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清道，梁庄的前任支书，五十七岁，长着一张宽阔的、紫膛色的大脸，眼睛里总是闪着狡黠的光。一个自学成才、优秀的乡村厨师，一个运筹帷幄的乡村政治家，一个出口成章、能随口编顺口溜的乡村能人，一个无可奈何的公公，一个狂热的赌徒。
他给我讲起了梁庄这三十年的政治和权力运作。
农村政策变化可不一样，前进就在这十五年。原来有个顺口溜能说明情况：“队长对队长，走路咔咔响，会计对会计，穿着蓝咔叽。队长有权，会计有钱，撑死保管，饿死社员。”现在年轻人，你看人家脑子有点差，出门就把钱抓。出门打工不中用拿个万儿八千，中用的挣个三万两万。我埋怨自己退得不早。前几年我退了，领导照顾，让我们家大娃儿也当个村干部，算擦擦我脸上灰。干这几十年，只差把世上酒喝完。日他妈呀，想想差般[5]之极。你说有没有退休工资？有，可有，说出来不怕你笑，你问问他们正干着的多少钱，两百块。我退休，一个月六十八块钱，再加上保险，一共一百一十六块。
经济大包干，乡村可完蛋。咱们这个行政村共两千多人，一人一年顶百十元，每年需向乡政府交二十八万元。特产税也要向老百姓要钱，种辣椒、烟叶都要交钱，村里的开支还是跟老百姓要，民办老师的工资、办公费、招待费都是从土地上提取。没有企业，一切来自于土地。一亩地来回报税，不然不够村集体的开支和上缴。刚开始是谁种地谁掏钱，后来即使不种地，你名下的地也得每亩交五十块。有许多家两口子出去打工，干脆不回来了。村干部去要，村民也有抵触，极端的情况就是发生冲突。那时候干群关系最紧张，真是一步步恶化。在村里能给群众说通了，知道这是政府的事，与干部无关；说不通，还有的要自己搭车收费。群众最恶心干部，说：“你们除了要钱，还能干啥？”特别是1997年以后公办老师工资也让基层发，乡里又摊派到村里，老师罢工，村民闹事，乡干部也是急得贷款，去借。政策再延长两年，出现啥情况还不好说。
现在是村村都有外债，多哩，都有几十万，主要欠在提留款和超生罚款上。提留款从来没收齐过，都是村里垫支。超生罚款按人口比例交钱，咱们村每年得交三四万，可是村民常年在外，根本不回来，这也得村里垫支。老百姓也会笑话人，称村干部的工作是“催粮要款，刮宫流产”，听着咱这老脸也是挂不住。
这些主要依靠民间借贷，银行绝对不借。一分八、二分，高利贷，收提留了再还，导致村里债务越堆越多。有些信用社也想贷钱，知道这情况，不贷给集体，必须以个人名义贷。支书只好以私人身份去借贷。几乎每个村都是干部自己抓、借、贷，来完成任务和应付开支。干部背着债，不想干也不行，干着，还能生办法还，不干，这债全成自己的，那还活不活？有个村支书最后一年借不来了，选举时被选了下去。他对乡党委书记说：“书记，你要是不让我干，我上吊在你家门口。”
我自己是坚决不背债，收上来交，收不上来不交。咱们村里不欠钱。我派给生产队，队里抓，你生办法完成。到季了地卖了你再交。土地霸住，一亩地一百块，你交了让你种地，不交，不让种。
咱们村是穷村，别的地方争一个村长花几百万，咱们这个地方是没人干。农村的穷队，要啥没啥，干有啥用。选举是三年一届。民主是民主，早晚民主都是集中制。村民委员会也有，成员名单也写在墙上，选举的规章、制度都有，但只是摆设。不是这制度不好，村民自治肯定好，问题是，治谁呢？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在外打工的人根本不参加意见，选举给钱都找不来人。咱们行政村共两千多人，连两百个人都叫不到，开会只算走走过场。经济社会，农民一切扑在经济上，争官干的意识并不强。老百姓靠打工有点钱，集体是个空壳，所以也没人争。有些村开会比较积极，想参加选举的人自己掏钱，把在外打工的喊回来，那是因为有利可图。也有些村别说选举了，干脆就是没有人当，当个村支书还不如出去打工呢！
