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踏上南去的海轮，驶出胶州湾，向上海前进。
头一回坐海轮的江青，没有兴致欣赏大海的景色，她被大海的波涛颠得头昏脑胀，呕吐不已。一个姓王的济南艺专的学生向她献殷勤。看出他不怀好意，她更加心绪不宁。
江青曾经这样自述这次坐船的经历：
我只够买三等舱的船票，是日本船。我的朋友送我，我朋友的朋友介绍了这个朋友给我，让他在船上照顾我，因为我晕船。爬山我是老虎，在女学生爬山中我是冠军。坐船是狗熊。这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非常坏。我晕船，吐。因为他听说我下船时有朋友来接我，他就起坏心了。他说我们到上海，你的朋友不来接你没关系，我们开旅馆去。这样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人。那时我知道上海有专门为女人开的旅馆，我想女人总会帮女人的。如果没有人来接我，一下船我就叫个黄包车到女人旅馆去，那是我当时的想法。实际上后来我才认识到我的想法是不行的，因为要住那个旅馆，先得交15块钱的押金，所以我就绝望了。总向外边看，也不晕船了。这个坏蛋站在我后面，提着我的小行李，对我说咱们开旅馆去，我没有理他。下船后看到没有人来接我，我决心叫黄包车。就在这时候，来接我的人从人群中突然走过来，我什么都忘了，高兴得跳起来了，把那个坏蛋也忘了。
当轮船在黄浦江泊岸时，一位28岁的青年前来接她。
此人名叫史东山，原名匡韶，浙江峡石人。由于家境贫寒，史东山17岁来到张家口，在电报局当报务员。19岁起，在上海影戏公司绘制电影背景。这样，他涉足影戏圈。1925年，23岁的他参加征文比赛，以电影剧本《柳絮》中选，不久当上导演。不过，此时他尚属初出茅庐。后来，他成了中国电影界的名导演。特别是在1946年，导演了《八千里路云和月》，轰动了全国。
据云，史东山是奉左翼剧联（即左翼戏剧家联盟）之命，和前山东实验剧院话剧组教师李也非一起，前来接待这位青岛海鸥剧社的成员。江青上了史东山喊来的出租汽车之后，这才记起把一件行李忘在轮船的甲板上了！
江青说，到达上海的那天晚上，偶然碰到了她的另一个朋友。这人属于一个与俄国联合的戏剧社团。这个戏剧社当时正在排一部有关中国农村的“进步戏”。这个朋友邀请他到一家公司吃快餐，这个公司是当时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店。在他们吃饭的时候，饭店的沉静被一阵从街道上传来的女人的尖叫声打破了。“怎么回事？”她警惕地问。“只是一个妓女在拉客。”他回答说。这就是她对上海有名的街道生活的第一次观感。
江青还说，那天晚上的谈话对她以后在上海的四年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她第一次知道了一个新成立的春秋剧社，那时这个剧社是左翼戏剧活动的主要力量，由戏剧家田汉领导，他也同时是左翼剧作家联盟的头领。
本来，江青可以住到上海俞宅。只是俞家并不承认她这个未经明媒正娶的儿媳妇，所以她不能不在魏鹤龄家暂住。她提出要求，希望拜见田汉。
田汉的大名，对于江青来说，早已如雷贯耳。田汉是南国社的创始人，跟俞珊、黄敬都熟，跟江青的老师王泊生、吴瑞燕也都很熟。江青所演的《湖上惨事》，编剧便是田汉。
田汉在1932年加入中共，担任中央文委委员。他参加发起过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担任左联常委、剧联党团书记。
江青说，在寻找田汉和春秋剧社其他领导人的活动中度过了自己在上海的最初日子。找人，建立联系，对她来说都是极困难的。她终于得知，田汉是两兄弟中的长者，他的弟弟田沅被指定来与她联系。他带她去见他的哥哥田汉。田汉那时正在为了避免遭受政府的扣押而不停地在他的几所住处搬来搬去。她被带到一个田汉母亲住的地方，田汉母亲慈祥地接待了她，江青和田汉母亲一起住了几天。
当江青前往田汉家拜访时，廖沫沙正住在田汉家。廖沫沙本名廖家权，湖南长沙人，田汉的同乡，也曾在徐特立为校长的长沙师范学校学习，1930年5月加入中共，此时，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在“文革”中，廖沫沙作为“三家村”中的一家受到江青挞伐，那是后话。
刘茵所写《繁星闪耀—记廖沫沙》，内中记述了廖沫沙回忆的江青头一回到田汉家的情景，颇为珍贵。只是文中按晚年的习惯称他为“廖老”，其实他当时不过24岁罢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田汉给艺华电影公司撰写剧本，廖老作为他的助手，住在田汉家。一天，黄敬的姐姐俞珊带来一位女士，说是从北方逃难到上海，请田汉为她找个住处。廖老就这样认识了这位李女士。其实，这位女士早已慕田汉之名，想投奔他的门下，这次找上门来，绝非偶然。她与廖老见面后又说又笑，东拉西扯，呱呱啦啦不停。田汉家房子不多，只得安排她和保姆同住一室。当时，廖老与田汉住到旅馆里去写剧本，妻子又回湖南去了，他在田家分住的房间空着。有一次，江青见廖老回来取东西，便踅进房间，大模大样地说：“廖先生，我是第一次来上海，没地方住，你们在旅馆写剧本，你这房间空着，就让我先住你这儿吧。”廖老不便拒绝，只得含糊地回答道：“内人不几天就回上海来，她回来前你先住吧。”后来，廖老与妻子搬到别处，不料江青又找上门来说：“廖先生，田汉家干扰大，你们这儿如果能住，我也想搬来，同你们住在一起。”廖老夫妇除一间卧室外，只有一间厨房，他们对江青冷淡地说：“那只好住厨房了。”
“我先到另一个朋友家看看，如果那儿能住下就不来了，住不下，我再来住厨房。”说完她走了，再未登门。江青对那次廖老没有殷勤欢迎她住下耿耿于怀。1972年她竟然气狠狠地对美国记者维特克追叙了三十九年前这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足见其度量之小，为人之阴！
田汉、廖沫沙是江青20世纪30年代的知情者，难怪“文革”一开始，她就拿“三家村”“四条汉子”开刀了。
在田汉家借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料江青。
田沅向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田沅陪着江青，来到上海西郊的小镇—北新泾镇，把江青介绍给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徐明清。
这样，江青就在僻远的北新泾镇住了下来，在徐明清领导之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