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敬和江青来到了北平。
黄敬在北京大学旁听数学，又去中国大学旁听《资本论》，讲课者乃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教授。李达自1923年脱离中共，但仍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教学。他在1949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共。
江青和黄敬一起，也去旁听李达的讲课。
据江青对维特克说，当时她每月只有七块大洋的收入，除了付房租之外，剩下的钱只够吃咸菜、馒头。只是她没有说及她做的是什么工作。
江青对维特克还这么自述：
我到了北京。我在北大旁听不要钱。那时一个月花七元钱。
北京图书馆是全国最著名的，我从朋友那里搞了借书证，带烧饼进去，一整天不出来。有几个月学会了脚踏车，尽闯祸。
有一天，我和赵丹、崔嵬一起骑车，赵丹在前，崔嵬在后，来了个流氓把我逼下车来，崔嵬、赵丹把他揍了一顿。
几个月后—1934年5、6月间，徐明清听说“李先生”又从北平回上海了[14]。她知道，李先生便是江青，因为江青当时用“李鹤”为名，大家都喊她李先生。
江青为什么又回上海呢？原来，她跟黄敬到了北平之后，依然受到俞家父母的反对，在经济上不予帮助。黄敬只能从姐姐俞珊那里要到一点钱。江青在北平生活不下去，于是，独自再去上海。
江青到了晨更工学团，才知道徐明清已不在那里了。借助于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的介绍，江青被安排到该会在小沙渡路办的女工夜校里当教员。小沙渡路，即今日西康路，在上海西北角，离静安寺不太远。江青在那里教女工们唱歌、演戏、识字。
江青也去浦东，在徐明清那里的女工夜校当教员。这时，她化名张淑贞。
江青曾经这样说及当时自己的经历，她是由基督教女青年会安排到浦东的。江青分配到了一间位于厂区的宿舍，她自己在后面还有一间房子。前面的房子用作教室，女工们住在附近的另一间房子里。刚开始时，由于是新手，工作效率不高，她感到很扫兴。比如，在参加演出和政治活动的同时，她要花去相当长的时间备课，还要批改学生作业，结果总是筋疲力尽，没有时间睡。在她的记忆中，那段日子最主要的感觉就是非常疲惫。
江青说，与那些女工相比，这又是微不足道的。她的学生大都来自中国人经营的日本纺织厂，其他的在英国烟厂，尤其是英美烟叶公司。这些人早晨6点开始工作，为了准时到厂，她们4点就得起床，摸黑往厂里走。英美烟叶公司的工作条件如同地狱一样，女工的最高工资是每月17—18元。童工也很多，但挣得的钱却很少。夏天，天气很热时窗户仍是关的，车间闷得像蒸笼。而冬天，窗户又是打开的。为什么？因为雇主认为太舒服了工人就会变懒，所以用夏天的闷热和冬天的寒冷来控制工人。车间里脏得让人一看就恶心。
1960年5月，大抵江青还不是“旗手”，还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缘故，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战斗的五十年》一书，写及江青当年在上海的情况。这本书是上海卷烟一厂（原英美烟草公司）厂史，其中《永远割不断的联系》一节中，有这么一段老年女工的回忆：
1934年，我18岁的时候，浦东女青年会办了一个平民夜校。那时候没有人教我们排戏和唱歌，徐老师（指徐明清—引者注）就请了一些内行的同志来教我们。教唱歌的蓝苹同志（此处可能回忆者的记忆有出入。据徐明清回忆，当时江青用“张淑贞”化名，称“张老师”，而“蓝苹”则是江青进入电影界之后才取的艺名—引者注），每星期来二次，总是准时来到。她拉得一手好二胡，在教我们之前，先要自拉自唱两遍，她那婉转的歌声和悠扬的琴声，真使我们听了发呆。
