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从宏观的结构以及广袤的时间尺度开始的。但是它的焦点却逐渐缩小——最初是一个星球，然后是一个物种，最后是这个物种历史上的一个世纪。现在我们在展望未来的时候必须再回到原先的时空范围。
思考未来
我们所处的情形完全就像在黑夜里驾驶一辆汽车，高速行驶在高低不平、沟沟坎坎的地界，不远处还有峭壁悬崖。即便是微弱和闪烁不定的照明灯光，也能够帮助我们避免最糟糕的后果。[1]
讨论未来也许有些愚蠢。毕竟未来不可预言。
不仅因为我们的知识不够。某些19世纪科学家相信现实世界是决定论的、可以预言的。他们认为如果我们对于周围每一个事物的位置和运动有足够的知识，我们就能明确地预言未来。现在清楚了，情况并非如此。量子物理学表明，现实的本质就是不可预言的。从最小的层次看，现实总有不甚明确的地方。似乎我们总是不能明确地测定亚原子粒子的运动。似乎它们在某种意义上从时间和空间上被抹去了似的，因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测度它在某个特定时间和空间上的可能性。这种类型的不可预言我们经常描述为混沌，因为混沌理论表明，数以亿计的微小的不确定性能够通过漫长的因果链而逐渐累积起来，以至于在人类所生活的大范围历史上创造大范围的不可预言性。在20世纪90年代，初步的数学证明发现，混沌的行为方式还不仅是出于无知或者不确定性：它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即使变迁是按照明确的、决定论的规则而发生，我们也根本不能以足够的准确性知道变迁的起点，从而精确地预告未来的动向。因此，即使现实是决定论的，也未必能够预言未来。
但是还有第二种不确定性。理解了一种特定事物如何工作，也许无助于我们预言当它与其他事物结合在一个更大的系统里面之后它的行为方式。即使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系统似乎是按照某种必然的法则发生作用的，我们也不能通过了解它们的各组成部分如何工作，而简单地推演出此种作用如何发生。了解氢气和氧气并不增加我们更多关于由两者结合形成的水的知识。[2]理查德·索莱（Richard Solé）和布赖恩·古德温（Brian Goodwin）评论道：“由于混沌性，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使得对其动力学难以做出预言；由于突变性，观察者一般不可能根据对其部分和相互作用来理解非线性系统的行为方式。[3]
我们已经看到，这两种类型的不可预言性在进化和人类历史上起到的作用。多种可能的未来与同样自然选择和文化变迁的规律都是可以与其相协调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变迁的最终结果总是开放的。
图15.1 从月亮上看地球升起
这张著名的照片于1968年12月摄于阿波罗8号宇宙飞船。这成为我们逐渐意识到人类的统一性和脆弱性的有力象征。威廉·安德斯（William Anders）当时是执行此次飞行的三名宇航员之一，可能实际上就是他拍摄了这张照片。1998年，他在一次采访中说：“从月亮看地球，看到的各种景象都会导致人类、其政治领袖、环境领袖以及公民认识到，我们真的拥挤在一个晶莹透彻的小星球上，我们应当善待它，也应当善待我们自己，否则我们就不能长久地待在这里。”正如弗雷德·施皮尔所指出的那样，地球升起的图片还提供了人类描述现实的脆弱性的反讽式象征，因为究竟是谁、什么时候拍摄的这张照片，三名宇航员的说法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弗雷德·施皮尔，《阿波罗8号地球升起照片》，2000，http: //www.i20.uva.Nl/inhoud/gig/Apollo%208%20US. pdf（accesed April 2003）］。该照片获美国宇航局惠允使用
过去和未来之间存在真正的差别，这就使得预言成为一种危险的游戏。彼得·斯特恩斯列出了某些美国在20世纪所做的惊人的失败的预言，提醒我们预言是多么的危险：“超声波闹钟发出电脉冲直接进入大脑，叫醒你起床（1955年）；电子大脑决定谁跟谁结婚，缔结美满婚姻（1952年）；只有10%的人需要工作，其余的人领工钱却不工作（1966年和现在）；在不到数十年的时间里，传染病和心脏病都会消失（又是1966年，显然这一年是乐观的技术专家年）。”[4]因为这些原因，历史学家一般都完全拒绝思考未来。R. G.柯林伍德（Collinwood）曾严肃地写道：“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要知道过去而不是未来，不管什么时候历史学家宣称能够在未来还没有发生之前就决定未来，我们就会肯定知道，历史的基本观念搞错了。”[5]
我们虽然要小心谨慎，但是不能完全拒绝尝试预言未来的挑战。至少有两种情形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尝试预告。首先，当我们在探讨那些缓慢的或简单变迁的实体时。存在不同层级的开放性结局，因为即使混沌一般而言其不可预言性也是局限在一定范围里的。因而在某些过程、在某些范围内，变迁是足够简单的、容易预见的。这是从前决定论者认为一切变迁所具有的那些变迁类型。例如，化学家一般能够准确预见一定量的简单化学品在一定温度下混合会造成怎样的结果。这并不意味着预言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非常认真地思考，有时候我们做出预言还是有可能的。我们发射一颗炮弹，炮弹轨迹大致上是可以预测的；对于射手而言，应当掌握弹道数学，因为这将决定战斗成败。决定论思维在变迁比较缓慢的时候也是极为有效的。对于这些过程而言，此刻似乎是在延伸，一直达到我们所思考的未来。一次呼吸的起伏可能持续不过一两秒钟，但是沧海变桑田却要几百万年。因此，我们多少可以确切地说，珠穆朗玛峰在未来1000年的时间里仍然会耸立在那里。
当我们要处理某些复杂过程，其后果对于我们至关重要并且我们还能够对其施加某种影响的时候，也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未来。购买哪只股票、投注哪匹赛马，就是很好的例证。这些都不是决定论过程，因此，我们不能像枪手预言其弹道一样确切地做出预言。但它们的解决绝非完全开放的。如果结局果真是随意的，那么尝试预言就是徒劳无功；掷硬币就是最合乎理性的决定方式。但是，在我们关注的系统中只要有哪怕一点点的可预测性，也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未来将会怎样——我们身边不乏这类情形。在处理这类情形的时候，预言就成了一个百分比的游戏。那些仔细思考各种类型的可能变迁的人们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现，与那些根本不做任何努力的人们相比，他们的预测多少有一些成功。有些赌博确实赢了钱。在此情形下，为预测付出的努力确实重要而且相当重要。动物必须不断预测发现某个特定地方躲藏着危险的捕食者的可能性。那些预测成功的动物就存活下来，不成功的就被淘汰了；通过这种方式，大多数物种的基因遗传里就植入了这种预测的技能。我们一直需要做出一些重大选择，即使这些选择的结果既非决定论也非完全随意的。因此，毋庸惊奇，全部人类社会的许多职业都是以预测为基础的——想想看，星相家、股票经纪人、职业赌徒、气象预报员，还有……政治家。
