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种解释，此消彼长
优生学自19世纪80年代形成。它是一门取向积极的应用性学科，以改良人种和社会为目的，而其理论基础是遗传学，它坚信遗传对人的素质和行为的决定性作用。自产生起，它便迅速成为一股时代的风潮。学者萧伯纳、韦伯夫妇、政治家丘吉尔（他是1912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一届国际优生学大会的领导者之一）、希特勒都趋之若鹜。以后纳粹的种族主义政治实践使得优生学声名狼藉。但是思想和学术上对遗传决定论的批判其实早就开始了。
德裔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将抵御优生学思潮视为自己的使命。20世纪初叶，他几乎是孤军反抗优生学。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博厄斯和其弟子本尼狄克特、玛格里特·米德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家同行为心理学家华生（John Watson，1878—1958）、斯金纳（Burrhus Skinner，1904—1990），遥相呼应，几乎完全执掌了人类行为的解释权。
博厄斯坚信文化在塑造和形成人的性格和行为中的决定性作用。他反对优生学的思路，认为没有必要筛选出不适应者，文化完全可以使他们变成适应者。玛格里特·米德以其生花妙笔描述着她的田野工作，证实着老师的文化决定论思想。在《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1935）一书的结论中，她提出社会在男性和女性行为模式上有三条道路可走。其一是如多数传统社会所作，将男女人格标准化。其代价是扼杀了女性（以及男性）背离社会模式的潜在才华的发挥。其二是消除男女间的差异，其代价是导致社会复杂性和丰富性的丧失，这种复杂性是以男女、年龄、阶级等差异为基础的。其三是不搞模式，既尊重差异又尊重个性，允许每个男女向任意性别方向发展。这一结论是深刻并富有启发性的。但其前提是“在人格的形成过程中，自身性别的解剖结构作用与社会制约作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两性人格是由文化所致。……所谓的男人气女人气是社会性产物”。（米德，1935：283，295，297）我们愿意在另一前提上赞同米德的结论，即同遗传相比较，文化未必是决定性力量，但对行为有很大影响，因此应避免文化对个性潜力的压制。但是遗憾的是米德的结论其实是附带的，她全书的主旨就是论证两性人格是由文化所致。她的根据是对三个原始部落的考察，一个部落中男女都是男人气，另一个部落中男女都是女人气，第三个部落的男人女人气，女人男人气。读过米德的书，我们会产生两个疑问。其一，这是真的吗？其二，为什么多数民族不是这样呢？在《萨摩亚人的成年》（1928）一书中，米德描述了一个田园诗般的社会，那里没有等级，没有竞争，没有暴力，大家和平共处，那里拥有的价值观与美国社会截然不同，完全是卢梭所说的自然人的状态。米德著作受到的欢迎标志着博厄斯的人性观的胜利，即人生来是一块白板，文化为之刻上了人格和行为。但是在这本书出版后55年，弗里曼重新研究萨摩亚人的著作《米德及萨摩亚》问世了。该书以扎实的证据揭示出米德的每一项观察都是错误的，说明了那里有等级，有暴力，有战争，有起义。米德的神话破灭了，她的研究显然在侍奉一种先验的理念。
