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初识血奴
就在我准备来南方闯荡的第二天，突然接到了妹妹的电话。妹妹在电话中说，父亲的病又发作了。
就是在农民负担最重的那几年，也是在医疗费用高涨的那几年，父亲染上了疾病。
我在县城工作，县城距离家乡有几十里路，要坐一个多小时的班车，下了班车后还要走一个小时的山路，所以我平时很少回家，不想走那么远的山路，更舍不得花费那几元钱的车票钱。
那年冬天，相隔了好几个月后，我回到家中，突然看到父亲的背上隆起了一个大包。我问父亲怎么了？父亲平静地说：“没事没事，不就是长了一个疙瘩。”我又问母亲，母亲说，父亲背上的疙瘩已经长了好几个月了，她一直劝父亲去医院，可是父亲舍不得花钱，就一直拖着不去，最近这一个月长得很快。
我预感到不好，就强拉着父亲去医院，父亲还是不去。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家中仅有几十元钱，还要等着交电费，买食盐。父亲也预感到自己的病情可能比较严重，可能要花费很多钱。而那时候的医院，正是医生大肆收红包，乱开处方，乱收费，痛宰患者的年代。
那天，我将父亲拉进医院里，医生检查后说是癌症。如果立即做手续，也许还有救。
父亲躺在医院的病房里。我奔走在县城的大街上，向每一个熟悉的和不太熟悉的人借钱。我向别人说着父亲的病情。但是，那时候的人们也都没有多少钱，奔跑一天，也只能借到几百元。我现在还能记得，有一天夜晚，我坐在一幢大楼的台阶上，伤心得号啕大哭。后来哭累了，又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去医院看望父亲。
后来，在一位朋友的担保下，我去银行借了几万元，才让父亲顺利地做完了手术。
手术结束后，我以为父亲身体彻底恢复了，没想到，现在又旧病复发了。
妹妹带着父亲来到了省城。那时候，我租住在城中村一间非常狭小的房间里，房间里仅仅放着的一张单人床和一张桌子就占据了大半个空间。每天晚上，我会趴在这张桌子上写稿件、写小说，累了就躺在床上睡个囫囵觉。我身上背着几万元的欠债，几万元的欠债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必须拼命工作。
父亲和妹妹来后，我把桌子放到了屋外的过道上。父亲睡在床上，我和妹妹在地上铺张报纸，就睡在地板上。半年没有见，父亲瘦了很多，双颊塌陷，原来非常强壮的身体，现在瘦成了一把骨头，看着让人心疼。父亲那天晚上一直没有睡着，我也没有睡着，只有累了一天的妹妹睡得很香。我看着床上瘦小的父亲，眼泪一直在流。父亲每隔一会儿就会翻身，长长地吐一口气，癌症病人都会非常疼痛。父亲害怕我担心他的身体，一直咬牙忍受着刺骨的疼痛，一声也不吭。
天亮后，我们走在通往医院的街道上，父亲一直用左手扳着右肩胛骨，腮帮子高高地鼓起。我问父亲怎么了，父亲说：“没事没事。”我明白，父亲一路都在咬牙忍受着钻心的疼痛。
来到医院，医生检查后，避开父亲对我说：“已经到了癌症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了。”医生还建议住院化疗，但是我知道，一切已经晚了。再说，化疗需要几万几十万，而我一个小记者，当时每月仅有一两千元的收入。
我和父亲、妹妹走出医院，来到了大街上一间照相馆里。此前，因为没有钱，我们从来没有照过全家福，现在，终于能够在一起照张照片，可还是不完整，母亲和弟弟都没有在。后来，全家没有再在一起照过相片，这让我终生遗憾。
从照相馆走出来，我带着父亲走进饭馆，父亲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去，说回家做饭，花这么多钱干什么。我有些生气地把父亲推进饭店，三个人吃了三碗炒面。父亲吃得很香，那是他今生唯一一次进饭馆吃饭。
也就是在这家医院里，我第一次听说了“血奴”，见到了“血奴”。
那天，我陪着父亲在医院检查身体，医院里患者很多，我坐在一张长椅上，无意中听到了身边两个人的对话。他们在谈论自己的身体，说最近一段时间身体状况很差，连一桶水也提不起，以前不是这样的。接着，他们说起了卖血的事情，听他们说一月要卖十几次血，卖血太多了，身体就垮了。听到这些对话，我感到很震惊，扭头看过去，看到他们两个都非常消瘦，脸色蜡黄。
我想起了几天前接到的一个线索，报料人在距离省城几百里之外的一个乡村，他说他们那里整村人都在卖血，很多人以此为生。还有人承包了长途汽车，拉着一车人去周围的省市去卖血。我把这条线索汇报给了老总，老总认为题材太过敏感，放弃了。
现在，想不到血奴居然就在我的身边。
我借机和他们攀谈，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尽管这个题材老总不让报道，但是我还是想了解这一群人特殊的不为我们所知的生活，这种特殊的“职业”让我很诧异。然而，他们很敏感，防范心理很强，他们听到我的问话，便闭口不言，匆匆离去了。
血奴，这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依靠卖血生活？这样做，是不是在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
还是在那家医院里，我平生第一次遇到了医托儿。
