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伊斯沮丧地走了。
希伊斯的沮丧一半是由于心想事不成，另一半是因为心有疑虑。可以说，在关于金珍的教学方案上，两个人还从没有达成过一致，他不知小黎黎这么说是真话，或仅仅是不同意见的托辞。他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他难以相信，家大业大的容家会有经济上的困难。
然而，这确系实情。希伊斯不知道，就在几个月前，容家在铜镇本已败落的财产，又经历了时代新生的洗心革面，所剩的无非是小半个破旧的院落、几栋空房子而已。在省城仅有的一个商馆，就在几天前，当小黎黎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应邀出席C市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时，就在典礼上，他主动捐给了新生的人民政府，以表示他对新生政府的拥戴。选择在典礼上捐献似有取宠之嫌，其实不然，一方面这是有关方面安排的，另一方面他也想由此号召全体有识之士加入拥戴人民政府的行列。可以肯定地说，容家人素有的爱国热忱，在小黎黎身上，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发扬光大的，而他之所以对人民政府如此忠诚，以至于倾囊相助，当中既有他宏观的认识在起作用，也与他个人（微观）在国民政府手头所受的不公有关。总之，容家祖传下来的家产，在老小黎黎两代人手中，捐的捐，烂的烂，毁的毁，分的分，至今已所剩无几。至于他个人的积蓄，在那场挽留女儿生命的鏖战中已耗尽，而这几年的薪水日渐菲薄，几乎都这样那样的开销掉了。现在金珍要去留学，小黎黎心里是没有一点不赞成的，只是行动上爱莫能助而已。
这一点，希伊斯后来也深信不疑。这个后来指的就是一个多月后，希伊斯收到斯坦福大学数学系主任卡特博士寄来的信，表示同意金珍去他们学校奖学就读，并邮来110美金作为出发的路资。这件事希伊斯完全是靠个人的热情和魅力促成的，他亲自给卡特博士写了一封3000字的信，现在这3000字变成了金珍免费入学斯坦福的通行证和车船票。当消息送到小黎黎面前时，希伊斯高兴地注意到，老人露出了激动的笑容。
这时候，金珍入学斯坦福已是指日可待，他准备在N大学度完最后一个暑假，然后就出发。然而，就在暑假的最后几天里，一场突如其来的恶病把他永远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
【容先生访谈实录】
是肾炎！
这场病几乎把珍弟害死！
在他发病之初，医生就下达了口头死亡通知书，说他至多还能活半年。在这半年里，死亡确实日夜陪伴着他，我们眼看着一个奇瘦之人噌噌噌地长成了个大胖子，然而体重却没有增加，只在减少。
是虚胖！肾炎把珍弟的身体当做了块发糕，不停地发酵，不停地膨胀，有一段时间珍弟的身体比棉花还要蓬松又轻软，似乎手指头一戳就要破的。医生说珍弟没死是个奇迹，但其实跟死过一回没什么两样，将近两年时间，医院成了他家，食盐成了他的毒药，死亡成了他的学业，去斯坦福的路资成了他医药费的一部分，而斯坦福的奖学金、文凭、学位、前途早成了他遥远又遥远的梦。这件由希伊斯努力促成的、本来将改变他命运的大好事，现在看只有两个实在的意义：一是为我们家日益羞涩的囊中增加或者减少了110美金的开支；二是替希伊斯平静了人们包括我对他的不良猜测。
无疑，希伊斯用行动证明了他的清白，也证明了他对珍弟的爱的赤诚。谁都想得到，如果说希伊斯确实在利用珍弟为自己干活，那他绝不可能会将他折腾去斯坦福的。世界没有秘密，时间会告诉你所有秘密，希伊斯的秘密就是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晰又肯定地洞见了珍弟罕见的数学天分。也许他从珍弟身上看到的是自己的过去，他爱他，就像在爱自己的过去一样无私，一样赤诚，一样认真。