华生和斯金纳从心理学的角度否定遗传学。他们否认本能的存在，否认行为的遗传性。他们认为行为可以还原为刺激-反应，控制了刺激即奖惩，就将控制人的行为。他们是环境决定论和教育万能论的宣扬者。哈洛的一个简单的实验给了行为心理学沉重的打击。他的实验为两个婴猴提供了两个替代“母亲”，一个是由金属线制作的配备了牛奶的巧妙装置，另一个是用毛巾做的可拥抱的猴子，但是没有牛奶。尽管从前者可以得到牛奶，婴猴仍然依偎在毛巾做的猴母亲身旁。这实验清楚地显示出决定行为的不仅仅是奖惩。华生当年说过一句雄心万丈的豪言：“给我一打健康的儿童，只要他们身体没有缺陷，让我在我自己特殊的世界中教养他们，我可以保证，在这十几个儿童中随便挑出一个，我都可以把他训练成任何一种专家，如医生、律师、艺术家、商界领袖，或者甚至可以把他训练成乞丐或窃贼，而无须考虑他祖先的天赋、嗜好、倾向、才能、职业及种族。”今天这话已很难被人相信，因为它不符合基本常识。我的一个朋友是职业田径教练，他对我说：“我每年最重要的工作不是训练，而是到中学生运动会上去挑选人才，不是那块材料就不可能培养成职业田径选手。”可信各行的状元都当如此。
正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代的行为遗传学家终于出场了。他们反对文化决定论的主张，但是他们不想走向同样荒谬的另一极端——遗传决定论。他们说：“没有预先安排我们做的我们做不了，而安排我们做的但环境没有提供条件我们同样做不了。”（斯蒂恩，1996：17）他们刺破了环境决定论的一些证据的表象，比如他们说：家里书多的孩子喜欢读书，为什么其中就没有父母基因的因素呢？这话极其雄辩，遗憾的是它只是说明了在这一场景中环境的影响是可能的（远未证明这是必然的，决定性的），遗传的影响同样是可能的（决不是断然不可能存在的）。但因为遗传基因与环境因素每每交织在一起，要拆开二者，雄辩地说明遗传（或者环境）的独立作用，殊非易事。所幸他们选中了一个突破点。就是对异地抚养的同卵双生子的研究。同卵双生子是大自然馈赠的稀罕物，二者的基因完全相同。但是双生子的成长环境大多也相同。从小分离、异地养育成人的同卵双生子就是稀罕当中的稀罕。这项研究可以比较接受了同样遗传基因的人在不同环境中的性格和行为之异同。其实优生学的奠基人高尔顿在一百年前已经提出了这个想法。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人伯特研究了53对分开抚养的双生子。1937年美国人纽曼等人做了19对分开抚养的双生子的研究。1965年丹麦人尼尔森对12对分开抚养的双生子做了研究。自1979年始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布查德教授先后检验了70对分开抚养的同卵双生子，从而将这一研究推向高峰。与此同时，行为遗传学家也在从事另一项研究，就是对被收养的兄弟姐妹与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的比较研究。这两种研究，特别是前者，为解答遗传与环境在对性格与行为的影响上孰优孰劣这一扑朔迷离的问题，开辟了新的蹊径。
二、基因的力量
这些异地抚养的同卵双生子表现出若干戏剧性的、很难归结为偶然的、耐人寻味的相似性。布查德观察到两个39岁的大男人都有咬手指头的习惯。另外两位都喜欢啤酒，都喜欢听装的，这都不能说明什么，但是他们都用小指开易拉罐应该排除了巧合的可能性。有两位中年妇女回忆起幼年时代，她们在10岁时有相同的梦魇，都梦见嘴被门闩和鱼钩关住了。有两位兄弟在同一年都开始患偏头痛，几年后同时消失，再后又在同一时间复发，而后又一起消失——总是同步。布查德发现这些从小分开抚养的同卵双生子有着同样的或高度相似的说话方式、身体仪态、幽默感、气质、婚史、职业、服装品位和习惯等等。
自然，学院派的严肃学者同新闻媒体的兴趣殊为不同。他们企图以严格的方法透视遗传或曰基因对疾病、智力、性取向、精神障碍、瘾行为、暴力犯罪的影响。我们分述如下。
疾病。调查发现，父母死于心脏病的子女死于心脏病的概率是常人死于心脏病概率的4倍，兄弟死于心脏病的异卵双生子中的另一方死于心脏病的概率也是常人死于心脏病概率的4倍，而同卵双生子是常人的9倍。被收养者的死因通常与生父母而非养父母相似。