不过，话说回来，大多数人还是想当，能占点小便宜，也是个政治荣誉。算是承认，你是个能人。那全是虚荣心。有人说，道娃儿，你村支书干一辈子，把咱们村弄得要啥没啥。我说，你说球哩，群众楼上楼下，我要啥没啥。这些年，我胡球拾俩粪也挣俩钱，现在是喝一肚子酒精，两手空空。反过来说，楼上楼下跟我支书也没关系，那人家都是出门打工。不出门打工，那还不中，在屋光守二亩田，吃饭都艰难。
说到自己的穷苦，清道哥显得很激动，父亲在一旁大笑说：“你娃子别能，说得你好像受屈了一样，你不当村支书，你能在公路边盖那一处房？你养活仨儿子，还办养鸡场？就别在这儿摆穷了！酒你没少喝，赌你也没少来，你输的钱都是哪来的？”清道哥是我们一个门上的，还没有出五服，平日里父亲和他对话都是连说带骂，毫不客气，见清道在我这里撇清，父亲早就按捺不住了。
这我也承认，是沾点光。不过，我干的时候，一般不去镇上食堂，减少开支，村里穷得不得了，你再胡吃，那还行？谁对口有啥事，哪一天哪一日为啥事，月底报销，一样样审核。不管在家里招待，还是在食堂，规定多少报多少，超一部分是自己的。我每天都记账，流水账。今天在干啥，跟谁在一块儿吃饭，都写得很清。
我当官的经验是，群众通情达理的多，不论理的也有，凡事有问题，首先从干部自身找问题，别先找老百姓。老百姓百分之九十都通情达理，是你干部没说到。那年交公粮，有些群众拒交，我跟去三天，三天嗓子都说哑了。有些群众有怨言，借交粮可找着机会说说。能解决的我给你解决，解决不了给人家解释清楚。但是，交公粮是国家的事，该交粮交粮，随后再处理。借交粮胡闹，总归是不对。后来，村里人都说，早像你这样，俺们咋会不交粮？该解决解决，该说清说清，有啥说的？
现在的国家政策，对老百姓是够点[6]了。种地给钱，补七八十块钱，土地咋能荒？乡、村两级不向群众要钱，并且国家补贴，群众对上没有经济负担，收成好了多收点，不好了少收点。现在的村干部职责很简单，一是宣传党的政策，处理计划生育任务、宅基地、治安、民事纠纷；另外，村支部生办法引导群众致富，过去的干部逼着要钱，现在也变成服务型。一家一户办不了的事，村支部帮助把事办了。
有人说现在的农村新政策，根本不需要村干部，干脆取消算了。这绝对行不通，就现实来说还是不适宜，如果那样，农村的老百姓就真成了一盘散沙。政府与农村肯定有间隔，具体的农村纠纷上面政府解决不了，一是不了解情况，村里的人际关系都很复杂，谁家跟谁家有啥来龙去脉，外人一点都不了解，很难处理；二是真假难判，乡政府不可能直接进入农村。把这层取消了，下面的群众不成集体了。村里精简人可以，但机构不能取消，等于断线了。一个村千百户，政府直接工作到户是不可能的，上面任何工作都无法开展。
咱们这任县委书记，我是真佩服。第一次开三级干部会，我听罢之后说，妥了，咱们县有指望了。干的都是实事。人家开会，会场掉个针都能听见，台上台下，鸦雀无声，理论联系实际，土洋结合，深入浅出。说个笑话，别的书记开会只想睡觉，都是套话，没意思，人家开会连解手都不愿去，怕有些话没听见。
我熬了五任县委书记，都没人家的水平。新官上任，不办事可有差，没考虑成熟，一办就岔气，劳了民又伤了财。过去各任领导都要搞项目，那年种苹果，公路两旁挖得像战壕一样，结果一个苹果也没有。还有“书记工程”，各乡都在自己的地上圈个院子，搞项目，脑子一热，不根据实际情况，强压硬办，逞能的浪费百十万，窝囊的浪费几十万，最后长的全是荒草。
现在，搞杨树经济，我觉得可靠。领导开群众动员会。我说，个人感受，两句话：有脑子种上几亩杨，十年之后强似小油坊。过去领导都搞特色，最后都劳民伤财，一穷二白。我种十五亩杨树，一年一棵树能长一寸，就长八寸粗，几丈高，就按四百块钱一方，一棵树半方，两百块，一亩地五十四颗杨树，那有多少，你们自己算了。比你养儿强，你就是养个好儿，他能给你回报多少？孙儿往家一留，年下回来，给你三五百元，你喜得不得了。不回来一个电话可把你老汉打发了。回来了不是想他爹想他妈，主要是娃子留在家。手里没有一分钱，孙儿都不往你身边跑。手里攥有四五万块钱，也够你养老了，不找娃儿们麻烦。现在废地种几颗杨树，你老了也安排好了。这个项目，我支持，绿色银行。
