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史的三个主要时代中，近现代是最短暂但也最为动荡不安的时代。采集狩猎时代的持续时间超过20万年，农耕时代持续了大约1万年，而近现代仅仅维持了250年。这个短暂时代的变革也比以往更为迅速和彻底。事实上，这一时期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人类历史中人口总和的20%都生活在这两个半世纪。近现代在上述三个时代中的互联性最高。相比过往新观念和新科技需要数千年才能传遍全球，如今来自五大洲的人们能够轻松地交流，如同大家生活在一个地球村。历史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史。
现在我们假设近现代始于1750年左右。它深深扎根于农耕时代，然而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其起始时间为1500年，甚至更早。确定近现代的起止时间十分棘手，有些学者认为近现代结束于20世纪，我们现在生活在与“近现代”时期截然不同的“后现代”时期。近现代的许多特征延续至今，还会在将来一段时期继续存在。因此，将我们所处的时代视为近现代的一部分更加合理。这就意味着，我们无法知道近现代结束的确切时间，也无法如愿以偿地看清它的总体轮廓。
无法将近现代作为整体来对待，让我们难以明确其主要特征，也说明了我们刻意使用“近现代”这一模糊称谓是有道理的。目前人们划分近现代的要素（定义特征）似乎是创新速度的不断加快。新技术增强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掌控力，并且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增长。技术变革和人口变化反过来改变了生活方式、文化和宗教传统、医疗和人口老龄化模式，以及社会和政治关系。
近现代向世界历史学家提出了鲜明的挑战。我们距离近现代太近，无法清楚客观地加以审视；我们掌握的信息量太大，难以从细节中分辨出趋势；变化比以往更加频繁，且遍布全球各地。接下来，应该尝试在世界历史学家广泛认同的基础上形成连贯的概述。
近现代的主要特征和趋势
近现代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大量统计数据，让人们第一次能够量化众多显著的变迁。
人口增长和生产力的提高
尽管在20世纪晚期，人口增长速度放缓，近现代仍是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1750年至2000年间，世界人口从7.7亿左右增加到近60亿，在250年里数量增长近8倍。这种增长态势相当于每年人口增长0.8%，大约每85年人口会翻一番。（相比而言，农耕时代人口翻倍时间估计为1 400年，采集狩猎时代的翻倍时间长达8 000年至9 000年。）劳动生产力空前提高让人口数量增长至8倍成为可能。根据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在1700年至2000年间增长了90倍以上，连人均生产量也提高了9倍。
▣ 思想实验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对未来五十年的影响有多大？这会不会成为世界历史上另一个转折点？或许是新一轮全球性冲突的开端？或者，更乐观地看，这会不会成为将我们从残酷世界冲突中解放出来的一个转折点？你怎么看待？你希望怎样？
劳动生产力的惊人提高，是近现代史上所有最重大变化的原因所在。生产力提高的部分原因是新技术的发现和推广。例如在农业领域，得益于轮作技术的改善、灌溉技术的加强、人工肥料和杀虫剂的广泛应用，粮食产量与人口数量并驾齐驱。其他原因还包括人类学会开发利用新能源。采集狩猎时代，每人平均每天可以支配3 000多千卡的能量，仅够维持人体的合理健康状态。农耕时代，每人平均每天可以支配12 000千卡的能量，当时最强劲的可用动力是家畜或风力船。到了近现代，人类已经学会从煤、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中提取能源，甚至利用存储在原子核中的能量。如今，平均每人每天可以支配230 000千卡的能量，这一数据是农耕时代的20倍。（相当于每天吃近1 000块糖获取的能量！）飞机、火箭与核能的时代取代了马、牛与柴火的时代。
城镇扩展
人口增长带动了人类社区平均规模的扩大。在1500年，全球只有约50个城市的居民人口超过10万，还没有居民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
到2000年，数千个城市的居民人口超过10万，约411个城市居民人口超过100万，其中41个城市人口超过500万。（2007年，中国上海的人口数量估计达到1 550万左右。）农耕时代，大多数人劳动、生活在乡村；到了20世纪末期，近50%的世界人口生活在5 000人以上的社区。村落数量的急速下降标志着世界上大多数人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与农耕时代一样，随着社区规模的日益扩大，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转变，首先是雇佣模式的变化。在农耕世界中，大多数人是小农；如今，大部分人依靠不同职业赚取薪水养活自己。
交通和通信领域的创新改变了社群与地区间的关系。19世纪以前，人们的旅行速度快不过马蹄（或是快速帆船）。杰斐逊总统在1809年离任时，还曾骑马回弗吉尼亚老家蒙蒂塞洛的庄园。传递书信最快捷的方式是使用依靠国家资助的驿马快递系统。而如今信息即刻就能传遍全球，易腐物品在几小时或者数天之内就可以从世界一端运输到另一端。
两幅图对比显示了近现代城镇的沿革。左图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新阿姆斯特丹城市地图，创作于1660年。新阿姆斯特丹原是荷兰殖民者从美洲印第安人手中购买的岛屿曼哈顿，后来改称纽约。右图是工业化后期曼哈顿的城市俯瞰图，大致延续了左图的城市规划格局。
日益复杂和强大的政府
随着人口的增长及人们之间互相联系的加强，更加复杂的管理方式势在必行，这是政府体制变革的原因。前现代的政府乐于关注战争和税务，让他们的民众几乎毫无拘束地自由谋生；但现代国家面临的管理任务更加错综复杂，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调节和管控管辖范围内民众的生活。现代国家庞大的官僚机构是现代革命最重要的产物之一。民主政体也是一样，它让政府机构能够及时调整政策，更加贴近其统治的广大群体的需求和能力。民族主义这种公民对政府在情感和理智上的密切认同，是政府与其统治下的民众之间新型关系的另一个产物。
民主和民族主义的发展表明现代政府越来越不愿意依靠武力实现自身意愿，相比农耕时代的统治者，现代政府更多地使用行政和强制权力。农耕时代的政府从未尝试掌控子民的出生、死亡与收入数据，或是实施义务教育，而现代政府将这些重任作为日常事务对待。现代国家甚至能比农耕时代最大的帝国更有效和更大规模地使用暴力。18世纪的大炮可以摧毁一座房屋或杀死一群士兵；现代核武器则可以毁灭整个城市，伤亡数百万人，多种核武器一起使用可以在数小时之内终结人类历史。
权力在本质上的一个微妙变化，在于现代国家日益依赖于商业和经济上的成就而不是生硬的高压政治。他们的权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势力范围内社会的经济生产力水平，以至于现代政府必须充当有效的经济管理者。更多民主政府体制的建立、奴隶制重要性的降低、20世纪欧洲帝国的终结、1991年苏联计划经济的崩溃，以及1990年和1991年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均反映出当权者越来越意识到：熟练的经济管理方式比农耕时代典型的粗暴的、具有强迫性的统治策略，更能有效地提高生产力水平。
