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张祖耀的突然离去，操他姥姥的煤老板一场精心策划的婚礼变得不欢而散。那些坐在前排的“达官贵人”和“土豪劣绅”，一个个面如土色，张祖耀的命运可能就是他们的命运，张祖耀的结局可能就是他们的结局。
蔡亮子匆匆嫁走女儿后，就回到了老家多年没有居住的窑洞里，关起窑门，仔仔细细地回忆自己和张祖耀交往过的每一个细节，他不断地回想着，不断地大汗淋漓，擦也擦不完，汗水像早晨初升的太阳一样喷薄出霞光万丈，照耀得操他姥姥的煤老板心急如焚口干舌燥。张祖耀知道他太多的秘密，他知道张祖耀是个脓包，张祖耀一见巴掌抬起来，屎呀尿呀都会争先恐后地流出来。操他姥姥的煤老板在古老的祖屋里汗流浃背，如丧考妣。
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们也都先后散去，大道上小路上挤满了各种各样的脑袋，洒着香水的和落满尘土的，留着长发的和剃成光头的，梳得整齐的和乱发披拂的，脑袋们像密密麻麻的蟑螂一样从蔡家堡爬向了四面八方。各种型号各种款式的皮鞋布鞋旅游鞋将八月乡村干硬的道路踩得噼啪作响，道路上悠然散步的壁虎、螳螂、蚯蚓等，各种各样的昆虫惊慌失措地爬向收割后的麦田里，或者苍绿色的包谷地里。一辆又一辆的轿车一路长鸣着喇叭，飞速地从马路中间冲过来，好似小母牛拿大顶——牛×冲天。走路的人们又像壁虎螳螂蚯蚓一样惊慌失措地向两边躲避，他们对着一辆又一辆的轿车吐着唾沫：呸！呸呸！呸呸呸！
长生那天夜晚不用上班，那是他一个月来难得的一个休息天，在南方很多工厂里，打工仔打工妹们一月只能休息一天，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每月收入一两千元，他们像工蜂工蚁一样勤劳，而得到的仅仅是一点儿微薄的收入。他们的夜以继日，换来的是工厂主的花天酒地和穷奢极欲。南方的私企老板，北方的煤老板，他们都居于食物链的顶端，而众多的打工仔打工妹们和长生一样，在金字塔的底端用生命换取生存。他们活得没有一点儿尊严和幸福感。
我和长生走到镇子上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斜阳的余晖照着破旧墙壁，让人恍若隔世。镇子并不大，与我以前上学时候相比，只是多了几间门店，街道依旧坑坑洼洼，游走着几只洋洋得意摇头摆尾的母猪；房屋依旧破败，屋顶上依旧生长着积年的苔藓和荒草。家乡这些年来没有任何变化，家乡的下苦人依旧贫穷，但是家乡诞生了好几个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家乡的平均收入都是万元户，家乡形势一片大好，家乡官员步步高升，家乡成为了新农村的典型。
我和长生走进了一家饭馆，要了一盘猪头肉和两瓶啤酒。长生向我讲起了操他姥姥的蔡亮子。
蔡家堡有四大姓：蔡、刘、黄、叶。蔡家人数最多，占到全堡子将近一半的人数；蔡亮子家兄弟五个，个个膘肥体壮，如狼似虎，叔伯兄弟更是多达数十人，家族庞大。所以，蔡家老大的蔡亮子在蔡家堡一言九鼎。西北农村都是这样，家大业大势力大，在堡子里就能够称王称霸，无人敢惹。
蔡亮子从“文革”时候开始，就是蔡家堡的大队支书，当别人下地劳动，参加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时候，年轻的蔡亮子就手指夹根纸烟，游荡在瓜田李下，田间地头；当社员同志们食不果腹却还要参加超负荷劳动，一个个面黄肌瘦的时候，蔡亮子却培养出了一身的肥肉。那时候的蔡亮子就是蔡家堡的土皇上，他和谁家的老婆上床了，就安排谁家的老婆干轻活，谁家分粮的时候，总能多分一些。
