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靴子和女人的帽子

我们就像鼹鼠一样住在地底下……但姑娘家的一些小摆设、小玩意儿却一直保存着。春天到了,折下几根柳枝插起来,心情就愉快不少。因为明天你就可能不在人间,看到这些婀娜的柳枝就会想起我们自己,提醒自己,记着自己……一个姑娘收到了家里寄来的毛料衣裙,我们大家都很羡慕,虽然军队里是不允许穿个人衣服的。我们的司务长,他还是个男人呢,却喜欢唠唠叨叨:“要是给你寄来一张小床单也好啊,那倒是更有用处呢。”确实,我们连床单和枕头都没有,都是睡在树枝和稻草上面。但我自己也偷偷藏着一副耳环,每到夜里我就戴上耳环睡觉……

当我第一次被震伤后,耳朵听不到声音,嘴巴也不能说话了。我对自己发誓:如果我的嗓音不能够复原,我就一头扎到火车轮下算了。我是那么喜欢唱歌,突然却失声了怎么行。幸好,后来我的声音又回来了。

这下我可高兴了,还把耳环也戴上了。上岗的时候,我高兴得大声喊起来:

“上尉同志,哨兵某某向您报告……”

“这是什么?”

“什么什么?”

“你给我离开!”

“怎么了?”

“立即脱掉耳环!这算是什么军人?”

上尉长得非常英俊,我们所有的女孩都有点为他痴迷。他常对我们说,战争期间需要的是军人,只是军人。当然是需要军人……可是我也还想做美女嘛……整个战争期间我都很害怕,生怕腿受伤,我有一双美丽的长腿。对于男人来说,这又算什么啊?他们就不那么害怕,就算丧失了双腿,反正他们都是英雄,照样可以做新郎!而一个女人如果瘸了腿,那她一生的命运就算是定了。女人的命运啊……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谢洛克娃

(中士通信班长)

整个战争期间我都很乐观……我觉得必须尽可能多地开口去笑,因为女人就应该有光彩。在上前线之前,一位老教授这样教我们:“你们应该对每一个伤员说你爱他,最有效的灵丹妙药就是爱。爱能救人,给人活下去的力量。”伤员躺在那里,他疼痛得忍不住哭出来,而你对他说一句:“我亲爱的,我的宝贝……”要是对方问你:“你爱我吗,小妹?”(他们对我们这些年轻女孩都叫小妹。)我们就回答:“当然,我爱你。但你要快点好起来哦。”伤员们可能因为太痛苦而开口骂人,但是我们绝不能。一句不礼貌的话语都会使我们受处罚被关禁闭。

很困难……当然很困难……比如当身边清一色都是男人,你还要穿裙子爬上车的时候。专用救护车是高高的大卡车,你必须要爬到最上面去!你试试看……

——维拉·弗拉季米洛夫娜·谢瓦尔德舍娃

(上尉,外科医生)

上级让我们上了火车,是货车车厢……我们只有十二个女生,其余全部都是男人。火车行进了十到十五公里就停下了。但就是这十到十五公里,让我们陷入尴尬的僵局。既没有水又没有厕所……你明白吗?

男人们在停车附近燃起了篝火,脱下衣服,一边抓虱子,一边烤火。我们能去哪里呢?我们得跑到一些背静的地方去换衣服。我穿的是一件针织毛衣,虱子钻在每一个缝隙中、每一毫米的毛衣小孔里。看一下就感到恶心:头虱、体虱和阴虱,我身上全都有了……但我不能和男人们待在一起……怎么能和男人一起烤火除虱子呢……丢死人了。我干脆就扔掉了毛衣,只穿着一件裙服。不知道在哪个车站,有个不认识的女人脱下一件上衣给我,还有一双旧鞋子。

又乘了很长时间的火车,接下来还步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冰天雪地啊。我一边走一边不住地照镜子:我没有被冻伤吧?可是到了晚上,我就发现脸颊冻伤了。在这之前我啥都不懂……我听说脸颊冻伤时,都是白色的。可是我的脸却是通红通红的,很好看。我就想,既然还挺漂亮,不如就这样冻一冻吧。可是第二天就变成黑色了……

——娜杰日达纳·瓦西里耶夫娜·阿列克谢耶娃

(列兵报务员)

我们当中有很多漂亮的女孩子……有一次我们去洗澡,澡堂附近有一个理发馆。于是我们就走了进去,互相看着,给眉毛和嘴唇化了一番妆。结果军官训斥了我们一顿:“你们是打仗还是跳舞来了?”我们大家都哭了整整一夜,把妆都涂抹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军官又走来走去对每一个女兵重复说:“我需要的是战士,而不是淑女名媛。美女在战争中是活不下去的。”真是位非常严格的指挥官。而在战争之前,他是一个数学老师……