美国建国初期，选举权受到财产、种族、性别等多种限制，主要是成年白人男性基督徒的特权。到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普通民众要求普选权的呼声越来越高。图为1851年密苏里乡村选举的场景。
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
虽然财富积累速度空前加快，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却在加大。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结果显示，1820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是非洲国家人均值的3倍；截至1998年，这项比率上升至近20倍。但是，现代技术产生的部分效益得到了更广泛的分享。粮食生产供应情况和卫生条件的改善、疾病知识的增长、疫苗接种（19世纪）和抗生素（20世纪）的推广使用，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地理解以下事实：人类历史上首次将婴幼儿期死亡率控制在如此低的水平，以致人类平均期望寿命翻了一倍还多，从1820年的约26岁上升到20世纪末的66岁左右。这些成果虽未普及，但世界各地都能感受到它们的影响。
女性享有更多机遇
世界许多地区已经重构了男女之间的关系。新能源淡化了雇佣关系里体力的重要性；新式避孕方法赋予男女在生育上更多的选择权；新技术，如用奶瓶喂养，允许父母更轻松地分担照料婴儿的重任。婴儿死亡率降低和新型社会化养老，减轻了为了养老而生育多个子女的压力。最后，城市化和商业化进程为女性和男性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妇女与传统的育儿者的角色不再紧密相关，这在工业化最发达的地区表现尤为明显。不过，性别不平等观念即使在深受现代革命影响的社会中依然存在。即便是在美国和西欧国家，女性的平均薪资水平都落后于男性。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在1992年接受计时工资的工人中，女性的时薪中位数仅占男性时薪中位数的79.4%；在全职蓝领和工薪族中，女性周薪中位数占男性周薪中位数的75.4%；1992年女性年薪中位数占男性年薪中位数的70.6%，这是可获得的最近年份的统计数据”。
前现代生活方式的消亡
现代革命最终摧毁了前现代生活方式。直至20世纪，独立的采集狩猎部落仍存在于世界各地。但20世纪末期，采集狩猎者无一生活在现代国家之外，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转变，因为他们被强行带进了现代世界。农业耕作，这一贯穿农耕时代大多数人类成员的生活方式逐渐走向没落，因为小型农户无法与大型机械化生产的农场或工业化程度较高国家的商业化农户竞争。20世纪末，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农业耕作方式已经消失。即便是在其幸存地——如东亚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这种方式也正在衰落。这些变化趋势标志着形成于人类历史早期并随后盛行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终结。
解释现代革命
导致这些重大变化的关键原因是创新加速带来的人类劳动生产力的陡升。所以，要阐释现代化，我们有必要解释创新速度为何在近现代期间飙升。迄今为止还没有普遍认可的现代革命的起因，或者准确点说，人类历史创新的总体原因。但是，人们就某些较为重要的诱因达成了广泛共识。
英国达勒姆郡东部的工业城市莫顿，这里原本以农耕生产方式为主。工业革命以后，该地因富藏煤炭资源，发展为一座工业城市。图中描绘的是19世纪中叶，这里工厂紧挨农田建立的场景，体现了农业社会不断后退，为工业社会让渡土地、人力等资源的历史结局。
农耕时代累积的变革
第一，现代革命明显建立在农耕时代累积的变革的根基之上。数千年的缓慢发展为农业和水资源管理、战争、采矿、金属工艺、交通与通信领域带来了递增式的技术改进。交通与通信领域的技术改进——例如操控性更强的舰船和活字印刷术的推广——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扩大了交流范围，并且确保新技术、新产品和新理念更自由地传播。征兵或征税这种大规模人力组织的方式在农耕时代也有进步。这些技术和组织方面的缓慢变化，在全球市场规模和领域稳步扩张的背景下，成为近现代更加迅猛变化的跳板，不过其发生方式至今尚未完全明晰。农耕时代的最后几百年间，变革的进程已经开始加速。1000年至1820年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呈近6倍的增长态势，而在之前的1 000年里，几乎毫无增势可言。
商业社会的兴起
第二，大多数历史学家认同现代革命与更多商业社会的兴起有关。从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一直主张创新和商业活动存在紧密联系。亚当·斯密认为，大市场允许专业化分工的加强，这必将促进高效生产力的发展。同样重要的是，竞争型市场中参与买卖的企业家所面临的，是农耕时代的地主与政府通常可以避免的竞争方式。为维持生存，企业家不得不依靠生产并销售廉价商品以削弱竞争对手。这样做意味着贸易和生产要达到最高效率，通常也意味着寻求并引进最新技术。随着商品交换的扩散，雇佣工人的数量也在增加，即那些依靠自身劳动力进入市场的人。由于他们相互之间竞争上岗，雇佣工人也不得不担忧新进的廉价劳动力及其生产效率。
正因为如此，发生在农耕时代的缓慢的社会商业化进程，很可能通过激发创新提高了生产力。随着企业家和工薪阶层财富、影响力及人数的增加，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对待创新的态度愈发开放，并且更容易接纳创新。
统一性全球网络的发展
第三，从16世纪开始，世界区域联系为统一性全球网络，强烈地刺激了商业发展和技术创新。在短暂的100年内，商品交换和思想交流的规模几乎翻倍，大量新商品和新思想进入世界流通领域。玉米、糖、白银、咖啡、棉花、烟草、马铃薯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及商业专业知识不再局限在特定区域，而是传播到世界各地，甚至连人口贩卖也走向国际化。16世纪以前，最活跃的奴隶贩子在伊斯兰世界从事贩卖交易，他们手中的大部分奴隶来自于北方的斯拉夫民族或突厥族。从16世纪起，欧洲奴隶贩子开始捕获和购买非洲奴隶，并将他们用船运至美洲种植园。不管好坏，这类全球性贸易毕竟推动了世界商业的普遍发展。
西欧崛起，成为全球枢纽
尽管变化如疾风骤雨，但是并没有立刻改变整个世界，不同地区接受改变的先后顺序对近现代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事实便是引发现代革命的第四个诱因。西欧国家在农耕时代处于大贸易体系的边缘地带，在16世纪建立的全球贸易网络中却处于核心区域，这是因为他们掌控着将世界联系为一体的远洋舰队。相比其他地区，西欧具备更好的地理优势，便于从新兴的全球交易系统的庞大的商品流和思想流中获得好处。欧洲科学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加强联系后，对源源不断涌入的新思潮作出的回应。对新思想、新作物、新宗教和新商品等的认知削弱了传统行为、宇宙论和信仰的基础，并且尖锐地提出了应该怎样对世界认知去伪存真的问题。活字印刷术的革新与推广确保了新信息在欧洲更加顺畅地传播。