做出这两类预测，并且尽可能做出预测，乃是动物一贯的做法，不管是捕食的老鹰还是购买股票的投资者。实际上，没有预测就没有行动。对预测有正确的认识，那么它就像呼吸一样不可或缺。
从大历史的尺度思考未来，我们会面临着这两种类型的预测。本章将开始讨论大约100年以后的近期未来。在这个尺度内，变迁是复杂的、不稳定的，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它是任意的。此外，我们必须在这个尺度内进行预测，因为我们的预测将影响到我们的行为，而我们的行为又将影响到我们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的生活。因此，尝试预测下一个世纪的状况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在“中期未来”，也就是数百年到数千年过程中，要真正预测我们人类这个物种是几乎不可能的。我们对这个时间尺度很难发生影响，而且未来存在诸多可能性。我们所能预言的极为有限，以至于不值得做很多努力。然而我们转而考察遥远的未来，转而考察更大的时间尺度和更大的对象，例如整个星球或者银河系甚至整个宇宙的时候，预言又变得比较容易了。这是因为在这些尺度里，我们是在研究比较缓慢、比较可预测的变迁，因此，决定论思维再度进入这个范围。即使在这里也没有什么确定性可言，但是可能性的范围缩小了。
近期未来
“事情发展得很慢，我们起先都没有注意到。”让——玛丽解释道，“在一开始生病的时候，你不知道它会伤人。只是到你不会走路的时候你才意识到自己真的生病了。当我们看见土地干涸了，我们才知道需要做一些什么。但是我们不知道怎样去做。”［让——玛丽·萨瓦多哥（Jean-Marie Sawadogo，55岁，住在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附近的一家之长）］
我们现在称之为斐利乌斯（Pheleus）平原（柏拉图的阿提卡家乡）的地方曾经一度为肥沃的土壤所覆盖，山上林木繁茂，至今还残存一些遗迹。我们现在有的山坡只能养蜂。但是不久以前人们还能砍伐树木，适合于建造大量建筑屋顶，木材漂流工还有活儿干。当时还有许多人工种植的高大乔木可供野兽栖息，土地每年都从“来自宙斯的水”获益，而不是像今天这样任雨水冲过贫瘠的大地流入海洋。丰富的养分为土壤所吸收，储存在地层里。地势高的地区吸纳湿气，渗入山谷，因而各地都有丰富的泉水和河流。直到今天还能看见泉水旁边遗留的圣地。与从前的土地相比，现在剩下的就像一具久病缠身的骷髅。肥沃的柔软的土地已经被带走了。只剩下这个地区的一个骨架。
一个世纪的尺度是策略性的，因为它将是由我们现在还在世的人一起参与完成的，还将影响到我们的孩子一辈和孙子一辈。如果我们还想将这个世界传递到我们后代手中，那么我们必须在这个尺度内认真思考。此外，20世纪日益加速的转型使我们要是不去按照这样的尺度思考未来，那么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就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因为事物会很快发生变迁。除此之外，在这个尺度内，政治意愿和创造性与预测一样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我们的预测本身就会创造未来。我们必须离开现代的创造故事一会儿，让我们都去做其下一篇章的集体作者。
但是在这个尺度内的预测是极其困难的，就像预测天气而不是预测一颗导弹的轨道一样。为了更好地进行这个百分比的游戏，我们必须首先回顾前几章所述的若干大趋势，因为就像地质学过程一样，这些趋势很可能影响到至少不远的将来。不过，我们同样也必须认识到这些趋势可能也会改变方向，或者出现突然的、随意的逆转。我们需要训练我们的思维方式，以便我们对未来的描述接近事实。现在出现了一门学科叫未来学，最早是为了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技术发展，现在则试图展示未来的景观，主要集中于研究技术、军事产品［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1966年的著作，《论热核战争》］以及生态的影响［正如多内拉·梅多斯（Donella Meadows）和她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在1972年所著《增长的极限》］。[6]但是，某些模式不可不谓老到，但是构建这些模型的人，从股票经纪人到气象学家都知道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比他们对手的猜测的百分比略微高一点儿。因此，真正未来学的基本规则是（1）寻找最主要的趋势，分析它们的走势；（2）构建模型，说明不同的趋势如何相互作用；（3）警惕各种相反的趋势或者其他因素，防止它们可能篡改或阻碍长期趋势和简单模式所启发的预测。除此之外，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要做好准备，很可能我们的许多预测都会落空。这倒不见得是对未来学提出太多要求，但是预测总比无所事事要好，就像在跑道边研究赛马体形总比抛硬币要好。从长远看，如果你研究体形，那么到头来赚的钱就会更多。
我们在前一章描述的某些趋势，包括变迁本身提速加快，是令人担忧的。克莱夫·庞廷在其名著《世界的绿色历史》（1992年）[7]中一直为这些焦虑所困扰。在该书第一章里，庞廷讲述了全部人类历史的一个惊人的寓言，那是从拉帕努伊岛，一个地球上遥远的地方的历史上得到的一个寓言。该岛位于太平洋，智利以西3500千米；离它最近的有人居住的地方是皮特卡恩岛，距离它的西面有2000千米。西方人又称之为复活节岛，因为第一次遇到该岛的欧洲人是1722年复活节那天一艘艾伦娜号荷兰船上的水手。艾伦娜的船员在该岛发现了3000人，住在简陋的小屋子或者洞穴里。他们似乎不断为争夺岛上稀有的食物资源而争战。总之，似乎那是一个极为贫瘠的地方。然而造访者也发现了大约600多尊石像，每尊都高达6米以上。这些石像精雕细琢，十分美丽，许多头顶上还有发髻（Topknot，有的重达10吨）。雕刻、运输和安装这些雕像肯定需要极为熟练的技术和管理能力，但是没有迹象表明在18世纪复活节岛上的居民懂得这些技巧。此外，很难理解在如此贫瘠的环境下如何能够养活一个从事如此重大工程的社会。在18世纪，岛上仅有一种野生树木，一种野生灌木。（野生树木到20世纪已经灭绝，但是后来从保存该树种的瑞典植物园中重新引种。）唯一的动物食品似乎只有鸡，因为岛上居民没有船，无法捕鱼。
运用现代技术，例如研究花粉遗存，帮助考古学家重构古代环境地貌，我们部分解开了复活节岛之谜，一个悲哀的故事从此得以披露。人类移居复活节岛发生在全新世时代人类向太平洋，也就是第四世界区的最后阶段。（或许还有更早来自南美的居民，但是尚未得到证明。）大约1500年以前，有二三十位船民来到该岛定居，他们来自马尔奎萨斯（Marquesas）岛，也就是今天的法属波利尼西亚。复活节岛面积小，资源有限，要在岛上殖民并非易事。该岛长仅22.5千米，宽不过11千米。没有原产的哺乳动物，周围海域的鱼群也很有限。定居者带来了鸡、鼠。他们不久发现，他们习惯食用的农作物，如薯蓣科块茎、芋头、香蕉和椰子等，只有甘薯一种能够在岛上生长茂盛。因此鸡和甘薯就成为他们的基本食物。好消息是靠这些基本食物生活无须花费太多的精力。该岛森林茂盛，有肥沃的火山灰。
