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活着

看我的外表,谁也想不到我内心是什么样,只有父母不让我总去回忆那些摆脱不掉的往事……

我带着自己的狗“恰拉”去了阿富汗。只要你喊一声“装死”,恰拉就倒在地上;喊“闭上眼睛”,它就用两只爪子捂住嘴脸和眼睛。当我情绪不佳的时候,当我痛苦难熬的时候,恰拉就会依偎在我身边流泪……我到了那边以后,头几天高兴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从小就有病,部队不要我。这怎么能行?堂堂小伙子,却没有在部队里服过役?丢人,遭人嘲笑。部队是生活的学校,能把你培养成男子汉。我参了军,一次又一次打报告,请求派我去阿富汗。

“你到了那边,过不了两天就得送掉小命。”别人劝阻我。

“不,我要到那边去。”我想证明,我和大家是一样的人。

我瞒着双亲,没有告诉他们我在哪里服役。我十二岁就患了淋巴炎,这种病平时能帮我的忙。

我只把军用信箱号码告诉了双亲,说我所在的是保密部队,不能说出城市的名称。

我带着狗和吉他来了,到了特别科,他们问我:“你怎么来的?”

“就这么来的……”我告诉他们我打过多少次报告。

“你自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怎么,你是个疯子?”

我从来不吸烟,这时想吸烟。

我见到了第一批被打死的人:大腿从腹股沟处被炸掉,脑袋上有一个窟窿。我走开了,昏了过去。我心里每个地方都在号叫:“我要活着!”

半夜里,有人把阵亡者的自动步枪给偷走了。偷枪的人被查出来了,是我们自己的士兵。他把自动步枪卖给了阿富汗商店,得了八万阿币。他用这笔钱买的东西,也让大家看了:两台录音机,几条女牛仔裤。如果没有人看管他,我们会亲手把他打死,把他千刀万剐。他被审判时,坐着,一声不响。他哭了。报纸上写的尽是“建立功勋”,我们看到这种报道,既气愤又觉得可笑,我们带着这种报纸进厕所。可是令人不能理解的是,回到家后过了两年,我读报时,会寻找有关“建立功勋”的报道,我相信这些报道。

在那边时,我以为回家就是快乐。我会改变自己的一生,我会重建生活。很多人回国了,离婚,再婚,迁往外地。有的人去了西伯利亚,参加石油管道的修建,有的人去了切尔诺贝利,有人当了消防队员。总之,哪里需要冒险,我们就到哪里去,混日子已不能代替生活了。我在那边见过烧伤了的小伙子们……一开始他们焦黄焦黄的,只有眼睛闪闪发光,他们的肉皮剥落,露出粉红色的肌肤……

还有登山呢!情况是这样的:自动步枪要带在身上,这无须赘言,还有加倍的弹药——大约有十公斤的子弹,手榴弹也有几公斤,每人再加上一个地雷,这又是十公斤,还有装甲坎肩、干口粮……总之,全身上下左右,最少挂了四十公斤东西。我亲眼看着一个人被汗水淋湿,好像是被瓢泼大雨浇过一般。

我见过留在死人脸上的橘黄色的肉皮。是的,不知为什么是橘黄色的。我见过友情,也见过胆怯……至于我们的所作所为,是非干不可的事。请您永远不要触及这个问题,事后的聪明者大有人在。为什么我们在那边时,没有一个人退还自己的党证,没有一个人把子弹射进自己的脑袋?不,这种牺牲不是毫无意义的。

我回家了,我妈像照顾孩子似的脱了我的衣服,浑身摸了一遍:“完整无缺,我的宝贝儿子。”表面上我是完整无缺,可是心里在冒火。我看什么都不顺眼:明亮的太阳——不顺眼;愉快的歌曲——不顺耳;有人在欢笑——不顺心。我的房间里仍然摆着原来的那些书,原来的那些照片,原来的那台录音机,原来的那把吉他,可我已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

我不能穿行于公园,总要回头窥望。在咖啡馆里,招待员站在我的背后:“请您点菜。”我几乎跳起来,几乎拔腿跑开,有人站在我的背后——我受不了。

见到败类,我只有一个念头:“应当把他毙了。”在战场上干的事,正好与和平时期教会我们的完全相反。在和平生活中,必须把战争中掌握的习惯全部忘掉。我射击优秀、掷弹准确,现在谁需要这些?

我们在那边时,觉得有需要保卫的东西。我在保卫我们的祖国,我在保卫我们的生活。可是在这儿,一个朋友甚至不能借三卢布给你,说什么妻子不答应。难道这也算是朋友?

我明白了,我们不为人们所需要,不需要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那是多余的东西,不方便的东西。我们也是多余的人,用起来不方便的人。我当过修理汽车的钳工,在共青团区团委当过指导员。

我不干了,到处都像是生活的泥潭。人人忙着赚钱,买别墅、汽车、熏肠,没人过问我们。如果我们不保卫自己的权利,那就是一场谁也不知道的战争。如果我们的人数不是那么众多,不是有几十万,那么就会堵住我们的嘴,如同当年不提越南,不提埃及……我们在那边时,大家都恨“杜赫”。我现在需要朋友,我该恨谁呢?

我到军委会去,申请回阿富汗。他们不接受,说“战争即将结束”,像我这样的人都会回来。到那时,我们的人就更多了。

早晨醒来,我记不得昨夜的梦,这让人高兴。我不对任何人讲我做的梦,可是我讲不出来的,我不想讲的事,仍然存在……

我仿佛在睡觉,梦见人的海洋,大家聚集在我们家附近。我四处观望,感到拥挤,但不知为什么,我站不起来。这时我恍然大悟,我是躺在棺材里,木板棺材,这事我记得很清楚。可我是活人,我记得我是活人,不过我却躺在棺材里。大门打开了,大家涌向大路,把我也抬到大路上去了。人一群又一群,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悲伤的样子,神情里还有一种我不明白的神秘的惊喜。

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我在棺材里?行进的队伍突然站住,我听到有人说:“把锤子递给我。”这时我明白了:我是在做梦。又有人重复了一句:“把锤子递给我。”既像是真事,又像是做梦。有人第三次说:“请把锤子递给我。”我听见棺盖砰的一声盖上了,锤子叮叮当当地敲了起来。有一颗钉子钉到我的手指上,我用头,用腿撞棺盖,棺盖一下子掀开了,掉在地上。人们在观望,我坐了起来,直起腰半坐着。我想喊我疼,你们为什么要用钉子把我钉起来,我在里面喘不过气。他们在哭,可是对我一句话也不说,所有人都像是哑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们说话,才能让他们听得见。我觉得我在喊,可是嘴唇紧闭着,怎么也张不开。于是,我又躺进棺材里去了。我躺在里面想:他们希望我死去,我也许真的已经死了,所以应当默默无语。有人又在说:“把锤子递给我……”

——一位通信兵

《锌皮娃娃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