与此同时，欧洲国家身处几乎连年战乱的境况中，迫切需要扩大资金来源。因此，他们热衷于利用全球经济体系中存在的商业机遇。为达到目标，他们的手段之一是掠夺美洲资源，利用美洲的商品，如白银，换取进入世界最大市场南亚及东亚的通道。欧洲内部不断增长的商品交换和知识交流创造了开放的创新环境，因为创新者可以利用全世界的知识和商业资源。西欧在现代革命初期阶段的领先地位，让它和北美地区在近现代史上留下了独特的烙印，并取得了持续至今近200年的全球霸权地位。凭借欧洲的首要地位，英语，而并非波斯语或汉语，成为现代外交和商务领域的通用语言；在联合国工作也需要穿西装打领带，而不是身穿土耳其长衫。
▣ 思想实验
世界不同国家常常拥有不同的实力和重要性。想象1789年的世界情形。中国很可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最为富有、最具影响力的国家；那时的欧洲开始在世界经济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北美大部分领土或者被美洲原住民占领，或者被欧洲殖民主义势力控制；美国实力相对较弱，且经济地位无足轻重。现在设想一下未来情形，中国再次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最为富有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欧盟成员国组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美国实力更弱，经济地位更加微不足道，美国国家及其公民该怎样适应这样的地位落差呢？
其他因素
第五，更特殊的因素必须深入到阐释现代革命的所有细节中。欧洲国家特有的商业化性质无疑有助于解释他们为何善于接受创新，但是地理因素，如气候变化以及英国等欧洲西北部国家和地区存在的大型且易采的煤矿层，也可能造就了欧洲在现代革命中的天时地利因素。
工业革命 1750—1914
这些论据表明现代革命的因素出现在世界各地，尽管其全面影响首先表现在欧洲西北部和当今美国的东海岸地区。在大西洋地区，技术变革从18世纪晚期开始加速。常见的标志性变化包括引进和推广生产效率更高的农业技术，更高效的棉纺织加工机器，苏格兰发明家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改良的蒸汽机以及第一列机车。到19世纪初，人们发现不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1837年，法国革命家奥古斯特·布朗基（Auguste Blanqui, 1805—1881）宣称英国正在进行一场“工业革命”，其意义不亚于当时刚在欧洲和美洲发起的政治革命。此时，欧洲生产力水平已经超越印度和中国两个古代超级大国。
水晶宫是工业革命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它是1851年在伦敦举行的万国工业博览会的场馆，见证了英国工业革命的空前成就。当时人称，“世界历史从未目睹过像1851年的世界各国工业大展览这样的盛事。一个伟大的国家正在邀请所有的文明国家来参加一次盛会，比较和学习人类智慧的结晶”。
19世纪中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扩展到美国。蒸汽机被广泛应用于采矿、冶金、机械等工业生产部门。图为1867年美国俄亥俄州一家木材加工厂的产品海报，展示了将蒸汽机用于木材加工的场景，该工厂加工的木材可以被用作修建铁路的枕木。铁路的修建，大大加快了资源、信息的交流速度，对促进美国经济具有特殊的革命性意义。
工业革命的三次浪潮
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呈现波浪式发展态势。每一波都带来了新的生产力提升技术，并将工业化进程扩展到新的区域。第一波浪潮出现在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初期，英国发生了最具有关键性的变革，尽管英国引进的许多革新其实是由其他国家首创。其中最重要的变革是引入高效棉纺织机器和瓦特发明的蒸汽机。
蒸汽机是一种首次高效利用化石燃料储能的机械，它提供了一种似乎用之不竭的廉价能源，尤其是在那些可利用煤炭的地区。蒸汽机使从矿井中抽水的工作变得更加简单，因此快速降低了煤矿开采成本。蒸汽机与18世纪晚期发明的新型纺织机结合，彻底改革了纺织工业这个在大多数农耕社会中位列农业之后的第二大产业。为了更加高效地利用这些新技术，企业家开始将工人集中到监控严密的大型生产车间，这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工厂。
第二波创新浪潮发生在19世纪初期至中期。在这几十年里，蒸汽机被安装在车上以制造出第一批机车。铁路系统大幅降低了陆路运输成本，它们对美国、俄国等大国的经济具有特殊的革命性意义。紧接着，对煤炭、机车、车辆、轨道的需求刺激了煤和金属的冶炼与管理，早在19世纪初期，这些技术就传播到欧洲其他地方和美国。
第三波创新浪潮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工业技术在此期间传播到北美、欧洲其他地区、俄国和日本。俄国和日本在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遭受西方列强的军事羞辱，这让两国政府强烈地认识到要生存就必须鼓励工业化，因为工业实力能够显著增强军事力量。钢铁、化工和电力是这一波工业革命期间最重要的新技术。新型组织形式将银行和工厂组建成大型股份制企业，其中最大一家在美国建立。在德国和美国，系统性的科学研究方法与大型企业主体都开始在技术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创新开始在现代政治和企业的结构体系下逐渐制度化。
到19世纪末，在与德国和美国的竞争下，英国逐渐丧失产业主导地位。1913年，美国对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占比接近19%，德国占比9%，而英国只有8%多一点。
经济发展
工业化革命的三个浪潮改变了生产力水平。从1820年至1913年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6倍多，德国增长了9倍，美国增长了41倍。与此同时，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9倍，德国增长了3.4倍，美国增长了4.2倍。此前的人类历史还从未见证过生产力有如此惊人的飞速发展。
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速没有跟上。正好相反，工业化领先地区不断增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侵蚀着印度、中国以及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农耕社会。在欧洲和其他大西洋强国的机器纺织品以低廉的价格削弱其他地区本土产品的竞争力的同时，他们现代化的军队也攻占了世界大片地区。
19世纪后期，财富和权力的地区差异急剧扩大。1820年至1913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的占比从33%降至9%，印度的占比从16%降至8%，而英国的占比从5%上升至超过8%，美国的占比从约2%上升至超过19%。直至19世纪末，印度被英国统治；中国遭到欧洲、大西洋以及日本等列强的商业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军事支配；南北美洲、大洋洲大规模涌入欧洲移民；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处于欧洲的财政支配和商业统治下；非洲和东南亚的大多数国家也已划入欧洲帝国的势力范围。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不平等像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一样引人注目，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全球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也在19世纪后期诞生了。