过了一段时间，人口增加了，一些各自独立的村庄出现了，遍布于整个岛上。村庄和村庄首领之间的竞争曾经采取战争方式，但是也有很现代的方式：竞相建造纪念性建筑。早在公元700年，村民们开始建造巨大的石头庭院或叫奥胡斯（ahus），树起了雕像。它们可能是纪念活着的或者死去的地方首领，因为有的还有坟墓。类似的纪念物在波利尼西亚各地也有发现，但是都没有复活节岛那样高大。随着这些社会的繁荣，经济的和政治的贵族制度形成了，岛民的管理和技术水平也提高了。许多奥胡斯似乎与星星结成了某种关系，这表明他们懂得天文学知识，可以推断他们是海洋民族的后代。这些岛民甚至创造了某种简单的文字。
考古学家要解答的谜团主要是，这些雕像是如何运输并安置到位的。似乎它们是放在树干做的滚木上运送来的。到大约500年前，岛上居民增加到了大约7000人，村庄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建造和运输越来越多的雕像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树木遭到砍伐——直到最后一棵树木被砍倒。社会很快就崩溃了。岛上的采石场还遗留一些未完成的雕像，其火山岩才雕琢到一半，显然这场灾难是不期而至的。森林消失造成了破坏性后果，因为木材不仅用于运送雕像，而且用于建造渔船和房屋，织网织布（取自构树纤维），用于烹调和取暖的燃料。人们再也不能捕鱼、制衣、造屋，他们的食物也断绝了，开始住在山洞或茅棚里。森林消失还导致土壤遭受侵蚀，地力和作物产量都下降了。鸡成了菜谱中的头等美味。人们落得为鸡营造石头堡垒而费尽心机，他们畸形地捍卫鸡舍，甚至不惜为之流血打仗。因为动物蛋白缺乏而吃人的情况时有发生。由于不再围绕建造雕像举行仪式，政治结构也被摧毁了。实际上古老的传统彻底消亡了，以至于两个世纪后，居民们已经不知道岛上的过去以及雕像的意义了。总之，在政治和经济竞争的驱动下，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从而导致环境和社会的突然崩溃。
这个故事最为可怕的一面是岛民及其领袖肯定是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他们肯定知道，他们砍掉最后一批树木的时候，他们正在毁灭他们自己的未来，毁灭他们儿孙的未来。但是他们还是把树砍倒了。在我们思考人类历史的更大的轨迹时，拉帕努伊岛是否是一个合适的比喻呢？毕竟在一定时期的迅速变迁造成了环境退化，不论是因为石器时代巨型土壤动物的灭绝，还是因为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或者1000年前玛雅土地过度灌溉所导致的，都是人类历史上一再发生的主题。
前一章所描述的趋势与拉帕努伊岛历史有着令人堪忧的相似之处。随着全球不平等的加剧，资源消耗的数量直线上升，以支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等级结构。现代社会有自己的竞争性纪念物。从水到树木的资源消耗的速度比再生的速度更快；从塑料到碳排放的垃圾随意处置的速度比它们能够为生态循环所吸收的速度更快。然而人口持续增长，全世界的政治家都在论证必须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甚至要加速增长，以便能够减低贫困国家的贫困程度，保持富裕国家的生活水平。但是增长实际上是可持续的吗？如果现在的消费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危险的程度，那么世界上全部人口都要达到像富裕的工业国家那样消耗资源、生产垃圾的速度，这种观念是极其可怕的。甘地早在1928年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神禁止印度步西方的后尘走工业化道路……如果一个3亿人口的国家进行类似的经济开发，就会像蝗虫一样掠夺整个世界。”[8]尽管如此，资本主义，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就是靠着增长而繁荣昌盛起来的；掌握最大权势的政界、商界领袖回应地方选民提出的各种短期项目和计划的要求，就像拉帕努伊岛上建造雕像的首领一样。与在拉帕努伊岛上一样，我们似乎没有能力制止威胁我们子孙辈未来的过程。
但也许我们能比复活节岛居民做得更好一些。[9]之所以如此希望，其中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现在的集体知识可以在大范围内比以前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如果存在着有待为人类和整个生物圈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现代人类的全球信息网络就肯定能够找到它们。这些网络曾经提供各种技术手段，有助于我们按照我们所希望的那样重塑生物圈，而现代电子驱动的集体知识网络也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到我们日益增长的生态力量的危险性。大体言之，挑战是明白无误的。为了避免全球重蹈复活节岛的灾难，我们必须找到更加可持续的生存之道。我们必须用一个能够养活我们数世纪而不是数十年的速度使用水、树木、能源以及原材料；我们必须让我们产生的垃圾数量能够被安全地吸收而不破坏我们的环境和周边的生物。我们能做到这些吗？
如果人口继续以20世纪末的速度增长，那就毫无希望了。在这里，虽然我们有理由抱乐观态度，因为世界人口增长似乎正在放缓，不仅富裕国家如此，就是相对贫困的国家也是如此。人口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在大多数农耕时代，人口增长率取决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这就使父母尽量多生孩子，因为他们知道有的孩子在未成年时就会死去。在当今富裕国家人口增长受到一个迥然不同的规则所制约，即它取决于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以及逐渐改善的福利服务。越来越多的孩子存活下来，人们期望更加长寿，但是由于孩子不再是养老的唯一资源，就不需要生孩子作为一种长期保险。因此，出生率降低了，人口增长也下降了——在某些国家甚至为零。最近数十年以及数世纪人口迅速增长是处在两个极端的中间所致，一方面死亡率下降（由于更好的医疗条件和食品生产），一方面出生率居高不下。下一个世纪稳定全球人口的关键在于降低那些出生率最高的贫困国家的人口出生率。要达到这样的结果需要具备若干因素，其中可能包括日益增加的财富、城市化、提高儿童健康水平，以及改善教育，尤其是改善第三世界的妇女（在避孕和健康方面）的教育。投资改善贫困国家的健康护理和妇女教育的水平，对于将来数十年的出生率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出生率在许多贫困国家已经大大下降，因此下一个世纪全球出生率极有可能稳定下来。到1998年，33个国家的人出生率为零。[10]最为乐观的预测表明，全球人口将稳定在90亿——100亿。多为30亿——40亿人口提供食品、服装和住房将是一个巨大挑战，尤其是大多数人将出生在最不能提供这些基本保障的国家里，但是由于20世纪富裕国家的食品生产迅速增长，而且能够获得大量资源，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图15.2中的数字表明下一个世纪人口增长的情况。