智力。斯蒂恩综合了包括11万个研究对象的111项独立研究，作出如下概括：以下二者的智商相关系数分别为，同一个体的两次测试0.9，一起抚养的同卵双生子0.86，分开抚养的同卵双生子0.72，一起抚养的异卵双生子0.6，分开抚养的异卵双生子0.52，一起抚养的兄弟姐妹0.47，分开抚养的兄弟姐妹0.24，一起生活的父母和其子女0.42，分开生活的父母和其子女0.22，一起收养的被收养的子女0.29，配偶0.33。基因与环境的影响力显然都存在。学者们通过两种方法推算智商的“遗传率”。其一是分开抚养的同卵双生子的相关系数（0.72）。但是尽管分开，仍可能有部分成长环境是近似的，因此他们认为这一指标可能偏高。其二是一起抚养的同卵双生子的智力相关系数减去一起抚养的异卵双生子的相关系数后乘2，结果为0.52，即（0.86－0.6）×2＝0.52。这一思路是，前者的基因100％相同，后者的基因50％相同，因为都是一起抚养的，所以前者的相关系数减去后者，也就是抵消了相同环境的作用，剩下的是50％的基因的作用，所以还要乘2。综合这两种计算方法，一些学者认为，智商的遗传率为60％，也就是说环境因素在智力中只占40％。
同性恋取向。研究显示，同性恋有文化和心理之外的身体原因。研究者为同性恋男性、异性恋男性、异性恋女性三组成员注射相同剂量的雌性激素，结果发现，注射三天内，异性恋男性血液中的黄体生成素（LH）的含量出现抑制，异性恋女性血液中LH的含量急剧上升，同性恋男性的血液竟与后者近似。异性恋女性与同性恋男性在语言测试上都优于异性恋男性。在双生子中一方为同性恋之中，52％的同卵双生子和22％的异卵双生子也为同性恋。寄养兄弟只有11％。
精神障碍。人群中躁狂－抑郁症患者低于1％，父母和兄弟姐妹患此病的人的患病率达到10％。但环境的影响也很大，遗传的只是易患性，且与多个基因相关。32％的同卵双生子和7％的异卵双生子同患此病。但是此种病病症有个不寻常的特征，就是它有时会伴随着创造力的爆发。舒曼终生都是躁狂－抑郁症患者。艺术家患此症概率是普通人的2—3倍，诗人是普通人的10倍。病症，特别是精神上的病症，有时也是优势，这将使优生学的实践面临严酷的挑战。
上瘾行为。76％的同卵双生子和61％的异卵双生子同为酒精中毒者。但即使如此，学者们认为，在上瘾行为中环境的作用比基因更大。
犯罪与暴力。领养儿童的研究显示：生养父母均无犯罪的子女犯罪率为14％，养父母犯罪子女犯罪率为15％，生父母犯罪子女犯罪率为20％，生养父母均犯罪子女犯罪率为25％。9％的同卵双生子和2％的异卵双生子都走向自杀。研究者还指出，没有犯罪基因，暴力犯罪是糅合了机会与倾向的。凶杀往往是冲动下发生的，往往没有预谋，往往是熟人所为。但是，酒精滥用、家族的社会封闭、抑郁症、易冲动和注意力涣散的性格，都容易导致暴力，而这些因素是有遗传性的。对易冲动性的测量表明，在31项研究中，同卵双生子的一致性平均为51％，异卵双生子为20％。社会因素不是暴力犯罪的全部原因，因为在遭受社会疾苦的人群中只有很小的百分比转变为犯罪。
三、遗传行为学家的新观念
今天的遗传行为学家大多并不忽视环境的作用，他们在强调长久以来被忽视的遗传作用的同时，企图更深入地认识遗传与环境的复杂关系。进化论研究者早就指出，很多疾病的基因为什么在进化中没有被淘汰，是因为过去的生活环境不会诱发这些疾病，比如过去的饮食习惯不会导致大面积的心脏病、糖尿病，血缘团体的同居抑制了同性恋倾向的抬头。饮食习惯的改变，居住方式的改变，导致了病症和反常行为的出现。但是另一方面，在今天的既定和同样的环境中，为什么有些人得病有些人不得病？基因是一些疾病和同性恋的直接原因。而具体看，各种情况又有差别，肺癌的外因更重要一些，而同性恋中基因的作用更重要一些。
基因行为学家还提出了一些新鲜的、耐人寻味的见解。
