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狮子与马路

传统生活面临的危险

人类学家梅尔文·康纳（Melvin Konner）曾在博茨瓦纳的卡拉哈里沙漠偏远地带和昆族猎人共同生活了两年。那里没有马路，也没有城镇。最近的一个镇很小，镇上车很少，在路上平均一分钟左右才有一辆车驶过。有一天，康纳带了一个名叫寇玛的昆族人来到小镇。那人在过马路时简直吓坏了，即使左右都没有来车，一样不敢过马路。但是，这个人在卡拉哈里沙漠可是敢从猎物身旁赶走狮子和鬣狗的勇士。

萨拜因·屈格勒从小跟随德国传教士父母在新几内亚沼泽林中与法玉族人一起生活。那里一样没有车子，也没有马路。17岁那年，她离开新几内亚到瑞士寄宿学校就读，她说：“我真不敢相信这里有这么多的车辆。车辆以惊人的速度从我面前急驶而过……每次我和朋友要过马路，我就紧张到冒汗。我无法估算车子的速度，害怕会被车子撞到……车子不断从左右两个方向驶来，我朋友把握时机，一下子就跑到街对面了。我还站在原地，就像石化了一样……过了5分钟，我还迟迟未能跨出一步。我实在太害怕了，最后只好绕一大圈，到一个有红绿灯的路口过马路。从那时起，我的朋友都知道要和我一起过马路必须老远就先盘算好。直到今天，我依然害怕在城市交通繁忙的地方过马路。”然而，萨拜因·屈格勒却不怕新几内亚沼泽林中的野猪和鳄鱼。

由此可见，每个人类社群面对的危险各有不同。但我们对危险的认知常常只是自己的看法，不见得符合现实。康纳的昆族友人和萨拜因·屈格勒的反应没错，在西方，汽车的确是常见的都市杀手。但如果你问美国大学生和一般女性，对生活而言最重大的危险是什么，他们都会告诉你核武器最危险，比汽车更令人害怕。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原子弹造成的伤亡只是车祸死伤人数的一小部分。美国大学生也认为杀虫剂非常危险，仅次于枪支和抽烟，相比之下，手术则安全得多。事实上，手术比杀虫剂更危险。

鉴于此，传统社群的平均寿命很短，可见传统生活方式比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更危险。然而，这样的差异却是最近才出现的。自从400年前出现了有效能的国家政府，社会在政府的治理下，饥荒的冲击减少，公共卫生也得到改善，加上20世纪抗生素问世，得以对付很多传染病，欧洲人和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才得以延长。

传统生活真正重大的危险是什么？狮子和鳄鱼只是其中之一。我们现代人面对危险的反应有时是理性的，会设法减少危险，但有时我们也会变得不理性，像是否认危险的存在或希望借由宗教（如祷告）来消除危险。我将从传统社群面对的4大危险来讨论其因应之道，即潜伏在环境中的危险、人类暴力、传染病和寄生虫病，以及饥荒。其实，现代西方社会仍受到前两者的威胁，受到后两者（尤其是饥荒）的冲击则较少。我将简要说明我们对危险的评估为何出现扭曲，乃至对杀虫剂过度反应，却不怕手术。

意外

我们如果想象传统社群会遇到的危险，很可能会先想到狮子等潜伏在环境中的危险。其实，对大多数传统社群而言，环境带来的危险并非人们最主要的死因，只能排第三，比不上疾病和人类暴力。然而，环境危险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很大，甚至胜过疾病，那是因为人类更容易看出环境危险的因果关系。

表8–1列出7个传统社群意外死伤的重要原因。这7个社群都居住在热带或热带附近，有时会以狩猎、采集为生，但其中的新几内亚高地人和高隆族则以务农为主。显然，不同的传统社群依生存环境的差异，面对的危险各有不同。例如北极海岸的因纽特人常会淹死，或随着浮冰漂到海上，而卡拉哈里沙漠的昆族人则不会面临这样的危险。至于阿卡俾格米族和阿齐印第安人则可能被倒下的树木压死，或是被毒蛇咬到而一命呜呼，但因纽特人就不必担心这种生存威胁。另外，高隆族则可能因为居住的地下洞穴崩塌而被活埋，表8–1列出的其他6个传统社群则没有这样的危险。即使同属一个社群，就遭到危险的可能性而言，也有性别和年龄之分，如阿齐族、昆族等社群由于男人的主要工作是狩猎，意外死亡概率要比采集植物的女人高。当然，男人比较喜爱冒险，女人则比较保守，因此男人也更容易送命。

表8–1 传统社群意外伤亡之因

我们首先注意到表8–1没提到现代西方社会的主要死因，如依死亡人数由多到少排列，依次是车祸（见图44）、酒精、枪支、手术、摩托车。除了酒精，其他都不会危害到传统社群。有人也许会认为我们远离了被狮子咬死、被倒下的树压死的威胁，但新增了被车子撞死和死于酒精的危险。除了特别的危险之外，现代社会和传统社群生活的环境危险还有两个重大差异：一是现代社会的人更能够控制环境，二是拜现代医学所赐，意外事件造成的伤害通常可以通过医疗来医治，不至于死亡或造成终身残疾。如果我的手肌腱受伤，外科医生用夹板帮我固定，6个月内就可复原，但是我的有些新几内亚友人因为肌腱受伤或骨折，没能接受治疗，最后愈合不好，变成跛脚。

这两大差异或许就是传统社群愿意放弃原始生活方式的原因。例如很多阿齐印第安人放弃在森林以狩猎为生的生活方式，决定在保留区定居。同样，我有一个美国友人绕过半个地球去新几内亚森林，想要一睹那里的狩猎——采集族群，没想到那个族群有一半的人已迁居至印度尼西亚村落，在那里定居，穿上T恤衫，正因村子里的生活比较安全、舒适。他们解释说：“这里有米饭可吃，而且不会被蚊子叮。”

看了表8–1列出的7个传统社群常见的意外伤亡原因，你可能会发现有些危险会危及很多或大多数的传统社群，但对我们现代人而言却很罕见。野生动物的确是传统社群面临的重大威胁（见图43），例如，被美洲豹咬死约占阿齐印第安男人死因的8%。狮子、豹、鬣狗、大象、水牛和鳄鱼都夺走过不少非洲人的性命，但对非洲人而言，最大的杀手其实是河马。昆族和非洲俾格米族不只会被大型肉食动物咬伤、抓伤或杀害，追捕受伤的羚羊等猎物时，自己也会受伤。尽管我们想到昆族猎人挥舞木棒要赶走围绕动物尸体的狮群就觉得很恐怖，但昆族人最怕的莫过于一头落单的狮子，特别是狮子过于老弱或受了伤，无法迅速捕捉猎物，转而攻击人类。

被毒蛇咬也是表8–1列出的热带族群中人们的重大死因。阿齐族成年男子死因中有14% 是被毒蛇咬死（比被美洲豹咬死的人还多），有人甚至因此失去手脚。几乎每个成年雅诺马莫印第安人和阿齐印第安人至少曾被毒蛇咬过一次。对他们来说，毒蛇甚至比树木倒下危险（请参看我在第七章开头述说的亲身经历），为了狩猎或采集水果、蜂蜜从树上摔下（见图42）也不如被毒蛇咬到恐怖。对大多数新几内亚高地人和昆族人而言，在火堆旁取暖可能因睡着被烧伤，幼儿靠近火堆玩耍也可能被烧伤。

传统社群的人可能因为身在热带之外或高山地区，因暴露在寒冷或潮湿的环境中而有受冻的危险。即使阿齐印第安人住在南回归线附近的巴拉圭，那里冬日仍常出现零摄氏度以下的低温。寒夜中，在森林里无火可取暖就可能会被冻死。我曾身穿保暖的防风外套爬到新几内亚海拔3 300多米的山上，在那里遇见7个新几内亚小孩。那群小孩早上出发时，天气晴朗，因此只穿了短裤和T恤衫。几个小时后，我们相遇时，他们在冷雨和强风中不住地颤抖，走起路来跌跌撞撞，甚至无法说话。我和陪同我的当地人把他们带到一个可以避风躲雨的地方。我的同伴说，去年有23个人因天气不佳在附近的一个岩石堆后面蔽身，结果差点儿冻死。溺死或是被闪电击中等危险则不只会发生在传统社群身上，现代人也可能会遭遇这样的不测。

昆族、新几内亚人、阿齐印第安人等狩猎——采集族群很善于追踪、辨别线索或是发现隐秘的路径。尽管如此，他们有时还是会迷路，无法在天黑之前找到回营地的路，特别是小孩，因而遭遇致命的危险。我的新几内亚友人就曾被卷入这样的悲剧。其中之一是个小男孩，本来跟着一群大人，后来走失了，尽管大人们接连搜寻了好几天，但都没有结果。另一个是个经验老到、体魄强健的男人，有一天黄昏，在山中迷路，没能回到村子，晚上就在山上冻死了。

还有一些意外则是和自己使用的武器或工具有关。由于昆族猎人在箭头上涂上毒药，万一在打猎时不慎被箭头擦伤，就可能致命。全世界传统社群的人都可能在使用刀或斧头时不小心伤到自己，现代的厨师和樵夫也会发生这样的意外。