能源消耗同样也能够保持稳定吗？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采取两个步骤，这两个步骤都要从小事做起。首先是要从使用天然资源转到使用再生资源。其次是要更多依靠可持续无污染的能源供应。我们已经具备了利用太阳能、风能以及氢电池的必要技术，虽然在当今（并不考虑不同能源环境耗费的）全球市场上还不能与仍在为现代革命提供动力的矿物燃料进行商业竞争。但是，由于在20世纪末的电子技术革命，我们已经拥有各种廉价的信息交换技术。原则上，我们已经拥有建设可持续的全球经济而不极大降低富裕国家生活水平所需要的各种技术。但是，正如我们在拉帕努伊岛上所见，最困难的问题看来是在政治和教育方面，而不是在技术方面。
政治问题实际上是巨大的。在这些问题上拥有决策权的政界和商界领袖完全只考虑定区域的或经济上的利益集团，政治过程只考虑很短的时间尺度内的事情，不能有效地处理全球性的生态和社会问题。他们得到了富裕国家大量人口的支持，抗拒改变现状，对于这些人而言，生态危机仍然是遥远的不确定的威胁，而不是已经降临到许多贫困国家的大灾难。除此之外，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依靠持续增长而生存的。这是不是意味着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呢？可悲的是，20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表明，推翻资本主义是一场极具破坏性的计划，绝无可能创造出显然平等和具有生态意识的社会。
图15.2 1750—2100年，现代“马尔萨斯循环”？
该图包含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未来人口增长的估计。如今，大多数人口学家一致同意最近两个世纪人口急剧增长将有所放缓，世界人口应在2100年达到稳定。但是，正如此图所示，在一定时期内，在那些最无力养活大量人口的地区，人口仍将继续增长。采自保罗·肯尼迪，《为21世纪做准备》（伦敦：丰塔纳，1994年），第23页
但是同样在政治方面的某些迹象也带来了希望。一个积极的迹象就是，生态问题及其与社会经济问题的相互关联性，这种新的全球意识迅速崛起。20年以前，几乎没有政府设立处理环境问题的部门——如今大多数政府以及选择它们的选民都严肃地关注这些问题。“地球峰会”——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是一个走向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的象征性姿态，会议达成一个共同协议，即富裕国家必须帮助贫困国家通过“环境无害的”方式谋求发展。这是首次在国际上达成协议，提出增长必须与可持续性达成平衡。在这里至少取得了修辞学的胜利。10年以后，在约翰内斯堡召开了第二次会议。
也有一些国际合作的事例，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容易达成一致的问题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臭氧层因为使用全氯氟烃产品（CFCs）而变薄。[11]此类产品广泛用于冰箱、空调，以及清洁剂和溶剂。1977年，一些发达国家促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考虑这个问题，在当年召开的一个会议上采纳了一项全球行动计划。当时既没有人严肃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也没有采取行动，一部分原因是科学证据还不明确。20世纪80年代初，占整个排放量30%的美国在减少使用全氯氟烃产品方面领先一步，一部分原因是找到了替代品，一部分原因是国内环境游说的压力。但是其他一些国家——包括一些欧共体国家，它们占整个排放量40%——却反对相关规定。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也抵制该项规定，因为它们正计划增加全氯氟烃产品的生产。显然，没有这些当前的或者潜在的主要生产国合作，这样一个国际协议是没有意义的。某些贫困国家主张，它们需要国际资助以帮助它们摆脱对全氯氟烃产品的依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科学证据变得更加明确了，一些“领袖国家”推动一项包含关于这个问题的特定的、具有约束性的条款的国际公约。1985年，《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协议》签署，但是它只不过要求国际监测全氯氟烃产品排放。此后，198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召开蒙特利尔会议，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国家的压力下，经过与内部分裂进行斗争、与卓越的谈判对手交锋，欧共体同意到1999年削减50%的排放量。《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允许发展中国家在一定时间内增加生产，但是为最终排放设置了上限。不幸的是，美国和日本的否决使得帮助发展中国家调整生产的资金无法到位。然而数月之后，新的科学发现，包括在南极洲上空发现巨大臭氧层空洞，令这个问题变得更为急迫。到1999年5月，有80个国家出来支持到2000年彻底消除全氯氟烃产品。1990年，设立了一个基金会帮助发展中国家调整生产，32个工业化国家为该项基金贡献了10亿美元。这些协议仍然有空子可钻，但是整体上它们是极为成功的。全氯氟烃产品的生产从1986年的大约110万吨下降到1996年的16万吨，有明显证据表明臭氧层的空洞有收缩迹象。
对臭氧危机的反映表明，国际合作是有可能的。国家就像个人一样，有时候也能走到一起解决共同问题。凡是在问题严重性有了非常明确证据的地方，就能够非常迅速和有效地组织合作，即使它只是威胁到局部的地区利益。现有的国际合作机制还刚刚蹒跚学步，却在危机中已经发挥了作用。应对臭氧层变薄不是国际有效合作的唯一事例，正如莱斯特·布朗所指出的，“例如欧洲的空气污染由于1979年的跨境空气污染条约而急剧下降。全球全氯氟烃的排放自1987年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议定书及其修正案签订后，即从1988年的峰值下降了60%。在1990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约束下，象牙贸易遭到禁止，非洲猎杀大象的行为随之骤减。”[12]