——阿纳斯塔西娅·彼得罗夫娜·谢列格

(下士,航空气球员)

我觉得我走过了两个人生,男人和女人的不同人生……

我一进学校就开始讲军事纪律:除了上课就是走队列,在宿舍里一切也都按章行事,对我们女孩子没有任何宽容。一天到晚就是听到:“别说话!”“谁在偷偷说话?”可是每到晚上,我们就急着要坐下来缝衣绣花……女人嘛,反正就是这点记性……任何时候都放不下。我们已经背井离乡,没有家务事可做,某种程度上就不是女人了。上级只给我们一小时休息:还只能坐在列宁主义学习室里写信,也可以自由地站着交谈一会儿,但是不许笑出声来,更不许大喊大叫——这些统统都是纪律。

能唱歌吗?

不,不能。

为什么不能唱歌?

有规定的。必须是集合列队时上级下令唱歌,才可以唱。要听命令:“开始,唱歌!”

其他时候就不能唱歌?

不行。这不符合规定。

这很难习惯吧?

我觉得我根本就不可能习惯。你仅仅来得及睡觉,而且还常有紧急集合:“马上起床!”就像风一样把我们吹下床来。你开始穿衣服,可是女人的衣物总比男人要多,手忙脚乱的。最后就把腰带拿在手里急忙跑到存衣室去,再边跑边穿大衣冲进武器库,在那里把挖掩体的铁铲套上套,固定在皮带上,再挂上子弹盒,扣紧腰带。然后背起步枪,一边跑一边扣上枪栓,沿着楼梯从四楼跑下去,简直可以说是滑下去的。最后急急忙忙站到队列里。一切都必须在几分钟内完成。

在前线就是这样子……我的靴子大了三个尺码,像两只弯曲的船,灌满了灰尘。女主人送给我两个鸡蛋说:“带着路上吃吧,这么单薄的身子,一会儿就倒下了。”这两个鸡蛋很小,我悄悄地打碎它们,不让她看到,用这两个鸡蛋洗干净了我的大靴子。当然我也想吃,但是女人爱美的天性占了上风。您都想不到那件大衣多么粗糙,那身行头多么沉重,从皮带到其他,全都是男式的。我特别不喜欢大衣摩擦我的脖子,还有这双靴子,走路都歪了,一切都改变了……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当时是多么悲惨,而行军是最惨的时候……

——斯坦尼斯拉娃·彼得罗夫娜·沃尔科娃

(少尉,工兵排长)

把我们变成战士可是没那么容易哦……真的没那么简单……

上级下发制服时,司务长召集我们列队,说:“鞋尖要对齐!”

我们赶紧对齐鞋尖。鞋尖倒是对齐了,但是我们人又靠后了,因为靴子是四十到四十一码。司务长还在不住地叫着:“鞋尖,鞋尖!”

接着又下令:“学员们,看齐第四位的前胸!”

我们当然做不到,他就厉声大叫:“你们在上衣口袋里都装了什么东西?”

我们都笑了起来。

“不许笑!”司务长大叫。

为了准时而正确地办好欢迎仪式,从椅子到标语,一切都必须做好。哈哈,司务长对付我们这些姑娘,也算是吃足苦头了。

有一次进城,我们列队去澡堂洗澡。男兵在男澡堂那边,我们在女的这边。可是一走进女澡堂,就听见里面的女人们尖叫起来,还有的女人赶紧遮住自己的身体,喊道:“大兵进来了!”原来她们已经分不清我们到底是女孩还是男孩了,我们头发都剪得很短,又是清一色不分男女的军装。还有一次我们进厕所,结果里面女人都跑去把警察叫来了。我们就问警察:“那么请问我们应该去哪里解决呢?”

警察就转身大吼那些女人:“这些都是女孩子啊!”

“什么女孩子啊,都是大兵嘛……”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斯捷潘诺娃

(少校,火炮营通信连长)

我只记得一条道路,那条我们来来回回走了无数遍的道路……

当我们到达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时,上级本来想把我们留在师部。他们说:“你们都是女人,为什么一定要上前线?”我们回答说:“不,我们都是狙击手,请把我们派到需要的地方去。”于是上级又对我们说:“那就把你们派到一位很爱惜姑娘的上校那个团去吧。”指挥官的性格脾气是很不相同的,他们这样告诉我们。

这位上校是用这番话迎接我们的:“姑娘们你们瞧,你们来到战场,是要打仗的吧,那就打仗吧,可是别的事情你们可不能做。周围都是男人,根本没有女人。鬼晓得该怎么才能向你们解释清楚这件事。战争,女孩子……”他很清楚,我们还完全是孩子。第一次有敌机来空袭时,我就坐在那儿用双手抱住脑袋,后来我才想到,手也舍不得啊。就是还没有准备好去死。

