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修过的文物，我都喜爱。你必须得喜爱，要不喜爱，你就对它不珍惜，干出的活也不会太漂亮。”因为《我在故宫修文物》，故宫铜器组现在的非遗传承人王有亮也意外走红，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拿出一张近百年的“传承谱系图”，向媒体讲述故宫青铜器修复从清代“歪嘴于”起至今的师徒传承故事。
他近几年修的一个重量级的文物是春秋蜴形纹青铜卣，碎得厉害，几乎都是蚕豆大小的碎片，“就一点一点弄，费了挺大劲，跟师父学的所有的招数都用上了。”王有亮今年五十二岁，自己早已是位师父，在带徒弟，走到哪儿都是受人尊敬的青铜修复专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但他仍然不断提起他的师父，自己手艺的源头。这是个自我的时代，许多人略有所悟就自立门户，展现“我”的聪明及努力，而王有亮的态度里有种笨拙的老实、老实的谦逊，这种风格里有传统文化的气息，隐隐让人想起一个在当下已经“过时”的词—“尊师重道”。“尤其在过去的民间社会，不读书，不进学校，自由从师学习百工技艺为专业的人，终其一生而‘尊师重道’的精神和行为，比起读过书，受过教育的人，更胜一筹。”（南怀瑾）
做派谦逊，但手艺漂亮，修复的是国之瑰宝，态度是轻松日常，轻松来自大量的经验，“反正干我们这行别偷懒，你干得越少越不行。就得多干，你没悟性的必须得多干，才能找出这个感觉来。”
故宫收藏青铜器一万六千多件，是中国青铜器藏品最多的博物馆之一。中国的青铜时代，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发源时期。最早青铜器的出现，即历史上传说的夏铸九鼎，也恰恰是中国进入国家阶段的标志时期。许多制度、思想，都是在青铜时代逐渐完善。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礼”指的是周礼，周礼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物就是青铜器。青铜器不仅承载了中国的文化，也承载了中国在国家制度化建设方面的理念，所以青铜文明一直受人尊崇。而成组合的具有“藏礼”作用的青铜礼器体系，也是中国青铜文化有别于其他民族青铜文化的突出特征3。
铁器时代到来，在一些领域，青铜器逐渐被铁器替代。但是帝王们没有忘记作为王权象征的青铜器，历代宫廷都有意识地收藏先秦青铜器。汉代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领域地位确立之后，人们对青铜器的回忆更加强烈。到了宋代，国人对青铜器的态度从盲目崇拜逐渐变成系统研究，金石学兴起。其中，宋徽宗起到了推动作用，他自己收藏大量青铜器，藏于宣和殿，据记载宋徽宗收藏的青铜器有三万多件，后来他将此编著成书，流传于世，就是《宣和博古图》，在它的推动下出现许多金石学家。宋之前，民间发现青铜器必须上交，到宋代这一现象有了改变，学者开始系统地收藏青铜器，研究青铜器。理学家吕大临撰写的《考古图》中记载的大的收藏家就有三十余位。许多青铜器是宋代学者定名，沿用至今。到了明清两代，人们对青铜器的欣赏、甚至是仿制，一波波地形成高潮。在此过程中，金石学也在不断地发展。
传统青铜器的修复和复制技术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宋代、元代仿制古代青铜器成为风尚，杭州、苏州等地出现了颇有名气的仿古青铜器作坊；明清及民国时期，青铜器修复分四大流派：北京，苏州，潍坊，西安，这与大的社会背景相关。吴地自春秋时候就开始冶炼制作青铜器，北宋时青铜器的仿古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明清时除了宫廷，青铜器的制作最发达当属江浙。有工艺基础、又邻近上海，需求大，形成了一个产业；山东潍坊派与大收藏家陈介祺有关。晚清到民国最大的收藏家陈介祺收藏了很多青铜器，真品密不示人，需要大量复制品以应付官员索讨观赏；西安是文物大省，出土有大量西周青铜器，青铜器上的文字成为研究重点，所以西安流派注重青铜器文字的修复、补刻、伪刻。