我们正徘徊在医院的走廊里，不知道该去哪一个科室。医院里没有癌症科室，也没有肿瘤科室。我先挂了内科的号，然后带着父亲去了医生办公室。我现在都能记得那名医生的长相，年龄在50多岁，戴着眼镜，皮肤白皙，看起来医术很高明。他劝我们去另外一家医院，说那家医院能够治愈骨肉瘤，而且收费比他工作的这家正规医院便宜。接着，他打电话叫来了一名女子，女子带着我们七拐八拐，来到了小巷尽头一间房屋里，房屋很小，靠墙的位置摆着一个书架，上面摆放着几瓶西药。
女子从每个药瓶里取出几粒药，包好，然后说“一共5200元。”父亲当时就感到很奇怪，大医院不接诊，为什么让小医院治疗？几小包西药，为什么就要这么高的价格？父亲不愿买药，拉着我出来了。
我们来到那家正规医院的门口，看到很多男女在游荡，眼睛像贼一样在每个路人的身上瞄来瞄去，一发现目标，就贴上去，介绍说：“我以前也有你这样的病，我是在某某医院治疗的。”
这就是所谓的医托儿。
送父亲回到家，看着家中破败的房屋，和屋檐下的那几件农具，我很伤心。这间陈旧的房屋，和那几件不值钱的农具，就是父母辛苦一生积攒的所有家产。农民真穷啊！
父亲身染重疾，母亲腿脚不灵便。母亲小时候家里很穷，总是吃不饱穿不暖，忍饥受寒，腿脚落下了风湿和骨质增生的病症，走路有些困难，更不能干重活。这样的家庭，怎么能离开我？可是，我如果不去南方打工，又怎么能够还清欠款？我守在家中，日子又怎么能够好起来？
我一直想跟父母说，我想去南方了，那里工资高些。可是我一直张不开口。
后来，一直到我以出差的名义离开北方，都没有向父母说明。我偷偷地来到南方的一家报社，第一个月工资发了后，我给母亲邮寄了2000元，打电话回家说：“我现在在南方。”母亲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出差多长时间？”我无话可说，只好说我现在在南方工作。母亲没有责怪，只说：“南方那么远，你要自己珍惜自己。别给家中邮寄钱，我和你爸爸都不需要用钱。”
其实，那个时候家中需要很多钱，父亲每天打针吃药，就需几十元。后来听妹妹说，为了省钱，父亲坚决不吃昂贵的杜冷丁，只吃几毛钱一包的止疼片。止疼片的效果很差，父亲疼得浑身颤抖，疼痛难忍时，他就用指甲抠住砖墙，将砖墙抠出了几个深深的洞。
在北方的农村家中，父亲的疾病一天天加重；在南方的城市里，我全力打拼，想挽留住父亲的生命。
那一年，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一年。
我在南方工作的第一家报社是一家广告公司投资主办的，它无论发行量还是广告份额在这座城市都居于末尾。但是，当时我和主任都天真地相信，只要我们努力，一定会让这种报纸在这座城市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来到这家报社不久，我就听说，在南方的这座城市里，依然有血奴的存在。我还听说，血奴卖血，作践的不仅是自己的身体，还有可能感染艾滋病。
我想打进血奴群落里，这样的稿件如果刊登了，肯定能够获评当月好稿，而被评为当月好稿可以得到几百元钱的奖励。为了好稿奖励，为了赚取更多的钱，我已不考虑自己的危险了。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时候的我和血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我们都是在铤而走险，我们都是在用生命赌博。我们赌博的目的，都是为了那几百元钱。他们卖血一次，可以拿到几百元；而我写出一篇好稿，也能拿到几百元的奖励。
那年春天，我背着蛇皮袋子，袋子里装着我的换洗衣服和铺盖卷儿，来到了火车站。
每个城市的火车站都混乱不堪，每个城市的火车站都有太多的故事上演。这里是一些人在这座城市生活的开始，也是另一些人生活的结束。
我来到火车站前一排房子的屋檐下，打开蛇皮袋子，取出铺盖卷儿，摊开，脱掉鞋子，然后头枕着鞋子，睡了上去。我不知道这次能不能钓到血头，能不能进入血奴内部，我没有任何把握。看着火车站被路灯照耀得如同白昼的天空，我突然想起了自己刚刚来到北方那个省会城市的第一晚，那晚我也是睡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感觉自己就像掉进了大海中。这次，我又睡在了南方这座城市的火车站广场，不同的是，我有了工作，我的心中踏实而清明。相同的是，我依然没有钱，依然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
这就是南方的天空，白色的路灯灯光和五颜六色的霓虹灯灯光将夜空点缀得美丽妩媚；这就是南方的城市，一幢幢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交映生辉。大楼里那一扇扇亮灯的窗口里，此刻，正在上演着一场场温馨的家庭情景剧：妻子做好了一桌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饭菜，等着丈夫回来；或者丈夫拥着妻子，深陷在沙发中看电视……他们出生在这座城市，他们从小衣食无忧，他们的身上总有花不完的零钱，他们不用替父母劳动，他们凭较低的分数就可以考进大学，他们在大学里恋爱，他们毕业后又回到这座熟悉的城市，他们花很少的钱就能享受到单位的福利分房，他们结婚，他们生育，而他们的孩子又接着享受这座城市提供的各种权利和优厚待遇……我出生在偏远的农村，我小时候总是吃不饱穿不暖，我每天要跑几十里山路去上学，我回家后还要帮父母干农活；我的家庭很穷，我上学就意味着妹妹必须辍学，家里供不起两个孩子读书；我拼命读书，终于考上了大学，然而我在大学里除了埋头读书外什么都不会，我的家乡没有少年宫、没有艺术班、没有夏令营，我在大学里做家教打短工，没有一个女孩子会看上我这个来自农村的穷学生；终于大学毕业了，我要么回到贫困的家乡，要么就来到你的城市打工；我努力工作，每天超负荷劳动，却不敢生病，一场病会让我的存款花得荡然无存；我在这座城市享受不到任何福利待遇，因为我没有这座城市的户口，因为我的名字叫打工仔……此刻，当你在高楼大厦里与妻子呢喃私语时，和你同样上过大学的我在火车站广场忍饥受寒。而这一切，都只因为你出生在城市，而我出生在农村。