过了一些天，热心为我们工人服务的蓝苹老师忽然不来了。大家正感到奇怪，徐老师面带愁容，悄悄地告诉我们说：“蓝苹老师被捕了，现在正关在监牢里受反动派的折磨。”我们听了这个消息，感到无比的气愤。
关于她的被捕，江青曾这么自述：
唉，我在上海干革命真不容易，惊心动魄！
有一次，我在兆丰公园附近，那里是别墅区了，靠近郊外。忽然听到后面有骂声，一个警察突然往前跑，这时我被两个工商打扮的人架起来，离开这条路，到一个警察分局。天黑了，一大批人押我在野外走路。我当时穿朋友送的丝绒旗袍，罩蓝布褂子，秘密表格在衣角上。架起时意识到被捕了，我大声喊救命，一个人也没有。他们赶快把我弄到野地里，一个人叫我快走，另一个人出来说好话。一个装红脸，一个装白脸。前面是水田，我装倒下了，把口袋里的东西吃到肚里。这就什么证据也没有了。到警察局，听他们打电话，说抓到嫌疑犯。我想是被牵连的……
我被捕后，装着什么都不懂。后来知道有个女的叛变了。她的丈夫先叛变的，有名的黑大汉，他认识我，知道我是地下党员。他当叛徒后骗他的妻子，出卖了党的文件，有一天特务提审我，我又装着大哭大闹。忽然一个巴掌打了过来，我回头一看，正是那个黑大汉……
■ 从江青住地查出的饶漱石专案组提供的关于黑大汉的资料
在维特克的《江青同志》一书中，则是这么记述的：
搬到新的住所后，她有一天在去寄信的路上碰到了一位青岛来的老朋友，江青清楚地记得他穿一套白制服。谈话中，那人说他在国际住宅区的上海邮局工作，但是他显然属于左翼的某个组织，在邮局工作只是一个幌子。他多次强调，很高兴见到她，她会对他的工作感兴趣并帮助他吗？她愿意替他给她任教的学校里的人送信吗？她对他的这些提问感到迷惑和害怕，她说她“还没有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她向教育家联盟的党组织汇报了这次意外的相遇，组织对她如何再去见面给出了建议。几天后，她去兆丰公园散步，这是一个由外国人建的公园，但是她可以进去，因为她买了一张季票。在那里，她又一次碰到了她的朋友，根据教育家联盟党组织的指示，她交给他一封信，尽管她不知道信的内容。他们交谈了几句，她告诉他不应该再见面，他似乎理解她的处境，但又很明显地不想与她失去联系。
几天后，他给她送了一份左翼的出版物《世界知识》，仍然表达了对她的好感，并邀请她一块吃饭，她有些害怕，说是没有时间，谢绝了他的邀请。
为了缩短路程，她从另一个方向离开了公园。那条道在一片住宅区旁，她在那又碰到了一个原来在青岛当秘书的女朋友。那女孩邀她到她的屋里谈话。江青不敢耽误时间，拒绝了，继续往回走，那条道上没有公共汽车。
在离开那女孩后，一阵男人的叫声从她背后传来，她看到有两个人在追一个人，向她这个方向跑来，另一个人在骂：“你们这些蠢猪！”过了一会儿，她感到两个人紧紧跟在她后面，她转过脸去，看到其中一人是工人模样，另一个像商人──都是特务伪装的。没等她说出话来，那两人就抓住了她。
平生第一次遭到“绑架”，她很气愤地告诉那两个人，在外国人住地进行这种绑架是非法的，但是这种争辩是没用的，她被鲁莽地带到了警察局。主管人不在，那两个人不能像以往那样搜身，他们没有让她脱衣服，只搜到了那份《世界知识》，这刊物本身是没有争议的。
尽管没有足够的理由把她扣在警察局，那两个人还是决定把她送出市区。江青害怕被送到陌生的地方，便告诉那两人她在夜里找不到出城的路，而且她的穿着也不合适做这种旅行。那两人没有被她的话打动，为了让她尽快离开，他们给了她一件亚麻布长袍，若是平常，她是绝不会穿这种衣服的。但现在，她将它套在了自己的身上，又在上面加了自己的外国风格的礼服，还有一件毛织马甲。就这样，她穿着奇怪地离开警察局，走进黑夜中。