被昆虫咬伤或荆棘刺伤则比被狮子咬死或被闪电击中更常见。在潮湿的热带地区，即使是被寻常的小虫、水蛭、虱子、蚊子或蜱虫咬到，也可能被感染，如果没能接受治疗，就可能出现脓肿。例如，有一次我去新几内亚拜访一个名叫德尔巴的友人。两年前，他曾陪我在山里走了好几周。再次见到德尔巴，我发现他居然因为抓伤受到感染而不能行走。当地村民没有抗生素可用，我给他服用我带来的抗生素之后，他很快就康复了。蚂蚁、蜜蜂、蝎子、蜘蛛、黄蜂等昆虫不只会咬人，有时甚至会把致命的毒液注入人体，置人于死地。因此，我在新几内亚的朋友在森林中最害怕的除了大树倒下，还有会叮咬人的黄蜂和蚂蚁。有些昆虫还会在人的皮肤上产卵，造成皮肤溃烂。

传统社群中的人们发生意外的原因虽然各有不同，但也有几个共同点。若发生严重意外，不只可能致死，即使保住一命，也可能健康或行动暂时受到影响，或是终身残疾，如容易遭受疾病侵袭变成跛脚或必须截肢，而无法扶养孩子或其他亲戚。但在新几内亚，我和当地友人最怕的反倒是后果没那么严重的意外，例如被蚂蚁、黄蜂叮咬或是被荆棘刺伤而感染。被毒蛇咬到可能引发坏疽，使人瘫痪、残疾、失去一只手臂或一条腿。

环境危险影响人类行为之大，不是光从死伤人数就可以看出来的。人类为了对抗危险步步为营，因此死亡率变得很低。以昆族而言，每1 000个死亡案例中只有5个是被狮子等大型猛兽咬伤致死。我们不能因为死亡人数少，而误以为狮子并非昆族人的重大威胁。新几内亚人的生存环境没有大型猛兽，因此可在夜间狩猎，昆族人则不行，因为在漆黑的森林中，他们将难以察觉危险的动物及其踪迹，而且那些危险的猛兽也喜欢在夜间活动。昆族妇女总是会成群结队采集植物，经常发出声响或大声谈话，以免突然碰到危险的动物。她们也会留心动物留下的踪迹，并避免奔跑（因为此举会引发猛兽攻击）。如果昆族人发现附近有野兽出没，则有一两天会待在营地，暂时不外出。

大多数意外事故发生在出外采集植物时，像是遭遇猛兽、毒蛇、被倒下的树压死、从树上摔下来、被火烧伤、冻死、迷路、淹死、被昆虫咬到或被荆棘刺到等。虽然待在营地或房子里避免外出就可躲过这些危险，但还是有被饿死的可能。因此，曲棍球选手格雷茨基所说的原则也可应用于环境风险：如果你不冒险射门，就无法得分。传统采集者和农民除了要顾及生计，也要衡量危险。同样，现代城市居民如果待在家里，不必上高速公路，就不会发生车祸，然而为了工作和购物，城市居民还是不得不开车上路。套用格雷茨基原则：如果不开车出门，就没收入，也没饭吃。

提高警惕

传统社群的人既然生活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他们如何因应？他们的反应包括第七章解释的“有益的神经质”，即时常绷紧神经，留心危险，也会寻求宗教的帮助（参看第九章的讨论），或采取其他做法。

昆族人经常提高警惕，外出采集植物或是在树丛中行走时，他们会注意动物和人类留下的踪迹，也会查看沙子上的痕迹，推测是何种动物或哪一族的人留下的、多久前经过此处、往哪个方向走、速度如何，再决定是否修改自己的行动计划。即使他们待在营地，也一样时时留意。尽管营地有人声和火光，有时毒蛇或猛兽仍会悄悄潜入。如果他们在营地发现一种叫黑曼巴的蛇，就可能放弃营地，而不会把蛇杀死。在我们看来，这样似乎反应过度，但黑曼巴是非洲最危险的毒蛇，长度可达2.4米，动作敏捷，有长长的毒牙，绝大多数被咬的人都回天乏术。

在任何危险的环境中，人们将从累积的经验中得到行为准则，以减少风险。尽管在外人看来是反应过度，那样的准则仍有逢凶化吉的功效，因而值得遵守。人类学家古德尔描述新不列颠岛雨林高隆族避免意外的做法，其实也适用于其他传统社群：“避免意外非常重要。知道在何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或是不该做什么，才能保住一命。在自然环境中，任何技术或是行为的创新都可能带来很大的危险。正确行为的范围很小，只要超出这个范围就可能遭遇危险，例如走在裂开的地面上、经过正要倒塌的大树，或是在过河时突然遭遇洪水。有人就曾劝告我：别踩着河面上的石头过河（因为洪水即将高涨）、不要玩火（地面会裂开或会被火烧到）、在洞穴中捕猎蝙蝠时不可出声（洞穴会崩塌）等。注意这些禁忌才能在自然环境中生存。”我有位新几内亚友人也告诉我同样的话：“事出必有因，小心为上。”

我常在西方社会看到有些人喜欢逞英雄，爱冒险犯难，但我在新几内亚，从未见过有哪个经验老到的当地人有这样的表现。他们不会隐藏自己的恐惧，假装勇敢。玛乔丽·肖斯塔克（Marjorie Shostak）也曾注意到，昆族人不会像西方人一样爱表现自己的胆量：“狩猎通常很危险。昆族人虽然勇敢面对危险，但他们不会为了证明自己勇猛过人而刻意冒险。对他们而言，小心避免危险是谨慎，不是怯懦或没有男子气概。昆族男孩不会故意隐藏恐惧，表现得像大人一样勇敢。昆族人说：‘无谓的冒险等于找死。’”

肖斯塔克接着描述一个名叫卡舍、12岁大的昆族男孩与父亲、堂哥一起去打猎的事。卡舍的父亲用矛刺中一只大羚羊，羚羊用长而锋利的角拼命挣扎。肖斯塔克问卡舍，他是否助父亲一臂之力杀死那只羚羊。卡舍笑着说：“没，那时我已经爬到树上！”肖斯塔克觉得很奇怪，于是再问他一次。卡舍解释说，他和表哥等那只羚羊不再奔跑，就立刻爬到树上。他们俩都怕得要死。卡舍丝毫不觉得尴尬，但在西方人的眼中，胆小鬼才会如此。然而，卡舍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学习如何面对凶猛的动物，并捕猎这样的猛兽。肖斯塔克询问卡舍的父亲时，父亲也不以为然，说道：“爬到树上？当然该这么做。他们只是小孩，可能会受伤。”

新几内亚人、昆族等传统社群常会讲述惊险的故事。他们没有电视和书本，这也是一种消遣，但这样的故事往往也有教育意义。希尔与乌尔塔多就曾描述阿齐印第安人围着营火闲聊：“有时，晚上聊起当天的事，他们也会说起先前发生的意外死亡事件。孩子都听得入迷，也许也上了宝贵的一课，知道在危险的森林中如何求生。例如，有一个小男孩抓幼虫吃的时候，忘了把幼虫的头掐掉，结果幼虫的下巴卡在喉咙，小男孩因此窒息而死。还有几个十几岁的少年和大人去狩猎，结果在半路走失，之后再也没有回来，或是被人发现时已成死尸；有一个猎人挖掘犰狳地洞时，头朝下跌到洞里，结果窒息死亡；有一个人拿箭射猴子，后来爬到40米高的树上，要把箭拿回来，却不慎从树上摔下来，因而丧命；有个小女孩跌到洞里，因此摔断脖子；有几个男人遭到豹群攻击，有的骸骨还在，有的则尸骨无存；有个男孩晚上在营地睡觉，头被毒蛇咬了，第二天就一命呜呼；一个少女在伐木，倒下的树不幸压死了一个老婆婆，后来族人就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她‘塌树小姐’，要她好好记住自己闯的祸，不要再犯；一个男人被长鼻浣熊咬了，不久就不治身亡；1985年，也有一个猎人手腕被浣熊咬伤，因血管被咬断，大量出血而死，如果得到医治就不至于死亡；有个小女孩在过独木桥的时候，掉到河里，就这么被河水冲走……最后，有6个人在营地里不幸被闪电击中而送命。”