人生最大的不平等，就是出生的不平等。
第二节⊙偶遇奴隶主血头
我在火车站广场边的屋檐下等候了三天，血头终于出现了。
其实，在没有和血头对话前，我已经发现了他很可疑。他每天都会在我的面前出现几次，来来去去，装着不经意地望我几眼，而每当我们的视线相遇时，他就赶快闪开，装着若无其事地望着远方。他的穿着很普通，夹克衫、黑西裤、黑皮鞋，留着寸头，我无法知道他的职业，但从他的举止中看来，他绝对是一个可疑人物。
他不找我，我就一直装着没有发现他。
两天来，我们好像都在考验对方的耐心，看谁最先撑不下去。第三天早晨，他终于忍不住了，他蹲在了我的身边，向我要打火机点烟。我替他点着了香烟后，他长长地吐出了一口烟，问我为什么睡在火车站。我谎称来这里投奔老乡打工，但是老乡一直没有联系上。
他又问我从哪里来的，我说来自河南。河南人是中国的吉普赛人，他们吃苦耐劳，足迹遍及全国。在我出生的那个小山村里，就有好几个来自河南的手艺人，他们在村庄里入赘做了女婿，我跟着他们也学会了河南话。
我接着说，来到南方好几天了，身上的钱也快花完了，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现在想买张车票，钱都不够了。他说：“给你介绍个工作，想不想去干？”我假装惊喜地说：“当然愿意。哎呀，大哥，你真是我的衣食父母啊。”
他说，他开工厂，工厂在距离火车站上百里的一个县城里，工作很轻松，“几乎就是坐着收钱”。
“大哥是说做会计吧？”我装作不解地问，“我可不会算账啊。”
他笑了笑说：“和会计差不多，但不用你算账，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
抽完了那根烟后，他就起身离开了。我背着蛇皮袋子，晃晃悠悠地跟在他的后面，我不知道他会把我带往哪里，也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在等着我。我隐约感觉到，他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血头。
那趟长途汽车一直行驶了四个多小时，南方地势平坦，和北方的道路完全不一样，长途汽车行驶在南方的旷野上，就像一叶扁舟行驶在万顷碧波的水面上，轻快而平稳。透过车窗，我看着窗外的风景，感觉到南方确实很富裕。北方的村庄都是低矮的房屋，而南方村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楼房；北方的乡村道路上行走的是牛车和马车，而南方则是疾驶而过的小轿车；北方的村庄上空飘荡的是袅袅的炊烟，而南方则是工业烟囱冒出的烟雾；北方的麦田里是农民挥舞镰刀的汗涔涔的背影，南方的稻田里突突奔走着联合收割机。
四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一个依山傍水的村庄里。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村子属于和省会城市完全不同的地区，这里距离省会城市足有200多公里。
带领我的那名男子站立在一幢楼房门前，吆喝了一声什么，从里面出来了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他留着黑白夹杂的短髭，将我带进了这幢三层楼房里。
我将要在这个完全陌生的楼房里，开始自己一段完全陌生的生活。
我走进楼房，突然惊恐万状，一楼的过道上拴着三只身躯高大，威风凛凛的恶犬，每只恶犬都有小牛犊那么大。它们吐着血红的舌头，圆睁着眼睛望着我，舌头上的唾液一滴滴落在地上。它们向前弓着身子，拴在脖子上的皮条几乎要被崩断了。它们嘴巴里发出威胁的低吼声，声音就像闷雷一样在这幢楼房里回荡。小时候在农村生活，我对狗有一些了解，那些长声嘶叫的狗往往色厉内荏，而这种闷声闷气的狗才是最厉害的，它们像狼一样，一张口就咬向咽喉。我不知道这幢楼房为什么会养这么多只恶犬，难道楼上藏着不愿让人知道的秘密？很多天后，我才听一位血奴说，这些狗每天都吃不饱，为的是随时保持杀气和攻击欲望。
黑白夹杂的短髭喊了一句什么，三只恶犬都退后了，让出了中间的过道。我胆战心惊地穿过去，跟着短髭走上楼梯。二楼的几间房门都打开着，每个房间里都有七八个无精打采的男人，他们有的躺在双层木板架子床上，有的懒洋洋地坐在地上打哈欠，还有的围成一堆在玩扑克。我又跟着短髭走上三楼，三楼的人少些，但是一个个看起来都神情委靡，好像一副还没有睡醒的样子。短髭带我走进了一个房间里，指着一个木板床位说：“你以后就住在这里。”然后，独自离去了。
房间里还有一个少年，他正坐在床板上望着窗外，看到我走进来了，只默然地看了一眼，又回头眺望远方。远方是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然而，这间房屋的窗口钉着粗粗的铁条，就像监狱一样，少年只能透过铁条在远方的风景里神游。
少年的眼神很忧郁？
这是什么地方？这些人是干什么的？这里是不是传销的大本营？我想问少年，可是看到少年忧伤的神情，我又住口了。可能，他知道的并不比我知道的更多。
