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北方村庄，对这散落于平原之中的村庄细细观察，你会发现，这里有许多废弃的砖窑，砖窑四周是深深浅浅的大坑。不用说，这肯定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建造的砖厂，是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重新复苏的标志之一。
梁庄的砖厂背靠村庄，前靠河坡。80年代初期，村里有许多人都在这个砖厂干活，从早晨一直干到晚上八九点钟，挣得一家大小的日常支出和孩子的学费。
小时候，为抄近路去河里洗澡，我们一群孩子常常从砖厂中间的大砖窑旁穿过去，陷入那隐蔽的土堆和草丛的深坑里面。砖厂是一个神秘并让我们感到害怕的地方。我曾经做过噩梦，现在还隐约记得：砖厂成为一个城堡，门紧闭着，吊着索桥，想要冲进去，必须得经过无数的机关和陷阱。
梁庄砖厂到底挖了多少土，挖有多深，只要看看砖厂旁边的那根电线杆就明白了。从电线杆的底座到它裸露出来的根部约有三丈深，四面的土全被挖走，电线杆成了一个孤零零的旗杆。电线杆前是一片离地平线三丈深的整齐的凹陷地，足足有上百亩，一眼望过去，非常平坦。对面凹陷地的边缘有一个废弃的机井，圆形井身的一边也深深地裸露着，和电线杆遥遥相对。父亲说，连上砖厂，这儿原来共有两三百亩地，典型的黑老土，地肥得不得了。五六月份麦黄梢时，一片金黄，那真是漂亮。现在这地，已经没法种了，因为没有任何营养了。
环绕着砖厂的是无数不均匀的大坑，它们或在树林旁边，或在房屋后面，或是紧靠河坡。因为挖土时太靠近树，有些树已经歪斜了，盘曲的根部裸露着。曾经像城墙一下挡住汹涌的河水的河坡，如今已经被削得几乎和地平线一样了。
我们在机井那儿查看的时候，老贵叔远远地看见了，赶紧往这边跑，一看是我和父亲，笑了，说：“我还以为是谁又来调查呢。”老贵叔的腿有点拐，他患风湿病好多年，皮鞋的后跟已经快被踢掉了，沾着些泥。身上还穿着薄夹袄，黝黑的夹袄脏得有些发亮。老贵叔也是梁庄有名的“刺头儿”，脾气火暴，看不惯歪风邪气，看见当官的骂当官的，村里有啥不道德的事他也会跑去骂一通，他的辈分高，谁也没办法，和谁都合不来。所以，当年他承包砖厂的时候也没有人帮他。我让他讲讲关于砖厂的事情。站在那个机井旁边，老贵叔一手举着烟，一脚踏在那废机井的水泥座上，开始了他的讲述：
这个砖厂是啥，典型是老百姓遭殃，当官的取利。
1975年夏天开始，建轮窑。地是村里的，乡里来建设，占耕地两百多亩，利润全给乡里。合同上写着每年一亩地免四十块钱，免两百斤公粮，从来没有兑现过。也不知道村里到底要到了没有，反正老百姓从来没有见过。年年都有人为这事去闹。1985年周贵天半承包经营，乡政府投资，他交利润，干了三年。咱梁庄人挤对他干不成，因为公社过去承诺的一直没兑现。俺们队里那年交公粮，差九千多斤，都不交了。为啥？目标是为砖厂合同这么多年没有兑现，我趁机把村长梁书定整下来。
大队部欠你老五爷（老贵叔的父亲，曾经是村干部）的工资，到你老五爷不干，一直不给。当时正打麦，我见书定时说：“你爹干的时候不给，你干的时候可应该给了吧，你们能欠我们几辈人？！”他傲慢不得了。我骂他：“日你妈，你娃子能吧，你喝的还是老百姓的血，你等着吧，我非给你告下来。”我就告到乡里，乡里成立一个专案组专门来调查砖厂的事。他跑到乡里给专案组说，梁庄麻烦事多，可不敢去。专案组一听觉得有事，就来了。结果是书定被整下来，为这事，他恨死我了。
我是1988年开始干的，干了三年。1989年的时候，就干不成了，跟大队干部弄不到一块，老来查我，想等着我送礼，我就是不送，到最后都不送。头一年承包费四万。后来我亲兄弟也整我，真是四面楚歌，走到死胡同了。看不住，我兄弟背着我卖砖给当官的，我出去一趟，回来砖就少了，问我那个四弟，说被人拉走了，回头给钱。给他妈那个脚，要都要不回来。有一天，我拿着账本去找拉走砖的人，当着他的面算账，让他给钱，把他给气得像吹猪[1]哩。估计也是从来没人敢这样。当个小官，就把自己当回事了。那算啥人！
后来王西挺承包三年，也是赔钱。他也背时了。那几年雨也多，砖根本晒不成。咱们邻村承包窑的，最后想不开，跳井死了。后来，宋承信接手干到1995年，他发了。那时候形势好了，盖房子的多了。那可是好日子，公路上来回拉砖的，在村南头煤建拉煤的，人多得很，咱们村里有庆家还开了一个小吃店，办干店，也都发财了。