但是仍存在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是现代世界创新的动力，资本主义经济所依赖的正是日益增长的产品和销售。增长与可持续是不可兼容的吗？答案是不明确的，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资本主义可设法与至少像可持续发展的某些初级阶段共存。第一，资本主义需要增长的是利润而不是生产——而利润是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的，其中有些是能够与可持续经济相协调的。原则上，资源循环利用或者信息和服务的销售比商品销售与开发自然资源能同样有效地产生利润。如果政府对非可持续性生产方式稍微增加税收，投资就很快会转向更具有可持续性的行为，从那里获取大量利润。资本主义和可持续性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市场是可以操控的，自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这个观点后，政府就已经了然于心了。有一些最有效的方法操控市场，包括通过税收和补贴改变成本，引导经济行为朝向一个新的方向。正如布朗有力论证的那样，当代资本主义之所以会破坏生态，部分原因是它无从计算其生态成本。例如现代财会方法不能准确统计森林在防洪、吸收过量二氧化碳、水土保持以及生物多样性方面所提供的服务。因而运用税收和补贴的手段将这些成本计入经济交易在原则上是完全可行的。实际上，政府如今在日常工作中已经开始运用这些机制了。政府如何管控市场，使之走向比较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其中一个明显例证就是在矿物燃料的使用上引入税收机制——也许通过降低所得税加以补偿。这些税收能够改变当前在矿物燃料和较少破坏性能源资源如风能和燃料电池之间的利润平衡，因为在市场经济中，价格的信号灯能够迅速改变数百万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为方式。
但是采取这些行动的政治意愿是否存在呢？如果要让答案成为“是”，那么必须发生两件事：那些在现代世界的掌权者看到生态危机已经变得十分明显（一旦危机无疑达到严重和巨大的地步，政府就会迅速应对），以及，尤其在富裕国家里，大众的态度必须有所改变。态度决定一切。持续不断的生产总归是一件好事，这个流传甚广的信念正是改革的障碍之一。只要我们仍用消费资本主义——就是永无止境地消费更好的商品——所教导的方式去理解所谓的美好生活，那么这种信念就不会消退。改变对于美好生活的定义也许是迈向与环境保持更加可持续关系的重要一步。
其他的重大挑战既是伦理的也是政治的。现代世界的巨大不平等是可以容忍的吗？它们难道不会造成最终使用我们已经掌握的毁灭性军事技术的冲突吗？毕竟，现代世界的信息网络能够传播太阳能电池的知识，同样也能够传播制造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知识。因此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在以后的数十年间，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会拥有毁灭性武器，而像基地组织那样的恐怖组织，其数量也将持续上升。在这里很难做出预测，因为政治变化取决于个人的决策和行为。富裕国家的政府是否认为，减少全球贫困能够增加它们的安全呢？也许不大明显的但是决非无足轻重的力量将促使政治家着手处理最贫穷国家的贫困问题。资本主义经济需要市场，我们已经看到消费资本主义这个制度的初级阶段判然有别，其生产能力之大，以至于必须向马克思称之为无产阶级的劳动者、依附阶层推销产品。同样的压力肯定最终也会导致提高甚至在最贫困国家里依附阶层的生活水平。通过这种方式，全球资本主义就将采取较少掠夺式的方式，提高工业化中心以外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因此，如果一个成熟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能够避免甘地提出警告并且加以反对的全球过度消费的危险性，那么，即使相对不平等依然增长，在其他许多国家的依附阶层的生活水平在下一个世纪能够得到提高，产生新的市场并减少全球政治军事冲突也是大有希望的。采取如此行动固可降低全球最凄惨的贫困现象，但是，只要资本主义仍然是经济变迁的主导形式，则总体上的不平等必然继续存在。
中期未来：下一个世纪和下一个千年
当我们思考更加遥远的未来，例如下一个千年或两千年时，历史变迁的开放性就会击败我们。彼得·斯特恩斯正确地将“千年预报”描述为“不切实际的想法”。[13]在这个尺度里，各种可能的未来迅速增殖，以至于任何事情都属于猜测。除此之外，千年的尺度与百年的尺度有所不同，在这个尺度里我们塑造未来的能力几乎微不足道，因此我们预测的压力就小了许多。
不难想象一场核战争或生化战争，或者生态灾难或者也许甚至巨大小行星碰撞所带来的灾难景象。如果是由人类的行为造成的，那么这些结局对于人类历史而言或许表明，我们这个物种因为冒进而自毁，我们如今所认为的进步实际上正是终结的开始。伊卡洛斯（Icarus）[14]便是对人类野心和创造性的恰如其分的隐喻。同样也很容易想象乌托邦的景象，即大多数现代世界的问题都被解决了——人类学会了建构生态上可持续的经济，不同群体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大致消除，人类巧夺天工的技术被运用于为全世界人类提供更美好的生活而不是越来越多的物质产品。这样的结局倒是证明那些把历史视为进步过程的人是正确的。
但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景象是最有可能的，但也是最难以想象的。在这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考察某些造就了现代世界的大趋势，并且假定它们还将继续造就未来。
如果当前人口趋势维持一个世纪或者更长时间，那么人口增长将会戛然而止；人口数量将保持稳定甚至下降，而平均年龄有所提高。但是另外一个趋势，技术发明却并无放缓迹象。未来很可能出现一个技术停滞不前的时代，但是现在技术创造的大爆炸似乎将继续保持几个世纪。稳定的人口以及信息技术、遗传工程以及新能源（也许还有氢聚变）控制的加速创新意味着生产能力的日益提高，不仅确保一直提高的人口最低生活标准，而且能够提高每一个人的生活水平。过去5000年社会和经济的大趋势表明，几乎没有希望降低社会和政治的不平等。相反，表明财富的梯度反而将有所加大，最弱者和最强者的差别将会增加。但是正如我们所见，过去一个世纪的消费资本主义表明，那些生活在这个梯度最底层的人，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会有所提高，只不过是因为穷人为数众多，能够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宝贵的市场，而随着人口趋稳而生产能力有增无减，资本主义经济需求新消费者的努力将会变得更加疯狂。
如果自然环境的限制没有摧毁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的话——相反，如果资本主义设法找到了新的市场而将产品销售给穷人，就像销售给富人一样，在生态可持续生产中寻求利润，并且进行信息服务而非物质产品的交易——那么我们就能够预见，现在我们只是看到萌芽的技术在未来将造成怎样的转型。生物技术可以创造新的食品、衣料并且供应一个100亿——120亿人口的世界。还可以使越来越多的人更加长寿健康。纳米技术和新型的更快速的微电子技术可能会让我们身边充满大大小小的智能机器人，他们的行为方式与人类的智能几无分别。与此同时，新能源会使我们获得更多能量。最后，俄罗斯学校教师康斯坦丁·乔科夫斯基（Konstantin Tsiokovsky）曾经预想的空间技术已经使得人类在1961年4月12日离开地球，1969年6月21日首次登陆其他天体，而这些空间技术最终将导致人类移民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当今世界网络将会被再次撕破，并且形成几个区域网络。这些想法并不是科幻小说，因为我们知道，500年前谁也料想不到将北美这个食物采集者和小规模农业社会转型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变迁是多么迅速和意义重大。