人们通常以为，随着人的成长先天的作用越来越小，环境的作用越来越大。基因行为学家反驳这种见解，他们提出：“遗传决定了发育的模式与时间表，甚至决定了衰老的模式与时间表。”（斯蒂恩，1996：17）赖特说：“孩子越大环境会有更多的作用的机会，但基因的影响并不像人们期望的那样逐渐消失，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它（基因）更可视为等待自身达到的事情。”（赖特，1998：97）它很像是在等待一个定点列车的到达。里德利说：“基因的影响随年龄增加，而共享环境的影响随年龄消失。你的年龄越大，你的家庭背景对预测你的IQ的作用就越小，而你的基因的预测作用就越好。有着才华出众的父母的孤儿，在被一个愚人家庭收养后，也许在学校成绩平平，但是到了中年却可能成为一个才华出众的量子力学教授。一对愚人父母的孤儿，若在一个双双得到诺贝尔奖的家庭中长大，在学校也许会表现更好，但到了中年可能就只是做一份不要求多少阅读技能或深刻思想的工作。……基因对解释IQ的相对差异的贡献从幼儿那里的20％，上升到儿童阶段的40％，再到成年人的60％，而到中年人那里则甚至可能达到80％。……到成年期，智力就像个性：大部分是遗传，小部分是由于个人所独有的环境，极小部分是你所成长的家庭的影响。这是一个反直观的发现，它摧毁了那种认为基因先起作用，培养后起作用的观点。”（里德利，2003：95）
斯卡尔的主张：“非共有环境”（孩子们虽然在一个家庭中，但因性格的差异导致父母对待他们的方式并不相同，而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基因决定的）比共有环境起的作用大得多，而首先是基因促成了“非共有环境”。基因塑造了爱激动的孩子，他父母对待他不同于其他孩子，因此他有了自己的独特的环境。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发现老师对他不好，对优秀学生更好。一句话，基因和环境是交织在一起的。（赖特，1998：48）里德利说：“环境不是某种僵化的实在之物：它是由行动者本人所主动选择的独特的影响因素的集合。具有一定的基因，会使一个人倾向于经历一定的环境。具有‘运动的’基因，会使你想在体育场上锻炼；具有‘知识的’基因，会使你寻找知识活动。基因是后天培养的代理者。……环境，作为小的遗传差异的一个放大器，把喜欢运动的小孩推向给他们以回报的运动，把聪慧的小孩推给他们以回报的书本。”（里德利，2003：96）“非共有环境”的概念异常深刻。它将一个寻常却模糊的认识结晶成理论。“非共有环境”一方面突破了僵化的环境论，指出基因的特殊作用，另一方面将基因和环境结合起来。里德利说：“高尔顿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完全错了。先天并不主宰后天；它们不是相互竞争，它们不是竞争者；根本没有先天与后天对立这回事。”（里德利，2003：96）
我想以个人的经历来佐证斯卡尔的“非共有环境”，虽然我的例证中直接看到的是性格，而非基因，与非共有环境的关联。插队时代，我有一位挚友，我们同为叛逆抗上的知青，他是头领，在我们农场近万名知青中他几乎成为神话，在当时“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下他公然带领大家探亲超假，劳动时不冒尖，他的群众威信极高，自然是领导的眼中钉。后来他最好的朋友都劝他改变作风，怕他吃大亏，只有我说大家不要劝他，他的作风会为他开辟出自己的道路。果然如此，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时，一贯“表现”好的知青不一定走成，他只放弃抗上一年，就被推荐上学，因为领导怕他，巴不得招安他，送走他。我自己的情况也有近似之处。我在我的系里属六亲不认的另类，屡屡投票否定了人家的学位、职称。开始自己心里也发怵，后来听到的反应是：他就是这么个人，不是故意要跟谁作对。这样我就在别人特别给予的“宽大”政策中一意孤行了。人们可能置身在同一个环境中，却以不同的性格和行为造就出不同的小环境。
四、学术争论与政治正确
遗传行为学的研究接连在学界乃至社会引起巨大的争论。两个最为敏感的问题是遗传与智商的关系和遗传与暴力犯罪的关系。