我铺好床位，递给了少年一根香烟。少年双手接过去，然后猛吸一口，仰起头来，眯着眼睛，一副很陶醉的神情。烟雾一缕一缕地从他的鼻孔喷出来，他幸福地摊开四肢，喉结上下滚动。真想不到，这个少年居然是一个资深烟民。
少年说，他也是今天才来到这里，只比我早到几个小时。他不知道这里是干什么的。他是在捡拾垃圾的路上被两个男人带到了这里。
这幢大楼里一定掩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想关上房门，却发现这些房间根本就没有门。
既然来到这里，就不管那么多了，这些秘密以后都会慢慢揭晓的。我向窗外望去，看到这幢大楼的附近还有几幢房子，再远处还有一座村庄。此刻，村道上还有模糊的人影和车影经过。阳光照射在窗外一棵不知名的大树上，把斑驳的树影投射在杂草丛生的地面上，几只鸟隐藏在枝叶间竞相啼鸣，声音又脆又甜。和我暗访过的那个乞丐帮主居住的窨井不一样，这里有阳光照射，这里人烟稠密，想来他们不会对这么多人下毒手，他们也没有剥夺我们生命的理由。
然而，这里同样阴森恐怖。
我躺在床上，从背包里拿出博尔赫斯的小说来看，这个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的小说实在是对我们智力的挑战和考验，他的小说晦涩难懂，却又意境幽远，你只能像咀嚼橄榄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你才能读出其中的韵味，而且，你每读一次就有一次的收获，每一次的收获都不一样。阅读他的书，就像拿着一个魔术中的方盒一样，每打开一层，就有一个发现；再打开，又有新的发现；你永远无法知道它的内核是什么，是什么宝藏。有人说，作家的书籍是给读者看，而博尔赫斯的书籍是给作家做的。博尔赫斯是作家的老师。
看了还没有两页，楼下突然响起了一声大喊：“开饭了。”
立刻，楼梯间响起了杂沓的脚步声，还有人兴奋的叫喊声。我和少年也走出房屋，来到了二楼，却发现二楼的楼道里站满了人，自觉地排成两行，在中间留出一条过道。他们的手中都拿着碗筷，只有我和少年的手中空空荡荡。
二楼最里间是厨房。
人群中一片吵杂声、说话声、叫骂声，像煮滚了一锅黏粥，又像刚刚打开了鸟笼，突然，从一个房间里传出一声威严的咳嗽，人群立刻变得静悄悄，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巴。
楼道里出现了一个光头，头皮锃亮发黑，就像生铁铸成。光头肌肉很发达，就连脸上也是肌肉饱绽。那时候还是春季，天气还不是很热，而光头穿着一件坎肩，露出膀子，下身着短裤，小腿上汗毛杂乱。光头大概刚刚睡醒，他边走边打呵欠，伸着懒腰，向上摆动着双臂，双臂上的肱二头肌像小老鼠一样乱蹿。这种形象让我想起了《水浒传》中的镇关西和泼皮牛二。
光头穿过楼道，也穿过所有人敬畏的视线，走进了厨房里。我悄悄地跟在他的身后，看到他从碗橱里取出一个大号的搪瓷盆，径自拿起炒勺，在饭锅里挑挑拣拣，将自己喜欢的饭菜盛在搪瓷盆里，然后端着离开了。
一直到他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这幢楼里唯独他的房间是有房门的）。其余的人看到他进了房间，才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伸出手中的饭碗。厨师拿起饭勺，给每个饭碗里盛上饭菜。有人嫌少，不愿意离开，厨师就用饭勺狠狠地敲击他的饭碗，他只能撅着嘴巴低垂着头无奈离开。
这些人中，年龄最大的足有50岁，而最小的仅有十几岁。
我和少年没有饭碗吃饭，只能看着别人端着饭碗大口大口地吞咽。终于，饭堂里没有人了，我走进去问厨师，厨师从案板下翻出两个搪瓷碗，碗里残留着不知什么年代的饭渣，已经变成了绿色。我们把搪瓷碗冲洗干净，将剩下的饭菜刮出来，放进搪瓷碗里，几丝红萝卜，几根咸菜，几片包菜，再有一小勺米饭。
我吃不下去，我的眼前一直浮现饭碗里那堆像大便一样的绿色东西，那是什么？那是谁留下来的？这个人有没有肝病或者别的什么传染病？我心中很惶恐。而那个少年一直吃得很香。
过了几分钟，从门外走进了一个20多岁的男子，脚上挑着拖鞋，走路一摇一摆，就像走在稻田边寻觅虫子的鸭子。他走进房间里，没有看我们，叉开双腿，坐在了床板上。然后，他以一种老江湖的口吻问我们：“哎，过来，都是哪里人？”他说话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
我陪着笑，赶忙敬上了一棵烟。他用两根指头夹着，看了看香烟牌子，然后别在了耳朵上。在来这里之前，我为了冒充河南人，专门买了一盒四元五角的河南出产的红旗渠香烟，放在口袋里，以备打点各路“神仙”。
我说：“我是河南洛阳的。”
他认真地看了看我，又以江湖大佬的口吻说：“这里很多河南人，都听我的，你们以后就跟着我混吧。”
我小心翼翼地问：“这里是做什么的？”
他嘲弄地看着我：“做什么的？卖血呗。每天吃了饭什么都不干，就等着老大招呼，隔上几天就坐车去外面，卖了血分钱。”
他说得轻描淡写，我听得惊心动魄。这个世界上，原来真的就有这么一群人，每天吃喝，养足精神，然后卖血；卖血得来的钱，再买食品，再次吃喝，再次卖血。就这样周而复始，把自己当成了一架产血机器，生命不息，卖血不止。可是，人体的精血能够经得住这样的折腾吗？
我正在想着，门外又走进了一个人，是个光头。
刚才还大拉拉地叉开双腿坐在床上的这名男子，看到光头后赶紧站了起来，脸上的每道皱纹都挤出了笑容，顺手把我敬给他的香烟从耳朵上拿下来，双手捧着敬给光头。光头看也不看，将他的手打开，香烟掉在了地上，他不敢捡，尴尬地看看我，脸上的表情不知是哭还是笑。
