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迎春花在几天内黄灿灿地都开了。1993年4月，当我住进位于玉渊潭公园之中的望海楼宾馆，便置身于一片黄色的海洋之中了。那里离王观澜夫人徐明清的住处不远。当我给她打了电话，她马上热情地说：“欢迎！欢迎！”
已经八十有二的她，身体还不错，不时外出开会，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虽说走路时已显得蹒跚。
这一回，徐老除了向我补充讲述了有关江青的一些情况之外，特地向我推荐了她的老战友孙达生。她说，孙达生也是江青20世纪30年代历史的重要见证人，建议我去采访孙老。她告诉我，江青本人也曾把孙达生列为历史证明人之一。
她给孙达生打了电话，于是，我跟孙老约定了见面时间。
孙达生住在北京的西北郊。年已八十有二的他，瘦削而灵活，确实有点“孙大圣”的风度[20]。
说起他的名字的来历，孙达生哈哈大笑，用一口纯正的东北话对我说道：江青被捕后，曾向中央专案组提及有个名叫“宋介农”的人，可以证明她的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可是，专案组查来查去，查不到宋介农其人。后来，还是从徐明清那里得知，宋介农就是孙达生。再一查，孙达生的工作单位在“文革”中已内迁到四川。赶快派人赴四川，到了那里，才知孙达生正在北京治病。于是，重返北京，才找到这位“孙大圣”！
孙达生确实姓宋，1911年出生于吉林双辽县，原名秉全。后来，他在上海学习农业专业，遂改名宋介农。1933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江青──那时叫李云鹤，从山东来到上海，所以她只知道他叫宋介农。
■ 叶永烈采访江青在上海的入党介绍人孙达生
至于他怎么会叫“孙达生”，内中有一番趣事：那是中共地下组织考虑到他是东北人，便派他前往张学良的东北军工作，需要改名换姓。改什么名字好呢？当他请张学良的好友杜重远先生写介绍信时，杜重远给他起了个名字“张万发”。介绍信写好时，他细细一思量，觉得姓张不好，因为他是东北人，姓张容易叫人误以为他是张学良的什么亲戚。杜重远以为言之有理，拿起毛笔沉思了一下，把“张”字略加改动，变成了“孙”字，从此他便叫“孙万发”！
这位孙万发持杜重远的介绍信去见张学良将军手下的军长王以哲，马上就被任命为少校秘书，人称“孙秘书”。凭着少校军衔，他免费乘坐火车软席，往来奔走，做着中共地下工作。
后来，在西安事变之后，他生病需要住院。这时张学良在南京被拘，他这位孙万发秘书也引起注意。住院时填病历卡，刘澜波替他写上“孙达生”。他问刘澜波为什么给他取名孙达生？刘澜波笑谓：“孙达生”，孙大圣的谐音也。你瘦削机灵，身份又千变万化，不正是孙大圣吗？
不久，他来到延安，就用“孙达生”这名字。不料，这名字一用竟用了一辈子，以至现在身份证上都写着孙达生。他的本名只有在填写履历表时才提到。
在说罢“孙达生”的来历之后，他跟我谈起了江青。
江青是在193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江青匆匆离开青岛前往上海时，未带中共组织关系。在晨更工学团时，徐明清见她表现不错，便发展她为共青团员。田沅在那里教日语。孙达生也在那里工作，结识了江青。
孙达生记得江青那时在工学团教唱歌，排练话剧，刻蜡纸，印传单，颇为活跃，工作也积极。那时的生活颇为清苦。有一回，江青说施展手艺，炒了一盘青菜，孙达生和朋友们吃了都说味道很不错，后来才发现他们半个月的油都用光了。
江青提出恢复中共组织关系，并向徐明清、孙达生说明了她在青岛加入过中共。可是，由于无法得到证明，徐明清、孙达生认为还是重新办理入党手续为好。
那时，孙达生担任左翼教联常委兼党团组织委员，由他出面找江青作了两次谈话，并准备由他作为江青的入党介绍人。
孙达生把江青的情况向左翼教联党团组织作了汇报。他记得，1934年9月左翼教联党团组织已经同意吸收江青入党。
就在此后不久，江青突然失踪了。
孙达生许久不知江青音讯，后来才知道她关押在上海市公安局。据了解，特务们跟踪的是阿乐，偶然抓住了她，并不知道她的底细。她在狱中只说自己是女工学校的教师。过了一个多月，特务们审不出什么名堂，也就准备放掉她。孙达生得讯，忙于营救。
孙达生以为她的案情很平常，不必找上层关系出面保释，由女工学校出面即可。谁知女工学校是一所未经教育局登记的补习学校，不能作保。于是，孙达生请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总干事钟绍琴开具证明，为江青作保。
出狱时，要办理例行手续。江青在印有“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决不参加共产党活动”之类句子的单子上签了“李云古”。然后，她交保获释。
当时孙达生用的名字是“宋介农”。所以，江青把宋介农列为她的历史证明人之一。
孙达生说，由于江青突然被捕，而出狱后组织上要调查她在狱中的表现，所以关于她重新入党之事，也就搁了下来。
笔者问孙老：“江青在被捕前夕，即1934年9月，左翼教联党团组织既然已经同意吸收她入党，那么江青算不算已经重新入党了呢？”