像她生活中其他恐怖的事情一样，江青描述这次夜行时用了许多夸张和奇怪的词语，她走得很快，能跑则跑，路上有次差点又被拦劫，她都逃了过去。很快，她到了城市边缘，乡村就在前面，她累得气喘吁吁，继续往前走。突然，有一双手从身后抓住了她，她尽力去挣脱，但是失败了，她大声地叫“有人遭绑架了！”但是没有用，在城外是没有人会听到，来救她的。她以为抓她的人是警察，但是，当她仔细看时，发现他们是身着便衣的密探。逃跑是不可能的，为了给自己壮胆，她显出很生气的样子，她指责那些人像是畜牲。她的话起了作用，其中一人放松了她，显出一点骑士风度。
她被押到了一个地区警察局，锁进了单人牢房里。她听到他们在打电话汇报说他们抓住了一个嫌疑犯。
在审问的时候，她对每一件事都装得很无辜的样子。他们看到了她在公园里出现和她与一个年轻人的约会──显然，是那人告密（她已经多次被盯梢了）。她说，去兆丰公园散步是她的习惯，因为她喜欢在那儿看小孩子玩。她编的故事让那些人相信了，但仍受嫌疑，从地区警察局转到了市里。她很气愤：“你们应该把时间花在抓真正的共产党员上面！”
牢里的大多是政治犯，其中有一个有经验的共产主义分子给了她许多有益的建议。打量了一下江青的外表，她告诉江青不该留短发，那样会让人觉得她很激进，她自己就留着长辫子。但别的狱人唱革命歌曲时，她唱京剧！（江青说，那段日子，她确实很懦弱。）不管她尽力装得多么迟钝，警察还是没有停止对她的调查。她后来知道，警察之所以不肯放过她，是因为牢里的另一个“女叛徒”告了密，说她并不像看上去那么迟钝。
不论是江青的回忆，还是维特克的记述，毕竟离历史真相相差甚远。江青“用了许多夸张和奇怪的词语”。
了解这一历史真相的是徐明清。
据徐明清告诉笔者[15]，江青是和阿乐接头时被捕的。
“天下真小”。一天，江青走在大上海的马路上，忽地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使她惊呆了！那人也认出她来，喜出望外。这位小伙子会在偌大的上海跟她面对面遇上，真是巧合！
此人名唤乐若，平常大家叫他“阿乐”。他是青岛的中共地下党员，当年跟江青在一起活动。在黄敬突然遭捕时，是阿乐送她上船，逃往上海。
他乡遇故知。影单形孤的江青流落上海，见到阿乐使她非常兴奋。她即和阿乐找一僻静处细谈。原来，阿乐当时是共青团中央交通，在上海工作，公开的身份是邮局出纳员。
阿乐擅长拉胡琴。于是，江青邀他伴奏。她唱戏，阿乐拉琴，彼此间有了来往。
1934年10月底，阿乐约江青在兆丰公园见面。这时，连阿乐自己也不知道，他已被国民党特工总部特务跟踪。那是因为中共中央上海局交通胡耀华在1934年6月中旬被捕，此人是负责团中央交通任务的，被捕后叛变；6月下旬，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李竹声（即余其全）被捕叛变，竟然布置特务跟踪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致使大批中共地下党员遭捕。10月下旬，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番茄（即陈子林，后来改名黄药眠）被捕。他没有叛变，但是，国民党特工总部已从其他方面获知共青团中央两位交通—王哲然和乐若。王哲然得到团中央一位宣传干事的通知，急速离开了他所住的上海新闸路培德里142号，躲进一家旅馆。但是，10月26日，他在去上海《申报》图书馆接头时，突然遭捕。
特务们在跟踪王哲然的同时，也在跟踪乐若。当乐若来到兆丰公园，特务已在暗中监视。
兆丰公园即今日上海的中山公园，离北新泾不太远。那时，公园有两个门，其中一个门一出去，便通往英租界。
阿乐在兆丰公园跟江青见面时，发觉有人跟踪，知道事情不妙，当即与江青分头而走。阿乐熟悉那里的环境，飞快地从那个通往英租界的大门出去，逃入租界，甩掉了特务。这样，他没有被捕。
江青见阿乐朝那个大门走，她便向这个大门逃，结果被特务截住。她，被捕了，关押在国民党的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务们原本要抓的是乐若，却把江青逮住。当时，特务们并不知道江青的政治情况。