光头说：“他妈的谁让你乱窜，老子把你的头拧下来。”
他吓得连连作揖，嘴里赔罪说：“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然后惶惶地逃了出去。
看到这一幕，我感到很好笑，刚才还在口口声声自封老大，让我跟着他混的“江湖大佬”，在一个肌肉发达的人面前，就吓成了耗子。
几天后，我才知道，这个光头就是血头。而血头充其量只能算血奴群落里的小喽啰，血头的上面还有人。
那个自称老大的河南人名叫杜斌。他说的一点儿没错，他就是老大，因为这个卖血群落里有很多“帮会组织”，都是以老乡为纽带划分的，比如江西帮、安徽帮、湖北帮等等，来自河南的只有他一个，他自然就是河南帮的老大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一直无法入睡。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自己会面临什么危险，将会置身于怎样的处境中。窗外，蛐蛐声竞相响起，一声一声，声声相连，间或还有青蛙浑浊而嘹亮的鸣叫，像波浪一样冲击着我，而我是漂浮在波浪中的小船，被冲击着，裹挟着，不知道将要被冲上浅滩，还是撞上礁石。
不知道过了多久，门外突然响起了两个男人的争吵声。一个声音高亢，一个声音粗壮；一个声音像竹竿一样柔韧，一个声音像树桩一样敦实。他们都在说着我难以听懂的方言。接着，门外又响起了叫好声，有杂沓而轻快的脚步声涌过来，很多个不同的声音在喊：“打呀，快点打呀！”声音中充满了焦急和幸灾乐祸。
然后，就响起了手掌与脸的撞击声，清脆而嘹亮，人群轰然叫好，有人兴奋地鼓起掌来。又一声手掌打在脸上的声音，浑浊而迟钝，估计是挨打者在还击。更多的人在齐声欢呼。然后，门外响起了急促喘息声、哎呀喊疼声、愤怒叫骂声、身体与床板碰撞声……还有众人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我想下床看看，可是没有敢去，我知道此刻门外的楼道上一定被围得水泄不通，我想不明白这都是些什么人，这些无聊的人为什么以打架和看人打架为乐。而光头一直没有出现，他不让人到处乱窜，为什么又不制止打架？
门外的打架还在继续，但是节奏明显减缓下来，只有喘着粗气的声音，上气不接下气的叫骂声，偶尔才有一声拳脚与肉体相撞的声音，但声音弱小，显得绵软无力。这么短的时间里，两人都打得气喘吁吁，两败俱伤，我估计门外打架的应该是两个50多岁的老人，这么大年龄还这样肝火旺盛，实在是罪过。我好奇地爬起身，走到门外，借着照进楼道的月光，我看到两个打架的，居然是20多岁的青年。他们像正拉车上坡的老牛，伸长着脖子在喘气，胸脯像风箱一样剧烈起伏，他们脸色惨白，扭动着对方，都无法把对方摔倒，后来干脆都放开了手，一起坐在地上休养生息。
我想起了此前陪着父亲去医院看病时，见到的两个血奴，他们说卖血把自己身体掏空了，连一桶水都提不起。现在看来，果真是这样，卖血对身体的损伤非常大，两个20岁的青年，像两个50岁的老人一样，打架迟缓，缺少力度和“美感”。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打架的两个人，是安徽帮和江西帮的帮主在决斗。他们彼此手下都有七八个人，彼此都想吞并对方，但是这两个身体亏空、神经残疾、行动迟缓的病夫，每次都会打得两败俱伤。
帮主的身体尚且是这样虚弱，那么，那些徒子徒孙们的身体，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节⊙第一次卖血
那天晚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睡梦中回到了家乡，家乡漫山遍野都开满了鲜花，很多汽车，拉着各种各样的食品：罐头、水果、馒头，还有一扇一扇的猪肉，拉进了村子里。父亲病好了，他和很多乡亲看着这满车满车的食品，开心地笑着……
突然，楼梯里响起了叫骂声，声音威严而急切：“他妈的，起来，都给老子起来，到楼下集合上车。”我从梦中醒来，睁开眼睛，眼前一片黑暗，我还没有想明白自己置身何处，是在那个开遍鲜花的家乡，还是在报社的集体宿舍里？有人走进来了，一把揭开了我身上的被子：“妈的，快点儿下去！”
我侧身望去，看到了站在地上的那个人锃亮的头皮，熠熠闪光。他是光头。
天还没有完全亮，窗外微风吹过，树叶窸窣，像春蚕咀嚼桑叶，又像千军万马衔枚疾走，房间里的一切都显得影影绰绰。我摸索着穿好衣服，和少年一起走下楼梯，一楼的那几只恶犬看不到了，不知被关在了哪里。
刚走出那幢大楼，我的屁股上就挨了一脚，光头站在后面骂道：“这么慢，骑上猪了？”
我不敢吭声，跟着人群来到了一棵大树下。大树下停着一辆大卡车，卡车上已经有了十几个人，都站立着，他们很安静，一句话也不说。
我登上卡车，卡车启动了，引擎声异常巨大，轰轰隆隆，像要去打土豪分田地。远处，是安静的村庄，有几声鸡鸣蓦地响起，又戛然而止，像被突然冻住了。东边的天际露出了鱼肚白，估计现在才凌晨四点。这辆卡车，拉着这一车人，要去哪里？
卡车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一排平房前停了下来。
这排平房很普通，外面贴着雪白的瓷砖，窗上安着玻璃，和那些农村的房屋没有什么区别。平房的三面是平展的田地，一面是池塘。最边上的一间平房门口挂着“××血站”的牌子，我问了身边一个人，他说，××就是这个镇的名字。这些血液在这里抽取好后，会被送到县城的血液中心。