人类暴力

对传统社群而言，暴力造成的死亡可谓最重要的死因，只是发生的频率和形式有很大的不同。会有这样的差异主要和国家或外界的干预程度有关。暴力的形式大抵可区分为战争（见第三章、第四章的讨论）或杀人。战争是不同的群体互相打斗、杀戮，至于杀人则可定义为一个群体之内的人互相杀害。至于原本关系友好的邻近群体如发生致命的暴力冲突，到底是战争或杀人则难以区分。此外，还有一些杀戮行为也不容易界定清楚。根据已出版的调查资料，阿齐印第安人的暴力杀人事件包括杀婴和杀害老人，但昆族人则未见这样的行为，再者，不同作者对昆族人的杀婴行为也有不同的看法。关于被害人的选择以及被害人和凶手的关系，各族群也有很大的差异。例如，阿齐印第安人的被害人通常是婴儿和儿童，而昆族的被害人主要是成人。昆族暴力事件的研究结果很值得我们参考。根据人类学家最先的描述，昆族人爱好和平，1959年出版的一本有关昆族的专著因此题为“温和的人”（The Harmless People）。人类学家理查德·李在20世纪60年代和昆族共同生活了三年，共观察到34次打斗，但无人死亡。当地人告诉他，那几年确实没有杀人事件。理查德·李在那里待了14个月后，与当地人比较熟悉了，他们才愿意讲出过去的杀人事件。理查德·李对比了好几个人的说法，终于搜集到一张可靠的清单，列出凶手的姓名、性别、年龄，被害人的姓名，凶手和被害人的关系，事件在什么情况下发生，杀人的动机、理由、时间以及凶手使用的武器。1920~1969年，总计共有22人被杀害，但不包括被杀的婴儿和老人。理查德·李认为昆族婴儿和老人被杀的案例十分罕见。然而，根据豪厄尔对昆族妇女的查访，昆族的确有杀婴事件。但理查德·李还是认为1920~1969年只有22个昆族人被杀害。

当然，这22桩死亡案例可以确认是杀人事件，而非死于战争。在几桩案例中，凶手和被害人是同一营地的人，其他案例的双方则是不同营地的人，而且没有两个营地的人成群结队互相杀戮的事情（也就是战争）。的确，在理查德·李调查研究的地区，1920~1969年，皆无任何战事记录。但根据昆族人自己的说法，他们的祖父辈曾征剿敌人，显然类似其他传统社群的“战争”。看来，那是在19世纪兹瓦纳族每年前来与昆族进行贸易之前的事。我们也在第四章看到，贸易对因纽特人的影响，前来交易的商人都不希望当地发生战争。因纽特人为了争取更多贸易机会、追求利益，宁可放弃战争。昆族或许也一样弃武从商。

至于昆族的杀人案发生频率，在49年中只有22人被杀害，换言之，每两年有不到1人被杀死。这种现象和今日的美国城市大相径庭。如果你是住在都市的美国人，随便哪天翻开报纸，都可发现过去24小时内又发生了几桩谋杀案。这样的差异主要是和人口数量有关。一个美国城市动辄几百万人，但那时理查德·李研究的昆族人只有1 500人。因此，昆族杀人案件发生频率为每10万人一年有29件，等于是美国的3倍，更是加拿大、英国、法国和德国的10~30倍。有人认为，美国的杀人案件排除死于战争的案件，但昆族一样不包括死于战争者（他们的征剿在一个世纪前就结束了）。其他传统社群战事频仍，但在近代昆族的确没有战争记录。

从发生频率来看，昆族在49年间只有22人被害，也就是每27个月才有一桩杀人案。如果人类学家在当地进行调查研究的时间只有1年，那就可能不会听闻这样的事件，以为当地人爱好和平。即使人类学家在当地待上5年，也不一定能亲眼看到杀人事件，得靠当地人告诉他。尽管美国是第一世界中杀人案件出现频率最高的国家，但不仅我自己没有目睹过杀人事件，在我的亲友圈中，也只听过寥寥可数的几位谈及自己目睹的经历。根据豪厄尔的统计，暴力占昆族人死因的第二位，次于传染病和寄生虫疾病，并列第三位则是退化性疾病和意外事件。

近年来，昆族不再有人死于暴力，原因也颇值得探讨。理查德·李在报告中说，昆族最后一桩杀人事件发生在1955年春，两个昆族男人杀了另一个人。那两个凶手后来遭到警方逮捕，接受审判，最后入狱，从此再没回到家乡。在这桩凶杀案发生的三年前，昆族才出现第一个因杀人被警方逮捕入狱的案例。1955年之后，直到1979年理查德·李发表他的报告期间，在他调查研究的区域没出现其他杀人案。显然，这是国家政府强力干预、阻止暴力犯罪的结果。我们也可从过去50年新几内亚的殖民和后殖民史中发现同样的事实，也就是在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政府掌控东部偏远地区和新几内亚西部之后，暴力事件即骤减，但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之后，独立的新政府的管制不如澳大利亚殖民政府严格，暴力事件又有死灰复燃的迹象。国家政府的严格管制虽然有助于减少暴力，但我们也不可忽略传统社群也常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争端（参看第二章）。

至于理查德·李报告中那22桩杀人案件的细节，所有的凶手以及22个被害人当中的19个都是成年男性，年龄在20~55岁之间，只有3个被害人是女性。在这些案例中，被害人皆是凶手的远亲，所以双方认识。昆族不像美国人，不会为了抢劫而杀害素昧平生的陌生人。所有的案件都发生在营地，事件发生时皆有目击者，其中只有5件是预谋杀人。例如1948年发生的一桩杀人案，凶手名叫阿推，恶名昭彰，很可能有精神病，先前已经杀了两个人，后来被一个叫夏薛的男人发射的毒箭所伤。受伤的阿推还持矛刺死一个叫库雪的女人，也用毒箭射伤库雪的丈夫奈西的背部。后来，多个族人一起拿毒箭射阿推，阿推就像豪猪，身上刺满毒箭。族人最后用矛把他刺死。其他17桩杀人案则是在打斗时发生的。例如，在努万马（N ≠ wama），有个男人拒绝另一个男人迎娶自己妻子的妹妹，双方爆发口角，进而结集亲友拿起毒箭和矛互相攻击。迎娶不成的那个男人的父亲大腿被毒箭所伤，肋骨也被矛刺中。

这22桩杀人案件中有15件都是为了复仇，冤冤相报长达24年。这种杀戮循环也是传统社群战争的特点（见第三章、第四章）。杀人的动机除了为已死的亲人复仇，最常见的就是通奸。例如一个男人的妻子搭上了另一个男人，做丈夫的于是找情夫算账，情夫也欲置那个做丈夫的于死地。还有一个不甘戴绿帽子的男人就用毒箭杀死老婆，接着远离家乡，不再回来。至于其他小型传统社群，有些甚至比昆族更温和（如阿卡俾格米族、西里奥诺人），有些则比较暴力（如阿齐印第安人、雅诺马莫人以及格陵兰和冰岛的诺尔斯人）。1971年之前，阿齐印第安人在森林里过着狩猎——采集生活时，暴力就是最常见的死因，甚至胜过疾病。一半以上被暴力杀害的阿齐印第安人死于巴拉圭人之手，但仍有22% 的阿齐印第安人是被同族人杀害。昆族人被杀害的以成人居多，但被杀害的阿齐印第安人当中高达81% 是儿童或婴幼儿（大多数是女孩）。这些孩子有的是陪葬，有的则是被父亲遗弃或是因父亲死亡没人照顾而死，有的婴儿则是因母亲不久前才生下哥哥或姐姐而遭到杀害。对阿齐印第安人而言，同一个社群内的成人互相残杀并不是偶发事件，并非在打斗当时手中刚好握有武器，因此拿来砍杀，而是有预谋的。阿齐印第安人也和昆族一样，在政府的干预之下，暴力事件减少了。自1977年起，阿齐印第安人渐渐移往保留区生活，受巴拉圭政府的管理，杀人事件（包括杀害儿童和婴儿）也大幅减少。

传统社群居民如无国家政府和警察维护治安，要如何自保？一般而言，他们会绷紧神经、提高警惕。首先，他们会提防陌生人。如果发现陌生人入侵，他们通常会把陌生人杀死或赶走，因为陌生人可能前来侦察地形，或是有杀害族人的企图。其次，他们也会注意是否会遭到联盟部族的背叛，或先发制人，先对可能有异心的联盟发动攻击。例如，雅诺马莫人会邀请邻村的人前来饮宴，等他们放下武器，大吃大喝，就加以杀害。唐·理查德森（Don Richardson）曾在报告中提到，新几内亚西南部的沙威人认为会耍诈、使人上当才高明，因此与其直接杀死敌人，不如向敌人示好，请他过来吃饭，交好几个月后，在杀死他之前才告诉他：“Tuwi asonai makaerin!”（我们用友谊的饭局把你养肥，只是为了杀了你！）

另一个避免被攻击的策略就是选择容易防御或地势较高的地方居住。例如，新几内亚山地的村民通常会住在山丘上，居高临下，就可察觉周围有无可疑，另外，很多晚期的阿纳萨兹印第安人在美国西南部的聚落只能用绳梯进出，把绳梯切断即可阻隔外人进入。虽然他们必须从山丘到下面的谷地取水，但住在河边容易遭到袭击。如果人口密度增加或是打斗的情况增多，人们就会聚集在有围栅防护的大型村落居住，不再分散住在没有保护的草屋。

为了自保，一个社群常与其他社群结盟，个人也会与其他人发展友好关系。我在新几内亚发现当地人很爱说话，一天到晚说个不停，目的就是了解彼此，监控每个人的一举一动。女人也是很好的消息传播者，她们在婚后嫁到夫家，和丈夫的部族住在一起，如有风吹草动，就为娘家那边的人通风报信。最后，传统部落的人喜欢在营火边讲述各种事件，不仅是为了闲聊、打发时间，也可告诉孩子他们的生存环境潜藏哪些危险。他们会提到劫掠的事，提醒族人防人之心不可无。

