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上能有多少人味

我有时在琢磨,假如我没有参加这场战争,将会是怎样呢?我会是个幸福的人。我对自己永远不会失望,我也不会知道那些我最好不要知道的、有关自己的事。正像查拉图斯特拉说的:不仅你在窥视深渊,深渊也在窥视你的灵魂……

我在无线电技术学院已经上了二年级,可是我的心向往音乐,爱读有关艺术的书。对于我来说,那是一个更容易亲近的世界。我两头奔波,就在这个当儿接到军委会通知。我是个意志薄弱的人,我不想干预自己的命运,即使干预了也会失败,听天由命吧,责任不在我……当然,我对参军一事准备不够。在那边我才明白,你就是奴隶,但不止你一个。而在那之前,我以为,我是一个独立的人。

首长没有当面直说,但一听就明白,要派我们去阿富汗。我没有干预我的命运……他们把我们排列在练兵场上,宣读了命令,说我们是国际主义军人……我们安安静静地接受了一切,你总不会说:“我怕,我不想去!”我们是去执行国际主义义务,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在加德兹转运站就开始了……服役久的老兵把一切值钱的东西都要走了:皮靴、海魂衫、贝雷帽。每件东西都是钱呀:贝雷帽,十张兑换券;一盒军章,二十五张兑换券。空降兵军章每套应该是五个:近卫军章、空军优秀军人章、跳伞员章、级别章,还有军人运动员章,我们称为“跑章”。26

检阅时,穿的衬衫也给抢走了,他们用那些东西去和阿富汗人换麻醉剂。几个“爷爷兵”走了过来:“你的行囊呢?”他们翻找了一遍,看中什么就拿走什么,然后放你走人。连里把大家的制服都给收了,给我们换上旧的。他们把我们叫到军需仓库里:“你在这儿何必穿新军装?兄弟们准备回苏联了。”我往家写信,说蒙古的天气真美呀,吃得好,太阳亮。其实,这里已经是战场了……

第一次进村时,营长教我们如何对待当地居民:“所有阿富汗人,不分年龄,都是‘巴恰’,明白了吗?其余的,我会教给你们。”

我们在路上遇见一个老汉,一声令下:“停车,大家瞧着!”

营长走到老汉面前,扯掉了他的缠头,在胡子上摸索了一阵:“喏,走吧走吧,巴恰。”

这是意外的事。

在村子里,我们把装有大麦米的盒饭扔给孩子们。他们以为我们扔的是手榴弹,吓得撒腿就跑。

第一次出征——随同纵队作战,我很激动,兴趣盎然,战争就在身边进行!手持武器,腰挂手榴弹,这种形象过去只在招贴画上见过。接近了绿带区……我作为瞄准操纵手,对着瞄准镜,非常细心地观察……出现了一个缠头……

“谢廖沙,”我对坐在机关炮后的战友喊道,“我看见一个缠头,怎么办?”

“射击。”

“随随便便就射击?”

“你还要想一会儿?”开了一炮。

“我又看见了缠头……白色缠头……怎么办?”

“射击!”

用机关炮,用机枪射出弹药的一半基数。

“你在哪儿发现了白色缠头?那是雪堆。”

“谢廖沙,你的‘雪堆’在奔跑……你的‘雪堆’还有自动步枪……”

大家从装甲输送车上跳下来,用自动步枪射击。

把人打死,或者留活口,我们根本不考虑这类问题。总想吃东西,总想睡觉,总有一个愿望,一切快快结束。不再射击,徒步行走……坐在炽热的装甲车上……呼吸呛人的滚热的沙土……子弹在头上呼啸,可是我们照样睡觉……

把人打死,或者留活口,这是战后谈的话题。战争本身的心理学很简单,对于我们来说,阿富汗人不是人,而我们对他们来说同样如此。彼此不能把对方看成是人,看成是人,就下不了手。我们包围了“杜什曼”的村庄……围了一天一夜,两天两夜……天热,疲劳,我们如同野兽……我们变得比“绿人”(即阿富汗人民军)更心狠……他们在此地毕竟是自己人,他们在这样的村庄里土生土长……我们对此不加思考……他们的生活不像我们的生活,不为我们所理解……我们开枪、扔手榴弹,不费吹灰之力。