这时候，天空才刚刚放晴，一片一片的白云像轻纱一样飘荡在瓦蓝瓦蓝的天空，远处的山峰和树林缥缈而模糊，有人赶着水牛走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像一张剪纸，显得很不真实。这种场景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生活，心中涌起一层淡淡的辛酸和苦涩。而身边这些脸色或蜡黄或黧黑的人，这些头发杂乱胡子拉碴的人，和我家乡的乡亲们也毫无二致，尽管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但是我能够看出来他们都来自农村。不是来自农村，谁会来到这里卖血？
这个时候，城市里的大多数人还没有起床，公园里刚刚出现晨练的老人，街道上的清洁工刚刚清扫完毕，正把扫把放进推车里，早班公交车刚刚驶上街巷——城市还没有从沉睡中醒来，然而，在这个偏远闭塞的血站周围，已经聚集了几百人。人群闹嚷嚷地，拥挤着，推搡着，用没有来得及刷牙的嘴巴低声说着，血头愤怒的声音大声骂着……这里就像一座乡间集市。
奇怪的是，这群人中还有女子，她们夹杂在一群男人中，就像金黄的油菜花夹杂在绿油油的麦苗中，显得特别抢眼。她们中，有的人到中年，有的还是20岁左右的姑娘，在这数百人的人群中，她们大约有将近一半。
这些人就是我以前听说过的血奴。
几分钟后，我看到几个男人拿着竹竿从那一排平房里走出来了，走向闹哄哄的人群，他们挥舞着竹竿驱赶着这些血奴，就像驱赶着羊群。血奴们躲避着头顶上的竹竿，拥挤着，推搡着，最外围的血奴一边惊恐地看着竹竿，一边斜着身子向人群里钻。很快地，人群变成了长长的几行，像长蛇一样扭动着身体，从平房门口一直延伸到了池塘边。
我夹杂在一行人群里，慢慢地向前挪动，我的前面是杜斌，后面是同屋的少年。人群中有一股臭味，是汗腥味、脚臭味、口臭味，和各种说不出来的臭味交叉在一起的气味，让人恶心欲呕，让人头皮发涨。太阳升起来了，照耀着一张张面无表情的脸，照耀着一堆陈旧破烂的衣裳，照耀着一双双渴望的眼睛。人群里有人打呵欠，有人伸懒腰，有人流眼泪，有人干脆坐在了地上，坐着向前挪动。太阳隐进了云层里，风从不知道什么地方吹来，凉凉的，夹着一股腥味，是池塘里的烂鱼死虾的气味，不一会儿，天空变暗，落下了雨滴，雨点很大，砸得地面上的浮尘噗噗直响。有人把衣服脱下来，顶在头顶上，有人把饭盒举起来，挡在头顶上，还有人弓下腰去，给了天空一个倔犟的脊背。后面的人说：“快点快点，”前面的人说：“快了快了。”其实，距离平房还有几米几十米。平房里，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正在给血奴们抽血，每人400毫升，不管愿意不愿意，只要你坐在面前的凳子上，白大褂一言不发，捋起你的衣服，用橡胶带绑着你的上臂，在你手背上打几下，受到刺激而显得激动的血管就会凸现出来，一针扎进去，黑红色的血液就欢天喜地地流出来，流进一个塑料包里。
我有些慌乱。难道就这样让他们抽我的血，就这样看着针管扎进我的身体里，那个针头干净吗？它所扎过的人中，有艾滋病病人吗？或者有别的血液疾病的人吗？可是，现在排队排到了这里，我又能用什么借口走开。
我终于排到了平房里，终于不用淋雨了，我看到杜斌坐在了凳子上，拿出了身份证，身份证上，他的名字不叫杜斌，而叫什么强，他的身份证后面还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大大的“O”，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为什么要贴这张纸，后来才知道那是血型。
杜斌抽完了血，脸上没有任何痛苦的神色，相反还有些兴奋，他站起来，走了出去。我坐在了凳子上。
“拿出来。”白大褂说，她的眼中含着轻蔑。
“拿什么？”我问。
“身、份、证。”她态度生硬，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石块，狠狠地砸在我的头上。她高高在上，她有着极度的优越感，她斜睨着我，像斜睨着一个脏兮兮的乞丐。
“没有。”我只好说实话。此前，我把身份证藏在报社办公桌的抽斗里。暗访的人怎么能带身份证？
“他妈的没有身份证跑来干什么？”坐在白大褂旁边一个男子骂道。此前，他一直一言不发，他眼珠蜡黄，眼光阴鸷，像老鹰的眼睛，他长着一张瘦长的脸，面容也像老鹰一样，让人望而生畏。他一把抓住我的领口，将我拉到了门外，对着门外的人喊道：“这谁的人？这谁的人？”
光头急急忙忙跑过来了，眼神恐慌。老鹰把我一把推给光头：“办身份证去！”然后自己又走进平房里。
光头看着我，恼羞成怒，抬腿就踢了我一脚：“妈的，没身份证跑来干什么？”
我一言不发地走到了一边。此前没有人告诉我说，卖血还需要身份证。
卖血和献血一样，都需要知道血液的确切来源。义务献血需要提供身份证号码，而卖血则需要提供身份证。否则，血站是不会接受来历不明的血液，因为来历不明的血液太危险。
那时候，人们刚刚知道了艾滋病，知道了这种致命疾病的来源和传播途径，而血液传播是最重要的一条途径。
我曾经多次献过血，在城市中心的献血车上，每次献血前，护士都会问：“这半年内还有没有献血过？”在得到否定的答复后，她们才会抽血。按照相关规定，半年内只能献血或者卖血一次。这也是人体造血功能决定的。
然而，在这里，为了多卖血，每一个血奴都有好几个身份证。杜斌的众多身份证上，只有一个名字叫杜斌，而地址居然是广西。杜斌可能也不是他的真名。