在看守所里，江青遇上一个女的，也是小沙渡路女工夜校的，共青团员。此人在江青被捕后十来天获释。江青托她带口信给基督教上海女青年劳工部总干事钟绍琴。钟绍琴很快把消息告诉徐明清：“李先生被捕了！”
关于江青在狱中的情况，斯季英于1976年10月20日写下这样的材料：
1934年10月间，樊伯滋（剧联成员）对我和郑毓秀说，李云古到上海失踪了，一定是被捕了。过了大约二十天，即1934年11月初，我和郑毓秀也被捕了，关押在伪上海市公安局拘留所。1935年1月，我在狱中听郑毓秀对我说：李云古和她一起关在小监房（又称优待室）里，特务股的头头看李云古长得漂亮，夜里常常叫李去特务股陪那几个头头喝酒。……我因知道郑毓秀是叛徒，对她非常气愤，没有理她。
另一个当事人覃晓晴，则于1976年12月18日写下这样的材料：
1934年春，我在上海经我原来的丈夫高某的介绍认识了李鹤。当时我和李鹤都是上海“无名剧社”（后改名为“无名剧人协会”）的成员。我叫她阿姐，她叫我小净。这年秋后的一天，高某匆匆跑回家来对我说：“李鹤被捕了。”我们随即搬了家。
1934年冬，我和高某在福履里路（今上海建国西路—引者注）住所被捕，约两星期后，由法巡捕房“引渡”到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特务不断提我上楼去审讯。这时，我心里很悲伤，整天哭哭啼啼。有一天，一个叫“黑大个”的特务问我：“你伤什么心？你不叫小净吗？有人惦念你呢。你阿姐是李鹤吧，她和我们谈起你。”还说：“你看有的人有什么好结果，坐了老虎凳，还是搞到龙华监狱里去了，李鹤就不像他们。她在这里住了几天，就恢复自由了。她很乐观，很活泼，京剧唱的怪好听，还给我们唱过几段，临走还给我们一张剧照。”说完，这个特务给我看了一张二三寸的照片，照片是戏装打扮的李鹤，好像是扮《打渔杀家》的萧桂英。
据查，江青关押在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绰号“黑大汉”）在公安局特务股楼上审问。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编审组长朱大启也参加了审讯。
朱大启在解放后被捕。1958年5月19日，朱大启在狱中写下的供词中，有这么几句：
还有个女的李云古，左翼文化方面的，被捕后我同他（她）谈过话。
朱大启写这一供词时，并不知道“李云古”是江青。
朱大启在1968年2月20日，在供词中又一次涉及“李云古”：
李云古被捕案件：李云古，山东人，女性，1935年初（注：应为1934年10月）被捕，经过不详，当时经匪上海区训练审讯组长赵耀珊谈话，据赵谈李参加左翼文化组织。
这时候，朱大启仍不知道“李云古”正是当时（1968年）在中国“大红大紫”的江青。倘若他知道“李云古”即江青的话，他断然不敢这么写的。
朱大启这两次写下的供词，也正因为他不知道“李云古”是谁，所以他的供词比较接近于真实。他的供词表明，他确曾参与处理江青被捕一案，但是他并没有对“李云古”在狱中的表现说过什么。
在江青倒台之后，专案人员提审了已经在1975年获释的朱大启。专案组告诉他“李云古”即江青。面对专案组，朱大启在1977年1月18日写下一份材料，全文如下：
李云古，女，山东人，左翼文化组织成员。1934年下半年被国民党特工总部上海区逮捕，关押在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在伪公安局特务股楼上审问，我参加过劝降谈话。有一次赵耀珊迫使李云古自首，打李一个耳光，我以伪善面孔劝李自首，说：“你的问题很简单嘛，只要转变就好了。”当时，李表现很可怜的样子。以后李云古就自首了，由训练股长阎松年和赵耀珊经办了自首手续，李的自首登记表和保证书我审查过，其中写了反对共产主义、拥护三民主义等内容。自首登记表和保证书由我报送了南京特工总部。1934年间，自首的女性如张蕙芬等人的自首手续，都是经我报送南京特工总部的。