最激烈的环境论者对智商测定持彻底否定的态度，并且提出了一些很有启发性的看法。比如加格纳（H. Gargner）认为，不存在普遍的智力因子，智力分为7种类型：语言，音乐，空间，逻辑-数学，运动，个人，人际交往的能力。但是更多的人们似乎还是赞同智商测定。更耐人寻味的是，对智商的基本看法上的争论远没有对种族间智商差异的争论来得激烈。几十年来，对种族间智商差异的大争论接连发生了三次。
多年以来，心理学家都了解，美国黑人儿童测定的智商比白人儿童低15分，很少有人对这一测试和统计提出异议。流行的解释是恶劣的环境造成了黑人的劣势。1969年，詹森发表文章，提出原因不是儿童们的环境，而是他们的基因。这文章一问世就引起轩然大波。记者们过后评论：这篇小小的论文可以引发一场国内战争。
西里尔·伯特曾经是享有盛誉的英国心理学家。他是通过双生子研究遗传问题的老派学者。他从其研究中提出智商的遗传率是0.77。他死于1971年。1975年一些人提出他编造数据，他是骗子。这一争论一直持续了二十年。
1994年默里和赫恩斯坦的著作《钟形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力和等级结构》出版。该书论证的三个基本观点是：智力对当代生活中成功的重要性，智力的遗传基础，平均智商的种族差距。此书复活了詹森引起的争论。
遗传行为学家的主要辩护词是，个体的差异大于群体间的差异。“随便找两个瑞典人，他们基因上的差别比他们的平均和美洲印第安阿帕契族的平均还要大12倍。”因此对遗传行为学的深入了解只能减少种族歧视。但是这种解释几乎是徒劳的。其实对这种裹挟了浓厚的“政治正确”气氛的争论，应该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人群的差异，包括种族，究竟可不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的题目，认识这种差异对人类有没有积极的意义。
遗传与暴力犯罪的关系比前者更刺激人们的情绪。遗传行为学家认为二者有间接的关系，应该深入研究，药物可以削弱犯罪的倾向。1992年美国马里兰大学计划召开一个名为“犯罪的遗传因素：研究结果、使用和含义”的学术会议，因题目的刺激而被反对并最终取消。1995年在马里兰终于召开了更名为“遗传学与犯罪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的讨论会。会场一度被抗议的群众占领，他们高喊着：如果带着镇静药物进入贫民区，我们就将对你们发起攻击。遗传行为学的学者们对药物的使用提出了两个看法：对一个暴力倾向很重的人注射镇静剂不是比进监狱强吗？药物治疗究竟由个人来选择还是社会来选择，应该是价值观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
这些问题——种族差异可否研究，药物治疗由谁来选择——不仅重要，而且切近。
五、动物的习得性
强调基因和遗传的思潮二十年不衰，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自21世纪初叶始，钟摆终于回头，对后天习得性的再认识重新崛起。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强调后天在起作用。
一些动物学家提出，脑容量越大、大脑结构越复杂的动物，比起大脑简单的动物，行为中后天习得性因素所占比例越大。（葛兰汀，约翰逊，2005：134）