民主革命
经济变革常常伴随着深层次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变革。农耕时代的农民群体主要依靠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但工业社会中的城市工薪收入群体，和作为雇主的企业家阶层一样，对只有国家能够提供的法制秩序和经济管理体系依赖度很高。随着职责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各国政府也反过来更依赖于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合作。这些变革正好可以解释各国政府与其民众之间为何反复出现激烈争吵。最早的现代化民主政治体制在动荡不安的18世纪下半叶诞生于美国和西欧。历史学家罗伯特·帕尔默（Robert Palmer）将这段时期称为“民主革命时代”。更加民主的治理方法将向更广泛的人群赋予政治影响力，而换来的是监管的加强。例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府开始征募大量军队，采取细致的人口普查措施，并监管工厂、办公场所乃至家庭内部的生活。
法国大革命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一次革命，“网球场宣誓”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奏。当时第三等级要求召开国民议会，遭到国王路易十六的压制。国民议会代表在凡尔赛宫室内网球场聚集宣誓，“不制定和通过宪法，绝不解散”。
文化变革
文化生活也发生了变革。19世纪期间，在北美及欧洲大部分地区，大众教育将读写能力传授给大多数民众，而新兴的大众传媒为民众提供大量的阅读信息，全面报道本国及世界各地的要事。大众教育同新型的大众娱乐形式一道，开始为国民共享的“民族”身份赋予现代意义。所有的宗教传统此时都必须直面现代科学提出的挑战，大多数传统开始融入某些现实科学理念，并注意摒弃其他方面。19世纪的辉煌成就提升了科学的威望，也挑战了传统的世界观。
英国自然学家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提出的进化论颇具挑战性。它暗示生命本身可能是一种不可捉摸的力量的产物。但正是由于进化论过分依赖理性解读，科学世界观无法发挥传统宗教的精神慰藉作用。这解释了为何科学带来的挑战不仅没有摧毁传统宗教，反倒似乎促进了新型宗教运动的发展，譬如基督教的福音派。
在大西洋核心区域之外，工业革命的间接影响范围广、破坏性强，这是因为欧洲及北美发展壮大的政治、商业与军事实力已经威胁到传统的政治经济结构，并且开始侵蚀古代思维方式下的信仰。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人口迅速增长、土地资源短缺、税负增加以及城镇带来的新机遇颠覆了乡村生活方式。然而，正如社会主义者指出的那样，早期工业城镇的条件通常比乡村更差。在工业化进程中，农民生活方式被缓慢侵蚀，以及早期工业城镇的恶劣环境，共同营造了剑拔弩张的社会紧张局面。
处于早期工业革命核心区域外的政府机构不得不面对近乎不可能的挑战，他们要设法追赶欧洲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同时又不能破坏自身政权的传统社会和文化结构根基。过渡期必定是痛苦的经历，因为农耕时代的主导政治形态主要建立在传统的地主土地所有制而并非商业贸易的基础上；然而，人们逐渐意识到工业化与商业活动紧密相关。不足为奇的是，现代政府形式的产生常常导致传统社会结构与治理体系的剧烈崩塌。日本是少数的在不破坏传统社会结构的前提下，成功实现向现代工业化经济过渡的社会之一。
1900年，现代革命的众多特征在北大西洋核心区域已随处可见。无论如何，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也开始感受到它在生活方式、经济运行、政治治理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影响力。
▣ 思想实验
就人类历史而言，面向全民的公共教育是非常晚近的现象。细想19世纪的公共教育所普及的人数比以往都更多，但也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多。1900年，5岁至19岁的美国人入学率仅有51%。现在设想，假如没有公立学校和强制考勤，你通过自学能学会什么？哪些是你无法学习的？例如，你的父母没有受过教育，谁能教你阅读？你可以在哪儿学习数学？你如果连基础数学都不懂或是没有阅读能力，又能找到什么工作？你认为公共教育在现代社会比在农耕时代更加重要吗？
大众传媒使信息传播不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信息交流的速度大大加快。图为1848年美国民众通过报纸了解墨西哥战争。
20世纪危机 1914—1945
1913—1950年间，曾让世界大幅改观的经济增长引擎似乎抛锚了。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增长率从1870年至1913年间的年均1.3%减缓为1913年至1950年间的0.91%。经济增长的缓慢态势影响到工业革命的所有核心区域，但这种影响在曾经的农业大国，如中国和印度，表现更为突出。这种趋势下的明显例外是俄国，其经济年均增长率从沙皇晚期的1.06%上升至1913年至1950年苏联早期的1.76%。
曾经促进工业革命发展的国际金融业和贸易体系的崩溃，是导致增速减缓的部分原因。1870年至1950年间，投入国际贸易的世界生产总量比例发生实质性下滑。部分问题在于，工业化国家政府仍在探索如何最有效地实现经济快速增长，通常他们像过往的大型农业帝国一样，将增长视作一场零和博弈（双方利益针锋相对，不可能取得妥协的局面），要获胜只能排挤受保护的市场中的竞争对手。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的迸发就是这种竞争关系最明显的表现形式，因为欧洲诸国尽力垄断对他国的控制权。大国竞争关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贸易保护主义（通过限制外国竞争对手进而保护国内生产者利益）的蔓延。第三种表现形式是共同防御体系在欧洲的兴起，它将巴尔干半岛危机演变成一场全球性战争。主要工业强国间的相互猜疑和竞争关系阻塞了国际交流主动脉，这对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造成致命打击。
▣ 《西线无战事》节选
自1929年出版以来，《西线无战事》一直被奉为讲述战争中士兵个人苦难的经典小说。德国作家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 1898—1970）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个人从军体验，写作了这部小说。下面引用书中最意味深长的语录：
此刻，我第一次发现，你我同病相怜。我想起你的手榴弹，你的刺刀，你的步枪；现在，我看清了你的妻子，你的面容和我们的友谊。原谅我，战友。我们发现得太迟了。为何从未有人告诉我们，大家都是可怜人，你们的母亲像我们自己的母亲一样都忧心忡忡，我们一样都畏惧死亡，一样都垂死挣扎，一样的悲痛欲绝，原谅我，战友；你怎么会是我的敌人？
来源：Remarque,E.M.（1929）.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A.W.Wheen,Trans.,P.223）.