后来，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分到各家各户，那些一贯受到蔡亮子欺压的农民，不再看蔡亮子那张丑陋的黑脸，不再闻蔡亮子带着大蒜味的鼻息，蔡亮子感到很失落。
蔡亮子一当大队支书、村支书就是30年。当初他能够作威作福，颐指气使，后来包产到户，就领取国家的工资和补助。然而，在蔡家堡，蔡亮子仍然是地头蛇土皇上，没有蔡亮子点头，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有了蔡亮子点头，什么事情都能办成。
再后来，国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蔡亮子以村委会的名义成立了煤矿公司，开挖了一眼小煤窑。几年后，企业改制，村委会的煤矿公司成为蔡亮子的私人企业，他成为了煤矿的法人代表。20世纪90年代，煤炭价格一蹶不振，蔡亮子苦苦支撑，没想到新世纪到来，煤炭价格节节攀升，蔡亮子摇身一变，成为了亿万富翁。
蔡亮子像所有的资本家一样，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国营企业的工人是三班倒，但是在蔡亮子的黑煤窑里，是两班倒，矿工每天工作12小时。为了攫取更大的利润，蔡亮子还派出家族的子侄辈，在周边县市的网吧、车站和学校附近的路上，诱骗孩子来煤矿。
我突然想起了有一年在一座乡村采访的情景，采访对象是一个刚刚从黑煤窑逃出的青年男子，他满身伤痕，口齿不清，需要家人转达，才能明白他在说什么。家人说，几年前，他在出门打工的时候失踪了，再回来的时候，就成了这样，而这些年，他一直在一家黑煤窑挖煤。我们正说话的时候，来了一对夫妻，他们寻找自己13岁的儿子，儿子半年前在上学的路上失踪了，他们怀疑也是被人诱骗到了黑煤窑。
我问：“早晨在煤矿看到的那些少年，是不是就是被骗来的童工？”
长生说：“是的。”
我问：“那些小孩从哪里来的？”
长生说：“不知道，说话口音南腔北调，可能周围几个省份都有。娃娃死在这里了，家人都不晓得，蔡亮子挖个坑把娃娃埋了，谁都不晓得。”
我们心中都一阵凄然。
走出小饭馆，我们沿着通往镇外的一条小路漫无目的地走着，小路像一条死蛇，躺在冰冷的暮色中。我们越向前走，越觉寂静，回头望去，小镇像一座巨大的坟茔，模糊在越来越浓的夜色中。
不知道走出了多久，前面出现了一片干枯的河床，天上星光点点，照耀着河床里的鹅卵石，闪着细碎的波光。对岸的山峰黑黢黢的，像传说中的巨兽一样，传来了几声缥缈的鸟叫声，像从深深的岩洞里发出一样，不知道是什么鸟的叫声，也许是伯劳鸟，也许是斑鸠鸟。
我们来到蔡家堡的时候，没有经过这条干涸的河床。而且，在矿区的夜晚，也看不到繁星满天。这是什么地方？对岸是哪里？我们一无所知，我们迷路了。
八月乡村的晚风吹过来，让人感到异常惬意，风中送来了孩子清脆的歌声：“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先是一个孩子唱，接着是好几个孩子一起唱。那是一群晚归的孩子，他们此刻也许背着猪草，也许牵着黄牛。小时候，我总会在晚霞消失之后，才会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走回家中。
我们走过铺满鹅卵石的河床，来到了对岸。月亮升上来了，远处的山巅，近处的树木，都沐浴在没有添加三聚氰胺的纯净牛奶一样的光辉中，显得圣洁而唯美。月光也照耀着远处教堂的尖顶，教堂里传来了整齐虔诚的诵唱声，还有风琴悠扬的声音。一个平凡的夜晚，因为这些歌声和琴声而蓦地变得无限美好。我突然想起来了，我们来到了县南。