后来，地弄得深了，你看，就是这样子（老贵叔用手指着机井），井底变成地面了。原来，这井根本看不见，井盖还低于地面好多。那头那个电线杆下面底座上的土堆就是原始高度，挖有几丈深。
中间停有两年。窑停了之后，公社给村里三万多块钱，说是退地还耕，钱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耕，还能耕吗？已经挖到地下面了，土都没有营养了，再说，哪儿有土把这儿填平？现在建设这么快，到处都在买土卖土。后来韩家河娃又干了两年，主要就是靠卖土赚钱，现在这坑恁深，与他那几年狠命挖有很大关系。
2002年，村里人才开始找河娃的事，我一直出头到底，一告到底。先找公社书记，头一回还很利索，说：“你先回去，我派人调查。”第二回找，我说还没解决，他说我再问问。第三回找，他叫我滚。我说：“你是书记，你叫老百姓滚？！”我在公社院里大骂，我说：“书记，你给我出来，你把在屋里的话再说一遍，你敢不敢再说？”他也不敢出来。我又到县土地局去找，局长说马上去调查。
来倒来了，日他妈，告一回，来一回，来了好多趟，哪一次都是吃吃喝喝，看看问问，说一堆废话，拍拍屁股走了，就是没结果。砖厂一直都没停。我跑去找土地局长说：“你们别来了，来了就是混饭吃，你看俺们村的饭好吃是不是？”他装糊涂说：“你们那砖厂已经叫停了，还没有停吗？”我说：“局长，我要是胡跑哩，你把我关起来。”我告的时候，把土地法研究了好多遍，知道占耕地、挖土不对，我去的时候，怀里就揣着土地法。我说：“局长，我这儿有土地法，要不我把它拿出来念念，看到底对住哪一条。”他说：“你别念，我都知道。”
到2004年的时候，砖厂才彻底停下来，不是上面查得严，也不是韩家河娃发善心，是实在没啥可挖了。这一百多亩地长短是彻底毁了。现在，人们也不用土砖了，用的是石灰砖，从河里挖沙，用石子弄成混凝砖。村里地是不挖了，改挖河了。你也看见了，河成啥样了。
说起当年告状的事，父亲和老贵叔眉飞色舞，比比划划，很是兴奋。当年，就是他们俩人在那儿跑上跑下，四处策划告状，不知道有多少人恨他们。在村子里，他们是典型的“另类”，没事瞎折腾，自己的日子也没过好，只知道管闲事。
父亲看见我不屑的神情，骂道：“你别小看你老子，俺们干的可是有利于子孙的好事。你看这大坑，这百十亩凹陷地，这隐患可大着哩。梁庄这几年是没发大水，一发大水可是不得了。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河里一发大水，就淹到村里，麦秸垛都漂起来。”
是的，我当然记得，暴雨来临，村里就会成为一片汪洋，每家都在疏通水道，但水仍是四处漫溢，根本无处疏通。很多人家只有在门口挡些沙袋。有一年夏天，家里的厨房后半角塌了，只好一半淋着雨，在另一半烧水做饭。可是哪有柴呢？村头麦场里的麦秸垛都漂流着，很难过去，即使冒着踏进坑塘的危险侥幸到了那里，所掏的也是半干半湿的麦秸。于是，那一段时间几乎每家都是狼烟滚滚。
父亲说，那时候这砖厂已经开始祸害了，现在敢再发一次大水？可是不得了，原来的河坡已经给挖没了，顺着这凹陷地，水顺顺溜溜地就把整个村给淹了，没有退的地方。谁管这些事？你看现在的当官的，说是来村里调查，全是走过场。所以老百姓不待见他们，走到谁面前都给他扭个脊梁。
老贵叔往地上狠狠吐了口唾沫，说：“那年，村里不让宋承信挖窑，宋承信开大会的时候说：‘我宋承信给你们带来多少幸福？！’我心想，日你妈，你把俺们地挖挖，弄几个憨娃儿给你干活，你说给俺们带来幸福？你捉俺们这老鳖一哩！他们不懂，我还懂一些呢，非把你给告下来不可。”
老贵叔的话让我很惊讶，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却讲出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是啊，让他们挣俩钱，却把地、生态，把一个村庄的环境给破坏了。说给他们带来幸福，谁信呢？可是，我们这几十年不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吗？当农民数着花花绿绿的钱时，有没有想到他们失去了什么？他们这一点获得与失去的是否成正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