New York.Fawcett Crest.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的王位继承者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遭到刺杀之后，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俄国介入塞尔维亚保卫战，德国对俄国宣战，同时将俄国的盟友英国和法国卷入战争。欧洲遍布全球的殖民和商业网络将其他国家拉入战争旋涡。德国在非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中国的殖民地被法国、英国和日本军队攻占；从印度、东南亚、非洲、大洋洲和北美等殖民地和前殖民地，以及阿根廷这样的半殖民地，军队和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欧洲。1917年美国对德国宣战。
“一战”期间，德国首先对英法联军使用芥子毒气，“二战”中，日本侵略军曾在淞沪会战、徐州会战等大型战役中，多次使用这种生化武器。芥子毒气这种工业化战争的产物，带来了极端的杀伤力。
19世纪的军事变革决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是异常血腥的战争。新型武器，包括机枪、坦克和飞机，而类似芥子毒气这样的生化武器足以灼伤受害者的五脏六腑。讽刺的是，医疗进步让更多的兵力留在了前线，而对敌方阵地发起的突袭常常徒劳无功，士兵性命最终丧失在成千上万机枪火炮的枪林弹雨中。现代工业国家靠掌控经济来武装各自的军队，有效发动“全面战争”。在战争大后方，女性代替男性在农场、兵工厂或铁路上劳作，对胜利的贡献不亚于军队。事实上，女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成为战后妇女选举权迅速普及的主要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非工业革命时代的第一次全面战争——美国内战更配得上这个称号——而是将工业化战争的惊人规模和破坏力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成为近现代史上具有实质意义的第一次全球性战争。
全球巨变
法国凡尔赛惩罚性和平条约的签订，以及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的失败，证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对抗并未消失。1929年，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最终崩溃，由此引发的经济萧条影响到几乎所有的主要的资本主义强国，以及为他们提供原材料的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经济大萧条似乎印证了社会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最终走向瓦解的预言。许多国家政府重新开始闭关自守（国家基础上的经济独立与自给自足），而之前他们却在争相角逐正在萎缩的世界资源和市场份额。
1933年，德国出现了以阿道夫·希特勒（1889—1945）为首的法西斯政权。希特勒决心挽回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必要时进行武力征服。法西斯主义在其创始人贝尼托·墨索里尼（1883—1945）的出生地意大利泛滥，并蔓延到了西班牙、巴西以及其他地区。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反映了19世纪后期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度幻灭。法西斯主义者预感国家和种族冲突时代的到来，最优越且最强大的民族定能取胜；革命社会主义者则将此冲突定义为阶级斗争，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本家和工人势不两立。
俄国出现了由马克思主义指导、决心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19世纪资本主义瓦解的另一显著标志。沙皇俄国政府鼓励工业增长，但是（与日本明治政府不同）未能在统治结构框架下成功接纳实现工业化所必需的企业家。最终，城市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迅速壮大和贫困农民的日益增多造成了社会危机，同时由于在日俄战争中的军事败绩和参与“一战”的巨大消耗，沙俄帝国解体。传统精英对于这场危机的反应过于被动迟缓，这让弗拉基米尔·列宁（1870—1924）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并通过一场激烈的内战（1918—1920）牢固掌握了政权。
布尔什维克致力于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建立生产资料（例如土地）、银行和所有大型企业均为集体所有的社会形态。在列宁的继任者约瑟夫·斯大林（1879—1953）执政期间，苏联建立了非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使其足以对抗资本主义竞争对手。斯大林政府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创的管理方法，开始管控并协调整个苏联经济，不让市场力量发挥重要作用。为应对工业化和加快重整军备进程，斯大林政府建立了庞大、强力和高压的国家机器，必要时甚至不惜采取专制行动。人们曾在一段时间内认为新体制可以匹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及军事实力。20世纪30年代至后来的50年代期间，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的确比其他国家更快（由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缺乏以市场价格为参考，我们无法进行确切的财政对比）。但由于后来市场价格逐步透明化，我们发现苏联为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付出了惨痛的人道代价。
▣ 思想实验
1935年，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小说《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这里》（It Can't Happen Here）出版。故事主要讲述了为什么法西斯主义甚至可能出现在美国。其他虚构作品，如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2004年的小说《反美阴谋》（The Plot Against America）呈现了类似的情景。你认为法西斯主义可能在美国最终胜出吗？若此事发生，哪些因素是诱因，而哪些不是？
重整军备
20世纪30年代期间，在日益紧张的国际形势下，世界主要强国开始重整军备。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端于日本和德国妄图创建各自的陆上帝国。日本于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并在1937年全面入侵中国；德国的扩张主义冲动促使其在1939年入侵波兰之后全面发动欧洲战争。1941年，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美国，在日本对珍珠港进行先发制人的袭击后参战。苏联也在遭受德国侵略后参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东亚及东南亚的战区，与欧洲战区一样广阔。但是，最终，在美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苏联非凡的协调调动能力下，同盟国终于扭转了对轴心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战争形势。第二次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残酷。近6 000万人丧生，大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3%。
▣ 思想实验
1945年，哈里·杜鲁门总统决定动用原子弹结束“二战”在太平洋地区的战争。想一想从杜鲁门决定使用最恐怖的武器从而引起人们的争辩开始，到后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核俱乐部。现在设想一下，如果你有机会给杜鲁门建议，你会提议其他选择吗？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在战时使用核武器的国家，你认为这一史实有何重大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20世纪的全球社会再次陷入文明危机。图为重整军备的德国纳粹军队。
随着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武器原子弹的使用，战争宣告结束。1945年8月，原子弹被投放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两座城市，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原子弹。（投放原子弹的B-29轰炸机飞行员保罗·蒂贝茨上校［Paul Tibbets］以自己母亲的名字，将战机命名为“艾诺拉·盖伊”号［Enola Gay］，这颗原子弹绰号“小男孩”。）随着对城市的空中轰炸首次成为现代战争的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多数人员伤亡都是平民。战争的极端残忍性的最有力的印证，可能就是希特勒的纳粹党对近600万犹太人进行的系统性谋杀，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大屠杀”（Holocaust）。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欧洲不再主导全球经济体系。美国和苏联成为新的超级大国。他们拥有自己的盟友和附庸，各自代表着不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随着东欧大部分国家的加入及1949年毛泽东（1893—1976）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阵营的规模和实力得以壮大。截至1950年，世界近1/3的人民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以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快，美国、苏联、日本乃至拉丁美洲地区表现尤为突出。
