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被世界遗忘的角落里

整个乡村给人一种温暖自在的感觉,虽然有触目惊心的破败。它的确有变化,但也是自在的变化,没有时间与速度,因此,也就没有危机与焦虑。几位妇女在村头的树下打牌,有的人带着孙子到处闲逛聊天,有的人在田地里干活,青年也在各自忙碌。我预想的悲伤、痛苦、无奈都慢慢被消解,甚至被我自己给否定了。因为在这里,这些都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好像有点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滋味,甚至有点故意找茬儿的意思。但在这样一种明晰的感觉背后又有说不出的困惑,还有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我所讲述的乡村故事,一个个生命,他们的矛盾、痛苦,所面临的问题究竟反映了什么?是这个社会的不公平赋予他们的苦难,还是其他的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愿意轻易把这些人生、这些生命样态归结为社会的问题,我总以为,这里面蕴含着更为复杂、多义的东西,它不仅仅与政府相关,也与传统、文化、道德,与这块土地、这片天空、这片原野相关,它与已经深深扎根于土壤中的几千年的民族生活息息相关。它是一种久远的密码,它是一种民族无意识,而时代政治、政策及由此带来的变迁则只是一个横截面,是暂时的影响,一旦这种强大的外力消失,一切可能又恢复到过去。

我的观点是如此犹疑,不确定。从外部看事物与从内部看事物永远是有差别的,而从底层看事情与从上层看事情也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底层问题并非一个简单的压迫与被压迫的问题,它是一个文化力量的博弈过程。

或许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都被我们忽视了,即中国农民对政治的冷淡。在农民眼里,社会仍然是别人的,他们不属于其中。所有的好与不好,他们都只是被动地接受。他们只是“被拯救者”,而不是主人公。乡土中国不仅是地理意义的农村,而且是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性。

沿着窄窄的田埂慢走,从远处过来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边走边东张西望。我猜想应该是捡垃圾的,略微走近点看,这个人穿得非常破烂,白褂子已经变成了灰黑色,脚上穿着80年代乡村流行的黄胶鞋。这不是军哥吗?怎么变成一个流浪汉了?兴哥,军哥,还有那个弟弟,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从我记事起,他们弟兄三个就住在路边的一个土屋里。兴哥是退伍军人,小弟弟长得非常俊俏,也非常活跃,后来却成了小偷,常年在监狱里,后来听说死在监狱里了。关于他,他怎么做小偷,怎么从偷东西到偷女人,村里流传着很多传说。在村庄生活的两兄弟都沉默寡言。即使冬天的夜晚到哪一家去聊天,他们也只是黑暗角落里的旁听者,从来没有听见他们说话。再后来,随着老屋的倒塌,这三兄弟也就不知所终了。前些日子遇到兴哥,现在又碰到军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仍然在村庄。

看见我,军哥的眼睛似乎亮了一下,但又马上移开,回归到一种陌生的神情。我站住,说:“军哥,起恁早。”他的嘴巴嗫嚅了几下,想说话,但最终没有说出来,眼睛也没有朝向我,而是朝着四周转了几转,掩饰自己的尴尬。他的脚步没有停,从我身边走了过去。我很奇怪他何以有如此强的陌生感,好像要把自己屏蔽掉,与我们无关,与熟悉的人无关,与村庄无关。

在一个村庄里,在一个生活的群体中,有多少这样被遗忘的人?我想起了春节在万虎家看到的场景。大年初二的中午,万虎端着一碗面条,没有一根青菜,白惨惨的,上面放着两片肝片,这是新年的饭。厨房乱糟糟的,他的妻子,一个曾经聪慧、秀丽的姑娘,因为夏天用井里的凉水洗澡把脑子洗坏了,坐在灶台后,直直地看着我,碗掉了都不知道。万虎的两个孩子,脸被寒风吹得红肿,身上的衣服也不知道有多长时间没洗了,他们在院子里的小凳子上吸溜着面条,吃得很香。我问万虎,媳妇的病怎样,他说看了好多地方,后来没钱了,就不治了,现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万虎还是有些结巴,憋得脸通红,听了好长时间我才听明白。他现在在村里的砖厂干活,一个月能挣几百块钱,但是,还不够媳妇吃药的。我说不是有合作医疗吗?现在农村看病不是可以报销吗?他摇摇头,似乎有些茫然与不解。我这才明白,像万虎媳妇这样的病并不在医疗报销内,这是慢性病,不住院,很难报销。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万虎是很难去争取到一些权利的。

有多少这样被遗忘的人?小柱、清立、姜疙瘩、昆生……还有万善,我的一个堂伯家的大儿子,现在应该已经五十多岁了吧,他常年在外流浪,偶尔回村庄,总是悄悄地沿着墙进到哪一家里,蹲在墙角。给人打招呼,很客气,也很正常,再说几句话,就开始表演,用手把耳朵拧了一下,用标准的普通话说,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广播。然后,大家就会给他几个钱。这几十年来,每天晚上,他到底睡在哪儿,是一个谜。问哥哥,哥说,哪儿?麦秸堆、窑、野地,到处都是他的地儿。

还有那耍把戏的小女孩儿。戏班子带着这样几个女孩子,走乡串户,选一个背风的地方,敲一阵锣,就开场了。“咔嚓”一声,小女孩儿的胳膊被卸了下来,那样垂着,像面条一样,软绵绵的,在风里晃着。她的头也一直低着,仿佛抬不起来。有时候为了表现效果,小女孩儿还被要求抖动胳膊,以表明胳膊与身体的确是两截。那奇异的抖动与无力的胳膊,给人以永远难忘的观感。表演完了,大人会带着小女孩到各家去收点粮食,给多少算多少。

他们都到哪儿去了?