这里的人都没有名字，只有编号，就像囚犯一样。血头呼叫你的时候，不叫你的名字，只叫编号。有的编号还有外号，而外号也是血头喜欢呼叫的代号。嘴角有一撮毛的就叫“一撮毛”，有酒糟鼻子的就叫“红鼻子”，来自湖北的年龄小的就叫“小湖北”，走路罗圈的就叫“罗圈腿”……我的代号是26，表示我是第26个进入这幢三层楼房的。这里也有26个血奴居住。
那天午后，血奴们卖完血后，卡车又拉着他们回到了三层楼房里。他们争先恐后地来到厨房，大口大口地吞吃着白菜萝卜，喝着像洗锅水一样的黑色菜汤，然后就满意地躺在了床板上。这趟卖血，每人400毫升，血站支付200元，扣除血头和血霸的20％，他们每人可以得到160元。
也是在那天我才知道，血奴的上方是血头，血头的上方是血霸。那个呵斥光头的就是血霸。一个血头下面有几十名血奴，一个血霸下面也有好几个血头。血头都是当地的地痞流氓，而血霸则是手眼通天，黑白两道都玩得转的人。
血奴们都很感激血霸和血头，因为他们让他有了赚钱的机会。然而，他们不知道，血霸和血头依靠他们卖血，赚得比他们多得多。
一个血奴卖一次血，血站支付200元，自己只能得到160元，有40元交给了血头血霸。一个血头手下如果有20名血奴，血奴们每卖一次血，血头血霸就能得到800元。血头血霸按照五五分，血霸得到400元，血头得到400元。一个血霸如果手下有五个血头，那么他每次就能得到2000元。
血液是血奴的，而每卖一次血，血奴只能得到160元，血头得到400元，血霸得到2000元。
一个血奴一月最少会卖血七次，血奴一月收入1120元，血头得到2800元，血霸得到14000元。
这是最少收入。我在后来的暗访中得知，有的血奴一月会卖15次以上。最大的血头手下有100多个血奴，而我认识的一个血霸，手下有血头十几个。
血奴每月还要支付食宿费用，而血头血霸不支付任何费用。
当地有一个说法，手下养几个血奴，比养几头牛还赚钱。难怪血头会挖空心思从火车站、从救助站、从一切可能的渠道寻找血奴。
此前，坐在报社的办公室里，我从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存在这样一条利益链条，还生活着这样一群人。
第四节⊙换了个主子
当天晚上，一辆人力三轮车停在了这幢三层楼房下面，光头走了进来，凶恶地对我说：“收拾东西，快点滚蛋！”
我不明就里，机械地收拾好铺盖卷儿，还有博尔赫斯，将它夹在铺盖中间。在后来漫长的恐怖的日子里，博尔赫斯将是我唯一的精神寄托。我一边品味着人世间最丰盛的精神大餐，一边体味着人世间最恐怖的血奴生活。
跟着光头，我走到了楼下，三头恶犬依然在发出愤怒的低吼，黑白夹杂的短髭站在一边，冷漠地看着我，我不知道他是谁，他是什么身份，也许他仅仅是这幢楼房的房主，也许是血奴群落中另一种身份的人，我直到离开这个群落，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我把铺盖卷儿放上车厢，刚准备登上去，光头又大喝道：“伙食费、住宿费结算了，20元钱。”他伸出一只熊掌一样肥厚的手。
我在这里住了一个晚上，吃了两餐饭，就要支付20元钱。
然而，在这里，我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举目无亲，形单影只，我只能忍受他们的摆布。我掏出20元递给了光头。
登上了三轮车，我异常惶恐，不知道他们会带我去往哪里。但是，他们绝对是不会让我离开的。乡间道路凹凸不平，我双手抓着栏杆，竭力保持身体的平衡。四周一片黑暗，远处有几点灯火在闪烁，还传来狗的叫声，声音时有时无，时断时续，显得模糊而不真实。三轮车路过了一片坟地，那些青石做成的墓碑，在这样的夜晚里，散发着冷冷的光泽。鬼火在坟地间跳跃，忽上忽下，忽前忽后。三轮车夫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低着头，弯着腰，也听不到他的喘息声。我突然感觉后背发凉，身上毛发根根竖起，抓着栏杆的手心也全是汗水，莫非这个三轮车夫就是一个鬼，他为什么会拉着我来到这里，来到这片乱坟岗？他想做什么？
月亮升起来了，融融的月光像牛奶一样，让四周显得朦胧而混沌，仿佛隔着一层毛玻璃。我睁大眼睛辨别着周围的树木、田地，还有似乎总也走不到边的坟地。突然，坟地里站起了一个身影，很单薄，像坟茔上树立的纸扎，又像是麦田间站立的稻草人，长发披拂，没有眼睛，只有两个深深的黑洞。“啊——”她长声嘶叫着，声音像刀子一样，划破了隆隆的天幕，又像受惊的鸽子一样，飞向远方。
我大叫一声，从三轮车上掉了下来。
我躺在地上，惊魂未定，突然听到三轮车夫的喊声：“滚开，再不走就剥了你的皮。”
原来，那个长发披拂的女子，不是鬼，她只是附近村庄的女疯子。我站起身来，看到女疯子呀呀叫着，向远方跑去，跑成了一阵风。
我们继续向前走，终于走出了乱坟岗，来到了一片开阔的草地上。我说，歇歇吧。他说，歇歇吧。
我递给他一支香烟，替他点燃，他用手指点点我的手背，表示感谢。然后，我们就坐在了草地上，慢悠悠地吸着香烟，看着悬挂着一弯残月和几颗星星的天空，远处的村庄一片静默，像漂浮在大海中的孤岛，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青草的芳香，很细很细，绵绵不绝，这种气味让人沉迷。此后，我再也没有闻到过那样的芳草气味。
那天晚上，我和三轮车夫坐在草地上，聊到很晚，我们抽光了半盒香烟。
他是附近村庄的农民，农闲时节，他就会蹬着三轮车赚点辛苦钱。他也卖血，他说卖血赚钱快，这里很多蹬着三轮车的人，都卖血。
他说，这里卖血历史已经有了十多年，本地人卖血少，外地人卖血多，这里的外地人比本地人还要多。经常会有人离开，不知道去了哪里；也经常会有新人来，不知道来自哪里。