东南亚、印度、非洲及其他地区反殖民运动的强势兴起，揭开了终止欧洲帝国主义统治的序幕。在印度，成立于1885年的印度国民大会党，成为独立运动的强力支持者，充满感召力和创造性的莫罕达斯·甘地（1869—1948）被推举为领袖。在他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下，英国被迫于1947年承认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新生国家的独立地位。尽管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国家危机四伏，但是关于资本主义灭亡的预言还为时过早。科技创新在此期间迅猛发展，内燃机投入大批量生产，飞机制造业兴起，（飞机起初作为战争武器，后来演变为新型的商业和民用运输方式，）纺织品、橡胶的化学替代品开始出现。这是一个属于声呐、核能和石油的年代；同样也是一个属于根本性科技突破，尤其是物理学突破的年代。
其他一些进步成果同样保障了资本主义增长引擎重新启动，19世纪经济增长的强劲步伐得以延续。促进增长复苏的管理准则首先出现在美国，其中两个方面的进步尤为重要：第一是亨利·福特（1863—1947）于1913年首先倡导的大规模流水生产线；第二是20世纪20年代随着普通人有机会获得现代化商品，如汽车、电话和收音机，大众消费主义的意义初见端倪。
▣ 思想实验
许多人认为，美国青少年将大众消费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这是从理论角度阐述大众消费的经济学家做梦也想不到的。商家乐于接触青少年，他们每年花销超过1000亿美元。青少年消费确实为美国经济注入活力。但是，许多社会科学家和媒体评论家驳斥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我们的子女正持续受到媒体（广告主、电视节目与网站）的摆布，不间断的购买行为，为成年后的超支和债务埋下了隐患。你怎么看？有什么论据可以支持双方的观点？其中一方是否更加合乎情理？我们若是接受一方观点并反对另一方，要紧吗？我们能否辩证地看待双方观点？
购买力成就的消费主义
大众消费主义最终解决了消费不足这个19世纪困扰生产者的根本问题。随着生产力的提升，一些生产商发现产品的市场营销困难重重。至少从19世纪70年代起，人们就认识到当生产力超越了市场需求时，资本主义经济就容易受到繁荣与萧条的周期性影响。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经济周期相当于农耕时代的马尔萨斯增长与衰退周期循环。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济周期是生产过剩（或消费不足）引发的，而马尔萨斯灾难主要是生产不足（或消费过度）导致的。20世纪早期，人们意识到为了保障经济长期增长，刺激需求与市场保护前景更加广阔。
然而为了促进需求增长，政府和雇主必须保证消费者钱包里有充足的现金购买商品和服务，必须提高雇员的生活质量而不应削弱他们的收入水平。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时期，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主张各国政府要振兴资本主义经济，不应该加大降薪力度，而应当采取诸如发放失业金的策略来刺激消费。其实政府已经在尝试采取这类措施。20世纪30年代，美国“新政”通过政府项目为经济投入了大量资本，试图通过新建道路和大坝等基础设施，来创造就业机会并拉动消费。
来源： University of Minnersota Meddia History Project.（2007）.Retrieved May 22,2007.来自： http：//www.mediahistory.umn.edu/timeline。
对资本主义政府来说，大众消费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削弱了一些反资本主义论述。在20世纪，人们发现拥有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的人口，不大可能转变为革命的无产阶级，而这一阶级被德国政治哲学家卡尔·马克思视作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大众消费策略是资本主义制度对抗革命的最有效手段。
危机与创新
对于众多领域来说，1914年至1945年的危机时期，同时上演了一场知识领域的革命。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以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 1885—1962）、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 1879—1961）、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 1901—1976)和马克斯·玻恩（Max Born, 1882—1970)为代表的科学家阐明的“量子力学”理论，驳斥了早期的机械论宇宙模式。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通过揭示无意识心理动机的重要意义，对在人类事务中理性作用的信念提出了挑战。新型艺术形式，如电影将艺术现实主义引入了大众文化，并激励艺术家和作家尝试新的、不太注重现实的表现手法，从以画家毕加索（1881—1973）为代表的立体主义，到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芬尼根守灵夜》（Finnegans Wake）的梦呓一般的语言，处处都可以看到这种尝试的影子。
大众文化的新技术，包括广播、报纸尤其是电影，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让我们得以影响世界各地民众，影响观点、态度和幻想，各国政府和广告客户开始逐渐重视它们的价值。
苏联在运用大众传媒传播思想方面尤其具有创造力。新型大众传媒有助于培育能够冲击传统高雅文化霸权的大众文化。在工业化国家的核心区域之外，传统宗教和艺术，如印度教和佛教的复兴，开始在创新民族文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对抗北大西洋区域的文化霸权。
现代历史 1945年至今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引擎再次轰鸣，造就了世界历史上最快的经济增速。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从1913年至1950年间的0.91%，上升至1950年至1973年间的2.93%，之后在1973年至1998年间降至更为适度但仍然引人瞩目的1.33%。
随着市场的开拓，美国“马歇尔计划”提供的大规模重建援助资金，推动了全球性监管机构，如联合国（1945年）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47年）的成立，国际经济秩序重新恢复正常状态，再次呈现稳定发展的趋势。出口国际市场的商品在总产量中的比例，在1913年至1950年间跌落之后，于1950年至1995年间增长了3倍。先后发生在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的国际贸易复苏和大众消费主义传播，刺激了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在欧洲和日本首次出现了大量购买私家车、电视机、收音机的消费者，而空运成本的降低使他们去往异国度假成为可能。新一波电子技术领域的创新受到战时科研项目的促进，引领了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的电子革命。而生物技术领域的创新，包括发现脱氧核糖核酸结构等，酿成了基因工程新技术的发展，其意义我们仍无法预知。
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逐渐擅长通过刺激消费，以及在干预和“自由放任主义”之间寻求适度平衡的方式，来维持经济增长。20世纪70年代初期与90年代后期的衰落表明经济周期仍未得到完全掌控。然而，19世纪后期的诸多贸易保护主义幻想破灭，因为政府认识到在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的形势下，单个国家（甚至是最强大的国家）的财富增值通常需要依赖全球经济增长，而并非占有受保护市场。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现实更清晰的研判，成为美国政府决心（通过“马歇尔计划”）资助欧洲和日本战后重建的原因，尽管此举意味着将昔日的敌国扶持成为商业竞争对手。
本着这种精神，加上来自于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压力，欧洲政府放弃了他们在19世纪后期开拓的帝国。在1945年后的40年间，大约有100个国家从其欧洲领主手中取得了独立。另一批新兴国家涌现于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截至2007年，联合国已拥有192个成员国。
工业化进程开始延伸至19世纪后期的工业核心区域之外，部分原因在于主要资本主义大国的积极支持。直至20世纪90年代，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长都非常迅速，其中韩国、马来西亚、泰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尤为突出，它们均受到日本增长模式的影响。