顺便提一下，如果说希伊斯对珍弟确有什么不公的话，那是后来的事，是关于数学棋的事。这棋后来在欧洲包括美国的数学界影响很大，成了很多数学家风靡的游戏，但棋名已不叫数学棋，而是以希伊斯名字命名的，叫希伊斯棋。我后来在不少文章中看到人们对希伊斯棋的评价，都是很高的，有人甚至把它和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冯·诺伊曼创建的博弈论相提并论，认为诺伊曼的零和二人博弈理论是在经济领域的重大发现，希伊斯棋是在军事领域的重大发现，虽然两大发现都没有多少实际应用价值，但理论上的价值是至高的。有人肯定地指出，作为全世界最年轻的菲尔兹奖得主，希伊斯曾经是数学界的骄傲，但自从到N大学后，他对数学界几乎没什么可称道的贡献，希伊斯棋是他惟一的建树，也是他后来大半辈子惟一迷人的光彩。
然而，我说过的，希伊斯棋最早叫数学棋，是希伊斯和珍弟两个人的发明，珍弟至少有10%的发明权。但希伊斯通过对它改名换姓，把珍弟的这部分权利处理了，剥削了，占为己有了。这可以说是希伊斯对珍弟的不公，也可以说是希伊斯对珍弟曾经赤诚相爱而索取的回报——（未完待续）
第二篇承
九
这是1950年初夏的一天，雨从昨天晚上的早些时候开始倾盆而下，然后就一直下个不停，豆大的雨点落在瓦砾上，发出时而啪啪啪、时而哒哒哒的声音，感觉是房子在急雨中像条百脚虫一样地在夺命狂奔。声音变化是因为风的原因，风起时就变得啪啪啪的，同时还有窗棂即将散架的声音。因为这些声音，小黎黎一夜都没睡好，失眠的难以忍受的清醒让他感到头痛，眼睛也酸涩得发胀，他一边黑暗地听着不休的雨声和风声，一边明白地想到，房子和自己都已经老了。天快亮时，他睡着了，不过很快又醒了，好像是被什么吵醒的。老夫人说是汽车的声音。
“汽车好像在楼下停了一会，”老夫人说，“但很快又走了。”
明知道是不可能再睡着的，但小黎黎还是又躺了一会，直到天明亮时才像一个老人一样起了床，摸摸索索地，动作轻得几乎没有一点声音，像一个影子。起床后，他连卫生间都没去一下，径自往楼下走去。老夫人问他下楼去做什么，他也不知道，只是冥冥地往下走，到了楼下又莫名地去开门。门有两扇，一扇是往里开的，另一扇是纱门，朝外开的。但纱门似乎被门外的什么抵挡，只能开个一小半，30°角吧。已经入夏，纱门已经开始用，所以纱门上已经挂了一块布帘子，高度刚好是挡人视线的。老人看不到是什么抵住了门，只好侧起身子从门缝里踅出去，看见是两只大纸箱几乎把门厅都占了，里面的一只抵住了门，外面的一只已经被风雨淋湿了。老人想把外边那只挪个避雨的位置，挪了一下，纹丝不动的，感觉比块磐石还要稳重，便又踅进屋，找了块油布来把它盖了。完了，他才发现里边那只箱子顶上压着一封信，用平时他们用来顶门的青石条压着。
老人取了信看，是希伊斯留下的。
希伊斯这样写道：
亲爱的校长先生：
我走了，不想惊动任何人，所以留言作别，请谅。
主要是关于金珍的有些想法，有点不说不快的，就说了吧。首先是祝愿他早日康复，其次我希望您能对他的未来作出正确的安排，以便让我们（人类）能充分领略并享用他的天才。
坦率说，以金珍的天分，我想，让他钻研一个纯数学理论领域的艰深难题也许是最合适的。但这样也有问题。问题是世界变了，人们都变得急功近利，只想从身边得到现实的利益，对纯理论的东西并不感兴趣。这是荒唐的，荒唐的程度不亚于我们只在乎躯体的快乐而忽视心灵的愉悦。但我们无法改变，就像我们无法驱逐战争的魔鬼一样。既然如此，我又想，也许让他挖掘一个应用科学技术领域里的难题也许更切实而有益。关注现实的好处是你能从现实中得到力量，有人会推着你走，还会给你各种世俗的诱惑和满足；坏处是等你大功告成后，你无法以个人的意愿和方式管教你的孩子，孩子可能造福于世，也可能留祸于世，是祸是福，你无法寄望，只能冷眼旁观。据说奥本海默现在很后悔当初发明了原子弹，想封存他的发明，如果发明的技术可以像他的塑像一样一次性销毁的话，我想他一定会一次性销毁掉的。但可能吗？封存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您决定让他在应用科学领域里一试的话，我倒有个课题，就是探寻人脑内部结构的奥秘。洞悉了这个奥秘，我们就可能（可以）研制出人脑，进而研制出崭新的人，无血肉的人。现在科学已经把我们人身上的很多器官都制造了，眼睛，鼻子，耳朵，甚至连翅膀都制造了，那么造个人脑又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实上，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就是人脑的再造，是人脑的一部分，神机妙算的一部分。