疾病

疾病可能是某些传统社群最主要的死因（如阿埃塔人和昆族，因病而死的比率各占全部死因的50%~86% 及70%~80%），也有可能是仅次于暴力的第二大死因（如在森林生活的阿齐印第安人，疾病造成的死因只占25%）。然而，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一点，营养不良的人比较容易受到感染，而食物短缺也可能使人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患上传染病。

疾病因各传统社群的生活方式、地理位置和人口年龄而有所不同。大抵而言，传染病是婴幼儿最主要的死因，所有年龄层的人都会得传染病。寄生虫病和传染病都是主要的儿童疾病。热带地区的人很容易得钩虫、绦虫等寄生虫病，或被疟疾、嗜睡症等寄生性原生虫疾病感染，而上述寄生虫则不易在极地、沙漠或寒冷山区存活。上了年纪的人则因骨头、关节和软组织退化，因此较多罹患关节炎、骨关节炎、骨质疏松症，容易骨折，牙齿也容易磨耗。由于传统社群的生活方式依靠体力，年纪大了之后更容易出现退化性疾病。反之，有些盛行在第一世界的疾病在传统社群则非常罕见，如冠状动脉疾病等心血管疾病、中风、高血压、成人型糖尿病和大多数的癌症。我将在第十一章详细讨论这个明显的差异。

近200年来，传染病不再是第一世界人们生命的重大威胁。原因包括卫生条件的改善、政府提供洁净的供水系统、注射疫苗等公共卫生措施的施行。再者，由于科学家深入了解传染病微生物，因此可设计出反制之道。抗生素的发现与问世也是一大关键。但传统社群由于没有良好的卫生环境，不管饮水、做饭、洗澡、清洗与排泄都利用同样的水源，也不知道吃饭前或做饭前洗手的重要性，因此很容易遭到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感染。

关于卫生和疾病，我就曾有过一次难忘的经历。有一次，我去印度尼西亚森林观察鸟类。我和我的印度尼西亚同伴待在同一个营地，森林小路则是以营地为中心呈辐射状。我多半一个人在小路上赏鸟，然而每天总在不同时间拉肚子。我绞尽脑汁，不知自己到底吃了什么才会这样，而且难以理解为何每天发作的时间都不同。后来，我才恍然大悟。每天，有个印度尼西亚同伴总会悄悄跟在我后面，以确定我安全无事。他碰到我的时候，就掏出从营地带来的饼干请我吃，跟我聊几句，才回营地。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想到，我总是在吃了饼干之后的半个小时拉肚子。如果他在上午10点碰到我，我就会在10点半肚子痛。若是他在下午2点半与我相遇，我就会在3点发作。翌日，我谢谢他带饼干来给我吃，在他离去后，再偷偷地把饼干丢掉。从此以后，就再没拉肚子了。如果我在营地自己从玻璃纸包装袋拿饼干来吃就没事，问题必然出在朋友的手不够干净。我从他的手中拿饼干来吃，肠道病原菌因此进入我的体内。

在狩猎——采集族群及以家庭为主的小型农业社群流行的传染病，包括疟疾、节肢动物传染的热病、痢疾等胃肠疾病、呼吸疾病和皮肤病等。还有一些疾病本来未曾危害狩猎——采集族群，只在人口稠密的西方社会流行，在西方人到来之后才形成大患，如白喉、流感、麻疹、腮腺炎、百日咳、风疹、天花和伤寒。这些疾病常造成急性流行病，在短期内使很多人得病，病人很快就复原或死亡，然后疾病即在当地销声匿迹，在一年之后或者更久才又出现。

为何这些传染病在大型人类聚落流行，近几十年来一直是流行病和微生物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些疾病来得急、去得也快，只在人类当中流行，患者康复后即终身免疫。传染途径有时是接触到病人的皮肤，或是病人咳嗽、打喷嚏造成的飞沫传染，也有可能是水源被病人的排泄物污染。疾病急性发作意味着在几周之内病人就可能死亡或康复。幸存者得以终身免疫意味着存活的人不再会受到传染，直到多年后，很多未曾接触病原的新生儿诞生，才有可能再度流行。这些疾病只在人类之间传播，因而不会传给动物，病原也无法在土壤和水库中存活，会渐渐在一地消失，除非从遥远的地方传入，否则不会再度流行。这些特点加起来意味着这些传染病只会在大型人类聚落流行，从一地传到另一地。以麻疹而言，人口数量至少在几万人以上才流行得起来。简而言之，这些急性传染病就是群聚疾病。

在1.1万年前，农业尚未出现，群聚疾病根本就不存在。只有在农业出现，人口有了爆炸性增长后，群聚疾病才有了生存的空间。居无定所的狩猎——采集族群群聚定居，住在拥挤、卫生条件差的村子里，常与邻村往来、交易，微生物因此可以迅速蔓延。近年来，微生物学专家已经证实，现今大多数只在人类之间传播的群聚疾病其实是源于家畜（如猪和牛）的群聚疾病。人类在1.1万年前开始驯养动物，因经常与家畜接触，家畜身上的病原得以借机传给人类。

当然，人口稀少的狩猎——采集族群没有群聚疾病，这不意味着这些族群不会得传染病。狩猎——采集族群容易得的传染病与群聚疾病有4点不同。第一，致病的微生物不只会危害人类，也会使动物受到感染（如由非洲野猴传播的黄热病）。有些微生物也可在土壤中存活（如肉毒杆菌和破伤风菌），伺机传给人类。第二，很多疾病不是急性，而是慢性的，如麻风病和雅司病（又称热带莓疮）。第三，有些疾病并不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开，如上面提到的麻风病和雅司病。第四，很多疾病得了之后无法终身免疫，即使康复，仍然可能再受到感染而发病。从这4点来看，有些疾病仍然可在小型人类社群传播，或是从动物或土壤一再地传给人类。

狩猎——采集族群和小型农业社群并非不可能得群聚疾病，只是在人口数量不足的情况下，群聚疾病难以传开。然而，如果有人从外面的世界把病原带进来又另当别论。这样的小型社群对这一类疫病没有任何抵抗力，特别容易受到感染而死亡，而且成人致死率高于儿童。在人口稠密的第一世界，几乎所有的中老年人在小时候都得过麻疹（年青一代的则因接受麻疹疫苗的注射而有免疫力），但在与世隔绝、人口稀少的狩猎——采集族群，没有任何成年人得过麻疹，一旦得病，就可能死亡。如因纽特人、美洲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原住民等与欧洲人接触而得传染病，整个族群因此遭到灭绝。我们可在历史上看到不少这样的悲剧。

对疾病的反应

传统社群对疾病的反应不像面对其他三种主要的危险，主要是疾病潜在的机转难以理解，因此无法预防或得到有效的治疗。如果一个人因为意外事件、暴力或饥饿而死或受到伤害，原因通常很清楚：被倒下的树压到，被敌人的箭射中，或是因没东西吃而挨饿。预防或解决之道也很明显：别在枯死的树下睡觉；注意敌人，先下手为强；设法找到源源不绝的食物来源。就疾病而言，近200年来，世人才确实了解病因以及以科学为基础的预防和治疗。在那之前，不管国家社群还是小型传统社群都难逃疾病的魔掌。

然而，这并不代表传统社群的人面对疾病完全束手无策。西里奥诺印第安人显然了解自己的排泄物和某些疾病的关联，如痢疾和钩虫病。西里奥诺人的母亲在婴儿大便之后，会迅速帮婴儿清理干净，把粪便放在篮子里，最后拿到森林里倒掉。但西里奥诺人不算非常重视卫生。人类学家霍姆伯格曾发现有个西里奥诺婴儿大便了，但母亲没发现，婴儿便躺在粪便上，还把粪便涂抹在自己身上，甚至放在嘴里。他的母亲终于发现了，于是把自己的手指伸入婴儿的嘴里把粪便掏出来。她只是帮婴儿擦拭一下，没帮他洗澡，甚至自己的手也没洗，又拿东西来吃。毗拉哈印第安人会和自己养的狗用同一个盘子吃东西，难免会被狗身上的细菌和寄生虫感染。

很多传统社群的人经由不断的错误尝试，找出可以治病的植物。我的新几内亚友人就常告诉我，哪些植物可以治疗疟疾、热病、痢疾或是会导致流产。西方的民族植物学家对传统社群的草药知识进行研究，西方的制药厂也用这些植物萃取药物。然而，传统社群的医学知识还很有限。疟疾仍是危害新几内亚低地和丘陵地区最主要的疾病。直到科学家确知疟疾是通过疟蚊为媒介把疟原虫传染给人类，我们才知道如何用药物对抗这种疾病。新几内亚低地居民遭受疟疾攻击的比率才从50% 左右降为1% 以下。