他把血霸叫做大管家，把血头叫做小管家。他说大管家很有钱，有的大管家家中房子盖得像宫殿，车子前面是四个圈圈（奥迪），当地人把这种车子叫“四环素”。小管家也有钱，小管家有车的也很多。
我问他，为什么卖血的人中还有女子？他说，那些女子都是跟着男子来的，男子卖血，她们也卖。他曾经拉过一对男女，女子以前是“鸡婆”，这里人把妓女叫“鸡婆”，后来年老色衰，卖不动了，就和一个嫖客同居，嫖客来到这里卖血，她也跟着卖。
“卖血的人里面，啥人都有。”他说。
我们坐在寂静的旷野里，风吹过来，带着青草和泥土的芳香，让人沉醉。一颗流星划过去，在天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我一点也没有想到，在这种美丽的地方，居然潜藏着这种人间罪恶。
三轮车夫还说，我是被那个光头卖了，卖给了前面村庄一个血头，卖了500元钱。“在这里，第一次没有抽出血，会被认为晦气，只能转手给别人。”三轮车夫说。
“买我的老板让你骑着三轮车来接我，难道就不担心我会跑？”我问。
“跑？往哪里跑？这里四面都是他们的人，一见到陌生人就抓起来，让大小管家辨认。你能跑到哪里？”三轮车夫说。
我感到自己掉进了陷阱里。
三轮车夫把我拉到另一个村庄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
在村庄最边的一户人家里，我见到了新的血头，一个浑身干巴，没有几两肉的男子。他的目光阴冷阴冷，像毒蛇的目光，让人看后不寒而栗。他的皮肤非常黑，就像煤炭一样，腮帮边还长着一个小肉瘤，看起来既丑陋又恶心。事前，三轮车夫在那片草地上告诉我，这个人尽管瘦小，但是他是周围村庄里最难对付的血头，他非常阴毒，身上常年带着一把一尺长的尖刀，一言不合，就会动刀杀人。这些年，被他刺伤的人不下十几个。他的手下也有一帮弟兄，都是一些亡命之徒。这些人欺男霸女，为所欲为，无恶不作。但是一直没有人敢惹他们。
这个院子里也养着几只狗，每只狗都有半人多高。三轮车夫曾经向我说过，为了训练恶犬的杀气，肉瘤经常用生肉喂养它们，所以，即使在夜晚，也能感觉到它们浑身散发出来的戾气和恐怖，这些恶犬的眼睛像狼一样通红发亮，让人毛骨悚然。这些恶犬比狼的身躯更庞大，更有战斗力。
这个院子里有两行平房，每间房子里都睡满了人，他们打地铺睡在地上，他们一个挨着一个，像一排木乃伊。房间里散发着霉烂和腐臭的气味。肉瘤让一个手下带着我一直向里面走，在最里间的房子门口停住了脚步，那间房屋照样没有房门，路灯光照耀着他们一双双很多天没有清洗的脚，他们的脚就像烧黑了的木桩，一动不动。
肉瘤的手下一把将我推了进去，这间猪窝一样的房屋，以后就是我的住所。
借着门外的路灯灯光，我在地面上铺好了床铺。这间房屋里还有四个人，他们此刻睡得正香，都在打着鼾，有的鼾声像战车碾过冰封的荒原，声音隆隆；有的鼾声却又像檐前融雪悄然滑落，断断续续。他们的睡姿也很恶俗，你捂着我的嘴巴，我抓着你的裤裆。
我刚刚躺下去，突然就看到两只蟑螂从铺盖卷下爬出来，慌手慌脚地爬向墙角。我突然感到了极度的恐惧，这种恐惧就像见到了那几只满眼血红的恶犬一样。这间潮湿肮脏的房间里一定有很多蟑螂，一定有很多昆虫，此刻它们都躲藏在阴暗的角落，探头探脑地打量着我，准备在我熟睡了以后，爬上我的身体，爬上我的脸颊……
我一直很爱干净，然而，自从做了暗访后，我不得不让自己变得肮脏起来。只有让自己的身体肮脏起来，我的心中才没有了恐惧。
那天晚上，我躺在地铺上，我想起了自己刚刚来到北方那座省城，和拾荒者和小偷们睡在一张通铺上的情景，回想起睡在帮主窨井里的情景，回想起逃离丐帮的凶险情景，回想起小兰被杀害后的情景，回想起小雯被抓后蹲在墙边捂着脸的情景……我又想起了此刻在北方一座贫困山村中卧病在床的父亲，父亲肯定也没有睡，癌症那种深入骨髓的疼痛，此刻正在折磨着父亲；我又想起了母亲，母亲肯定也没有睡，她站立在父亲的身边，暗自垂泪……我想了很多很多，我告诫自己，再苦再累，再脏再怕，我也要坚持下去，我要赚很多钱，我要还清为父亲治病所欠的几万元外债，我还要支付父亲现在每天几十元的医药费用，我要治好父亲的病，让父母的生活好起来。
天快亮的时候，门外响起了喊声：“起来起来，他妈的，快点！”屋子里有两个人起床了，他们摸索着穿好了衣服，另外两个人依然鼾声大作地熟睡着。我知道，就像前一天凌晨一样，这些血奴会在村口集合，然后坐着大卡车，去到某一个采血点去卖血。可是，另外两个人为什么不去呢？
血奴们离开后，院子里显得异常安静。我在蒙蒙眬眬中睡着了，睡梦中，蟑螂爬满了我的全身，我想呼喊，可是喊不出来，嘴巴里也是蠕动的蟑螂，它们的身体碰撞在一起，咔嚓作响……突然，我感到脚上一阵剧疼，睁开眼睛，我看到一个留着长发的人站在我脚边，面目狰狞，他正用穿着皮鞋的脚踢着我裸露的脚脖子，他盛气凌人地喊道：“快点起来，老子带你办身份证去。”
10年前的流氓，都喜欢留长头发或者剃光头，人们走在大街上，见到那些长发的和青色头皮的，都躲得远远的。而10年后的今天，长头发变成了艺术家的标志，而光头则是时尚的特征。现在的流氓也有爱好，他们的爱好变成了文身。
我站了起来，走到水龙头边，用冷水刷牙洗脸。长发看着我，给另一个小流氓说：“这丫的还知道讲卫生。”
长发问我：“你是做什么的？”
我说：“我是教师。”
长发怀疑地说：“教师？就你这样子？教师还卖血？骗鬼去吧。”
我说：“我是小学民办教师，穷得叮当响，不卖血能有什么办法？”
长发似乎恍然大悟：“哦——干这一行比当教师好多了，当教师能有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