有一次,我们回到营地,七个弟兄挂了彩,两个被震伤。沿路的村庄都没有人影,有的进了山,有的躲在自己的土屋里。突然窜出一个阿富汗老婆子,她一边哭一边叫,挥着拳头冲向装甲输送车……她儿子被打死了,她在诅咒我们,她的举动只能唤起大家的一种感情,就是送她上西天。她叫唤什么?干吗挥舞拳头?吓唬谁呀?我们本来可以把她打死,可是没有。我们从大道上把她推开,推到一旁,开车扬长而去。我们带走了七具死尸……她叫唤什么?她想干什么?

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是兵,我们只知道打仗。我们过的是和阿富汗人相隔绝的士兵生活,不许他们进入部队驻地。我们知道他们在杀我们,可是大家都非常想活下去。我想,我可以挂彩,甚至想挂个轻彩,那时就可以躺上几天,睡个好觉,但谁也不想死。我们有两个士兵走进一家小店,把小铺的全家人都给打死了,把东西也给抢走了。开始调查此事时,他们先是否认:那不是我们干的。从死人身上取出的子弹是我们的,被拿给我们看,继续进行追查:“是谁干的?”找出三个人来:一个军官,一个准尉和一个士兵。我记得在连里搜查抢来的钱财时,我们有一种受污辱的感觉:怎么能因为他们,因为几个被打死的阿富汗人,来搜查我们?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啊?最后召开了军事审判大会,两个人被处决——准尉和士兵。大家都为他们感到惋惜,他们是因为胡来而丧了命,大家说那是“胡来”而不是“犯罪”。至于被打死的开小店的那一家人,似乎根本不存在。我们是在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只是到了现在,旧框散了架,我才开始考虑这些事……其实,我每次读到屠格涅夫的《木木》时,都会含着眼泪!

人在战争中会发生某种变化,是他,又不是他。难道有人教过我们别杀人吗?参加过战争的人来到我们学校,来到我们学院,讲述他们怎样杀人,他们的礼服上都别着勋章。我一次也没有听说过在战场上不许杀人。我知道,只有和平时期杀人才受到法律制裁,他们是杀人犯。可是在战争时期,有另一种说法,说那是“在祖国母亲面前尽儿子的天职”,是“神圣的男子汉的事业”,是“保卫祖国”。他们向我们解释说,我们在重复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士兵的业绩。我怎么能怀疑他们的话呢?他们反反复复地对我们讲:你们是最优秀的。既然我们是最优秀的,我何必还要自己去思考呢?我们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后来,我想了很多。朋友说:“你要么已经疯了,要么快发疯了。”而我(我是由我母亲,一位能干、彪悍的女性抚养长大的)从来不想干预自己的命运。

在训练基地,从事特殊任务的侦察兵们讲,他们闯入一个小村庄,砍杀了所有人。多么浪漫传奇的故事。我也想成为他们那样坚强的人,天不怕地不怕。我这个人大概有一些缺陷:喜欢音乐,爱看书,但也想冲进村庄,把所有人都割断喉咙,然后轻松愉快地硬充好汉,大吹牛皮。可是我也记得另外一件事……怎样感受到失魂落魄的恐惧……我们乘车行进,开始交火,车停下来,命令:“占据防御位置!”大家从车上跳下来,我站了起来,有个战友占据了我原来的位置,手榴弹恰好投在他的身上……我觉得我直挺挺地从车上飞了出来,像在动画片里那样,缓缓地降落,可是别人的躯体一块一块地落得比我快……不知为什么我落得慢……这一切都印在我脑海里,这才是可怕……大概这样也可以把自己的死亡过程记录下来……真有趣……我摔在地上,我像墨鱼似的爬进水沟……我躺在沟里,举起受伤的胳膊……后来才知道我的伤很轻,不过我举着胳膊一直没动……