孙老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问题。从组织手续上说，当时我作为党组织的代表，而且又是她的入党介绍人，找她谈了两次，就算办理了重新入党的手续。在当时，党处于地下状态，不可能召开支部会议讨论新党员的入党问题，由党组织的代表找入党申请人谈话，就算是办理这一手续。一旦入党申请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就是党员了。江青的申请，当时已经获得上级党组织批准，所以可以说她已经重新入党。但是，江青本人还不知道党组织的这一决定──她在获知这一决定之前被捕了！在她被捕之后，党组织听说她在狱中的表现不是很好，所以在她出狱之后，没有让她参加党的组织活动。她的重新入党问题，也就搁置下来。正因为江青本人不知道在她被捕前上海党组织已经批准她重新入党，所以后来她到了延安，中共中央组织部审查她的党籍问题时，她并没有说起在上海的这一段特殊情况……”
按照孙达生所说，江青入党经历应是这样的：
1933年2月，在青岛由俞启威（黄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7月，俞启威在青岛被捕，江青匆忙逃往上海，失去组织关系。
1933年秋，在上海由徐明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为陈企霞。
1934年9月，经上海左翼教联党团组织同意，孙达生为入党介绍人，重新吸收江青入党，但是党组织还没有通知江青本人。
1934年10月，由于江青在上海被捕，她的重新入党问题被搁置。
1937年10月，由黄敬、徐明清等提供证明，江青在延安恢复党籍。
也就是说，江青1933年7月从青岛匆忙逃到上海，失去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关系，直到1937年才在延安恢复了这一组织关系。
江青出狱后曾辗转多次躲避。此后，改用艺名“蓝苹”，步入上海影剧圈，成了明星。由于江青脱离了教联，也就和孙达生联系不多了。
后来，在1938年12月，孙达生在延安的一次晚会上，见到江青。这时，江青已经与毛泽东结婚了。江青仍喊孙达生为“老宋”──她并不知道当年的宋介农，已经改名孙达生。
几天后，江青打电话给他，约他到中央军委合作社，吃点东西，叙叙旧。
他去了。记得，那天江青向他谈了别后的种种情形。孙达生提醒她道：“延安和上海不同。你现在的地位也和过去不同了。你可要注意呢！邓颖超可以同周恩来一起出席报告会并解答问题，刘群先可以和博古一起在晚会上对口唱无锡景，孟庆树可以和王明一起骑马郊游，可以在晚会上男女二重唱苏联歌曲……你跟这些夫人相比，革命资历要差得多，务必谦虚谨慎。”江青听罢连连点头。她说：“我一定接受你的意见，多加注意。”
分别时，江青紧握着孙达生的手，显得十分激动。
那时，孙达生在延安柳树店抗日军政大学二大队讲课，跟张浩住得很近。张浩本名林育英，林彪的堂兄，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张浩曾向孙达生问起江青在上海的表现，孙达生如实作了答复。
1939年5月，孙达生上前线去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江青。
孙达生回首往事，对我说道：人是在不断变化的。江青后来变坏了，以至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头子，但是她最初还是走过了一段革命的路……
[1]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不是江青写的。
[2]徐铸成：《蓝苹与唐纳》，《书林》1988年6期。
[3]此处误译为费，应为裴，即裴明伦。
[4]罗斯·特里尔：《江青正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9页。
[5]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校长杨振声辞职，赵太侔暂代校长职务。1932年7月，南京政府教育部决定改青岛大学为国立山东大学，调整院系。9月30日，正式任命赵太侔为国立山东大学校长。
[6]应当是1931年7月江青与裴明伦离婚之后。
[8]1990年1月2日，叶永烈采访梁实秋夫人韩菁清于上海。
[9]2004年5月28日，叶永烈电话采访香港邓宛生女士。
[10]1989年9月12日、1989年9月17日、1993年4月3日、1995年10月9日，叶永烈在北京多次采访徐明清。
[11]陈恭怀：《我的父亲陈企霞》，接力出版社1994年版，第50页。
[12]陈恭怀：《我的父亲陈企霞》，接力出版社1994年版，第50页。
[13]《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7页。
[14]1989年9月12日、1989年9月17日、1993年4月3日、1995年10月9日，叶永烈在北京多次采访徐明清。
[15]1989年9月12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徐明清。
[16]王文正，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
[17]沈国凡：《江青三十年代当过叛徒吗？》，《百年潮》2008年第4期。
[18]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9页。
[19]1993年4月3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孙达生。
[20]1993年4月3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孙达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