我还记得进入德国以后……哦,太好笑了!在一个德国小镇,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城堡过夜,城堡里有很多房间,好大的前厅。好美丽的大厅啊!衣橱里挂满了漂亮衣服,都是女孩子的衣服,每一件都适合自己。我很喜欢一件鹅黄色的裙子,还有一件长裙,美得没法形容,长长的、轻飘飘的……觉得只有在普希金的诗歌中才会有的!已经到时间躺下睡觉了,所有人都累坏了。我们就穿上这些衣服躺下睡觉,穿着自己喜欢的衣服马上就睡着了。我就穿着那件黄色裙子,外面再套上长裙……

还有一次,我们在一个主人逃走了的帽子店里,一顶一顶地试戴帽子,为了哪怕多一点点时间戴帽子,我们整整一夜都是坐着睡觉的。早上醒来……我们对着镜子再照一次……然后把帽子全都脱下来,依旧穿回我们自己的军上装和军裤。我们什么都不能拿,行军路上就是多一根针都嫌沉重。但最后还是偷偷把一个小匙勺塞到自己的靴筒里,这就是全部了……

——贝拉·伊萨科夫娜·爱泼斯坦

(中士,狙击手)

男人……他们是另一类人……不是都能理解我们……

但我们大家很喜欢普季钦上校,都叫他“老爸”。他和其他人不一样,很了解我们女人的心思。在莫斯科城外撤退时,是最艰难的时候,他告诉我们:

姑娘们,莫斯科就在我们身旁。我会为你找来一个美发师,你们可以画画眉毛,卷卷睫毛,烫烫头发。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可是我希望你们个个都保持美丽。战争是持久的……不会很快结束……

上校还真的不知从哪儿找来了一个理发师,我们都烫了头发,自我美容一番。那天我们真是好幸福、好开心……

——季娜伊达·普罗科菲耶夫娜·霍马列娃

(报务员)

那次我们越过拉多加湖的冰面向敌人进攻,遭遇了猛烈的炮火。到处都是冰水,人一受伤倒下,就会马上沉入水底。我爬来爬去地给伤员包扎。当我爬到一个双腿都被炸断的战士身边时,他的腿已经失去了知觉,却推开我,扑向自己的小“精品袋”,就是一个口袋。他是在找自己的应急口粮袋。人都快死了,还在找吃的呢……我们在冰雪中行军时,都是自己携带食物。当时我想给他做包扎,他却只知道把手伸进自己的口粮袋中,不管里面有什么。一些男人好像是很难忍受饥饿的,饥饿在他们看来比死还要痛苦……

关于我自己我也就是记住这些……开始是怕死……然后在内心里是担忧和好奇相伴而生,再后来,就是既无害怕也无好奇了,就是因为疲劳过度了。无时无刻不是到达了力量的极限,或超越了能力的极限。到最后只剩下一种担心:死后会不会样子很难看。这就是女人的恐惧:只要不被炮弹炸得支离破碎就行……我知道那是怎样的样子,我自己就收集过炸碎的残肢……

——索菲亚·康斯坦丁诺夫娜·杜布尼亚科娃

(卫生指导员)

大雨没完没了地下着……我们在沼泽地急行军,不断有人倒在泥淖中。有的是受伤了,有的是死掉了。没有谁愿意死在这片沼泽地里,黑色沼泽地。呶,一个年轻姑娘怎么能那样躺在沼泽地里呢……还有一次,我们已经打到白俄罗斯了……在奥尔沙大森林中,到处是小灌木樱桃,花是蓝色的,整片草地都是蓝色的。要是死在这样的花丛中也值了!安静地躺在这里……那时候真是傻啊,只有十七岁……我想象自己就应该那个样子去死……

那时候,我以为死后就像飞到什么地方去了。有一次我们彻夜在谈论死亡,但只有那一次。我们后来再也不敢说出这个字眼了……

——柳波芙·伊万诺夫娜·奥斯莫洛夫斯卡雅

(列兵,侦察员)

我们整个飞行团全都是女性……1942年5月,我们飞往前线……

上级分给我们的是“波2”型飞机。这种飞机体积小、速度慢,只能低空飞行,往往还是超低空飞行,贴着地面飞!战前都是年轻人在飞行俱乐部学习驾驶这种飞机,没有人想到它也会被用作军事目的。这种飞机是木质结构,完全是由胶合板制成的,外面再覆盖一层高密度帆布,其实也就是纱布。这种飞机只要一被命中就会燃烧,像一团火球在空气中燃烧,直到坠落,就像划一根火柴那样,瞬间就会熄灭。机内唯一的固体金属零件就是M-II型发动机。后来,都到了战争快结束时,才发给我们降落伞,并在驾驶舱内配备了一挺机关枪,在那之前是没有任何武器的,只有在起落架下面挂了四个炸弹,这就是全部装备。现在人们把我们的飞机称为“神风”,是啊,我们那时就是“神风敢死队”。是的,我们就是敢死队!而胜利的价值远高于我们的生命。一切为了胜利!

