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安皇帝，名祜，是章帝孙，清河王庆之子。在位十九年。
原文 尚书郎樊准以儒风浸衰，上疏曰：“人君不可以不学。光武皇帝受命中兴，东西诛战，不遑启处，然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孝明皇帝庶政万几，无不简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每飨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又多征名儒，布在廊庙，每宴会则论难衎衎，共求政化。期门、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经》。化自圣躬，流及蛮荒。是以议者每称盛时，咸言永平。今学者益少，远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竞论浮丽，忘謇謇之忠，习
之辞。臣愚以为宜下明诏，博求幽隐，宠进儒雅，以俟圣上讲习之期。”太后深纳其言。
直解 衎衎，是和乐的意思。謇謇，是直言。
，是巧言。安帝之初，尚书郎樊准见当时儒风渐衰，欲朝廷加意振作，乃上疏说道：“为人君者，必亲近儒臣，讲明经典，庶几有益身心，有裨政治。若不知学问，则义理无所发明，兴亡无所鉴戒，如何做得明君圣主？所以人君不可以不学，先朝光武皇帝，承王莽篡汉之后，受天命而中兴。那时群雄四起，光武东征西战，连岁只在兵间，虽坐止之安，亦有不暇，这是何等扰攘的时节。然犹好学不倦，才投下干戈，就去讲解文艺，才歇下鞍马，就去谈论治道，而况于从容暇豫之时乎？孝明皇帝具英睿过人之资，庶政万几，无不亲自听断，一一简择于帝心，这是何等勤劳。然且留情于古人之训典，加意于六经之文艺，每次行飨老、大射礼毕，辄正坐自讲经书，诸儒辈皆环侍而拱听之。四方之人，传闻朝廷这等好学，都欣欣喜悦，有慕学之志。明帝又多征聘名儒，不次擢用，布列在廊庙之上。那时群贤满朝，便是遇着饮宴聚会，只相与论难讲习，衎衎然情意款洽，以共求治化之术。下至期门羽林介胄的武士，也都能通知《孝经》大义。惟其化导之本，倡自圣躬，故其风教所流，不但中国从化，而且远及于蛮夷荒服之外，至使匈奴遣子就学。所以论者，每称盛时，都说永平年代，我祖宗列圣崇儒，劝学之效如此。近年以来，稍稍衰废。如今学者渐少，在远方尤甚。博士之官，本以讲授为职，今则空倚着讲席，全无生徒听讲。纵是号为儒者的，亦不复以通经学古为事，只去工些文字，雕章琢句，争论浮华，忘謇謇正直之忠言，而习
巧好之虚辞，是何益于身心？何裨于政治？今圣上讲学有期，须用名儒为之辅导。臣愚以为宜早下明诏，广求山林幽隐之贤，宠进儒学博雅之士，置诸朝廷，以待圣上讲习之期。如此，则圣学既有所资，而儒风亦有所劝矣。”此时安帝尚幼，邓太后览疏，深加听纳。于是海内名儒稍稍响用矣。大抵光武、明帝之时，人多务实，学为有用；其后士皆习尚浮华，徒务口耳，无益于身心。故樊准此疏，谓儒风浸衰，非为学者之寡也，乃实用者之寡也。人主欲得贤以图治者，宜留意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