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知道的事：死亡能有多美
起初，问题在于谁该负起责任。然后，当我们懂得更多时，我们会开始想，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自从知道这一事件的影响不只是一两年，而是好几代人时，我们便开始回顾过去。
事情发生在周五晚上。当天早上，没人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带着儿子去上学，我丈夫去理发。丈夫回家时，我正在准备午餐。
“核电厂好像起火了，”他说，“他们说要大家随时开着收音机。”
我忘了说，我们住在皮里亚特，就在反应炉附近。我还记得那耀眼的深红色光芒，反应炉看起来像在发光一般。那光芒太过耀眼，并不是一般的火灾。那景象看起来很美，就算在电影里也看不到这样的画面。
当晚，所有人都跑到阳台上，家里没有阳台的，也去了朋友家里的阳台。我们家在九楼，视野很好。人们带着孩子出来，把孩子抱起来说：“看啊！要记住这景象！”
那些在反应炉工作的人——工程师、工人、核能技术指导，他们就站在黑色的烟雾中谈话、呼吸，对眼前的景象感到讶异。人们开着车，或骑着脚踏车，从各处蜂拥而来围观。我们并不知道死亡能有多美，不过味道却不怎么好闻——那并不是春天或秋天的气息，也不是泥土的味道，而是另一种东西，让我们的喉咙发痒、眼睛流泪。
我整晚没睡，听到楼上的邻居在踱步，他们也睡不着。他们似乎在搬东西，不时发出碰撞声，也许他们在打包行李。我吃了一些止痛药来抑制头痛。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环顾四周，我还记得当时的感觉——这不是我添油加醋，当时我真的感到有所不同——我感到有些不对劲，某些东西已经永远改变了。
早上八点，街上已满是戴着防毒面具的士兵。当我们看到这些士兵和军车时，我们并不感到害怕——相反的，还更为安心了。既然已派出军队来支援我们，那一切都会没事的。我们当时还不知道，看似无害的原子能置人于死地，人类在物理定律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收音机一整天都在告知大家要准备撤离：他们会把我们带走三天，清洗所有物品，并且仔细检查。小孩们则需要带着他们的课本。即使如此，我丈夫仍然将我们的一些文件和结婚照放到行李箱里。我只带了一条纱布手巾，以防天气变糟。
打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我们变成了切尔诺贝利人，我们已经成为了另一种人。晚上，载着我们的巴士停在一个小镇上。人们就睡在学校地板上或集会场所，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了。
一个女人邀请我们去她家休息。“来吧，”她说，“我铺床给你们睡，你们的孩子这样好可怜。”
她的朋友却把她拉到一旁：“你疯了吗？他们都被污染了！”
我们在莫吉廖夫停留时，我的孩子开始去上学，他第一天从学校回来时满脸泪水。他们要他坐在一个女孩旁边，那女孩却不愿意，说他有辐射。我的孩子读四年级，他是班上唯一从切尔诺贝利来的。其他孩子惧怕他，他们都叫他“亮晶晶”。他的童年就这样提早结束了。
当我们离开皮里亚特时，有一列军队与我们反方向而行。我看到来了那么多军车，这才开始感到害怕。但我心里却忍不住想，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我眼里满是泪水，四处寻找食物。我抱着孩子入睡，使他安静，但身为一个旁观者的心态，却在我心里挥之不去。
到基辅时，我们都领到了一些钱，但我们什么都买不到：有数十万人离开了家乡，他们早已把所有东西买光吃光了。在火车站和巴士上，很多人当场就心脏病发作或中风。我母亲曾经救过我一命。她现在年事已高，好几次都变得一无所有。第一次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她的牛、马和房子都被人夺走了。第二次是一把火，她从火场里唯一救出的就是我。现在她说：“只要我们还活着，这一切都会熬过去的。”
我还记得一件事。在巴士上，大家都在哭。一个坐在前面的男人对着他妻子大吼：“我真不敢相信你会这么蠢！其他人都带了该带的东西，而我们却只带了这些三升的空罐子！”
那位妻子说，既然要搭巴士，不如顺道带一些空罐子给住在途中的母亲。他们的座位旁摆着装得满满的大袋子。一路上，我们不时被这些袋子给绊倒，他们就带着这些空罐子来到了基辅。
现在我参加了教堂的唱诗班。我开始读经，上教堂——只有在这里能听到人们谈论永恒的生命，这样的言语可以安抚人心。你会很渴望听到这样的话语，这是在其他地方听不到的。
我时常梦想着，能在皮里亚特的阳光下和我儿子一同骑马。那里现在是一座空城了，但我们仍骑着马欣赏着玫瑰。皮里亚特有很多种玫瑰，有一大片一大片的玫瑰。我还年轻，我的孩子也还年幼。我深爱着他。在我的梦想里，我已经忘却了一切恐惧，从头到尾我都只是一个旁观者。
——娜杰日达·彼得罗夫娜·维戈夫斯卡雅，从皮里亚特撤离的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