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只有小学学历，念过五年小学。
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这么写道：“江青最讨厌的课程是孔子之道的‘修身’。有一天，上修身课的时候，江青在教室上心不在焉，老师把她拖到厕所，用戒尺打了五下。下课后，那位教师似乎有些歉意，主动地和她和解。可是江青后来又因其他事故而发生两次冲突，一个学期结束后她被开除。她的小学经历，就这样在第五年便突然结束了。”
1926年，12岁的李云鹤小学没有毕业，就失学了。
关于她失学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江青自己所说的冒犯了修身课老师，而她又个性很强，不向老师认错，被学校开除；另一种说法，则是说江青的母亲无法负担江青的学费，使得江青失学。
也就在这一年，父亲李德文病重，而大太太已经去世，请求二太太李栾氏回家照料。
李栾氏终于又回到李家──因为李德文一死，她可以分到一笔遗产。
不久，李德文病死。
翌年—1927年，她跟母亲一起，离开了诸城，来到天津她姐姐李云露家。
姐夫王克铭，当时是奉系军阀部队军官。李云鹤没有上中学，在姐姐家闲住。
在天津，李云鹤第一回看到了电影，尽管当时放的是默片──无声电影，她还是看得津津有味。
她给姐姐家做家务──拖地板、整理房间、上街买菜以及上当铺等等。
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中这么记述：
江青说：“不过，体力劳动也使我更强壮起来。然而我非常想继续上学。但是，这里的所有学校的学费都是非常高的，我根本就付不起这笔学费。除此之外，我姐夫又失去了工作。”
第二年──她记得就是北伐军就要到来的时候（北伐军是1928年6月6日到达天津的），她决定离开家，打算到中国人办的卷烟厂当一名工人。那时，香烟还是靠手工制作。而且这些工作大都是由童工完成。
但是她姐夫阻止她去卷烟厂做工，尽管这种窘迫的状况已使她去当铺典当了家里几乎所有值钱的东西。姐夫告诉她，进入一个地方工作就会把她变成一个“小官僚”（这是一个她难以解释的名词）。由于他的反对和阻止，最后她遵从了姐夫的意愿。1929年姐姐全家迁往山东省会济南，江青和她的母亲也一同到了那里。
那是在1929年春，姐夫王克铭奉调济南，江青跟母亲、姐姐一起来到济南，住在城内按察司街27号（笔者曾在济南寻找过此屋，这年久老屋已经拆除）。
老是在姐夫家吃闲饭，毕竟非长久之计。江青听说济南有所山东省立实验艺术剧院，正在招生，便去报考。
关于江青考入山东实验剧院的经过，她的同学王庭树后来在台湾发表《江青是我老同学》一文，写道：
剧院招生，虽是分为两地（济南与北平）考试，重点都在北平。江青不是北平考区考取的，而是在济南考取的。这一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
论学历，入剧院要中学毕业，江青似乎当时是以同等学历考取的。因为当时我也是学生，自然对她考取的经过不甚深知，然而剧院的师长之一吴瑞燕女士，曾在重庆时（抗战期间，剧院迁到后方）向我内子说过江青入学考试的旧事。据说，江青虽然一口土腔，可是外貌还可以，对演戏虽然不是材料，可是她那光溜溜的、长长的拖在身后的大辫子，却吸引住了吴老师，于是心想：“女生既不易得，就是她吧！还可以演个乡下姑娘什么的。”可是当录取了她之后，她却已把大辫子剪了来报到，使吴老师大失所望。
江青自己则曾这么对维特克说：“1929年，我在济南进入山东省立实验艺术剧院。这是一所艺术学校，在那里我主要学习现代戏剧，同时也学习一些古典音乐和古典戏剧。那时我只有15岁。学校免交学费，而且提供免费宿食，另外每个月还发给2元钱的津贴（相当于60美分）。由于学校倾向于招收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甚至是大学生，而我并没有技术和学业方面的入学资格。我之所以被接收，仅仅是因为学校的女学生太少的缘故。尽管我在这儿只学习了一年，但是我学到了许多东西。我学习了到达我艺术之路的每个方面。我黎明前就起床，试图尽可能多地学到一些东西。”
