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作证……
那件事发生在十年前，现在也每天发生在我身上。
我们住在普利彼特，就是那座小镇。
我不是作家，所以不太会描述。我无法理解，连我的大学文凭都帮不上忙。你本来只是平凡渺小的人，和所有人一样——每天上班、回家，薪水不多也不少，每年度假一次。你是很平凡的人！突然有一天，你变成切尔诺贝利人，变成某种特殊生物，大家都对你感兴趣，却没有人真正了解。你很想和其他人一样，可是你再也做不到。人们用异样的眼光看你，问你：可不可怕？核电厂怎么燃烧？你看到什么？还有……你可以生小孩吗？你的妻子有没有离开你？我们变成某种生物，“切尔诺贝利”就像一个暗号，听到的人都转头盯着你看，心想：他从那里来！
刚开始就是这样，我们不只失去一座小镇，还失去所有生活。我们第三天离开时，反应炉还在燃烧。我记得一个朋友说：“闻起来就像反应炉的味道。”那种气味很难描述。报纸已经出现报道，把切尔诺贝利形容得像鬼屋，虽然实际上他们描述得像卡通一样。我要告诉你我真正的回忆，我所知道的真相。
事情的经过是：他们用收音机宣布“不能带猫”，所以我们把猫放进行李箱。但是它不想走，一直爬出来，还把我们抓伤。“不能带家当！”好吧，我不带所有家当，只带一个东西！我要拆掉公寓的门，带着门一起走。我一定得把门带走，我可以用木板把门口遮起来。大门是我们的护身符，也是我们家族的纪念物，我的爸爸躺过这扇门，因为妈妈说我们必须把过世的人放在门上。我不知道这是哪里来的传统，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做。我的父亲躺在门上，直到他们把棺木运来。我整夜坐在父亲身旁，他就躺在这扇门上，整个晚上家门都是敞开的。门上的小刻痕是我成长的标记：一年级、二年级、七年级和当兵前，旁边是我儿子和女儿成长的过程。我的一辈子都写在这扇门上，怎么可以丢下它不管？
我请有车的邻居帮忙，他朝脑袋指了指，好像在说：“你脑袋有问题？”但我后来还是趁着晚上骑摩托车穿越树林，把门带了出来。那是两年后的事了，我们的公寓已经被洗劫一空。警察以为我是小偷，在后面追赶，大声说：“我们要开枪了！”我就是那样偷出了自家的大门。
我带妻子和女儿到医院检查，她们的身上出现铜板大小的黑斑，过一阵子就消失，不过不会痛。他们帮她们做了一些检查，我要求看报告，他们说：“那不是你的东西。”我问：“不然是谁的？”
当时大家都说：“我们要死了，我们要死了。到了公元两千年，所有白俄罗斯人都死光了。”我的女儿六岁，我陪她入睡时，她在我耳边轻声说：“爸爸，我要活下去，我还很小。”我以为她什么都不懂。
你能想象一个房间躺了七个剃光头的小女孩吗？七个小女生躺在医院病房里……够了！好了！我跟你讲这些的时候，心底有一个声音在说——你背叛了她们。因为我得从陌生人的角度描述这一切。我的妻子从医院回来，说她无法忍受了，她说：“她那么痛苦，死了还比较好，不然就让我先死，就不用眼睁睁看着她受苦。”好了！够了！我不能再讲了。
我们把她放在门上……我父亲躺过的那扇门，直到他们带来一只小棺材，很小，就像摆大洋娃娃的盒子。
我要作证：我的女儿死于切尔诺贝利核灾，他们希望我们忘掉这件事。
——尼古拉·福米奇·卡卢金，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