的岸上游项目。上午10点半，客人们在码头乘坐订好的大巴前往雅典市区。
由于这是个临时决定，临时安排的导游小姑娘英语不太好，也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一路上解说起来有些局促。在大巴车上，一位男游客手里拿着一沓打印好的攻略，不停地打断她，为她纠正一些小失误。
“停！停！停！”一位短发中年女客人突然站起来大声打断小姑娘，对车上其他人说：“导游偷工减料了！没有翻译完整。”她站起来走到车子的前端，用一只手指着雅典当地的女导游，另一只手指着小姑娘说：“这样，你说一句，你翻译一句。”
小姑娘有些尴尬，一紧张又把篮球馆（Basketball）翻成了足球馆（Football），那位男游客依旧大声纠正她说：“又说错了！”车上的人哄地一下笑了起来，尽管这笑声有些嘲弄这位男游客，但小姑娘更加尴尬了，她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小步，把脸藏在座椅靠背的后边，车上的人看不到她的表情了。
而在雅典卫城的脚下，另一群中国人被一道简单的数学题给难住了。
廖耀宗选择了自由行，他下船的时候遇到了另外5个乘客，于是6个人决定包一辆出租车一起游览，一共70欧元，每人平均约出12欧元。正要出发，船上另一位阿姨也想加入，一共7个人，于是出租车司机把价格提高到了80欧元。
问题来了，请问现在每人该出多少钱？80欧元除以7等于11.4欧元。错了。这位阿姨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她是这样算的：原来6人70欧元，每人出12欧元，现在只增加了一个人，并未增加其他人的成本，而价格只提高了10欧元，所以多出的10元由她来出，其余人仍然每人出12欧元。
两种方案，这位阿姨所承担的成本只少出了1.4欧元，不到人民币10块钱，但为了破解这道数学难题，7个人花了半个小时。最终廖耀宗和其他船员退让了。
傍晚回到船上时，我的房间里收到了一封通知：船修好了，明天早上前往圣托里尼。一场小风波终于平息了。
四
在邮轮上，你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对话：“我们在纽约买的裸钻真是太便宜了……”，“我家里那好几块OMG手表，保养一次就得不少钱……”，“我们这次本来想带个保姆上来的……”
电影泰坦尼克号里提到的“New Money”之间的较量总在暗暗进行。谁在酒吧的消费排名第一？谁在赌场玩多大的？谁的相机是徕卡的？谁住的是顶级奢华全景阳台海景套房？谁今天去岸上游览时买了哪款奢侈品？在船上，仿佛有一个无形的排行榜，而谁今天又不幸地跌出了这张榜单。
每个乘客花15万买到的只是一张船票的价格，其他各种消费需要自己另付。比如每个靠岸城市的岸上游价格、晚上酒吧的消费、互联网服务、咖啡厅、免税店、赌场以及健身美容SPA等等。
中国乘客似乎既阔绰又节俭。船上的互联网WIFI套餐分为几种，他们很快选出了最划算的100美金套餐。同时，为了节省流量，很多人宁愿等着去岸上或码头找免费的WIFI上网。
房间里的瓶装饮用水价格通常在5美金左右，有些客人会去自助餐厅接免费的水回房，或者从岸上想方设法带回几瓶水来。船上组织了需要付十几美金的品酒会，去参加的人寥寥无几，但如果是免费活动，却又被挤破了头。有人在卡鲁索剧院看剧或者表演时把手机或雨伞落在那里了，却从不见捡到的人去前台归还。
更多客人的投诉，集中在不合口味的饮食、各种服务的瑕疵上。位于第二层甲板“甜蜜生活”的前台，成了矛盾的集中爆发地。
不过，还有一种投诉超越了这些层面。就在24小时之前，80岁的上海退休教师严先生义正词严地从房间冲到了前台。让严先生感到不满的是，船上的电视节目中播放了海外一个脱口秀节目，其中抨击了中国的政体与现状等。
“我不能容忍！”严先生和老伴儿拉着我坐在3层甲板的弗洛里安咖啡厅说，“他们有什么资格评价中国的政体和现状？我们现在有钱出来环游世界，还不是因为中国经济繁荣，祖国强大了吗？”严先生有点激动，嗓门提高了几度。
真正的弗洛里安咖啡馆（Caffe Florian）创建于1720年的威尼斯圣马可广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咖啡馆之一，据说海明威也曾在那里流连。“小点儿声，小点儿声。”严先生今年76岁的老伴儿不时地扯一下他的衣角，提醒说，“公共场合说话小点儿声，不要打扰别人。”
严先生联合了几个老同志一起去前台投诉了好几次，“中国人不能再被外国人欺负。”他说。几个小时之后，这档节目终于停播了。“我们胜利了！”在走廊里，严先生和另外几个老同志激动地握手庆祝。
严先生和老伴儿退休之后一直热衷于旅行，也是资深的邮轮游玩家，可以轻松对比出公主邮轮与此次歌诗达邮轮的优劣以及服务的细微差别。
1998年香港刚刚回归时，严先生和老伴儿去香港旅游，觉得维多利亚港的灯火辉煌，简直是另一个繁华世界。而这一次环球旅行经过香港时，严先生有了新的感受：“维多利亚港也不过就是那样嘛，看起来那么小，我们上海的外滩也不亚于他们呀。”
严先生还特意和一位香港当地面馆的女老板聊起来，“香港回归以后怎么样？你们支持‘占中’运动吗？”他问。“不支持啊，家里小孩听了别人的话出去闹事，我担心死了，餐厅的生意也受到损失，差点关门。”听到女老板这么回答，严先生感到很欣慰。
2006年，受签证和收入以及假期等因素影响，中国出境游乘客还不多，在法国的一家酒店里，严先生甚至被服务员误以为是日本人。2012年，严先生第一次办理签证参加邮轮旅行，当时的签证制度极为严苛麻烦，不仅需要出示两位的结婚证，还需要去公正。那时候，中国还没有长途邮轮旅行产品，两人只好飞到欧洲和美国去乘坐邮轮。
“人家欧美的车都是让人的，他们一点儿也不着急，从来不和行人抢路。”严先生说。“欧洲人也不存钱，他们的社保制度有保障。”老伴儿补充。
五
在邮轮上的各种八卦调剂中，有两段罗曼史流传甚广。
第一段是关于Summer女士和船上的意大利钢琴师卢西亚诺。船上的一个小姑娘跟我发誓说她看到了两人在日光甲板上手拉手，但两位男女主角跟我发誓说他们并没有拉手。
Summer今年52岁，来自中国四川。她头发卷卷，总是笑眯眯的。“多么诗意，一艘船就这么慢慢地绕着地球转一圈。”她眯着眼睛，手指轻轻地在空中划了一个圆圈儿。
她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88年，海南独立建省，Summer放弃了每个月100元的工资和单位分房的优厚待遇，决定和男朋友一起随着中国的20万大学生去海南闯荡一番，两个人约好：“至死不回头”。
Summer见证了90年代海南炒地皮的疯狂。连街边不认字的卖槟榔的老太婆都能掏出一张红线图（卖地皮的官方文件），把一块已经转手了五六次的地皮以上百万上千万的价格向路人兜售。每次有人去看地，她们就带着对方到海边指着茫茫大海说：“这里就是未来要填海造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