朱大启所写的这份材料，后来收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成为定江青为“叛徒”的重要依据。
不过，当时定江青为“叛徒”的证据并不充分。正因为这样，在1980年特别法庭审判江青时，没有审判江青的“叛徒”问题：
1980年9月10日上午，王文正[16]和参加“两案”预审的人员在秦城监狱听取了对于法庭上是否审判江青“叛徒”一事的传达。负责传达的是王洪文预审组组长、黑龙江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卫之民。传达的是9月8日彭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汇报的内容：江青的叛徒问题，在审讯中未被追问，“两案”审判的是刑事犯罪，四五十年前的叛徒问题纵然核实，也不能判刑，只是党籍问题，现党籍已开除。江青的历史材料已被她销毁了，现在能够证明她是叛徒的材料和罪证都不足。如果在法庭上提出，江青必然反咬一口，反会冲淡林彪、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这一点要向中央报告一下。
根据这一情况，公安部和特别检察厅对江青都没有起诉有关叛徒问题，特别法庭在法庭上也未对此进行审判。[17]
不过，江青对于她在上海曾经被捕一事，讳莫如深。陈丕显在回忆录中，曾经写及与江青的一次不经意的谈话，说起江青在上海曾经被捕一事，江青急忙掩饰：
1952年3月，我从苏南区党委书记任上调任上海市委代理第一书记。由于上海了解江青底细的人很多，所以有关她的浪漫生活传闻又听说不少。因此，我对她这个人是敬而远之，心有想法，但表面还是客客气气。“不看僧面看佛面”，毕竟她身份特殊。好在江青一到上海就找柯庆施、张春桥。柯庆施突然病故后，江青才和我来往较多。1965年的一天，江青请我和谢志成（即陈丕显夫人—引者注）以及张春桥到西郊宾馆她的住处吃饭，大概是答谢我们对她搞革命现代戏的支持。
席间，我们随便聊了起来。江青问我：“阿丕同志，你是什么文化程度？”我13岁参加革命，在此之前只是断断续续读过七年书，便回答她：“我只上过小学。”
“我也是小学文化程度。”江青转脸又问张春桥，“春桥，你呢？”
“我是中学毕业。”
“小谢呢？”
“我读的是中专，也算中学吧。”
“我和丕显都是小学程度。”接着江青又若有所思地说，“有时书读多了并不见得就有用。”江青显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言语之中流露出对知识分子的鄙视和对自己文化低的自慰。
也是酒后话多，席间我们谈起参加革命的往事，我说谢志成参加革命受华家影响很大。
“什么华家？”江青似是不经意地问。
谢志成回答说，我在老家无锡读书时，学校有一个很要好的同班同学叫华辉（又名华英），她的一家人思想进步，很早就参加和支持革命。二哥华斌、姐姐华萼都很早就入党了，他们经常向华辉和我灌输革命道理，启发我们参加革命。1934年，华辉到上海参加“反帝大同盟”，回到无锡后送给我一条衬裙，说是一个和她有组织关系的同志送给她的，而这裙子又是上海的蓝苹送给那个同志的。华辉送我衬裙的意思是以此为“念物”，希望她早日加入革命组织。
哪知江青一听此事，脸色大变，赶忙说：“没有这个事！没有这个事！你晓得我当时叫什么名字吗？”
“蓝苹呀。我还听说你演出的《大雷雨》呢。”心直口快的志成说。
“你那个同学叫什么？”
“她对外叫华英，是华家小妹，后来在福建牺牲了。她的姐姐华萼当时就和你一起坐牢呀。我还听说有一个叫陶方谷又名陶永的人，当时也是和你一起坐牢的……”志成在新四军时当过军部速记员，为叶挺、项英、曾山等领导做速记，记忆力特别好，对这些亲身经历的事记忆犹新，聊天时随便说了出来。哪想到这恰恰触到了江青的心病和隐痛！
“没有这个事！根本没有这个事！我没有被捕过，我从来没有送给别人衬裙……”江青厉声说道，声调都变了。
场面顿时变得异常尴尬，张春桥头都不抬，只顾吃饭，一声不吭。