火箭与卢布
即使世界划分为两大主要阵营，世界经济仍保持增长态势。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相互较劲。在数十年的时间里，这些对抗关系险些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这将是一场核战争。然而，冷战也是一场争夺经济和政治霸权的较量。双方均认同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增长是政治和军事成功的关键。两大集团采用了竞争方式来获取经济增长，而且在大约三十年时间里，都难以明确究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还是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速度更快。
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的国民生活水平开始提高，因为继任者将投资引向消费品和住房领域。20世纪50年代，苏联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似乎展现了计划经济的技术活力。这些成就包括研制导弹、核武器，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第一颗空间卫星——“旅行者”号（Sputnik），1961年将第一位宇航员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 1934—1968）送入太空。
在随后的20世纪70年代，苏联经济增速减缓，当苏联人得知他们的生活标准远远落后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时，大家的希望破灭了。虽然当大量资源被配置到大型工程时，计划经济确实可以实现创新，但是缺少竞争所带来的持久压力，无法形成资本主义世界驱动生产力提升的持续创新潮流。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经济仍未成功引进正在彻底革新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新电子技术。苏联的领导者们知道，这个事实对苏联来说意味着军事和科技灾难。
美国早在1941年就启动了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这项计划旨在摧毁纳粹德国。1945年7月16日，美军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市附近成功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核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在看到爆炸之后，引述了《薄伽梵歌》：“现在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实际上，原子弹所能造成的科技灾难，将时刻成为悬在人类世界上方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图中呈现的分别是原子弹引爆0.025秒、8秒、9秒的景象。
苏联经济的屡次失败告诉大家许多关于现代革命驱动机制方面的知识。苏联的当权者们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知道计划经济固有的不足：缺乏竞争和缺少盈利动机。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经济的高增长率仍主要依赖于大规模、高强制性的劳动力和资源调配，而并非效率的真正提高。80年代中期，新一届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承认，苏联经济止步不前的原因在于，国家无法再像30年代与40年代那样不停地调动新资源了。苏联经济体制走向崩溃的原因在于其采用动员性的发展战略，这与传统农业帝国如出一辙。这种方式尽管对军事危机行之有效，却扼杀了创新。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从反面印证了卡尔·马克思宣称的“资本主义是现代化的原动力”这一论断。
中国的适应性调整
社会主义中国是上述规律的一个明显例外。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政权尝试采用斯大林的方法实现工业化。但是，大跃进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灾难，“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动乱，外加中苏关系裂痕加深，促使中国政府放弃苏联式理想化的全面国有经济体制。1976年，毛泽东逝世，他的继任者再次谨慎地引入市场经济元素，随着企业活动在中国推进，经济增速加快。
放眼世界各地，这段时期的经济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变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大众教育在世界多地推广，因此，多数国家的大多数民众掌握了基本的读写能力。越来越多的民众居住在大型城市，因为日渐改善的医疗、卫生和教育服务条件，日益增多的薪金和工作机会，都吸引着来自乡村的人们。
这是人类历史上，城市首次成为比乡村更健康的地方，至少城市里能提供清洁水源、基本卫生条件、医疗服务、交通及居民用电等基础设施。在短短一代人（1955年至1990年）的时间里，人类的平均寿命从大约35岁提高到55岁，从这一惊人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
城市化同时改变了两性关系，因为在适应城镇生活的家庭中，女性的薪酬收入与男性同等重要。妇女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政府部门、教育、医药和科学领域。然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如经济平等，依然任重道远。以1990年的世界范围为例，相对于每100位同等处境的男性，约80位女性接受过中等教育，约65位接受过高等教育，而仅有约60位女性实现成功就业。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新型电子通信技术和交通运输的发展，使得苏联（及其解体后的俄国）和中国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让整个世界比以往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全球一体化的新动向成为人们逐渐熟知的“全球化”。全球化趋势促进了大多数核心工业经济体与众多新兴工业体的经济增长。尽管许多较贫穷的国家，尤其是部分非洲国家及拉美国家，因参与竞争的成本过高而使发展水平远远落后。然而无论怎样，全球化毕竟增进了文化间的紧密联系。随着电视和广播的广泛应用，及其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普及，发达工业国家的文化规范和消费主义价值观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
可口可乐文化与文化抵制
美国的影响力无可争辩。随着可口可乐这样的消费品走向世界，美国的服装、音乐、体育和娱乐风格在全球广泛传播，全世界无人不晓。然而，西方的影响力也同样招致了强烈甚至暴力的抵制：世界各个国家政府及其公民都在尽力捍卫符合传统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和宗教价值观，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激进的反西方主义新思潮的兴起，仅仅是对抗西方价值观日益盛行的一种表现形式。
日益突出的全球性不平等加剧了人们对西方价值观的反抗。1960年，世界最富有的20%的人口，他们赚取的收入是世界最贫穷的20%的人口收入的30倍。到1991年，此差距扩大至61倍。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使工业化程度不高的国家贫困状况更加突出，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收入、医疗与教育资源、清洁水源和空气等必需品获取方面的不平等状况。尽管在20世纪工业化扩散到越来越多的国家，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其进程要么不彻底，要么因为咖啡或原油类等专业商品贸易发展缓慢而受限，要么由于军人政府腐败经营、剥夺利润或是挪用资金扩充军备，并未将获得的利润重新投资于教育、医疗健康和保证持续增长的领域。
▣ 思想实验
1999年，喜马拉雅山区的不丹成为世界上最后一个向国民引进电视机的国家。在这个偏远的佛教国家，有许多人害怕电视会给国家文化和公民带来不利影响。尤其是对民众来说，这毕竟意味着第一次广泛接触西方文化。不丹国王认为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新闻，将使不丹人了解民主的运行机制。但随着46个频道的开通，他们知晓的远不止正在实践中的民主。2002年，不丹见证了第一波犯罪浪潮，其中包含贩卖毒品、偷窃与谋杀。倘若第一套碟形天线从未被引进，不丹是否境况更好？“两耳不闻窗外事”是否有时也是福音？
韩国首尔市中心的一栋建筑上，挂着麦当劳的广告牌，西方消费品的流行程度可见一斑。
虽然现有的财富与科技可以为全人类提供基本的医疗条件、清洁的水源和充足的粮食，但在世界最贫穷的地区，仍有数百万人死于饥荒或是传染疾病。缺乏适当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使艾滋病迅速蔓延，尤其是在非洲南部的一些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年人中几乎1/4人口患有艾滋病。由于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遭受人口过剩、土地所有权碎片化及廉价海外进口商品的冲击，农民日益成为边缘化群体。