不同传统社群对疾病的看法不同，因而采取不同的预防和治疗措施。有些族群有专司医疗的人，也就是西方人所谓的“巫师”。昆族和阿齐印第安人认为，疾病是无可避免的宿命，常置人于死地。阿齐印第安人也会从生物学的观点解释疾病，如儿童致命的胃肠疾病是断奶、吃了固体食物造成的，至于发烧则可能是吃了腐坏的肉，吃太多的蜂蜜且蜂蜜没掺水，吃了太多昆虫的幼虫，或是接触到人血。虽然有些解释是正确的，仍然无法避免疾病造成的死亡。达瑞比族、法玉族、高隆族、雅诺马莫人等都认为疾病是诅咒、魔法或巫术带来的，会向下蛊的巫师寻仇。达尼族、达瑞比族、昆族则认为疾病是鬼神作祟的结果，因此昆族的巫师会用起乩的方式祈求鬼神原谅。高隆族、西里奥诺人等也会以道德或宗教来解释疾病，如有人粗心大意、触犯天怒或不守禁忌都会招致疾病。高隆族则认为男性的呼吸道疾病是被女人污染造成的。女人月经来潮或刚分娩都被视为不洁，凡是她们触摸过的东西、经过的树木、走过的桥、涉过的水都是禁忌，会使接触到的男人生病。西方社会中的癌症患者也常认为自己做了什么不道德的事才会患癌，这其实和高隆族把呼吸道疾病归咎于女人没什么两样。

饥饿

1913年2月，英国探险家沃拉斯顿登上新几内亚最高峰的雪线，然后心满意足地往下走。然而，在下山途中，他发现了两具刚断气的尸体。他描述说，在接下来的两天，他看到有生以来所见到的最悲惨的景象：他总共在山间发现了30多具新几内亚人的尸体，多半是女人和儿童，或独自一人，或三五成群躺在路边。他在其中一群发现一个死去的女人和两个小孩，其中一个孩子已死，另一个约3岁大的小女孩则奄奄一息。他把女孩抱回营地，喂她喝牛奶，但她不到几个小时就死了。还有一群人走到他的营地，包括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两个小孩，除了一个小孩，其他人后来都死了。这群人的甘薯和猪都吃光了。在森林中，除了某些棕榈树的树心，找不到其他野生食物，因为长期营养不良，饥饿难耐，身体虚弱的人就难逃一死。

意外事件、暴力和疾病都是传统社群常见的死因，相比之下，很少人注意到饥饿这个因素。如果传统社群发生饥荒，往往死者众多。小型社群的人都会分享食物，因此不是大家都有食物吃，不会饿死，就是许多人挨饿而死。为什么饥饿这个因素不受重视？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没东西吃会导致严重营养不良，在饿死之前就可能死于其他原因。例如，抵抗力变得很差，容易生病，健康的人得以康复，而营养不良、身体虚弱的人可能会因此一命呜呼。身体虚弱也比较容易发生意外，像是从树上摔下来、溺死，或是被强壮的敌人杀死。小型传统社群的人非常担心食物不足，因而想出种种方法储存食物或确保食物来源无缺，正因食物是他们生存的命脉。

此外，食物短缺不只是卡路里摄取不足，也会使人因缺乏某些营养元素而引发疾病，例如维生素缺乏导致脚气、糙皮病、恶性贫血、佝偻病和坏血病；矿物质不足可能使人罹患地方性甲状腺肿或缺铁性贫血；蛋白质不足则会造成恶性营养不良。比起狩猎——采集族群，农民更容易因某些营养元素摄取不足而生病，因为农民的饮食不像狩猎——采集族群那样多样化。某些营养元素摄取不足也容易使人因身体虚弱而发生意外、感染疾病，或被敌人杀害。

第一世界的居民生活富裕，丰衣足食，因此不会有饿死的风险。我们每日、每季、每年吃的东西几乎完全相同。当然，有些食物在某些季节盛产，如樱桃，但一般而言，我们差不多什么食物都吃得到。但对小型社群来说，食物的产量多寡难以预料，如碰上干旱或严冬，就可能面临食物不足的窘境。因此，他们会经常谈论食物的问题，可谓三句不离食物。难怪我那些佛尔族的友人开口闭口都是甘薯，就算吃饱了，也还是说个不停。玻利维亚的西里奥诺印第安人也是满脑子食物，他们最常说的两句话就是“我饿了”以及“给我一些吃的”。对西里奥诺人来说，食物显然比性更重要，他们会因没东西吃而焦虑，但随时都有性交的机会，因此会用性来弥补饥饿。然而，西方人则相反，会因为性事得不到满足而焦虑，所以用食物来弥补性方面的挫折。

很多传统社群不像我们，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干旱贫瘠之地或极地的人，经常面对可预期或不可预期的粮荒。他们发生饥荒的概率要比我们高得多，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很明显。很多传统社群由于无法生产多余的粮食以供储存，或是因为气候过于湿热，食物容易腐坏，也有可能他们无法实行定居的生活形态。即使有些族群确实有余粮可存，也可能遭到劫掠。传统社群与我们不同，只能整合一小块地区的食物资源，而第一世界的居民可从遥远的国家进口粮食，运送到全国各地，因此无食物短缺之忧。传统社群没有运送的交通工具、道路、铁路和货轮，无法把食物从远方运来，所以只能从邻近地区取得。此外，传统社群也没有可以组织食物储存、运输和交换的政府机构，使相隔遥远的两地互通有无。尽管如此，传统社群也有一些因应饥荒的对策。

不可预期的食物短缺

部落如果猎捕食物，每天的斩获都不尽相同。植物不会移动，因此可以采集的量可以预期，但动物会四处跑，所以猎人可能忙了一整天，最后还是空手而回。为了解决食物来源不稳定的问题，几乎所有的狩猎——采集族群都过着队群生活。队群里的多个猎人分头去打猎，回来再一起共享。理查德·李就曾描述他在非洲卡拉哈里沙漠的见闻。虽然他记录的是昆族，但也适用于每个大陆、各种环境中的狩猎——采集族群。他写道：“食物从来不是一个家庭可独自享用的，必须和队群里的每个人分享。每个队群可能多达30个人或更多。即使外出打猎的只是几个身强力壮的成年人，狩猎回来后，食物则必须和每个人均分。每个队群就是一个食物分享的单位。”很多小型畜牧和农业社群也实行这种资源共享的方式，如苏丹的努尔人。根据埃文斯——普里查德的研究，努尔人会一起分享肉、牛奶、鱼、谷物和啤酒。“虽然每一家都有自己的食物，自己烹调，供给家中男女老少所需，也在自己家吃饭，但每家的食物都是由整个社群供应的。他们并非没有所有权的观念，只是好客，更注重分享。”

食物供给量不稳定，时多时少，对当地社群的生计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天气变得寒冷、潮湿，阿齐印第安人外出打猎，不但可能空手而归，没东西可吃，也可能感冒或被冻死。雅诺马莫印第安人的主食是蕉树和桃椰子的果实，这两种植物的产量都不稳定，有时完全没东西吃，有时则盛产到吃不完。努尔人的粟类作物可能因为遭逢旱灾、暴雨而歉收，或是被大象、蝗虫或织巢鸟吃光。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昆族人大约每4年中总有1年会突然因碰到严重旱灾而出现饥荒。基里维纳群岛虽然不常发生旱灾，当地的农民还是很担心。新几内亚高地上的甘薯每10年约有1年因霜害而无法生长。所罗门群岛每10年或数十年则会遭到龙卷风袭击。

于是小型社群以各种方法来因应不可预期的食物短缺，包括迁移营地、将食物储存在体内、与不同地区的人达成互助协议，或是分别在几个地方种植作物。至于居无定所的狩猎——采集族群，由于他们不会被田地或园圃绑住，如在一地面临食物短缺的窘况，只需迁移到另一个食物比较多的地方。另外，为了防止食物腐坏或被敌人劫掠，有些人会尽可能把食物吃下去，以身体作为食物的储藏所，把热量储存在体内脂肪，以免在食物短缺的时候饿死。我将在第十一章以小型社群为例解说这一点。对西方人而言，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做法，有如吃热狗的大胃王比赛。

虽然暴食可使人撑过短期食物短缺，但如饥荒长达一年没有食物仍会饿死。有一个长期的解决之道也就是邻近社群互相帮助、互惠共享，以多余的食物援助食物短缺的邻居。任何一个地区食物产量都可能有变动。如果两地相隔一段距离，不太可能同时出现食物短缺的现象。因此，某一社群必须和远地的社群交好，万一食物短缺，才可从另一社群取得食物。同样，远地社群如果面临食物不足的难关，也会向这一社群求助。

以昆族居住的卡拉哈里沙漠为例，不管哪个月，不同地区的降水量可能有多达10倍的差距。根据理查德·李的描述：“在这个沙漠，有一个地区可能绿意盎然，但你继续走几个小时之后，看到的都是不毛之地。”理查德·李从1966年7月到1967年6月比较杭济地区5个地点的每月降水量，发现任两个地点全年平均降水量差异不到两倍，但在任一个月，降水量最少的可能一滴雨也没有，最多的则可达254毫米。库梅的年降水量最大，但在1967年5月却是5个地点中最干燥的，在1966年11月和1967年2月亦属第二干燥的。反之，卡克方田年降水量最小，但在1967年3月和5月都是第二潮湿之地。因此，不管一个社群待在哪个地点，都可能在某一时间碰上干旱，面临食物短缺之苦，然而在同一时间另一个社群则可享受丰沛的雨水，因而有多余的食物。因此，这两个社群就可互相扶助，帮助彼此渡过难关。其实，昆族人正是靠这种互惠、互助的做法才能在不可预期的沙漠环境中生存。