小柱埋在哪里?他的女儿又到了哪里?有谁还记得他的存在?他曾经存在过吗?那样一个鲜活的、健康的生命。小柱,和我出生于同一年。小时候,我们俩最要好,因为同一年出生,我们俩似乎格外亲近。七八岁的时候,村里一个人问,你俩谁大,我抢着说,当然我大,我10月份,他4月份,不是我大还能是他大?这成了我的一个笑话,小柱妈、村里人每次看见我俩在一块儿,就要笑,都要说起这件事。

我最后一次见小柱大约在十三四年前。大年初一的早上,村庄各家,尤其是一个梁姓家庭都要互相端饭,小柱把饭端到我家的时候已经九点钟了。我一见是小柱,特别高兴,让他别再跑了,就在我家吃算了,他就留下了。那时候,我们刚二十岁,小柱个子很高,一米八左右,长得很洋气,不像农村人。他的性格本来就开朗,出去打工好几年,又多了一些城市味,显得格外气派。他十六岁就出去打工,在北京干过保安、电焊工,在翻砂厂里当过翻砂工,建筑队小工也干过。那一年他刚到青岛的一个首饰厂打工,他在那里干了十年。没有人知道小柱是什么时候发的病,突然开始吐血,在县医院住有快两个月时间,血一直止不住,也始终找不到病因。最后几个月,多器官功能衰竭,不停地咯血,最后,鼻子、嘴里也呛血,轻轻一咳,血就喷出来,家里腥臭难闻。兄弟姊妹们刚开始还积极凑钱,积蓄花得差不多了,眼看也没什么指望了,于是为出钱又生了很多矛盾。没挨到小柱死,大家又都各自回到自己打工的城市。小柱死之后,他老婆带着女儿再婚了。第二年,小柱妈查出来有胃癌,没钱动手术,很快也死了。

梁庄村出去打工的人,除了少数在校油泵,少数大专毕业生在公司干些技术活,大部分人都是建筑工人、首饰厂工人、三轮车夫、塑料高温车间工人、翻砂厂翻砂工。赵嫂的两个儿子就在塑料高温车间,还带了同村的几个男孩子去。据他姐姐讲,那里环境差得很,他们经常头晕、呕吐。但是,并没有人认为这其中有什么问题,即使知道有可能会影响身体,只要没出在自己头上,那疾病似乎也很遥远。

我少年的伙伴,清丽、冬香、多子,都到哪儿去了?她们是不是也和春梅一样,在家里苦苦撑着,等着那一年中仅有的幸福的几天,然后又夫妻分离?王家的一个女孩儿,自十几岁出去之后,将近二十年了,就没与家里联系过。她是活着,还是早已葬身于城市的哪一个黑暗角落?

但是,也并非都是绝望或痛心,乡村的痛,乡村的悲,总是包含着温暖与坚韧,因此,也还隐约闪现着那永恒存在的希望。就像五奶奶、芝婶、赵嫂和她们的儿女,无论怎样的痛苦、抱怨与争吵,背后还有亲情和谅解。

在路上碰到韩家种菜的老两口。我一直搞不清楚怎么称呼他们。韩家和梁家的辈分到底是怎么排的,父亲说那得从山西洪洞县迁过来那一辈儿说起,太久远了。反正,我和这老两口是同辈,叫韩哥,虽然他们已经七十多岁了。韩哥用扁担挑着两筐菜颤悠悠地往这边走,腰几乎快弯成九十度了。韩嫂拿着一把菜,跟在后面,也是颤巍巍的。但很显然,他们还很健康。还在田里劳作,依靠自己的劳动讨生活。

乡村也还是有生机的。那天一个堂嫂子来看我,她和丈夫两人在北京卖了十年的菜,在家里盖了房,还有一定的存款。在和我的交谈中,她一直说的是普通话,表现欲望很强,凡是谈到大的问题,她都竭力表达自己的观点。言语中对城市人的市民气息严重不屑,因为市民总是为几分钱斤斤计较。说起现在房地产的行情,她也很有自己的看法。虽然我并不喜欢她那股强势及自鸣得意的劲儿,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常年的城市生活及对自己生活的满意使她产生了一种自信。

但是,身在城市的打工者,却永远是异乡人。回到家乡,堂嫂自信而活泼,然而,在都市里,她只是无数的乡村打工者之一,是菜市场里的一个卖菜人而已。我的表哥,在北京的一个建筑工地做小工。每次到我家都手足无措,那种沉默、无奈的表情,常常让我震惊。实际上,他高中毕业,灵动,健谈,有头脑,在他们村子里是以聪明而著称的。但来到城市,他只是一个讨生活的打工者而已,他的情感、智力、生命,与城市没有产生任何交叉。

在所谓的现代社会中,农民在乡土社会里所形成的思维习惯、语言方式和生活模式完全失效,由“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在城市各个角落里的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他们衣衫破旧,神情怪异,动作拘谨,显得非常愚笨,就好像鱼离开了水,半死不活。谁能想到,在乡村,在他们自己的家里,他们会是怎样地如鱼得水、生动自然呢?

《中国在梁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