您问我们是如何挺下来的?我来回答您……

退休之前,我一直为这样的想法而苦恼:我不工作会怎么样?为什么在五十岁之后我还要读完第二个大学?我成了历史学家,其实我应该毕生都是地质工作者,但是一个优秀地质学家应该一直在野外工作,而我已经没有力量了。医生来给做了心电图之后问我:“您何时发作过心肌梗死?”

“梗死是什么?”

“您的心脏中有些疤痕。”

这些疤痕显然就是战争留下来的。当我在目标上空盘旋时,整个身体都发抖,全身打哆嗦,因为身下是一片火光:战斗机向你射击,高射炮对你开火……有些女孩被迫离开飞行团,因为实在忍受不了。我们飞行大多是在夜里。有段时间上级试着派我们白天去轰炸建筑物,但马上就放弃了这想法。因为我们的“波2”连冲锋枪都能打中……

我们都是每天午夜十二点之前起飞。我看到过著名的王牌飞行员波科雷什金,那天他正好打完空战飞回来。他是一个坚强的男人,也就是二十岁到二十三岁之间,和我们年龄相仿:飞机加油时,技术员只来得及把他的衬衫脱下来拧一拧,汗水就像下雨一样流出来。现在不难想象当时我们是怎样做事情了吧?我们完成任务飞回基地时,连爬出驾驶舱的力气都没有了,得要别人把我们拖出来。我们也无力背着飞行图囊,只好在地面上拖着走。

我们女机械师的工作就更甭提了!她们要徒手把四个炸弹,一共有四百公斤重,一次都挂上飞机。就这样,整个夜晚,一架飞机起飞,又一架飞机降落。我们身体机能全都变了,整个战争的几年中我们都不是女人了,失去了女性的那事情……每个月来的那事……呶,您是明白的……战争结束后,有些人就失去了生育能力。

那时候我们大家都抽烟,只有在抽烟时我才能感觉一点点安慰。上天飞行时全身都会颤抖,只有点燃一根烟才能冷静下来。我们穿着皮夹克、长裤和套头军装,冬天还要穿男式皮上装,行为举止不由自主就变得男人气了。战争结束后,上级给我们缝制了卡其套裙,我们才突然觉得我们还是女孩子……

——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波波娃

(近卫军中尉,飞机领航员)

不久前我得到了一枚奖章……是红十字会发的南丁格尔国际金质奖章。所有向我表示祝贺的人都惊讶地问:“你怎么能够把一百四十七个伤员背出来啊?在军报照片上的你是一个很娇嫩的小丫头呢。”其实还有人计算我当时可能救出了两百多人呢。我从来都没把这些记在脑袋里,我们那时还不明白数字的重要性。战斗在进行,人们在流血,我怎么可能坐下来记录我救了多少人?我从来没有预计过冲锋何时结束,只是在战火中爬啊爬啊,来来回回地救伤员。如果他身上中了一个弹片,我却要过一两小时才爬到他身边,那人家早就流尽了血,我等于什么都没做。

我身上三次受伤,还有大脑三次震伤。在战争中,有人梦想早日返乡,有人梦想打到柏林,而我只是在想,我能不能活到生日那一天,活到满十八岁。不知怎的,我很害怕自己会早早死掉,甚至不能够活到十八岁。我穿着男人的裤子,戴着男人的帽子。因为总是要用膝盖跪着爬行,身上还要背着沉重的伤员,我总是破衣烂衫。简直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会有一天,还有可能站起来在土地上直立行走,而不再爬行。这在当时只是个梦想!有一天师长不知为何来了,看到我,就问:“你们怎么还招这样的少年当兵啊?你们怎么把她留下来的?这样的孩子本来应该送去上学的。”

我记得有一次绷带不够了……那种机枪扫射的伤口非常严重,用尽了所有的急救包也不够。我就把自己的内衣撕了下来,又转身向小伙子们请求:“脱掉你们的内裤和背心吧,我的伤员都要死了。”他们都脱掉内衣内裤,撕成碎条。我看着他们也不觉得难为情,就像和哥哥们在一起,我就像个小男孩生活在他们中间。我们行军时,都是三个人手臂挽在一起,中间的一个就可以睡一两小时。然后我们再换一个人到中间。

我一直打到了柏林,在德国国会大厦上写下几个大字:“我,索菲娅·孔采维奇,来到此地,是为了消灭战争。”

我看到无名烈士墓,都会在墓前下跪。在每一个无名烈士墓前……都只是下跪,不说一句话……

——索菲娅·阿达莫夫娜·孔采维奇

(步兵连卫生指导员)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