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我都去打开自己的信箱……
我的私人信箱越来越像是兵役委员会或博物馆的信箱了：“来自玛林娜·拉斯柯娃航空团女飞行员的问候……”“我受铁人旅全体女游击队员的委托给您写信……”“明斯克的女地下工作者向您祝贺……祝您已经开始的工作取得成功……”“野战洗衣队的战士们向您报告……”到现在为止，对于我的会见请求只有少数几位断然拒绝：“不，这像可怕的噩梦……我受不了！我说不出！”或者：“我不愿意回忆！我不想回忆！已经忘记很久了……”
我还记住了另一封信，上面没有寄信人地址：
“我的丈夫，光荣勋章的获得者，战后却被关了十年劳改营……祖国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英雄们，这样对待胜利者的吗？！就因为他写了一封信给他在大学里的同事，说他很难为我们的胜利感到骄傲：在本国或者异乡的土地上布满了俄罗斯人的尸体，浸透了我们的鲜血。他立即就被逮捕……摘下了军人肩章……
“斯大林去世后，他才从哈萨克斯坦回来……已经是满身病痛。我们没有孩子。我不需要记住战争，我毕生都在作战……”
不是所有的人都决心写自己的回忆录，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做到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诉诸文字。就像女报务员A.布拉克娃中士所说：“泪水阻碍了我们……”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回忆录只不过抄录了一些地址和新名字。
我体内的金属够多的了……我在威帖布斯克受的一次伤，弹片钻进了肺里，离心脏只有三厘米。第二块弹片打在右肺上，还有两块弹片在腹部……
这就是我的地址……请您来看我吧。我不能继续写了，眼泪使我什么都看不清楚……
——瓦莲京娜·德米特里耶夫娜·格罗莫娃
（卫生指导员）
我没有立过什么大功，只得了几枚奖章。我不知道对我的生平您是否感兴趣，可我总想把自己的经历对别人说说……
——B.沃伦诺娃
（电话接线员）
我和丈夫早先住在马加丹地区的极北镇。丈夫当司机，我当检查员。战争刚一爆发，我们两人就申请上前线。有关部门答复我们说，你们应当干好本职工作。于是我们便给斯大林同志发电报，并捐献了五万卢布来建造坦克（当时可是一笔大钱，是我们家全部的积蓄），并表达了我们俩共同上前线的心愿。我们收到了政府的感谢信。1943年，我和丈夫被派到切里亚宾斯克坦克技术学校学习，我们作为旁听生在那里毕了业。
我们在那里领到一辆坦克。我们夫妻俩都是一级坦克驾驶员，可是一辆坦克里只能有一名驾驶员。于是指挥部决定任命我为“HC-122”坦克车长，任命我丈夫为正驾驶员。就这样，我们俩一直打到了德国。我们俩都受过伤，也都得过奖。
战争期间，有不少姑娘当上中型坦克手，而在重型坦克上的，只有我一个人。我有时想：要是能把自己的一生写给哪位作家就好了。我自己写不成书，应该找作家……
——A.鲍依科
（少尉，坦克手）
1942年，我被任命为营长。团政委提前告诫我：