向其他世界殖民也许可从月球、周边的行星以及其他小行星的工业开发开始。然后继续到太阳系内的其他星球定居。在一个世纪之内对小行星进行工业开发，以及开始向火星殖民都是可行的。而更加值得思考（在理论上也更加复杂）的乃是将火星“地球化”——也就是改变火星的大气层和温度，使之适宜于地球人类和生物有机体居住。[15]已经制定了好几种类似的计划，但是它们预期的变化将会持续1000年才能实现。如果它们获得成功，人类就将学会如何将“驯化”所有星球，就像他们驯化大型食草动物一样。如果人类果真向其他行星大量移民，那么本书迄今所描绘的人类历史只不过是某个发生在地球以外的历史篇章中的第一章。在某种程度上，向另外一个星球移民将会令人想起石器时代的重大移民运动，当时好几个我们这样的物种大量进入非洲的其他地区，然后进入尚未开发的澳大利亚、西伯利亚以及美洲。或许更好的比喻是向太平洋殖民的重要航海活动。但是，到我们地球之外继续生活将要求人类聚集各种技术智慧。未来移民将不得不在也许是完全人工环境里创造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如同复活节岛上的居民一样，他们不一定获得成功。甚至在最近的天体月球上，他们将居住在一片荒芜的沙漠里，在完全的黑暗天空下承受可怕的极端温度的考验。
到我们的太阳系之外旅行是另外一个问题，由于距离实在太过遥远，而且爱因斯坦的规律是任何事物的运动都不能比光更快。[16]光要用4年时间才能够抵达最近的恒星半人马座比邻星，而要旅行到银河系中心则需30 000光年。目前我们不知道如何建造一艘速度仅及光速1/10的宇宙飞船，而这个速度是适合人在一生中能够往返地球的最低速度。而且甚至最乐观的提议也不能预言在今后几个世纪里就可以进行这样的旅行。像波利尼西亚殖民者那样并不指望返回家乡的殖民之旅也许比较现实。这些人就可以搭乘更大、更慢的太空飞行器，用数百年时间到达他们的目的地。与波利尼西亚人不同的是，“太空方舟”将成为永久的家园，比他们途中巧遇的星球更舒适、更有吸引力（参见图15.3）。与我们今天的宇宙航行，登陆我们不能控制其运动的天然星球不同，未来的人类能够在可操控的人造星球上旅行。在这种情形下，人类的未来将不是向数千个其他星球殖民，而是创造数千个甚至数百万个太空方舟，定期降落到附近的星球补充燃料和原材料。人们预计，接连不断的星际殖民浪潮，以相对较慢的速度，用数百万年时间到达我们自己银河系最遥远的地方；我们现有的知识还几乎无法使我们预想到其他银河系的旅行方式。
图15.3 太空殖民的设计是人类在宇宙中的未来吗？
从今以后二三世纪中大多数人类将如此生活下去吗？人类将重复旧石器时代史诗般的移民活动，只是现在是在太阳系范围进行吗？此图是根据普林斯顿物理学家杰拉德·K.奥尼尔（Gerard K. O’Neil）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设想的为探索太阳系而进行空间殖民活动的设想绘制。每个圆筒30千米长，容纳数千人或者上万人。每三条地带（“国家”？）将享受殖民地“一天”中三分之一的阳光。采自尼科斯·普兰佐斯，《我们的宇宙未来：人类在宇宙中的命运》（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2页
如果人类开始太阳系之外的旅行，人类社会就会分裂成几个不同的世界，就像太平洋上的许多世界一样，各有自己的历史，因为相互之间的联系是断断续续的、缓慢的。阿瑟·C.克拉克认为，“有限的光速将不可避免地再一次从时间和空间上将人类割裂。我们有共同的远祖，他们居住在与我们相隔遥远、无法企及的地方，因为我们正在向一个比我们所能够梦想的更大的宇宙前进。”[17]如果分裂时间足够漫长，在历史上大多数时期曾经将人类联系在一起的网络就会被拆散。文化网络将首先扯断，但是接着还有规定了作为独特物种的现代人的基因纽带将会变弱，并在某个临界点上断裂。人类就像加拉帕戈斯岛上的雀鸟一样进化成无数各不相同的种类，每一种都适应于某个特定的环境。
进化变异不可避免，不管人类是否殖民其他世界。很少有哺乳类延续数百万年而不进化为另外一个物种的。人类作为新物种，拥有成千上万年甚至数百万年的未来。但是现代基因技术能够很快使人类开始有意识地操纵其自身的基因结构。随着20世纪末人类基因组的解码，我们已经知道人类构造的蓝图，即使我们还不知道这份蓝图的不同部分相互作用的方式。很有可能在今后数世纪中，人类将开始设计自己的身体，而不需要等待漫长的自然选择发生作用。[18]我们把这些人想象成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后代还有任何意义吗？
这些后代会遇到其他智慧的、联结成网络的生物吗？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不会，至少在我们的银河系中不会。对于围绕附近恒星运行的行星进行观察，以及对那些我们曾经认为不可能存活的恶劣环境——如海洋内的火山口或者岩石深处的冰点以下的地区——中的生命有机体的观察表明，至少在行星和恒星存在的地方，生命是常见的现象。此外，在地球上生命形式首次出现的速度表明，只要条件合适，生命将很快形成。但是能够像人类那样分享信息的智慧生命形式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在地球上，进化成联结成网络的、大脑容量的生物用了将近40亿年，而且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本来还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导致大脑容量的进化路径似乎十分狭窄。因此，不能肯定经过漫长时间的进化就会形成任何像我们这样的物种。此外，即使智慧的、分享信息的生物是常见的现象，没有任何清晰的证据表明它们的存在，这本身就令人十分困惑。1950年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访问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以一个简单的问题提出了这种观点：“但是他们在哪里呢？”如果这些物种是常见的，那么就应该有许多智慧的、联结成网络的社群，他们的技术要比我们先进许多，我们应该接收到他们中间的某些物种发出的某些信号。[19]如果人类能够到达其他相邻恒星的行星，他们也许会像横渡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旅行者那样，发现并没有像他们那样复杂的、熟练掌握技术的生物。
但是至此我们就进入纯粹的猜想，就像我们猜测任何关于1000年的时间跨度内人类社会性质那样，我们只能猜想而已。如果我们还记得恐龙作为一个种群，似乎在6500万年前因为一次小行星造成的生态瞬间而毁灭前曾经似乎繁荣一时，我们就能够提醒自己这些观念只能是猜想性质的。
远期未来：太阳系、银河系以及宇宙的未来
奇怪的是，在最大的时间尺度内模糊性反而消失了，因为天文学家与历史学家相比，他们研究的对象更大、更简单，这些对象在漫长的阶段变化十分缓慢。天文学家确信，关于行星和恒星，甚至宇宙本身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有很好的想法。
生物圈的最后命运取决于地球和太阳的演化。虽然这些都是巨大的体系，但是它们比生物圈或者人类社会更简单，因此它们未来的演化是可以预测的。我们的太阳处在生命周期的中期，还将有40亿年左右的生命。但是地球上的生命将在太阳死去之前全部灭绝。当太阳进入老年时将会更热，最终令地球表面更热，生物圈会进化，以减缓这些变化造成的影响，但是最终地球上那些仍然存活的有机生命将丧失选择的机会。在30亿年的时间里，地球将吸收太阳的热量，就像如今金星那样；海洋将沸腾，产生的蒸汽将促使全球变热。地球将变得无法居住。[20]最后它将像今天的月亮那样一片荒芜。