以最基本的行为“吃”为例。人工繁殖和饲养的食肉类动物的野化是个难题。有两只放到野外的小老虎，“一开始它们不管自己饿不饿，见了动物就追。一天夜里，它们大开杀戒，捕捉了七只羚羊。……它们并不是为了获得食物才追杀猎物，而是为了捕杀而捕杀。”（葛兰汀，约翰逊，2005：140）很可能它们不知道这些动物能吃。而“只要把那些死掉的动物开膛，露出里面的内脏，它们就什么都明白了。……小虎生来就知道怎样捕杀猎物，但其他的事情则需要学习才能知道”。（葛兰汀，约翰逊，2005：141）为什么何物能吃要通过后天学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开发出一份更宽的、弹性的食谱。“由于必须要通过学习才能认识到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人类和动物就能够灵活地适应生活环境的变化。如果动物紧紧依靠本能觅食，一旦它本来的食物来源忽然消失或减少，它就有可能会被饿死。”（葛兰汀，约翰逊，2005：136）
动物对天敌的恐惧是源自先天还是后天？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不能来自个体的经验，因为切身经验的结局多半是葬身虎口或狼口。但先天与后天的情况仍然可能并存。“潘克赛普发现，实验室里长大的老鼠也会害怕猫，虽然它们从来没有见过猫，也没有闻到过猫的气味。你只要把一束猫毛放到它们的活动区域，它们马上停止玩耍。恐惧的动物一般不玩耍，显然这些老鼠很害怕。”（葛兰汀，约翰逊，2005：204）羚羊则是另一种情况。“小羚羊注意到别的羚羊遇到狮子就拼命逃跑，于是它也就跟着逃跑，现在我们知道班杜拉博士的说法是正确的，这部分上应该归功于迈尼卡对猴子和蛇的研究。……迈尼卡博士的实验表明，要让实验室里长大的猴子也像野外的猴子那样害怕它是很容易的。她让前者观察后者是怎样对蛇惊恐万状的，结果那些不害怕蛇的猴子也马上开始害怕起来，并且以后如果它们遇到蛇，还是会感到害怕。只要让它们看一下别的猴子是怎样害怕蛇的，它们就会一辈子怕蛇。整个过程只要几分钟。……猴子并非一生下来就害怕蛇，这种恐惧也是后天获得的。……但它们生来就有怕蛇的倾向。”（葛兰汀，约翰逊，2005：248，207）
羚羊例子中的核心特征是什么？是模仿，是有样学样。模仿，是从动物到人类的共通的学习中最基本的手段。模仿可以迅速打通与生俱来的某种倾向，比如上述的猴子怕蛇。模仿还可能形成一些同天生倾向毫无关联的行为。威尔给我们讲述了猫的“便盆文化”：“我们的一只猫来到了便盆前准备撒尿，而此时它的三个孩子也尾随而来。猫是一种缺乏隐私的动物，所以它的后代们才能贴着便盆，如此近距离地看着母亲的一举一动。小猫的视力不是很好，因此它们并不清楚自己看到了什么。这时候，其中的一只笨拙地爬进了便盆，并学着母亲的样子抓挠着移开那些填料。然后突然间这个小家伙也蜷起身子，背着耳朵，专注地尿起尿来。没人教它该这么做，但我们也很难相信猫天生就认识便盆这种现代产物。因此看起来，小猫的这种举动是由母亲的行为引发的。”（威尔，2001：13）
“日本宫崎县，有个叫幸岛的小岛，岛上住着几十只野生日本猴。其中一只猴偶尔看到人洗芋头，于是便模仿人，在吃芋头前洗芋头。这样洗芋头的动作就逐渐地在同伴中间传开。现在世界上只有这里的野生猴有用海水洗芋头吃的习惯。用海水洗芋头，可能有盐味，这也是其中的原因。”（祖父江孝男，1987：166；威尔，2001：179）在五年的时间里，大约十分之三的猴子有了这一习惯。威尔认为，日本学者1953年观察到的这一现象，颠覆了动物的习性绝对地源自基因的传统观点。（威尔，2001：179）
迄今为止，人类所观察到的动物的最长学习过程是黑猩猩用石头敲开棕榈果。将世界上最硬的坚果放在一个坚硬的平面上，找一块尺寸适宜的石头，用相当的准度和恰当的力度去击打。观察者认为，这些黑猩猩的熟练程度超过任何第一次操练的人类。而掌握这技能，黑猩猩必须学习多年。日本学者松泽哲郎观察和记录了这一过程。年幼的黑猩猩在敲打棕榈果的成年黑猩猩旁，偷几个棕榈果和石块摆弄，有时也随机地组合二者，当然不可能敲开。“做了三年无用功后，它们才开始把坚果放在两块石头中间，一块用来当作石砧，另一块当作锤子，并把多种动作协调在一起，敲开了坚果。它们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协调和精练，只有在六七岁以后，它们的技巧才开始接近那些成年长辈的水平。”（威尔，2001：202—204）通常的观点认为，如果一种行为能够通过模仿普及一个群体中，一定是被模仿的行为中包含着某种奖赏。而小猩猩的敲打几乎是五年的无用之功，几乎相当于人类读小学的年头。如此模仿的动机不可能是功利上的奖赏。威尔认为：“灵长目动物的社会学习来自于盲目的因袭态度——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融入感……即基于观察式学习基础上的归属和认同。”（威尔，2001：206）