我们县分为县南县北，中间隔着一条河流。县南覆盖着丰富的森林资源，县北储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我还在县政府上班的时候，县南经济好于县北，那些新提拔的科级干部都争着抢着向县南跑；而最近几年，县北经济远远超过县南，让那些去了县南任职的公务员后悔不迭。那时候，县南县北的界河碧波荡漾，河水里游荡者各种各样的鱼类，还有螃蟹和对虾之类的水中生物。天气晴朗的时候，那些螃蟹就爬到河滩上晒太阳，懒洋洋地铺成一排，一见到有人经过，就慌手慌脚地跳进水中。而现在，在乡村八月雨水充盈的季节里，这条界河居然干涸了。
反正已经迷路了，我们就继续向前走，看今晚是否能够找到借宿的地方。
我们穿行在树林里，双脚踩在铺着一层落叶的林间小道上，窸窸窣窣。惊起了落叶下什么昆虫，仓仓皇皇地爬向路边。路边张望的什么小动物也被惊起了，尖声叫着在树木的缝隙间跑得弯弯曲曲。树杈上巢窠里刚刚栖息的鸟类也被惊醒了，一齐鸣叫起来，声音干燥短促的是乌鸦，声音烦乱急迫的是麻雀，声音低沉浑厚的是鸱鸮，声音连续不断的是野鸡……没想到，我们两个不速之客，惊扰了森林甜美的仲夏夜之梦。
我们在幽暗的树林中走了大约半小时，看到了一片开阔地。这是一片瓜地，溶溶的月光照着一颗颗碧绿的西瓜，也照耀着瓜蔓上的一朵朵小黄花。瓜地的中央，是一个人字形瓜庵，瓜庵里透出荧荧灯光。站在这里，我突然想起了鲁迅小说中的句子：“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也想起了小时候月夜偷瓜的情景。
我们刚刚走进瓜地，就突然听到了狗叫声，银色的月光下，一道黑影从人字形瓜庵边冲过来，像一道闪电一样扑向我们……
瓜庵里走出了一个老头，他一声吆喝，狗就气急败坏地停住了脚步，愤愤不平地呜呜着，恶狠狠地盯着我们，长生和我都吓得一动也不敢动。老头走到了我们跟前，看着我们问：“哪里来的？”他剃光了头发，葫芦瓢一样滚圆的头颅，在月光下熠熠闪光，像远古祭祀的法器。
我说：“老伯，我们迷路了。”
狗在老头的身前身后忙忙碌碌地打转，摇动着僵硬的尾巴，间或歪斜着头，用怀疑的目光很不服气地望着我们，像个谄媚的小人一样。老头踢了多事的狗一脚，狗就又伤心又失望地躲在了一边。
老头说：“进瓜庵啊。”然后就自顾自地扭头走了，月光下的老头摇摆着肩膀和双手，步履蹒跚，现在我们才看到老头的腿脚有问题。
瓜庵里还有两个老头，他们看到我们走进来，就很友好地站起来，给我们让座，他们一个高一个矮。瓜庵地方狭小，他们不得不弯曲着腰身。先前那个头顶光秃的老头从床下抱出了一个西瓜，一刀下去，西瓜分成了两半，他慈祥地笑着说：“走路口渴了，先吃个瓜啊。”
瓜庵里点着煤油灯，灯火昏黄，灯光如豆。煤油灯是用墨水瓶制作的，在瓶盖上扎个眼，把自行车内胎上的气门桩穿过去，再把棉线穿过气门桩，作为灯芯，瓶子里倒上煤油，煤油渗透棉线，就可以点燃了。所谓煤油，就是提炼原油后剩下的最劣等的油，只能燃烧，再一无用处。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班每个同学都有这样一盏自己制作的煤油灯。上完一节晚自习后，每个孩子的鼻孔下都有两道乌黑的印痕。瓜庵里还充溢着刺鼻的劣等香烟的气味，我看到床边的木板上放着一个拆开来的大雁塔香烟，地上还有一堆烟蒂。这种香烟现在已经见不到了，那时候一盒三毛钱，而在更早的时候，当地农民抽的香烟是九分钱一盒的羊群牌香烟，大雁塔是用来招待客人的。
高个子老头问我们：“娃娃从哪里来？”
我说：“从蔡家堡来。”