对世界大多数地方而言，“现代化”意味着农民阶层的消失，而在整个农耕时代，大多数人都属于这一阶级。东欧剧变也令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倒退回第三世界。对许多人来说，直至21世纪初期，现代革命还是遥不可及的梦想。直接或间接地讲，现代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严重不平等，仍很有可能继续激起血腥的游击战冲突，我们仍将见到持有现代武器的小型群体，试图抵御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经济和军事势力。
▣ 思想实验
你可以想象未来吗？
想象一个你自己喜欢的未来。未来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有何不同？会有多少人生活在未来的世界？他们如何生活？他们能活多久？未来会出现一个管理全世界的超级政府吗？还是仍旧存在大量小型的本土政府？
现在想象一个你不喜欢的未来，然后问问自己相同的问题。
最后，想象一下你设想的哪种情况才是最有可能出现的未来。真实的未来最有可能就是好与坏的混合体。别在意你的回答是对还是错。重要的是你能够尽自己所能，想象这些不同版本的未来世界，因为你就属于创造未来的这一代人。
资源耗费殆尽
有人将世界最贫穷国家的悲惨境遇视为经济落后的标志，也有人将这些境况视作向整个未来世界发出的危险警告。20世纪下半叶，人们明显感到人口的迅速增长和资源耗费的加剧，正在向整个生物界施加新的压力。在《阳光下的新鲜事》（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一书中，约翰·麦克尼尔（John McNeil）辩称道，从长远看，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变化最终将成为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变化。
随着城市不断吞噬耕地和林地，普通道路和高速公路相继侵占更多的土地，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为了维持生计持续伐林开荒，人口增长已成为影响环境的最重要因素。尽管如此，在20世纪末期，随着全世界城市化程度加深，受教育水平提高和服务质量改善，供养更多孩子的成本增加、需求降低，人口增长速度已明显放缓。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世界人口将在21世纪末达到峰值—90亿至100亿。
在另一方面，世界大多数地区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工业化已扩展至中国、印度、非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希望享受到和今天欧洲以及北美地区一样高水平的物质生活，即使人口增速放缓，人类对环境的压力也会持续增加。环境压力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他物种无法利用被人类入侵的栖息地，这样一来，今天的物种灭绝速度已和过去6亿年里物种灭绝最快时期的速度相当。一些资源已被开发利用得接近枯竭，如鱼类资源和清洁淡水。
其中最迫切的威胁，莫过于燃烧大量化石燃料对大气层造成的影响。二氧化碳就是一种温室气体，这些温室气体可以阻挡太阳热量到达地球，从而导致大气层平均气温升高。在农耕时代，毁林造田可能已经造成全球二氧化碳浓度升高，而从工业革命开始的化石燃料燃烧，则使二氧化碳水平进一步急剧上升，从1800年的280ppm到2000年的350ppm，到2150年，可能会上升至550ppm至660ppm。对大气层的人为干扰究竟会造成什么后果，我们还不得而知，但这些干扰很可能会导致全球气候系统发生重大而迅速的改变——其剧烈程度不亚于发生在上一个冰河时代末期的气候变化。这些变化导致的洪水将淹没许多沿海地区，使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气候模式陷入混乱，并通过改变土地的生产力动摇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于是一些学者声称，由于我们这个物种拥有独一无二的重塑世界的能力，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纪元——人类世。
人类凭借一己之力成为全球地质变化的重要力量。但是直到20世纪最后20年，人类可能已经成为生物圈变化的主导性力量的观点才逐渐成形。如今，许多学者辩称，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地质时代“人类世”。他们这种观点的依据是什么？
地质时间表是基于岩石分层，用于追踪记录地球历史重大事件的系统，它包含几个不同类型的地质时期。其中最大一级称为“宙”（eons），如“显生宙”（Phanerozoic），即大型生物时代，涵盖了刚刚过去的5.4亿年。其次为“代”（eras），如“新生代”（Cenozoic），即哺乳动物时代，涵盖了刚刚过去的6 600万年。“代”还可以细分为“纪”（periods），如“第四纪”（Quaternary），涵盖了刚刚过去的200万年。最后，“纪”还可以再细分为“世”，其中离我们最近也最短的就是刚刚过去的“全新世”（Holocene），自上一个冰河时代末期算起，持续了大约11 500年，这是气候异常稳定的一段时期。英国地理学家尼尔·罗伯茨（Neil Roberts）在其新书《全新世：一部环境史》（The Holocene: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中，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可读性极强的全新世历史，并且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类世这个全新概念。一部分学者开始宣称，全新世已经结束，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人类世，这是一个充满不可预知的急剧变化的混乱时代。人类世最突出的特点即是我们（现代智人）这个物种扮演的变革性角色。对于大多数现代人来说，人类对自然不断增强的控制力，意味着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更好的营养，更优越的居住和医疗保障条件，更便利的通信和更快捷的交通。但在过去的50年里，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为了这些利益，人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现代，人类世的概念主要归功于荷兰气候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据称在21世纪初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保罗·克鲁岑对我们仍居住在全新世时代的论调勃然大怒，忍不住大声呵斥：“我们不是在全新世，我们在人类世！”
尽管人类世是新近出现在地质学意义上的时间尺度，它在更宏大的时间尺度行星史上同样引人关注，因为在近45亿年的地球生命史中，这是第一次单个物种在塑造生物圈中扮演了关键性作用。而且，我们改变事物的速度非常快。历史上也曾有过某些物种，它们对整个生物圈产生了变革性影响，如第一批可以进行光合作用的细菌（它们能进行光合作用，并开始向大气层释放氧气），或者对地区环境产生重要影响。但历史上从未有哪个单一物种，能在短短几个世纪内改变整个生物圈。正如2011年一篇论文的作者提出的，“人类世这个术语意味着：（1）地球正移出自己现有的时代，即全新世；（2）人类活动是地球移出全新世的最重要原因，也就是说，人类仅凭一己之力就已成为全球地质变化的重要力量”。
人类世的概念不仅吸引着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大历史学家均对其有浓厚的兴趣，因为它对我们现代智人这个物种至关重要。这种理念就是一个强大的透镜，我们可以透过它审视历史，进一步思考究竟是什么使我们如此与众不同。历史学家可能也会认同这种理念弥足珍贵，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更加准确的思考人类历史纪元的方式，而在此之前，人们都模糊地将其描述为现代性。人类世的理念同时也吸引了各种全球性组织以及来自不同背景，研究人类活动对生物圈影响的专家们。保罗·克鲁岑自己就曾将这个理念称为“对世界的一个警示”。
人类的结局
1969年，随着登月计划的实现，人类小心翼翼地迈出了离开地球家园的第一步。所有这些步伐让人类的目光聚焦于现代革命带来的重大变化，提醒我们人类社会不断增强的力量和复杂性是有代价的，其间伴随着许多危险。人类现在已经拥有了摧毁自身和破坏地球的力量。我们与日俱增的力量带来了许多我们准备不足的重要责任，地球村的高度复杂性也使人类社会可能面临令人恐惧的崩溃，显得愈发脆弱。与此类似，历史上许多基于灌溉的野心勃勃的农业文明（从苏美尔到玛雅）也经历过这种崩溃。但从另一方面讲，当今人类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宽广知识范围，也使我们有能力过渡到一种可持续的、与生物圈更加友好的关系模式。
然而，现代革命是否会催生一个能够维持生态、经济和政治相对稳定的新型全球系统？抑或当今时代的加速变革是否正是人类社会突然崩溃的前奏？这种崩溃是否会将人类社会重新拖回早期农耕社会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究竟哪一种情况会出现，我们还不得而知。或许，现代产业革命最深刻的悖论就是，一方面人类掌控生物圈的能力越来越强，而另一方面，我们还没有展示出足够能力，表明我们可以正确运用这种掌控力，使生物圈更加平衡、可持续。作为一个物种，我们真的可以掌控我们令人惊叹的创造力吗？想知道我们人类令人叹为观止的集体成就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流芳百年，我们尚需时日。
[1] 胜利城（Vijayanagar，又译维查耶那加尔），印度古城名，14世纪中叶，维查耶那加尔王国兴起后建都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