北京是皇宫所在地。清代，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内有专门机构负责征召各地能工巧匠仿制、修复青铜器，其技术不断完善，日趋成熟，形成了一套工艺规范的传统手工技艺。晚清，皇宫许多包括青铜器在内的文物流散在外，造办处的匠人也大量迁转出宫。光绪年间，造办处一位专事修复青铜器的、绰号“歪嘴于”的工匠出宫后在前门内前府胡同开设“万龙合”古铜局，以修复青铜、金银、陶、玉石等器物为业。1911年，于师傅去世，最小的徒弟张泰恩为其发丧，并继承师父衣钵，改“万龙合”为“万隆和”，开创民间“青铜四派”之一的北京“古铜张”派。如今故宫文物科技部铜器室的修复，即是传承自这一支。
1952年，故宫成立铜器室。古铜张派第三代传人、当时在天桥开古铜铺的赵振茂，经人介绍来到故宫，从事青铜器修复工作并将这项传统工艺又带回了紫禁城。当时的专家还包括长期从事青铜器修复、复制的赵同仁、李会生、孟海泉及景德泉、古德旺、张聚如等人。
从古铜张传人进入故宫后，故宫博物院通过“师承制”的方式培养了一批掌握传统修复和复制技术的专家，先后修复了包括班簋、齐史祖辛觯、司母辛鼎、二祀邲其卣、马踏飞燕等一大批国宝级文物，复制了莲鹤方壶、格伯鬲、兽面纹觚、兽面纹瓿、鸢祖辛卣、西周牛尊、西周荣簋等一系列重要文物。
“马踏飞燕”和“班簋”是赵振茂领衔修复的两件重器，后者原是清宫旧藏，后流落民间，去向不明。“文革”期间，许多古铜器被送往炼铜厂回炉重铸。为保护文物，由北京市文物工作者组成的“文物清理拣选小组”负责到各废品站、铜厂“寻宝”。1972年的一天，文物清理拣选小组来到北京有色金属供应站，正值中午，一个盛满废弃铜铁麻袋中的一些碎片吸引了在场人的目光。其镌刻的铭文以及表面的饕餮纹饰都与西周的青铜器不谋而合。专家程常新先生鉴定它是西周班簋，并送往故宫博物院文物修复厂修复。
此时的班簋已经支离破碎，底部破了一个洞，且变形上翘。但大部分纹饰得到保存，特别是腹内铭文，只是因底部出现孔洞而残缺，修复难度很大。赵振茂用锡补平，并根据《西清古鉴》簋铭拓片，经过整形、翻模补配、修补、对接纹饰、跳焊焊接、钢錾雕刻、除锈等多道程序后终于将其修复成器。如今班簋已是首都博物馆镇馆之宝。
青铜器的修复，包括两个范畴，一为修，一为复。修，就是保护性的修理、复原；复，是复制。在博物馆，复制是一个重要内容，许多珍贵文物国家会有严格规定，甚至不允许离开故宫，所以需要有惟妙惟肖的替代品。
故宫博物院中，春秋时期的复制品里最精彩的是莲鹤方壶，它出土于1923年。河南新郑李家楼村一个李姓地主打井时无意打到墓葬，发现大量青铜器。他试着卖出其中一小批，惊动了驻扎河南的靳云鹗师长，追回被卖文物，另派工兵继续挖掘，出土青铜器一百多件，这当中最出色的当属莲鹤方壶。它形体宏伟，高达1.22米，总重量达64千克，装饰华美，壶身装饰为虎足龙耳，壶盖上是盛开的莲花，双层镂空，莲花正中一只仙鹤伫立，舒展双翼，展翅欲飞。虽然是用青铜塑造，但造型灵动。这种清新风格，跟夏商周时期，庙堂上的青铜利器不同，后者追求的是庄重、威严、神秘。而莲鹤方壶清新活泼的风格，传递出春秋时期自由革新的精神。
莲鹤方壶的复制品由赵振茂领衔制作，在使用材料上，舍铜而用锡锌合金铸造，以使其重量更接近原件。其表面仿造铜壶的青铜锈，看上去仿如历经时间氧化斑驳的青铜原件。
有些复制包含更高科技含量。比如少虡剑的复制。少虡剑是复合剑，一把剑上用了两种合金。古人在战争中发现，一把剑含锡高会锋利异常，失之太脆；含铜量过高，则柔韧有余而锋利不足。古人发明了复合剑，剑心用含锡量低的合金，两刃和锋部含锡量较高。既锐利，又柔韧。在古代，这是一把科技含量很高的剑。赵振茂复制的少虡剑，令人感叹这一代老师傅的青铜器修复技艺已至炉火纯青。
挽救国宝的经历，赵振茂的徒弟并不怎么听师父提起，有的徒弟干脆是从别的师傅处听到。即使提及也是从技术角度，口气平淡：“搞文物修复的人，不是说我修完以后，我再给你讲，表现我自己水平有多高。我师父就说这个工作是我干的，哪儿拿来的，怎么修的，我干了哪些工作，他就讲这些。他说你们要有认知。”
修复青铜器，动辄与三千年前的古人对话，做旧要退掉新品火气，做出时间风雨侵蚀感。卓越的工匠工作时不动如山，沉静似水，世俗的喧嚣如水面的涟漪，在日复一日的专注中平静。他们遵守了匠人无名无我的传统，国宝上不会留下他们的名字，参观者也不会知道修复者是谁，他们看似没有追求实现自我，但这令许多人终身寻找的命题，早已经由每一次焊接、每一次上色而暗中实现。文物是历史的浓缩物化，是较个体生命远为广阔的时间与空间，一流的匠人终日跋涉此间，自我消融于这广阔之中，不再需借自我炫耀获得存在感。
清洗青铜器的液体
待修复的文物
老一辈师父的做派变成徒弟们的生命底色，这正是教育的意义。借金石组铜器修复者—王有亮、恽小刚的回忆，老一代手艺人如何带徒弟、如何立身处世、谦逊平和的风貌，点滴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