高老头问：“得是看蔡亮子嫁女去了？”
我点点头，问：“老伯您认得蔡亮子？”
高老头自嘲地说：“我认得人家，人家不认得我。这几十年，蔡亮子都是红人，农业社那时节，喇叭上整天哇啦哇啦广播，说是啥先进典型；这时节电视上也成天能见上他，说是什么致富带头人。”
我问：“您今天去看嫁女了？”
高老头说：“我不稀罕看，他当他的先进模范，我当我的平头百姓，井水不犯河水。”
矮老头见缝插针地问：“得是去的人都能领一百块钱？”
长生说：“是的啊。”
高老头摆摆手说：“都是钱烧燥的，现今这时节有钱有势的人就是爱显摆，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不知道自己有几下子。当个支书咋了？有一个亿又咋了？你有钱，我不向你借钱，就等于你没钱；你有权，我不找你办事，就等于你没权。”
我点点头，深深地为高个子老伯的名言而感叹。
矮老头接过话头说：“蔡亮子他那钱来路不正，揣在腰里不踏实。光看着贼吃哩穿哩，没看着贼挨打哩。我看他蔡亮子好日子不得长久，他做的那些昧良心的事，老公家能不管？”
高老头说：“老公家咋能不管？老公家啥都清清楚楚的。老公家在高处哩，他啥还能看不着？老公家没收拾他，是没到时候。”
老头们口中的老公家，就是国家，秦岭山中的人们，几千年来都把国家叫“老公家”，他们对老公家抱着始终不渝的淳朴感情。
腿脚残疾的老头就是瓜农，他的腿脚是在井下挖煤的时候致残的。他姓于。
在于老伯比现在年轻20岁的时候，他是挖煤的。那时侯还是解放前，属于万恶的旧社会。大小煤矿都利润丰厚，县北的一些保长和村霸王就偷偷地开采黑煤窑，他们在大煤矿旁边的树林里，挖一眼深井，或者在悬崖下，挖一眼窑洞，挖洞没有多久，就能挖出煤来。煤炭是一块埋在地下的金子，谁挖到了，谁就能发财。然而，这块金子也只有处于强权阶层的人才能挖掘。
那时候的黑煤窑非常隐秘，也只有在暗无天日的午夜才会开工。午夜来临的时候，煤老板和矿工们像贼娃子一样溜进树林里，钻进了黑煤窑后，才敢摁亮手电筒。他们像鼹鼠一样在地下挖着刨着，将煤炭一筐筐运到井上。而等到天亮的时候，他们次第从井下钻出来，将井口用荒草和包谷秆掩盖好，才能离开。
年轻的于老伯就在这样的一眼黑煤窑中挖煤。
这种手工作坊式的煤井，其设备之差，就可想而知了，于老伯说，那时候死个人就像挤死一个虱子一样，没有人在意，更没有人追究。很多人都是来自南山的外来人，死了后连姓名都不知道。我们那里的人把秦岭南麓，叫南山；把陕北高原，叫北山。
于老伯的腿就是在一次矿井塌方中致残的。这些黑煤窑的煤老板为了省钱，都是采用木头支架。那天晚上，于老伯下矿井前，因为在树林里拉了一泡屎，最后一个下井。他刚刚走到矿井深处，就感到煤末刷刷地落下来，落在他的柳条帽上，他抬起头来，借助着矿灯光，看到头顶上的井壁正在裂缝，身边的木头支架嘎嘎作响，他大喊快跑，就向外跑去。刚刚跑出十几米，后面的木头支架就折断了，头顶上的石块轰隆隆砸下来，砸在了他的身上，他倒了下去。
于老伯醒来的时候，眼前一片黑暗，矿灯早就被砸破了，他的手向四周摸索，摸到了一堆杂乱的石头。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了他的腿上，让他无法挪动。于老伯大声叫喊着，空洞洞的矿井里没有回应。黑暗中的于老伯感觉到极大的恐惧，矿井像一口巨大的棺材，将他埋在了里面。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出去，他不知道外面的人会不会救他，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