很多传统社群尽管偶尔会发生争战，也都会互助合作，共同求生存。基里维纳群岛的各个村落会分配食物，以度过食物短缺的危机。阿拉斯加北部的因纽特人面临饥荒时则会到另一个地区，住在当地的亲友家。雅诺马莫印第安人的主食是桃椰子的果实和蕉树，两者常可盛产到吃不完（尤其是前者）。果实过熟则会腐烂，无法储藏，必须趁成熟的时候尽量吃。因此，一地的果实如果盛产，当地的人便会邀请邻近地区的人过来一起享用，也就是希望他日邻人食物有余时也能救济他们。

分散种植

为了面对不可预期的食物短缺风险，另一个长期解决之道就是分别在几个地方种植作物。我曾在新几内亚目睹这种现象。有一天，我外出观察鸟类，在森林中见到了一个新几内亚友人垦植的园圃，也就是在他居住的村落东北部1.5公里处，但他还有其他园圃在他住的村子南部和西部好几公里外的地方。我问自己，这家伙到底在想什么，为何把园圃分散在这么远的地方，每天往返就得浪费大半天的时间，再说也难以预防猪和小偷潜入。新几内亚的农民都很聪明，也很有经验。我那位友人这么做的理由何在？

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也有这种分散田地或园圃的做法，让西方学者和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专家感到困惑。像英国中古时期的农民会在几十块零星的田地上耕种。在现代经济史学家眼里，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经济效益，不但往返浪费时间，田地之间的空地也白白浪费了。根据卡萝尔·戈兰（Carol Goland）的研究，的的喀喀湖附近的安第斯农民现在仍采用类似的做法。有些研究社会发展的专家抨击道：“这些农民毫无效率……我们实在难以想象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这些农民因为继承和婚姻制度，拥有的田地分散在好几个村落，光是往返于这些田地，就得花上一天中3/4的时间，而且有些田地很小，甚至只有几平方米。”专家因而建议农民互相交换土地，使自己的土地集中，以提高耕种效率。

但根据戈兰在秘鲁安第斯山库约库约地区的研究，当地的农民在不同的田地上种植马铃薯等作物，平均每个农民在17块土地上耕种，最多的甚至有26块田地，每块平均只有230平方米左右。农民偶尔也会将田地出租或出售，使田地集中在一起。但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戈兰注意到一个线索：每块田地产量各有不同，每年也有差异。从地势、坡度、日照等环境因素和农民的耕种方式（包括施肥、除草、落种密度和种植日期）来看，只有一小部分田地的产量是可以预期的，大多数都不可预期且难以控制，因为受到降雨、霜害、作物疾病、病虫害和偷窃的影响。从任一年来看，田地之间的产量差异甚大，连农民也无法预期哪一块土地收成好。

库约库约地区的农家于是竭尽所能避免某一年收成欠佳，致使家人有饿死之忧。此外，就算一年的收成不错，如次年碰上坏年景，也撑不下去。因此，农民的目标不是设法达到最大产量。就算有一块田地收成特别好，产量等于过去9年的总和，只要次年碰到干旱，还是会饿死。因此，农民的目标是每年的产量足以让他们存活下去，只要够吃就好了，不一定要追求最大产量。这也就是为何他们要将田地分散。如果你只有一大块田地，不管几年下来平均产量有多好，只要有一年无法收成，就会被饿死。但是如果你有很多块田地，每一块的产量各有不同，即使有几块收成欠佳，还是可以利用其他收成好的田地生存下来。

戈兰为了验证这个假设，连续两年调查了20户农家（共488人）田地的产量。他先计算每户所有田地（可能有2块、3块、4块，最多的有14块）的作物产量，发现田地越分散，单位时间平均产量越低，但也不会低到会被饿死的地步。例如标示为“Q”的那户人家，家中成员包括一对中年夫妻和15岁大的女儿，每年预估每英亩^{[9]田地必须生产1 800千克的马铃薯才不会被饿死。如果这户人家只有一块土地，任一年被饿死的概率将高达37%。尽管他们可能每年最多生产3 000千克的马铃薯，每3年仍然有1年可能会饿死。如果他们把田地分成7块或更多，饿死的概率就可以降到零。尽管田地分散，年产量可能降为每英亩1 700千克，但绝不会低于被饿死的临界点，也就是每英亩1 350千克。}

在戈兰调查研究的20户农家中，每户至少有两块田地。当然，田地分散，农民必须在田地之间往返，消耗的卡路里较多。但根据戈兰的计算，多消耗的卡路里在作物提供的卡路里中只占7%，由于可避免被饿死的风险，这样的代价还是可以接受的。

简而言之，戈兰研究中的安第斯农民并没使用统计或数学分析，而是通过长期的经验得知，要面对不可预期的食物短缺，避免被饿死，最好把田地分散。这样的策略其实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中古世纪的英国农民把田地分散来耕种，想必也是如此。的的喀喀湖的农民不听从社会发展专家的话把田地集中，也有自己的道理。至于我那个把园圃分成几处的新几内亚友人的做法，他的族人为我讲述他们这么做的理由：除了避免园圃因暴风雨的侵袭、植物病虫害、猪践踏或老鼠啃咬而全部遭殃，也可在不同海拔、不同气候之下种植多种作物。新几内亚农民的做法和安第斯农民类似，只是他们的园圃比较大，也没分那么多块。（每个新几内亚农民有5~11块园圃，平均是7块，而安第斯农民则有9~26块田地，平均为17块。）

不知有多少美国投资人没能像上述的农民一样，知道如何分辨单位时间的最大收益，以及如何不让收益少得可怜。如果你有多余的一笔钱，短期内不会用到，可运于投资或购买奢侈品，那就可以单位时间的最大收益为目标，尽管收益为零或会赔钱，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你必须靠投资所得来支付现今的开销，就得和上面的农民一样分散风险。你得注意每年收益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才能维持生活，就算是单位时间收益较低也没关系。我在写这一段时，正好发现美国一些最聪明的投资人因为没能分散风险而导致巨额亏损。哈佛大学获得的捐赠基金乃全球最多，基金获利率向来笑傲美国各大学。该基金的经理人拥有绝佳的操盘技术，也愿意投注在获利高的投资上，一般保守的大学则不敢这么做。哈佛捐赠基金经理人的薪资多寡，视其操盘基金之投资组合的长期平均收益率而定。但这笔基金不是多余的或可用于不时之需的钱，其中有半数就是哈佛的校务运作经费。高获利难免有高风险，2008~2009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之时，哈佛捐赠基金因投资失利，导致大笔亏损，不得不裁员和停止招募教职员来因应，计划花费10亿美元的科学校区工程也只好停摆。如果哈佛大学的基金经理人也能像安第斯农民或新几内亚人那样谨慎，采取分散策略，损失就不会如此惨重（见图45）。

储藏食物

我们已经讨论过传统社群如何因应不可预期的食物产量。当然，食物也会因季节而有产量差异，这是可以预期的。温带地区的居民非常熟悉春、夏、秋、冬的季节变化。即使现在食物保存技术和长途食物运输相当发达和便利，在超市几乎什么食物都买得到，然而一地的新鲜果蔬还是有季节之分。以我居住的洛杉矶而言，农贸市场可见堆积如山的时令果蔬，如四五月的芦笋、五六月的樱桃和草莓、六七月的桃杏、7月到来年1月的瓜类。在北美和欧亚大陆的温带地区，除了新鲜果蔬，其他食物的产量也会因季节而有所不同。秋天是农场家畜屠宰的季节，因而有很多肉；春、夏则盛产牛奶，因为那时是牛羊生产的季节；鲑鱼和鲱鱼等鱼类也会在一定的时间洄游、上溯；野生动物也会在一定的季节大迁徙，如驯鹿和野牛。

因此，在温带地区，可以预期某几个月食物产量特别多，某几个月则会青黄不接，人们就必须勒紧裤带或是做最坏的打算——可能被饿死。对格陵兰的诺尔斯人而言，危险期就在每年冬天结束时。此时，他们储藏的奶酪、干肉都快吃完了，但是母牛、绵羊和山羊都还没产崽，因此还没开始分泌乳汁，菱纹海豹等春天来临才会游到岸边交配，在当地定居的斑海豹也还没登陆生产。1360年左右，格陵兰两个诺尔斯人聚落中一全族的人就在这样一个冬天饿死了。