太阳燃烧掉全部氢，就将变得不稳定。它将从表面喷射物质，将膨胀到地球如今所在的位置。然而太阳密度和引力的减少也将把地球推向更远的轨道，也许6000万千米以外。尼科斯·普兰佐斯描述了从地球上观察到的景象：“如果有一个观察者还能够生活在温度接近2000℃的地球表面炽热的炉膛里，他将看见与但丁笔下的地狱相类似的景象。太阳将会占据整个天空的3/4。”[21]如果有谁看见太阳吞噬地球，他们可能是来自太阳系以外的访客；那时，木星和土星的卫星——木卫二和土卫六会变得可以居住。然后太阳会再度收缩，因为它开始燃烧内部的氦，但是仅持续一亿年。当氦燃烧完毕，太阳将会再度不稳定，开始产生氧气和碳。在这个阶段，即使外层行星也不能居住了。然后，太阳中心的燃烧将最终熄灭并收缩成为一颗白矮星——一种密度极高、极热的星体，由于没有内部的热动力，将在一个比它聚变时期长好几倍的晚年逐渐变冷、变暗。
银河系中数千亿颗恒星不会注意到它的死去——不过也许它们应当注意到，因为它将为银河系的未来提供一个小小的不祥的征兆。恒星所能生产的物质90%已经耗尽，因此恒星的形成时代已经走向尾声。从今以后的数百亿年中，将不再形成恒星，然后，当现有的恒星开始死亡的时候，光明将会减弱并消失。在一个寒冷、黑暗的宇宙里，能量的梯度将不再增加到足以创造复杂星体的地步；宇宙将变得越来越简单，第二热力学定律将越来越有效地展示其昏暗的权威。但是这不会很快发生，也不会逆向发生：较小的恒星就像曾经强大的游击军队的残余分子那样，其寿命比现有的宇宙年龄长好几倍。然后，再过数万亿年，甚至这些小恒星也会再度变暗，就像它们早年那样。但是此刻的宇宙就像一个垃圾场，充满冷却的、黑暗的物质，如褐矮星、死亡的行星、小行星、中子星以及黑洞等。[22]
接下去还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不能断定，但是我们知道一些片爪只鳞。未来主要取决于推动宇宙分离的膨胀和将宇宙聚拢的重力平衡。如果有足够的密度／能量减慢宇宙膨胀以至于停止，那么也许数万亿年之后，它就会开始收缩。收缩并非如同人们曾经想象的那样是一个逆向的膨胀阶段。甚至有一段时期人们假设一次新的大爆炸之后出现“大挤压”（Big Crunches）这种活力再现的宇宙场景，有些人将其视为现代版本的宇宙循环论，就像玛雅人心中的宇宙一样。[23]这些观念激励着天文学家试图详细地统计宇宙物质／能量的量。一开始，似乎物质的量很少，不足以停止宇宙膨胀，但是逐渐弄清楚了，我们还有无数看不见的宇宙物质／能量。随着各种间接的方法用于估算暗物质的量，似乎引力和膨胀极微妙地达成了平衡，这表明宇宙最后的命运还不清楚。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所谓真空能量的发现为这些争论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真空能量自身能够说明消失的物质／能量，还有部分原因是它似乎确保了宇宙膨胀不会变慢，而是加速，因为真空能量似乎在缓慢地提高宇宙膨胀的速度。
目前，大多数天体物理学家相信，宇宙将持续地、永远地膨胀下去。用他们的行话说，就是它是“开放”而不是“关闭”的。随着宇宙越来越大，银河系的空间还会增加，宇宙在变弱的过程中将变得越来越简单、寒冷和孤独。美好时光将一去不返。随着热物体和冷物体之间的温差降低，熵就会增加，令复杂实体的形成更加困难，不过继续膨胀的宇宙将使自己无法彻底达到热力学动力平衡。随着宇宙进入老年，光只能来自太空中为数不多的突然爆发，那是由于冷物质团偶然碰撞而形成一些新星。这些孤独的发光的灯塔将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巨大的银河坟场，周围是数十亿颗恒星尸体。引力将推动某些星体进入空间，在那里每一个星体都将孤独地忍受炼狱的煎熬，因为它将一直旅行下去，与任何其他物体距离越来越远，最终消亡在自己的宇宙里面。那些仍然待在从前银河系里的恒星尸体将在引力作用下聚集在一起，最后形成巨大的黑洞。黑洞外的其他任何物质都会消失，如果（像某些现代理论所想象的那样）甚至质子也不是永恒的。也许从宇宙大爆炸之后1030年，宇宙将成为一个黑暗的、寒冷的地方，只有黑洞和飘零的亚原子粒子充斥其间，它们相互之间的距离以光年计。
但是斯蒂芬·霍金在20世纪70年代证明，甚至黑洞也会丧失能量，在经过无数难以想象的时期之后消失。它们因量子蒸发而导致的死亡将持续一段时期，比所有以前经历时间还要长10多亿倍，与这段漫长时期相比，10亿年相当于海滩上的一粒沙子（参见表15.1）。普兰佐斯认为，按照这个比例，黑洞开始统治宇宙之前的1030年，“看上去甚至比今天我们看普朗克时间还要短！”[24]黑洞背后还会留下一些什么吗？绝无仅有：保罗·戴维想象那是“一盘难以设想的稀汤，由数量逐渐减少的光子、核子以及电子和正电子组成，它们逐渐地、缓慢地远离对方。就我们所知，再也不会发生更进一步的物理过程了。没有任何重大事件打扰这个宇宙的凄惨贫瘠，这个宇宙气数已尽，终将直面永生的宇宙——也许永死是一个比较确切的描述。”[25]
表15.1 开放的宇宙未来年表
资料来源：选自尼科斯·普兰佐斯《我们宇宙的未来：人类在宇宙中的命运》（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63页
设想存在一个目睹最后黑洞面临死亡之烦恼的观察者，对于他而言，本书所考察的数十亿年不过是时间在开始时的一次创造性的耀眼闪光，是巨大的混沌的能量挑战第二宇宙热力学定律并且将构成我们世界的稀奇古怪的复杂实体的大杂烩联合在一起的那一刹那。在这春光乍现之际，在尚未冷却变黑之前，宇宙的创造性正在大爆发。而至少在一个无名的银河系里出现了一个联结成网络的、智慧的物种，能够把宇宙当作一个整体进行思考并且重构它的过去。[26]
我们不禁要想，这道创造性的闪光是为人类特意安排的——也许这就是宇宙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终极理由。现代科学绝没有为这样一种人类中心论的信仰提供充足理由。相反，看来我们只是宇宙在其漫长生命中最年轻、精力最旺盛、最具生育能力的阶段上一个比较稀奇古怪的创造。虽然我们不再将自己视为宇宙的中心，或者其存在的终极原因，但是对于许多人而言，这种想法仍然是非常崇高的。
本章小结
预测未来是要冒风险的，因为宇宙在本质上不可预测。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必须有此一试。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下一个世纪，因为我们今天所做的，可能对生活在下一世纪的人们产生重要影响。如果我们的预测不那么离谱，并且根据这些预测采取合乎理智的行动，那么我们就能够避免灾难。这些灾难或许会采取多种形式不期而至，包括严重的生态退化和由于所得资源的巨大不平等而导致的军事冲突。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而在理智的安排下，也有可能推动人类世界与环境建立更具可持续性的关系，创造一种提高穷人生活条件的全球经济，即使这种经济对于富人不无偏见。从数世纪的尺度来看，可能性迅速增加以至于不大值得做出预测的努力。但是，尤其是在技术方面的一些大趋势，可能提示我们未来的某些特征。人类可能迁移到太阳系的行星或者月亮上去，也许甚至到更远的地方；他们可能精确地控制基因过程。但是，任何特定的预测都有可能因为不论是人为的还是地质学的或者小行星碰撞等天文现象所导致的始料未及的危机而发生偏差。从宇宙学的尺度看，我们的预测又再次变得更加有信心了。太阳和太阳系将在40亿年以后消亡，但是宇宙将存在很久。最近有证据表明，宇宙膨胀将永远持续下去。即便如此，我们也能够根据现代基础物理学和天文学过程的理解，来描述宇宙在膨胀过程中如何消亡。从不可想象的遥远的未来观点看，当宇宙被压缩到稀薄的光子和亚原子的时候，本书所涵盖的130亿年似乎只是春宵一刻罢了。