于老伯喊了半天，没有人答应，他只能自救了。他将身边的石头一块块清理，最后，压着他腿脚的那块大石头歪斜了，于老伯将脚踝骨折了的腿慢慢抽出来，然后摸索着洞壁，像蚂蚁一样一寸一寸地向外爬。他清楚地知道，煤井垮塌的时候，他是倒向洞口的方向的。
那条平时只需要走半小时的矿并，于老伯爬了三天，饿了，他就将衣服里的棉絮抓一把，塞进口中；渴了，他就喝自己的尿。好多次，于老伯想着，算了算了，就这样死了吧。他闭上了眼睛，睡过去了，可是醒来后，他又告诉自己说，一定要活着，不能死，活着再受苦也比死了强，死了就啥啥都没了。他继续向前爬。
三天后，于老伯终于爬出了矿井。而当时，黑心的煤老板以为他们都死在了矿井里，没有派任何人救援。煤老板采煤，本来就是非法的，派人救援，岂不是让人们都知道了？
死里逃生后，于老伯不再挖煤了，他过上了春种秋收的苦寒日子。
那天晚上，在人字形瓜庵里，于老伯摩挲着自己的伤腿说，在旧社会，煤矿常常死人，死了人就丢在沟里头，被狼拉走了。
长生说：“老伯，现在挖煤环境好多了，用的支架都是钢筋的。”
于老伯说：“旧社会挖煤的人太苦了。地底下都是些啥，老公家拿专门的机器探测，都探不明白，你叫那些煤老板探测，能探测个屁来。煤老板也压根就不探测，只知道挖煤挖煤，今儿个一挖，挖出了瓦斯爆炸；明儿个一挖，挖，出个地下水冒顶。这不是挖煤哩，这是给自个挖坟墓哩。挖煤和种庄稼不是一个道理，种庄稼在地上，种个啥产个啥，一目了然，哄不了人；你挖煤，一䦆头下去，就要了人命，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情，在旧社会常常发生，最害怕的就是冒顶……”
长生神情凄然地说：“老伯你说得对啊，我前两天就碰上了冒顶，差点就没命了。”
“你是挖煤的？”高个子和矮个子的老头异口同声地问。
长生点点头，他说：“我家在北山里，出来了好几个挖煤的，我们那里穷，等着挖煤挣两个钱。”
人字形瓜庵外突然响起了一声鸱鸮的惨笑，咯咯咯的声音像玻璃珠在水泥地板上渐滚渐远。狗愤怒地咆哮了两声，听到没有回应，就知趣地停下来了。
我向外面望去，看到月光惨淡，树影婆娑，形同鬼魅。
长生说，前天早晨，他下到了矿井里，在与世隔绝的黑暗中挖煤。他一䦆头下去，感觉不对劲，借着矿灯光一看，突然惊讶地发现前面的煤壁上有水珠渗出。长生撂下䦆头，大喊快跑，然后转身向巷道狂奔。黑煤窑里的矿工永远也不知道，这一䦆头下去，会挖出什么来，可能挖出的是煤炭，可能挖出的是地下水，也可能挖出的是毒气。他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死亡张开了一张巨大的网，随时等候着他们。死亡如影随形。
长生跑出了几十米，身后突然就传来震天动地的一声闷响，煤块哗啦啦地倒塌，洪水如同决堤般汹涌而至。在地下积蓄了几万年几亿年力量的洪水，如同沉睡了几万年几亿年的史前猛兽，被长生的那一䦆头唤醒，争先恐后地夺路而出。洪水裹挟着长生，在巷道里左冲右突，跌跌撞撞。墙壁上的一块突出的石头挂住了长生的衣服，长生终于停止了身不由己的闯荡。他下意识地一操手，抓住了一卷湿漉漉的衣服，他不知道那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他像抓着救命稻草一样，抓紧了那卷湿漉漉的衣服。
长生和那卷湿漉漉的衣服都没有被洪水冲到更低洼的地方，更低洼的地方，水更深，被冲到那里，只有被淹死。后来，水流减缓，长生漂浮出水面，那卷衣服也上来了。长生睁开眼睛一看，才发现那是一个小矿工，是蔡亮子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抓来的小矿工。矿灯光中，小矿工大声地咳嗽着，他下意识地用手攀着粗粝的墙壁，惊魂未定地呜呜哭泣。