但是，后来江青又承认她在上海时曾被敌人逮捕过，说是没有暴露身份，更没有“自首”、“动摇”之类的事。江青说：“我是装哭以后被放出来的。”
其实，当时谁也没想到要揭江青的老底，只是不经意地说说往事。倒是江青自己做贼心虚。
后来得知，江青对于她1934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一事讳莫如深，成为一块心病。1964年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曾向我汇报过，江青曾问过他：她1935（应为1934）年在上海接头时被巡捕房“扣留”过，公安局有没有她被扣留的指纹档案（指她具结自首的手续）。这实际是要黄查找后送给她。就在那次谈话之后，江青在杭州休息时也和当时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说过，她在上海时没有被捕过。与此同时，她又要上海市警卫处处长王济普到市局档案处查她被捕的档案材料。此后不久，江青又找王芳解释说，她要王济普查敌伪档案是查浙江的一个坏人，所以才要这份档案。江青所做这一切都是企图销毁罪证。然而，1968年2月，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她却反咬一口，捏造说上海公检法的同志搞了她的“黑材料”，并通过空军的吴法宪将上海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书记梁国斌、公安局长黄赤波（此处似误，黄赤波的公安局长任期为1957年3月—1967年1月—引者注）、警卫处长王济普等20多人分批押送北京，投入监狱；被牵连的还有浙江省公安厅的王芳、吕剑光等人。华家也因了解江青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在“文革”中备受迫害。大哥华渭臣、二哥华斌、姐姐华萼、三哥华祝以及他们的家属先后被批、被斗、被关，受尽凌辱和折磨。华萼被迫害致死。[18]
据徐明清回忆，得知江青被捕之后，教联曾设法保释。教联常委孙达生[19]让交际家黄警顽委托律师李伯龙出面，到看守所了解情况，据告江青确实关在里面。于是，着手以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名义，去保释江青。
过了些日子，徐明清收到一封信。一看，竟是黄敬从上海寄出的。原来，他在北平也站不住脚，又来到上海。这一回，他住在他的大妈妈那里。黄敬在信中留下了大妈妈家的地址，希望跟徐明清见一面。
经过组织上研究同意，徐明清去了。她记得，黄敬的大妈妈家在一条弄堂里，房子不算很豪华，但是还可以。
江青在狱中一个多月，由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保释。据曾任许涤新秘书的向枫回忆，出面保释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和公共租界公董局何德奎。
出狱之后的江青无处落脚。百般无奈，只得求助于黄敬的大妈妈。这样，她和黄敬暂时在大妈妈家借住。
徐明清去看她，她正在发低烧，有点神经质，脸色很难看。因是保释，她还得定期向国民党的上海市公安局汇报自己的情况。
就在这时，徐明清收到家中的电报，说是母亲病重。徐明清向组织上告假，回乡探望母病。组织上说：“你把李鹤也带去吧，让她避一避风头。”
徐明清不知道江青是否愿意去山窝窝里。谁知，徐明清一说，江青马上表示愿意去。当时的江青，在大妈妈家日子难熬，正巴不得有一脱身之处。
黄敬也爽快地答应了，觉得这是解决目前窘境的好办法。
于是，徐明清买了两张船票，带江青离开上海。黄敬到十六铺码头送她俩上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