讲完上述内容后，一位同学给我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刚好连接了人与动物：“人类的性行为是纯粹的本能，还是包含后天的习得性？”应该说，现实中发生的是融合二者。不受一点启发，本能的倾向也差不多可以搞通这一奥秘。而实际上，在性成熟期之前，没有受到过一点启示的人是罕见的。时下的网络社会，男女之道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铺天盖地。在过去，农村人更多地受到的是牲畜的启示。城市人更多地受到的是书籍的启示。旧时婚嫁年龄太早，成婚前父母还会出示秘藏的春宫图点拨新人。动物中的情形似乎和前述的对天敌的恐惧是先天还是后天相类似。多数灵长目动物的性行为没有私密性。“对黑猩猩而言，只有当它们担心会招致更高地位成员的嫉妒时，才会把性爱地点转移出公共的视野。……当两只倭黑猩猩交配，小倭黑猩猩有时会跳到它们上面一睹细节。”（瓦尔，2005：58）而我们怀疑，一些独居的动物，比如老虎、海豚，有没有窥见同类交配的机会。人类应该介于二者之间。性行为是私密的，但还是受到了少许点拨。退而言之，即使我们认定，没有受到一丝启示的青年男女也可以完成性爱，毕竟性行为的多种方式、姿态、技巧，是文化的产物，是后天习得的。同一文化环境下，两个人的性倾向及能力是基因的产物。而一对在与文化完全隔绝的状况下长大的青年男女的性行为，在我们看来多半是蹩脚和低效的。
六、早期刻印
早就有人提出，幼崽或婴儿出生后的最初岁月对其性格形成至关重要。而将这一认识提炼成关键词且引入学术领地的是动物行为学创始人洛伦兹。他的两个关键词是“刻印”和“关键期”。他认为，“存在着一扇狭窄的时间之窗，只有在此期间印刻才能发生。如果有鹅出生不到15小时或是已经超过3天，它就不会印刻行为。一旦发生印刻，它就会坚持下去。……印刻作用的关键性在于，它是一种本能。这种行为不可能是学会的，因为它是该幼禽的初次经历。”（里德利，2003：156—157）
大家在最初岁月的印刻作用上有很大的共识，但对印刻的解释，先天派和后天派是大相径庭的。虽然，洛伦兹认为那是初次经历，没有学习过程，因而不是学来的，是本能。但是既然这行为是降生后得来的，环境论者就不可能认同洛伦兹的解释。有趣的是争论从出生后的最初岁月，回溯到子宫。20世纪60年代，古特里布做了一个实验。他发现刚降生的绿头鸭对同类的叫声有极大的偏好，虽然它从未听过，却能判断出那是同类。古特里布为孵化小鸭的母鸭做了声带手术，使其无法发出声音。于是，小鸭出生后丧失了对母亲选择偏向。古氏的结论是：小鸭能判定声音，是因为它们在孵化出来之前已经听到了母亲的声音。“他觉得这摧毁了整个本能概念，因为它带入了一种出生前的环境触发因素。”（里德利，2003：158）
大多数男性的无名指比食指长，而女性的无名指和食指同样长短。曼宁指出，这是人在子宫时睾酮暴露浓度导致的。“控制生殖器生长的同源框基因也控制了手指的生长。……忘记手相术，这是真正的预测。无名指不同寻常地长的男性有更大的危险患上孤独症、失读症、口吃、免疫机能障碍，他们也会生育相对较多的儿子；而无名指不同寻常地短的人，患心脏病和不育症的危险更大。……无名指的长度是在子宫中就被印刻下来的。”（里德利，2003：161）布兰查德发现，每多一个哥哥，男性成为同性恋的可能增加1/3。他认为，这是因为男性胎儿会启动母亲的免疫反应，导致子宫内的变化，进而导致下一个男婴的特征。（里德利，2003：166）