■ 山东实验剧院院长赵太侔
这所山东省实验剧院，直属山东省教育厅，教授京昆、话剧。院长是赵太侔。每逢周末及星期日晚上，实验剧院对外售票，学生们登台演出。院址设在济南贡院墙根，学生宿舍则在济南文庙。
赵太侔又兼任青岛大学教务长，迁往青岛居住，但仍挂着山东实验剧院院长之职。实验剧院，实际上由王泊生及其妻子吴瑞燕主持。
步入山东省实验剧院，是李云鹤人生的转折点。没有话剧演员李云鹤，就不会有日后的电影演员蓝苹。学戏剧，李云鹤从此走上文艺之路。
结识赵太侔，也给了李云鹤的人生道路以极为深刻的影响。
赵太侔（1889—1968）颇有声望，是著名戏剧家，现代教育学家。他原名赵海秋，曾用名赵畸，太侔为其字，后来即以字行世。赵太侔是山东益都（今青州市东关青龙街）人。他在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1918年毕业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梁实秋在他的《谈闻一多》一文中，曾多次提及跟闻一多一起留学美国的赵太侔：“常往来的朋友们如张禹九、赵太侔、熊佛西等都是长发披头，常常都是睡到日上三竿方才起床。”“赵太侔是一个整天不说话的奇人，他在纽约从Norman Geddies学舞台图案……”
1925年5月，赵太侔和闻一多、余上沅一起回国，担任北平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主任。后来赵太侔投身北伐，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
北伐军进入山东之后，赵太侔参与创办山东大学，并于1932—1936年、1946—1949年两度出任山东大学校长。
赵太侔还在山东泰安创办民众剧场。后来迁往济南，改称“实验剧院”，聘王泊生为教务主任。
王泊生（1902—1965）是河北遵化县人，吴瑞燕则是广东人，他俩是北平国立艺专同班同学。除了王、吴之外，实验剧院的教师还有马彦祥、张鸣琦、刘念渠。主持话剧组的教师万籁夫，则是王泊生的国立艺专同学。
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这么记述江青在山东实验剧院的学习生活：
她不仅广泛地阅读戏剧方面的文献，学唱古典歌剧，学演现代戏剧，而且还接触到各种乐器。
虽然她的老师很喜欢她，但是这位男老师却是一个顽固的维持训练纪律的人。为了调准她弹出的节奏，老师用指挥棍敲打她的手腕，她哀叹这种教师的技巧。由于她受的训练太少，所以她只能做些基本练习，还没有达到一定等级水平。
江青所在的班级只有三个女孩，她的年龄最小。那两个女孩与学校的其他学生一样，都看不起她。因为她经常穿着补过的衣服。校长夫人是天津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也在那所学校学习过）。那两个女孩中的一个是校长的妹妹，是一个“反动分子”，不断欺侮江青。但是江青坚持自己的立场，寸步不让，并设法用自己的方式作弄别的女学生。四十年后的今天，她坦率地承认，她是轻松愉快地回想这些往事，而不纯粹是带着怨恨的。
这座学校建在一座陈旧的孔庙里，那些房间在夏季非常闷热。下课以后，学生们经常到巨大的厅里乘凉。江青还生动地记着坐落在大厅中央巨大的孔子塑像。那尊塑像孔子头戴一顶大帽子，前后装饰着缀有含珠的帘布，同在两侧的是他的七十二个门徒。一个闷热的晚上，江青到那个大厅睡觉，不小心碰倒了一只破旧的藤椅，那两个女学生闲逛着走进来，她们命令江青马上起来，为她们把椅子弄好。江青决定以她自己的方式做这件事。她首先提出把灯举起来帮助她们，然后将把椅子推进大厅给她们使用。就在她们得意地坐下时她突然带着灯溜出了大门口，然后将身后的门砰地关上逃走了。在与世隔绝的黑暗、可怕的卧室里，那两个女孩歇斯底里地尖叫着，乞求来人救救她们。