延伸阅读
彼得·斯特恩斯的《第三个千禧年，21世纪》（1996年）讨论了未来学的历史，而约里克·布卢门菲尔德的《未来掠影》（1999年），收集了一部分关于未来学的论文。关于未来生态，某些比较容易找到的有莱斯特·布朗的《生态经济》（2001年）［不过布约恩·龙伯格（Bjørn Lomborg）在《怀疑论的环保主义者》（2001年）中、保罗·肯尼迪在《为21世纪做准备》（1994年）从统计学上对该书提出严厉批评］。有许多小说描写了中期未来。布赖恩·斯塔布福德和戴维·朗福德在《第三个千年》（1985年）对于下一个千年的“历史”做了令人心驰神往的、比较乐观的描绘，而沃尔特·米勒（Walter Miller）的《莱博维茨颂歌》（1959年）则是冷战达到顶峰时期创作的，书中描绘了人类的创造性和理性导致周期性核战争大屠杀。从更大尺度看，科学又一次进入了预测的视野。尼科斯·普兰佐斯，《我们的宇宙未来》（2000年）讨论了空间旅行的可能性，探讨了最遥远的宇宙未来，而保罗·戴维的《最后三分钟》（1995年）也是如此。
[1] 章首词：默里·盖尔——曼（Murray Gell-Mann）：《朝向更加可持续的世界转型》，载约里克·布卢门菲尔德（Yorick Blumenfeld）编：《未来掠影：20位著名思想家论明日世界》（伦敦：泰晤士和哈得孙出版社，1999年），第79、471页；保罗·哈里森：《第三次革命：人口、环境和可持续世界》（伦敦：企鹅出版社，1993年），第149页；柏拉图：《克利蒂亚斯篇》111-A-D，转引自哈里森：《第三次革命》，第115页。
[2] 此例以及在这两种不可预言的差别，均引自理查德·索莱和布赖恩·古德温：《生命的迹象》，第20页。
[3] 索莱和古德温：《生命的迹象》，第20页。
[4] 彼得·N.斯特恩斯：《第三个千禧年，21世纪：未来展望》（博尔德，科罗拉多：西景出版社，1996年），第158页。
[5] R. C.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6年），第54页；转引自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历史的景观：历史学家如何描绘过去》（牛津：牛津学出版社，2002年），第58页。
[6] 参见约里克·布卢门菲尔德为自己主编的《未来掠影》所做的导论，第7—23页。亦可参见赫尔曼·卡恩：《论热核战争》（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0年），以及多内拉·H.梅多斯等主编《增长的极限：向罗马俱乐部研究项目提交的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纽约：大学书店，1972年）。最近关于某些我们面临的可怕可能性的讨论，参见马丁·里斯：《我们最后的日子：科学家警告，恐怖、错误和环境灾难如何在21世纪威胁人类的未来——论地球及其他》（纽约：基本图书，2003年）。
[7] 克莱夫·庞廷：《世界的绿色历史》。
[8] 甘地语，转引自约翰·R. 麦克尼尔：《太阳底下的新鲜事》，第330页。
[9] 莱斯特·R. 布朗最近在全面思考构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经济方面做了很好尝试，参见所著《生态经济：为地球建构的经济学》（纽约：W. W. 诺顿，2001年）；亦可参见盖尔——曼的短论，《朝向一个更加可持续性的社会的转型》，第61—79页。
[10] 莱斯特·R. 布朗和詹妮弗·米切尔（Jannifer Michell），《构筑一种新经济》，载于布朗等主编的《1998年的世界状况：世界观察研究所关于朝向可持续社会的进步的报告》（伦敦：全球概览出版社，1998年），第174页。
[11] 加雷思·波特（Gareth Poter）、珍妮特·韦尔什·布朗（Janet Welsh Brown）和帕梅拉·S. 查赛克（Pamela S. Chasek）：《全球环境政治学》，第3版（博尔德，科罗拉多：西景出版社，2000年），第87—93页。
[12] 莱斯特·R. 布朗等：《1995年的世界状况：世界观察研究所关于向一个可持续社会发展的报告》（伦敦：全球概览出版社，1995年），第172页。
[13] 斯特恩斯：《第三个千禧年，21世纪》，第74页。
[14] 伊卡洛斯，希腊神话人物之一。伊卡洛斯是代达罗斯的儿子，代达罗斯为他做了一对人工翅膀，逃离克里特，由于离太阳太近，粘翅膀用的蜡熔化而掉进了爱琴海。——译者注
[15] 尼科斯·普兰佐斯（Nikos Prantzos）：《我们的宇宙未来：人类在宇宙中的命运》（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6，73页；关于将火星地球化的计划，参见第75—80页。
[16] 关于星际旅行，参见普兰佐斯：《我们的宇宙未来》，第2章。
[17] 阿瑟·C. 克拉克，转引自布卢门菲尔德主编：《未来掠影》所做的导论，第19页。
[18] 布赖恩·斯塔布福德（Brian Stableford）和戴维·朗福德（Dvid Langford）在《第三个千禧年：公元2000—3000年的世界史》（伦敦：希德威克和杰克逊，1985年）这部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关于未来眼花缭乱的历史著作里，探索了基因工程某些可能性，令人颇感兴趣。
[19] 普兰佐斯：《我们的宇宙未来》，第162—169页；正如普兰佐斯所指出的（第164页），费米的问题早在18世纪已经由法国科学家丰特奈尔（Fontenelle）提出来了。关于宇宙其他地方存在智慧的比较乐观的评估，参见阿尔曼·德尔塞默：《我们的宇宙起源：从大爆炸到生命和智慧的出现》（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36—244页。
[20] 普兰佐斯：《我们的宇宙未来》，第209页以下。
[21] 普兰佐斯：《我们的宇宙未来》，第214页。
[22] 普兰佐斯：《我们的宇宙未来》，第225—229页。
[23] 宇宙创造周而复始的观念最早是物理学家约翰·惠勒（John Wheeler）提出的；参见肯·克罗斯韦尔（Ken Croswell）：《天体的炼金术》（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16页；斯蒂芬·霍金满脑子在想，时间之矢随着宇宙热力学第二定律的逆转在宇宙收缩阶段也会逆转，但是后来放弃了这种想法，认为是错误的；参见《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纽约：矮脚鸡出版社，1988年），第150—151页。
[24] 普兰佐斯：《我们的宇宙未来》，第263页。
[25] 保罗·戴维：《最后三分钟》（伦敦，菲尼克斯，1995年），第98—99页。
[26] 宇宙之春的想象借鉴了阿瑟·C.克拉克：《未来概说》（1962年），转引自普兰佐斯：《我们的宇宙未来》，第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