美洲人、欧洲人以及其他温带地区的居民总认为热带地区的季节并不分明，特别是靠近赤道之地。尽管热带地区每月温差不大，还是有干湿季节之分。例如，巴布亚新几内亚有一个名叫波米欧（Pomio）的城镇离赤道南边只有几百公里，一年降水量高达6 600毫米，即使是在最干燥的月份，降水量也有150毫米。但在波米欧，降水量最多的月份（7月和8月）和最少的月份（2月和3月）相比，足足相差7倍。这样的差距当然会影响到食物的产量和生活环境。因此，住在低纬度或是赤道上的人就像温带地区的居民一样，必须面对青黄不接的季节。一般这种情况发生在旱季，对卡拉哈里沙漠的昆族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达瑞比族来说，大抵是在9月和10月，对刚果伊图里森林的姆布蒂俾格米人而言，则是12月到翌年2月，至于新不列颠岛高隆族的旱季则是在1月。但对其他一些住在低纬度的人来说，食物短缺危机则是在最潮湿的月份，如对澳大利亚西北部的原住民贾宁因族来说，是在12月到翌年3月，对苏丹的努尔人而言，这样的月份是在6月到8月。

传统社群常用三种方法来因应可预期的季节性食物短缺：储存食物、多样化的饮食以及人口的聚散。现代社会也经常利用第一种方法：我们把食物储存在冰箱、冷冻库、罐头、瓶子里，或是包装起来。很多传统社群（特别是采取定居生活形态的社群）也会在食物盛产时（如温带地区的秋天）储存吃剩的食物，等到食物短缺时（冬天）再拿出来吃。狩猎——采集族群由于居无定所，经常迁移营地，无法携带太多的食物（除非利用船，或狗拉雪橇）。如果他们把食物放在营地，则可能会被动物吃掉或被其他人偷走。（尽管如此，采取定居生活形态或在某些季节会定居于一地的狩猎——采集族群还是会储存大量食物，如日本的阿伊努族、美洲西北太平洋海岸的印第安人、大盆地肖肖尼族以及极地地区的族群等。）在定居的社群中，有些小型农业社群因为人口太少，无法抵御敌人的劫掠，因此只能储存一丁点儿的食物。住在温带地区的人更会储藏食物，在高温、潮湿的热带，因为食物容易腐坏，所以较少储存（见表8–2）。

表8–2 全世界部分传统社群储藏的食物

储藏食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避免食物被微生物分解而腐坏。微生物就像其他生物，在适宜的温度和水分充足的环境中就可以生长。因此，食物必须保存在低温或干燥的环境中。有些食物本身水分特别少，可储藏数月到数年，特别是再稍微晒干之后，如核果、谷物、马铃薯和萝卜之类的根茎类植物。这类食物通常储存在罐子里或食物储藏室中。很多根茎类植物甚至可堆放在地上，长达好几个月。

其他食物（如鱼、肉、多汁水果和莓果等，因含水量高，必须放在架子上晒干或在火上烤干才能储藏。例如西北太平洋海岸的印第安人就会将鲑鱼烟熏以供储藏。北美大平原印第安人的主食则是野牛肉干、莓果干和脂肪炼成的油。安第斯山的印第安人则会交替使用冷冻和日晒的方式，储藏大量的肉、鱼、马铃薯和酢浆薯。

还有一些食物则是从原始素材萃取出营养成分，并去除大多数的水分，如我们常用的橄榄油、奶酪和面粉。地中海传统社群、欧亚大陆的牧民和农民几千年来一直使用这种方法保存食物。新西兰的毛利人会用土煮或用滚油把鸟肉煮熟并去除水分来储藏，鸟肉本身的脂肪有防腐作用，因此不易腐坏。此外，美洲猎人会把野牛肉做成肉干，北极地区的人也会用这种方式来储藏海洋哺乳类动物的肉。西北太平洋海岸的印第安人则会用烛光鱼来炼油。烛光鱼本身含有非常丰富的脂肪，烛光鱼干甚至可当蜡烛，故以此为名。新几内亚低地居民的主食则是从西谷椰子的木髓中萃取的西谷粉。波利尼西亚人和日本的阿伊努族也像大盆地肖肖尼族一样，会从植物根部萃取淀粉。

还有一些储藏食物的方式不用干燥。在极地和欧洲北部等冬天气温降到零度以下的地区，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在冬天将食物冷冻、埋在地底下或是填满冰的地下洞穴，如此一来食物就可保存到第二年的夏天。我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时，曾和英国友人在英格兰东部乡间开车漫游，找地下洞穴探险。我们和一个当地人聊天。他说，他的土地上有一栋特别的建筑物，欢迎我们去看看。那栋外观有圆顶的建筑是被人砌成的。那人打开上锁的门，我们凑近一看，发现里面有个洞，洞口直径约3米，可从木梯攀爬到下方，但那个洞深不见底。

下一个周末，我们带着套索、火炬、头盔，身穿连身工作服，打算进入那个洞穴探险。当然，我们希望那里有深邃的通道，通道旁还有走廊，最好能在那里发现被人遗忘的宝藏。由于我是唯一的美国人，也是我们那群人中体重最轻的，朋友们指派我第一个从那腐朽的木梯爬下去。没想到，我才往下9米左右就到了底部。那里没有走廊、没有宝藏，什么也没有，只看得到古色古香的砖头砌成的洞壁。那晚，回剑桥之后，我和朋友一起吃饭，聊到我的神秘发现。其中一个是上了年纪的工程师，周末经常到乡间散步。他说：“那一定是冰屋！”他解释说，在19世纪末，冰箱未问世之前，英国人常利用这种冰屋来储存食物。他们挖深深的地洞，冬天把食物和冰块放进去储存，食物就可以一直保持冷冻，直到来年夏天。我们发现的那种冰屋必然可以储藏相当多的食物。

传统社群保存食物的另一个方法就是将食物煮熟，杀死微生物，在滚烫、无菌的状态下封存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政府要求城市居民在后院园圃种植果蔬，采摘后煮熟再用真空瓶封存，然后送给在前线作战的士兵。我小时候住在波士顿，家里有个地下室，我母亲把秋天成熟的番茄和小黄瓜都装在罐子里，就可供我们家冬天所需。我母亲在装罐之前，先用高压锅将它们煮熟。我还记得那种老式高压锅，不时会泄压喷气，把蔬菜糊喷到天花板上。新西兰的毛利人也用煮熟封存的方式来保存鸟肉，鸟肉融化的脂肪也有助于阻隔微生物。虽然毛利人对微生物一无所知，还是发现了这个好方法。

最后一种保存食物的方式则是用腌制或发酵来抑制微生物生长。常见的做法如在食物中添加盐或醋，也可借由食物本身含有的酒精、醋或乳酸来发酵，如啤酒、白酒等含酒精的饮料。韩国人每餐必备的泡菜也是这类食物，通常是用大白菜、萝卜、小黄瓜加盐水来腌制。其他如亚洲牧民用母马的乳汁、波利尼西亚人用芋头和面包果来发酵，堪察加人伊田米族（Itenm’i）也会做发酵鱼。

最后，要储藏余粮也可先将其转化为非食物的东西，之后在青黄不接的季节再换回食物。现代社会的农民就把作物或宰杀后的牲畜出售，然后把赚来的钱存入银行，最后再用钱到超市买其他食物。又如新几内亚高地的养猪户会用甘薯来喂猪，几年后，再把猪宰杀来吃。这种做法也等于把多余的甘薯储存在猪体内，而达到储存食物的目的。

饮食多样化

传统社群面临季节性食物短缺的问题时，除了储存食物，就是饮食多样化，即使是平常不屑于吃的东西也得吃。我曾在第六章以雷尼尔岛的居民为例，他们把可吃的野生植物分成两类：一类是平常吃的，另一类则是在龙卷风破坏园圃之后，没东西可吃时不得不将就吃的。但雷尼尔岛民平常吃的东西大多来自自己的园圃，对野生植物的分类并不精细。由于南非昆族是狩猎——采集族群，自己并不种植作物，因此对野生植物的分类相当精细。他们为200种以上的野生植物命名，认为其中的105种是可以食用的，然后再依照喜好的程度分成6类以上。

昆族人最喜欢的植物是产量丰盛、到处可见、不管哪个月都有、容易采集、可口又有营养的。照这些条件看来，“mongongo”坚果因符合上述每个特点，在昆族人食物排行榜可荣登第一名。昆族所消耗的植物卡路里中将近一半都来自这种坚果，可与之匹敌的只有肉类。如果某种植物产量稀少，只在某几个地方或某些月份才有，并且难吃、不好消化或无营养，则不太受族人青睐。昆族人搬迁到新营地时，会先采集当地的“mongongo”坚果和其他13种他们比较喜欢的植物，直到这些植物在那一带被采光了。接着，昆族人就必须退而求其次，接受没那么好的食物。每年9月和10月因炎热干燥，食物变得稀少，昆族人甚至连多纤维、不好吃的植物根部都得挖出来吃。约有10种会分泌树脂的树由于不好消化，昆族人很少食用。昆族人最讨厌的食物一年只吃几次，如会引发恶心和幻觉的水果，以及吃了有毒叶子死掉的牛。如果你以为第一世界的人永远可享用最好的食物，那就错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食物短缺，很多欧洲人也吃一些平常不吃的东西。例如我的英国友人告诉我，他们就曾吃奶油鼠肉。