长生安慰孩子说：“娃娃甭害怕，这是地下水，一会儿就没事了。有叔在，就能带你出去。”
三个老头都在无言地抽着大雁塔，明明灭灭的亮光照着三张布满皱纹的愁苦的脸。长生坐在小板凳上，双手放在膝盖上，低垂着头，让人觉得很凄惶。
蔡亮子的煤矿上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而蔡亮子却在高调嫁女，红火张扬。我在心中狠狠地骂着：操他姥姥的煤老板，简直没人性！
“水冰冷冰冷，冷得我们直打哆嗦……”
长生正说着，突然缄默不语了。人字形瓜庵外传来哗啦啦连绵不断的声音，像水流声，又像石子滚动的声音，又像千军万马在衔枚疾走。我看着三个老伯，他们若无其事地抽着香烟，煤油灯光下，他们的脸色宁静如水。我和长生面面相觑，突然一起意识到这架人字形瓜庵有些神秘，有些诡异。
我问：“那是什么声音？”
于老伯说：“在过河哩。”
我问：“谁过河呀？”
于老伯轻描淡写地说：“还能有谁？鬼嘛。”
我听得毛骨悚然，抬眼看到三个老伯依然枯坐着，像三桩老树根一样。我与长生眼光相碰，长生的眼睛里也流露出惊骇。
我故作镇静地说：“这世界上哪里有鬼？”
于老伯慢悠悠地说：“我在这种了20年瓜，这20年来，一到立秋前后这些天，半夜就能听到鬼过河。中秋节嘛，鬼也想回去看一看。哎，你俩天黑时候没过河？”
我心头一阵阵发紧，颤声说：“过河了。”
于老伯说：“早些年县南县北的界河里都是水，鬼过河声音就湿漉漉的，就像捶布的声音。后来界河干了，听到的就是石子声，鬼脚步乱了，把石子踢得哗啦啦乱响。”捶布，是手工布制作的一道工序，将从染缸里捞出的布折叠好后，放在平展展的捶布石上，用棒槌捶打，染料就会进入土布的纤维中。现在，这些工序已经在老家失传了，只存活在我们这辈人的记忆中。
人字形瓜庵外的哗啦啦声音还在响着，声音时近时远，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时而徐缓如清风拂面，时而急促如星火雷雨，那到底是什么声音？如果不是于老伯口中的鬼过河，那么又会是什么声音？
长生小心地看着三个老人，从这个老人的脸上移到那个老人的脸上，他的眼中满是蹊跷，他问：“咋就没完没了？咋就这么多鬼？”
于老伯说：“这是李瞎子的军队。”
家乡人把李自成叫做李瞎子。李自成曾经在河南被洪承畴打得大败，只带着十八骑逃到了秦岭山中，三年后，经过养精蓄锐，李自成带着几万人冲出了秦岭，一直打到了北京，而那几万士兵，几乎都战死了。这些情节在本地的县志中有记载，在姚雪垠的《李自成》中也有记述。我小时候听老人说过，每年中秋前夕，几万名跟着李自成战死的魂灵就会回到老家。我一直以为这只是传说，没想到今晚听到了这些鬼魂回家的脚步声。
高个子老伯一直没有说话，他看到我和长生满脸的疑惑，就把烟蒂在布鞋鞋底摁灭了，他说：“这时节，只要晚上有月亮，你割上一把艾蒿，堆在十字路口，藏到里面，就能看到月亮底下鬼跑来跑去。鸡一叫唤，鬼就都回去了。”
长生颤着声音问：“真的？”
高老伯说：“真的嘛，人老几辈都是这样说的。现在的人啊，不敬神不敬鬼，做瞎瞎事就不怕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瞎瞎事，就是坏事。
高老伯正说着，我突然感到人字形瓜庵里暗淡了很多，如豆的煤油灯光摇摇欲灭，回头看去，看到人字形瓜庵外站着一个巨大的黑影。他是人是鬼？为什么他来的时候，没有听到狗叫声？
坐在昏暗的灯光中，我狠狠地打了一个哆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