国家政策变了之后，最起码不存在荒芜土地。有本事在外打工致富，没能力在家种地也不受作难。总的来说，国家政策好，给农民带来好处，给村干部也带来好处，干群关系也好了，除了给村里办好事，不用登门要钱。这个政策过去从来没有过，开天辟地。现在纠纷也少了。
国家只要强大，这政策就会长远。好的政策，群众信任共产党，共产党也有凝聚力，说明国家越来越强大。现在老百姓确实得到了好处，国家号召了啥东西，老百姓也愿意支持。
肯定也存在问题，再好的社会、再完美的政策也有问题。那远程教育好是好，给你个电视机，往大队部一扔，算是回了老家。就是你办，也没人去看。岁数大的在家种地，看孙娃儿，忙得头都抬不起来。不出差子[7]还怪好，一出事就完了，爷奶承担不了。你五奶奶现在一提起她那孙子，还是哭。娃子们都是爷爷奶奶看，留守儿童，管不住，没有几个想上学的。村里人精神涣散，死气沉沉的，现在村里死人，得找两个队，抬棺人才能找齐。这都是问题。
但是，都不急，国家也得慢慢来，恁大个家，也不是一天两天转过来的。
其实，在梁庄，清道哥并没有很强的根基，他父亲是个老实人，一辈子没上过台面。上任支书梁兴隆下台后，村里族人不愿意梁兴隆的儿子再当支书，硬把清道哥弄上台，谁也不得罪，谁也没话说。上台之后，清道哥显示出自己的从政才能，各方面关系都处理得挺好，对父亲和老贵叔这样的“老刺头”尊敬有加，时不时请他们吃个饭，商量点事儿，把几个老头儿哄得晕头转向。把兴隆儿子安排成村长，又把老保管的儿子任命为治安主任，也算让他们“世袭”了。清道哥在说到这个词时，很得意。村里普通群众虽然有意见，但是，因为这利益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不知道它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因此，虽然私下里议论议论，但因为清道哥的“清廉”，大家也没什么大动作。
几十年来，国家对乡村的政策一直在调整，中间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期。现在，政府对农村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并且，加大了投入的力度和广度。从表面上看，国家与农民、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减轻了，但是，却也遮蔽了许多本质性的问题。譬如民主程序、村民自治虽然已经喊了三十年，但是，对于一个内陆的小村庄来说，它们依然是很陌生的、概念化的名词，政治、权利、民主等词语距离农民还是很遥远。国家、政府与农民之间缺乏根本性的互动，一种建立在理解、尊重、平等基础上的互动。乡村人口的超高流动性是民主政治无法推行的重要原因，家庭的主要成员长年不在家，对村庄、对土地的感情越来越淡漠。出门挣钱是第一要义，至于土地，它不再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不再是“命根子”，无论政府怎么折腾，无非就是要税或不要税，多要税或是少要税，不足以形成一种巨大的牵制力。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基本的行政单位，村庄并没有生产能力、没有建设项目，也没有凝聚力吸引它的成员，使他们成为自己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