不,我成不了坚强的人……冲进土屋把人家的喉咙割断,这种事我做不到……一年以后,我进了军医院,因为营养不良……全排我是唯一的“年轻人”,十个“爷爷兵”和我一个“娃娃兵”……一昼夜只能睡三个小时,替所有人洗餐具,储备柴火,打扫驻地,担水……离小河有二十多米……早晨去打水,心里觉得不能去,前边有地雷,可是我怕又挨打……一觉醒来,一看没有水,洗不了脸,就去了,去了就踩在地雷上了……谢天谢地,我踩上的是信号雷,信号飞向天空,照亮了周围……我摔倒了,坐了一会儿,继续向前爬……能挑一桶水也好,否则连牙都没办法刷……“爷爷兵”不分青红皂白,只知道打人。

这是典型的军营生活。这一年当中,我从一个正常的小伙子变成营养不良的人,护士不帮忙,我连病房都走不出去,累得满头大汗。回到部队,又开始挨打。我被打伤了腿,不得不动手术。营长到军医院来看我,追问我:“是谁打的?”

他们是夜里打的,但我同样知道是谁。可是不能说,说出来就成了告密者。这是不能违背的军营法则。

“你怎么不说话?说,是谁?我要把他送上军事法庭去受审……”

我不说话。士兵生活中,外力无法制服内力,正是内在的法则决定了我的命运。谁若想与它对立,必定遭到失败。我见过这种情况……我不干预自己的命运……服役期快结束时,我也想打人,没有打成……“爷爷兵”的作风不取决于人,而受群体的支配,先是别人打你,然后是你打别人。我对转业的人隐瞒了我打不了别人的事,倘若让他们知道,挨打的人和打人的人都会瞧不起我。

我回到家里,来到军委会,恰好这时有人把锌皮棺材运来……里面是我们的上尉,死亡通知书上写着:“在执行国际主义任务中阵亡。”在那一分钟,我想起他每次喝得醉醺醺,在走廊里晃来晃去,拳打值日兵下颌的情景……每周他都用这种方法寻开心……你躲不掉,只好把打掉的牙吐出来……我在战争中明白了,人身上的人味并不多。没有食物的时候,人变得残酷无情;感觉不舒服时,也会变得残酷无情。那么,人身上能有多少人味呢?

我到公墓只去了一趟……墓碑上刻着“壮烈牺牲”,“表现出英勇与刚毅”,“完成军人天职”。当然也有英雄,如果对“英雄”两字作狭义的理解。比方说,在战斗时,用自己的身躯掩护了战友,把负伤的指挥官拖到安全的地方……但是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人被麻醉剂药死了,还有一个正往食品库里钻时被岗哨给打死了……我们都往食品库里钻过,能喝杯炼乳、吃口饼干,真是梦寐以求的。可是您不会把这些写出来,您一定会把这些事勾掉。谁也不会说出那些地下躺着的人身上,曾经有哪些真实的事情发生。活者授予勋章,死者编成传说,这样对大家都好。

这场战争就和此地的生活一样,完全不像我在书本中读到的。谢天谢地,好在我另有天地,它把那个世界给挡住了,那就是书的天地、音乐的天地,那个天地拯救了我。不是在那边,而是在这里,我开始弄清楚自己到过什么地方、发生过什么事。我总是一个人思考这些事,我不去“阿富汗人俱乐部”。我不能想象自己会到学校里去讲战争,讲怎样把我这个没有成人的人塑造成只想吃和睡的生物,而不是杀人犯。我瞧不起“阿富汗人”,他们的俱乐部像部队,全是部队的那一套,他们不喜欢全身挂着金属的歌手。他们说:“走,弟兄们,咱们去揍他们一顿。”这正是我想摆脱,而不是与之同流合污的生活。我们的社会相当残酷,过去我没有注意到。

有一次,我们在军医院里偷了一大堆非那西丁。这种药是用来治疗精神失常的人的,每次服一两片,可是我们有的人一下子吞了十片,有人吞了二十片……到了半夜3点钟,有人到厨房去洗盘子洗碗,其实盘子和碗都干干净净,另外一些人阴沉沉地坐在那里玩牌,还有一些人在枕头上拉屎撒尿……荒唐透顶……女护士吓跑了,把哨兵叫来了……

这场战争就是这样留在我的记忆里,荒唐透顶……

——一位瞄准手士兵

《锌皮娃娃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