王庭树在台湾发表《江青是我老同学》一文，也这么写及：
山东实验剧院是利用济南的文庙上课与充当学生宿舍。建校初期，我们年事都轻，文庙又大，自然有不少玄之又玄的怪事被渲染着，大家胆子都小，入夜便不敢出宿舍乱走动。不知是谁，出了个馊主意，试验同学是否迷信，夜半走上大成殿，去摘回至圣先师头上的平天冠来，才是真不怕鬼神的。这是男同学们构想出来富于刺激的新花招；可是男同学们只能空口说白话，无人前往。真的有了个大胆的人，拿了平天冠来，可把大家唬住了，这个人便是李云鹤，也就是今日的江青。
江青进入实验剧院时，女同学很少，只有王墨琴（王泊生的幼妹）和陈崇娥，她们三人住一间宿舍。男同学较多，内中有王庭树、谭纹、马君价、王广良、郭建英、陈贻、赵荣琛等。
顺便提一笔，1929年跟李云鹤同时考入山东省实验剧院的，有一个来自天津的中学生，名叫魏鹤龄。他从1935年起，也转入上海电影界，一直做电影演员，他先后参加《马路天使》、《中华儿女》、《乌鸦与麻雀》、《祝福》、《家》、《燎原》、《北国江南》等许多部影片的拍摄，担任主要演员，他在济南、上海跟李云鹤（蓝苹）共事，后来在“文革”中遭到江青的迫害。
另外，还有一位男同学，后来成为中国电影名演员、名导演，那便是崔嵬。
《江青同志》一书这么描述江青的学艺生涯：
有一次，学校上演由剧作家田汉创作的一部“资产阶级的戏剧”──《湖上的悲剧》这部实验作品。田汉创建的南国剧社在那个时代是一个进步的、有很大影响的戏剧团体。她的那个校长夫人妹妹的同学被指定为领衔主角。江青每星期一扮演一个轮换的角色。那时观众通常是很少的。江青全身心地投入角色之中，用她的表演风格使观众流下眼泪。观众的反响又从她的眼睛里引致更多的泪水流出。这就是按照“自然主义”流派表演所产生的效果（正如她随后解释的，自然主义最终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放弃）。当她表演完后正在卸装时，学校的校长和她的老师大踏步地走进更衣室赞扬她的表演水平，并且高声称赞她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悲剧演员，被他们的褒奖弄得不知所措，她感动得又流出了热泪，然后从更衣室里猛地冲了出去。
在山东实验剧院学习了一年光景，江青到北平演出去了。
她曾对维特克说道：
1930年，西北军阀韩复榘主政济南，山东省实验剧院停办。剧院的一些老师和同学组织巡回话剧团到北平去演出，我也参加了。
我没有告诉母亲就起程了，只是在火车开出前在火车站给她发了一封信。
那年我只有16岁，在北京的生活确实是非常艰苦的。我那时的装备太寒酸了，甚至没有什么内衣和内裤。尽管我把我们家最好的棉被子带来了，但是我仍冷得发抖。因为棉被的棉絮经多年使用已经变薄了。在北京的那个季节，正是多风沙的日子，猛烈的带沙风暴搅得人心烦闷，到了夜晚更是凄凉。那时我还不懂得政治。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我也没有什么重要的见解。我只是知道我要自己养活自己，而且非常喜欢戏剧。
江青还在一个京剧班子里当演员，曾在济南、青岛、烟台演出。“我很早就演京剧。天刚麻麻亮，我就起来吊嗓子。我那时候成天练功、排练、演出，瘦得很，哪像你们现在这样舒服？舒舒服服，怎么能搞京剧革命？”三十多年以后，“旗手”江青在谈“京剧革命”的时候，吹了起来。
其实，她的京剧本钱，也就是在一个七拼八凑的京剧班子里，混了几个月而已。
王庭树也回忆了这一段生活：“剧院因军阀混战，韩复榘入鲁，以致停顿了一段日子。我们追随王院长（泊生）回北平，但海鸣社在北平演戏。王泊生的《打金砖》是有名的，倒数第三的戏码，曾有李云鹤的《玉堂春》。我当时任后台管理之责，虽对这位师妹能单独唱一出，已觉可喜。不过，她戏龄太短、土音太重，北平人对她是难接受的。加上是创新的，北平演出又不是经常的，样样都对李云鹤不利，既不适宜她发展，她回山东也是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