在昆族活动范围东边四五百公里内，有一名叫贡比·通加的农业社群。这个农业社群的人口密度是昆族的100倍。若作物歉收，由于农民人口众多，便会对当地野生植物环境造成很大的压力，农民也得像昆族人，退而求其次，吃一些平常不吃的东西。这些通加农民会吃当地的21种植物，但昆族人甚至认为那是无法入口的食物。其中一种是刺槐，虽然产量丰富，如果昆族人要采集，每年应可采集几吨之多，但因豆荚有毒，昆族人就放弃了。但通加农民在面临饥荒时，还是会采集这些豆荚，浸泡、煮熟、滤干以去除毒素，然后再吃。

生活在新不列颠岛的高隆人，其主食来自自家园圃种的芋头和饲养的猪。但在每年10月到翌年1月的旱季是“taim bilong hanggiri”（属于饥饿的时节），园圃里几乎种不出东西。这时，高隆人只好到森林狩猎，捕捉小动物、昆虫、蜗牛和采集野生植物来吃。其中一种植物是有毒的野生核果，必须浸泡数日才能将毒素过滤出来。他们还会把一种野生棕榈树的树干烤来吃。高隆人平时可不会吃这种给猪吃的东西。

人口的聚集与分散

除了食物储藏与饮食的多样化，传统社群还会以人口迁移和聚散的方式，来因应可预期的食物短缺。在食物来源稀少且集中在少数几个地区时，人们就会采取聚集的生活形态。如食物盛产，到处都有，人们就会分散到各地。

例如大家都知道阿尔卑斯山的农民冬天会待在山谷中的农舍，春夏则会把牛羊赶到新草长出来的地方和已经融雪的山坡。其他社群，尤其是狩猎——采集族群也采取这种季节性聚居和分散的生活形态，如澳大利亚原住民、因纽特人、西北太平洋海岸的印第安人、大盆地肖肖尼族、昆族和非洲的俾格米族。人们在食物短缺的季节聚集在一起，常举办各种群体社交仪式，如年度祭典、跳舞、成人礼或洽谈婚事。下面就以肖肖尼族和昆族来为例。

美国西部大盆地的肖肖尼族住在四季极为分明的沙漠地区，夏日高温、干燥（白天气温可达32~38摄氏度），冬日则非常寒冷（日夜温度皆在零摄氏度以下），而且降水量少（每年254毫米以下），大多数皆是冬天飘下的冰雪。在食物短缺的冬天，能吃的皆是以前储存下来的松果和牧豆粉。秋天，肖肖尼族会聚集在松树丛，采集大量松果并储存起来。冬天，2~10个有血缘关系的家庭会聚集在可供水的营地。春天，天气暖和，植物欣欣向荣，动物又活跃起来，营地里的大团体又分散成多个核心家庭，分别去高处和低地觅食。夏天，食物的来源多，肖肖尼族餐桌上的菜肴也变得丰盛，包括蚱蜢、苍蝇幼虫、爬虫类等昆虫，还有兔子、啮齿类动物等，加上野鹿、山羊、羚羊、大角鹿、野牛和鱼。夏末，他们会在松树丛聚集，然后一起过冬。南非沙漠因为水源和食物来源不固定，在那里生活的昆族也实行季节性的聚散。他们会在旱季集中在少数几个水坑附近聚居，等多雨的季节来临，则又分散到308个有水的地方。

对危险的反应

我们已讨论过传统社群可能面临的危险及其因应之道。最后，我们再来比较实际的危险程度与我们的反应（例如我们有多担心，如何预防）。也许有人会天真地以为我们完全理性，也具备知识，因此我们对各种危险的反应应该与实际的危险程度（每年实际造成的伤亡人数）成正比。我将以5个理由来戳破这种有关危险的天真想法。

第一，每年因某种危险而死亡或受伤的人数要比我们预期的更少，因为我们已知这种危险，会小心防范以减少风险。如果我们非常理性，对于危险程度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估量，应该包括那些因疏于防范而死亡的人数，但这样的人数实在难以计算。就本章前面讨论过的两个例子而言，传统社群的人很少饿死，这是因为他们已采取各种对策来降低被饿死的风险。每年昆族人丧生在狮口下的人数少之又少，并不是狮子不危险，而是昆族人因认为狮子极其危险，所以有许多小心防范的对策，例如天黑之后就不离开营地、经常注意四周有何风吹草动、白天外出随时当心有无狮子出没的踪迹、常常大声说话、女人离开营地必定成群结队，以及特别留心老迈、受了伤或落单的狮子。

第二，我们愿意为了某些目标不惜置身于险境。如果狮子霸占猎物，准备饱食一顿，为了夺回猎物，昆族人还是会冒险把狮子赶走。大多数人不会为了好玩而冲进失火的房子，但是如果自己的小孩被困在火场，则会奋不顾身地冲进去。很多美国人、欧洲人和日本人为了是否兴建核电站而头痛不已。由于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震惊全球，也就让人更害怕核能带来的危险。反之，如为了减少煤、石油和天然气的使用，改善全球变暖的问题，核电站提供的清净能源还是可以考虑的。

第三，人们常错误评估风险，特别是西方世界的人。这也是心理学家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如果你问美国人，今日生活的危险是什么？他们可能会先提到恐怖分子、空难、核电站事故，但这三者过去40年来在美国每年夺走的生命远远少于车祸、酒精和香烟。如果以每年实际致死人数来评估各种风险（每小时夺走的生命），显然一般美国人高估了核电站事故的危险（美国大学生和女性心目中的头号危险），也夸大基因改造技术、新的化学科技和喷雾罐带来的危险。但美国人则低估了酒精、汽车、香烟、外科手术、家电和食物防腐剂带来的危险。我们会有上述偏见，因为我们特别担心无法掌控的事件，而且这样的事件可能造成大量死伤，或是我们对那种情况很陌生，难以正确评估其危险性。反之，由于某些危险为我们所熟悉，让我们以为那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即使有人死亡也是个案，不会导致大量伤亡，因而低估了这样的危险，如开车、喝酒、抽烟或是站在踏板梯的上面。我们认为自己可以掌握情况所以愿意做这样的事。虽然我们知道有人因此丧生，但那是别人，如果我们够小心就不会发生不幸。正如昌西·斯塔尔（Chauncey Starr）所言：“我们不愿别人对自己做的事，自己倒是做得不亦乐乎。”

第四，有些人不但愿意接受危险，还特别热爱冒险。例如有人为了追求刺激去玩跳伞、蹦极、参加赛车或是赌博。根据保险公司的统计资料，男人比女人更爱冒险，最喜欢冒险的年纪是二十几岁，年纪越大越保守。最近，我去非洲维多利亚瀑布一游。宽达1 700米的赞比西河笔直下落108米，再从曲折的峡谷流入一个叫作“沸腾锅”的河湾。瀑布怒吼，有如万马奔腾，岩壁漆黑，峡谷水气氤氲，下方河水滚滚，那里就像是地狱的入口。在“沸腾锅”上方有一座桥，让人可以通过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边境。游客可从桥上一跃而下玩蹦极，在嘈杂的瀑布声中，纵身至漆黑、水汽弥漫的峡谷。我看着眼前的奇景，不敢走上桥去。即使有人告诉我，我得从桥上跳下才能救我的妻儿，我也不敢。后来，我儿子的同学来此与我们会合。这个22岁的年轻人脚踝绑着绳索，头朝下，就这样跳下去了。他肯花钱追求这种刺激，如果我必须献上全部的家产才能免于一跳，我也愿意。但我后来想起自己大学时在英国乡间洞穴的冒险，才恍然大悟自己也曾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人。

第五，有些社群对危险的接受程度比较高，有些则比较保守。不只是第一世界的社群有这样的差异，美洲印第安部落和新几内亚部落也是。举一个最近的例子：被派往伊拉克前线的美军要比法国或德国士兵更勇于冒险。有人猜测这样的差异可能因为法国和德国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丧生者将近700万人，不少士兵死于冒险的军事行动。此外，现代美国社会是以外来移民为基础，这些移民愿意从旧大陆到新世界闯荡，因而也更具冒险精神。

总而言之，所有的人类社群都会面临危险，只是因不同的居住环境和生活形态而承受不同种类的危险。我害怕被车子撞到或是从梯子顶端摔下来，我的新几内亚友人则担心鳄鱼、龙卷风和敌人，昆族人则怕狮子和干旱。每个社群也都有自己的一套因应危险的方法，但西方社会的人对危险的考虑与认识显然不够清楚。我们对基因改造技术、喷雾罐忧心忡忡，却认为抽烟或骑车不戴安全帽没什么。传统社群是否会和我们一样错误评估生活中的危险则仍待研究。由于西方社会的人对危险的认识大都来自电视等媒体，容易被耸人听闻的报道影响，如罕见的或死伤惨重的事故，是否因此而容易错误评估危险？反之，传统社群对危险的了解都是来自亲身经验或亲友的描述，是否因为这样对危险的评估比较准确？我们对危险的想法是否可以更实际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