“大尉，请您注意，您将指挥的不是普通的营，而是个‘少女营’。这个营里一半成员都是姑娘，是一些需要特殊对待、特别关注和照顾的人。”我虽然知道当时有许多姑娘在军中服役，但对眼前的情况可是一点都没料到。我们这些现役军官，对于“弱性别”担任军职始终持有保留态度，这行当历来都是男子干的。当然，比如说，医院里的护士，我们还是看得惯的。她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接着是在国内战争中，曾经表现得很英勇。可是，姑娘在高炮部队里能干些什么呀？在我们这种炮兵部队，得扛一普特7一颗的炮弹呀！再说，怎么把她们分配到各个炮连去呢？每个炮连只有一个掩蔽部，里面住着清一色男人的炮班成员。她们还得一连几个小时坐在火炮机械上，而这些设备全是铁的，就连火炮座位也是铁的，她们是姑娘啊，怎么能吃得消？最后的麻烦是，她们在哪儿洗头发，怎样吹干头发？问题一大堆，而且都不是一般的问题……
我经常到各个炮兵连走走看看。见到姑娘挎着步枪站岗，见到姑娘拿着望远镜守在瞭望哨上，说实话，我心里是很不舒服的——也许因为我是从前线、从前沿阵地上回来的。姑娘们的性格各个不同，有腼腆的，有胆小的，有娇气的，也有果断的，甚至火爆的。军事纪律不是人人都能服从的，女人的天性本来就与军事秩序格格不入。她们不是忘记了命令的内容，就是在收到家信后哭上整整半天。要是惩罚她们吧，第二天准得取消——心肠硬不下来。我老是忍不住想：唉，我可是被这帮姑娘坑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不得不消除了全部疑虑。姑娘们都变成了出色的军人。我和她们一起走过了残酷的历程。请您来吧。我们好好长谈一番……
——伊万·阿尔卡吉耶维奇·列维茨基
（原七八四高炮团第五营营长）
我手里有四面八方的通信人地址——莫斯科、基辅、克拉斯诺达尔州的阿普舍隆斯克市、威帖布斯科、伏尔加格勒、雅卢托罗夫斯克、苏兹达里、加利奇、斯摩棱斯克……怎么才能包圆儿呢？我们国家这么大。这时出现的一件事帮到了我，是个出乎意料的提醒。有一天，邮筒里来了一份请柬，是巴托夫将军的六十五集团军老战士协会发来的：“我们每年五月十六日和十七日都在莫斯科红场聚会。这既是传统又是仪式，凡是能来的人都得来。有的来自摩尔曼斯克和卡拉甘达，有的来自阿尔泰和奥姆斯克，总之哪儿都有，来自于我们广阔无际的祖国各地……一句话，我们很期待您……”
莫斯科宾馆。五月是胜利的月份。到处都有人在紧紧拥抱，抱头痛哭，拍照留影，分不清楚哪里是堆到胸前的鲜花，哪里是勋章和奖章。我进入了这个人流，大家把我举起来，不可遏止地一个接一个传递着，很快地，我就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几乎陌生的世界中，好像在一个陌生的岛屿上，在一群我既熟悉又不相识的人中间，但有一点我知道：我爱他们。在我们这一代中间，他们通常是被遗忘而无人注意的，因为他们正在远去，他们的人数变得越来越少，而下一代越来越多。但每年一次，他们要聚集在一起，为的是哪怕十分短暂地回到自己的时间中——他们的时间，就是他们的回忆。
在七层五十二号房间，聚集着5257医院的老兵们，为首者是亚历山得拉·伊万诺芙娜·扎依采娃（大尉军医）。她见到我很高兴，自愿把我介绍给所有人，就好像我和她相识已久。其实我完全是偶然地撞进了这个房间，完全是误打误撞。
我把她介绍的所有人的名字都记了下来，外科医生加琳娜·伊万诺夫娜·萨佐诺娃，医生伊丽莎白·米哈依洛夫娜·艾杰什坦，外科护士瓦莲京娜·瓦西里耶夫娜·卢基娜，一级手术护士安娜·伊格纳吉耶夫娜·戈列丽克，护士娜杰日达·费陀罗夫娜·波图日娜亚、克拉弗季娅·普罗霍洛夫娜·鲍洛杜丽娜、叶莲娜·帕甫洛夫娜·雅柯夫廖娃、安格丽娜·尼古拉耶夫娜·季莫菲叶娃、索菲亚·卡玛尔金诺夫娜·莫特莲柯、塔玛拉·德米特里耶夫娜·莫洛卓娃、索菲亚·费利莫夫娜·谢苗纽克、拉丽莎·吉洪诺夫娜·捷伊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