一名叫巴克尔的医生分析了1911—1930年英格兰出生的5600名男性的命运。出生至一岁时体重最低的孩子死于缺血性心脏病的比例最高，体重低的婴儿的死亡风险是体重高的婴儿的3倍。灾荒期孕育的胎儿，出生时体重较轻，即使以后生长正常，后天易患糖尿病，“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节省的表现型与战后充裕的食物之间不能相配所导致的。”巴克尔提出了一种对饥荒的适应。“一个营养不良的幼儿的身体，由于刻印有出生前的经历，所以出生时就‘预料’到一生都生活在食物匮乏的状况中。它的整个新陈代谢都适应长得较小，储存热量、避免过度运动。相反当幼儿发现身边物质充足的时候，它就会通过快速生长来补偿，但这样一来就会给他的心脏带来压力。”（里德利，2003：159—160）
语言的学习也存在关键期和刻印的问题，过了关键期事倍功半，甚至根本学不会。里德利在语言学习上企图融合本能论与环境论的观点，他说：“它是一种暂时的、先天的、通过经验从环境进行学习的能力，是一种为了习得后天的先天本能。想把它极端化为先天本能或后天培养，你倒是试试看。”（里德利，2003：175）
很多刻印是发生在出生之后的。那么子宫中的刻印是先天还是后天呢？这两个字眼不够严格，很难用它们来深入讨论。用更精确的语言就是：基因和环境。基因应该是早就确定的了。而印刻应该属于环境的作用，它是直接改变了性格，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基因，并同基因联手形塑着性格呢？
七、大脑的后天重组
以往人们普遍认为，胚胎中的神经细胞肯定是不断增长的，不可能处在衰减的趋势中。因而胚胎中神经元不断衰减和死亡的发现，令人们震惊，并诱导人们重新思考这一问题。“Viktor Hanburger发现鸡的胚胎细胞的脊髓某处有2万多个神经元，而成年鸡该处只剩下1.2万个，也就是说只有60％的神经元存活下来。”（齐科，1995：8）另一些学者做了这样的实验。“他们将新生猫的一只眼的眼睑合上，发现在一个星期后，猫眼睛与大脑第四皮层的连接有所改变。将大脑皮层与闭着的那只眼连接的神经轴突明显减少，而连接睁着的那只眼的轴突异乎寻常地多。”（齐科，1995：9）该实验表明，睁着的眼睛后面的神经键保留了，而被缝合了一星期的眼睛后面的神经键消失了。这实验似乎还意味着“大脑的正常发育不仅依赖于基因的遗传，也取决于生物体与外界的交互。基因提供中枢神经系统的整体结构，而神经系统的活动以及感官刺激将该系统予以完善，使其正常工作。这一完善过程并不是靠增加新的成分和连接，而是通过消灭原始存在的一些东西来实现。……大脑正常发育也就涉及这样一个剪除过程——大脑发育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消除掉它的一些神经键。……在大脑发育和成熟的过程中，不常使用的神经键连接将变弱或消失，而常常使用的神经路径将被保留并加强”。（齐科，1995：10—12）
为什么要预备如此众多和密集的神经元供后天剪除？答复是：“神经键的密集使正在发育的大脑具有很大的弹性。……1岁前的儿童能够辨别任何人类语言的声音，而在1岁时，他们渐渐丧失了辨别非母语语音的能力。……在他刚出生时，辨别这些音的神经键连接是存在的。但由于在他生活的语言环境里这些连接从来不曾使用过，因此这些连接很快就消失了。……这一发现证实了大脑发育是一个逐渐丧失神经键连接的过程，当大脑发育完全时某些能力就会丧失。”（齐科，1995：11—12）
遗传行为学曾经打破了老派环境论的一些僵化的认识。现在轮到从环境的视角思考遗传论的一些僵化的认识了。我们距离解释遗传与环境的关系，或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在认识上毕竟高于昨天，告别了昨日的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