既然我们已经可以制造这部分，其他的部分想必也不会离我们太远了。然后您想一下，如果我们一旦拥有无血肉之人，铁人，机器人，电子人，其应用性将会有多么广泛而深刻！应该说，我们这代人对战争的印象已经是够深的，不到半个世纪便亲眼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我有种预感（已有一定证据证明），我们还将再目睹一次——多么不幸！对战争，我是这样想的，人类有能力使它演变得更加激烈，更加可怕，更加惨痛，让更多的人在同一场战争中死去，同一天死去，同一刻死去，同一声轰隆的爆炸声中死去，却永远没有能力摆脱它，而想摆脱的愿望又是生生不息的。类似的难堪人类还有很多，比如劳役，比如探险，比如……人类都处于纠缠不清的怪圈中无法自拔。
所以，我想，如果科学能造出人造之人——铁人，机器人，电子人，无血肉之人，让他们来替代我们去干这些非人之事（满足我们变态的欲望），想必人类是没谁会反对的。就是说，这门科学一旦问世，其应用价值将是无限巨大又深远的。然而，现在第一步必须把人脑的奥秘解破了，惟有如此，造人造大脑，进而造人造之人的工作才有望展开。我曾决计用我尚有的半辈子来赌一赌解破人脑奥秘科学，殊不知，赌局刚摆开就不得不放弃。为什么放弃这是我的秘密，总的说我不是由于困难和害怕放弃的，而是出于族人（犹太人）的殷切愿望。不用说，这些年我一直在为我的同胞干着一件非常紧要又秘密的事情，他们的困难和愿望感动了我，让我放弃了理想。如果您对此有尝试的兴趣，这就是我说这么多的目的了。
然而，我要提醒您，没有金珍，你成功不了的。我是说，如果金珍无法逃脱死于顽症的下场，您也就死了心别去碰它了，因为这不是您的年龄碰得起的。而有了金珍，也许您在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人世间最大的奥秘——人脑的奥秘。相信我，金珍着实是人中解此奥秘的最理想人选，简直是天造地设的，是上帝约定的。我们时常说，梦是人精神中最神秘难测的一部分，而他在幼年就与它朝夕相处，日积月累了一套精湛的解梦之术。换句话说，他从醒事之时起，就开始在为解破人脑奥秘的事情作无意识的准备了。他是为此而生而长的！
最后，我想说，如果上帝和您都乐意让金珍来一搏人脑奥秘科学，那么这些书想必是用得着的，否则，如果上帝或者您不允许金珍这么做，那么就把它们转赠给学校图书馆吧，也算是我在贵校驻足12年的见证和纪念。
祝金珍早日康复！
林·希伊斯于诀别前夕
小黎黎是坐在纸箱上一口气阅完全信的，风拂动着信笺，被风吹歪的雨丝间或地落在信笺上，像是暗示风雨也在偷窥此信。不知是夜里没休息好的缘故，还是信中的内容触动了他内心惊愕的一隅，老人阅罢信许久没有动静，只是端坐着，目光痴迷地散落在空虚中。过了好久，他才醒悟过来，然后对着漫漫的风雨突兀地道了一句：
希伊斯，你好走，一路平安啊——
【容先生访谈实录】
希伊斯决定走，是跟他老丈人被镇压的事情有直接关系的。
都知道，希伊斯走的机会随时摆在他面前，尤其是二战结束后，西方很多大学和科研机构都希望他加盟，聘书随着节日贺卡一道堆满了他的书桌案台。但我从很多事情中看到了他不走的信念，比如他带回来的一棺材书，后来又把三元巷原来租赁的房子连同整个小院都买了，中文在他的努力下也越说越好，甚至有阵子他还申请入中国国籍（未遂）。据说这跟希伊斯老岳父关系很大，他老岳父是个举人的后代，有万贯家产，在当地是个独一无二的大乡绅，对女儿这门洋亲，他是一百个的不同意，迫不得已同意了，又提了很多苛刻要求，比如不能把女儿带走、不能离婚、要学会说中国话、孩子要随母亲姓，等等。这从一定意义上说明乡绅并非开明人士，大概是属于那种得理不让人、得势要欺人的鼠头之辈。这样的人当乡绅不免要行恶积下冤愤，加上日伪政府期间他还在县政府担过要职，跟鬼子有些暧昧的往来，解放后人民政府把他作为重点镇压的对象，经过公审，判了死刑，关在牢房里，准备择日执行枪决。
行刑前，希伊斯曾找过不少知名的教授和学生，包括父亲和我，希望通过联名给政府写信，以保老丈人一命，但无人响应。这件事一定伤透了希伊斯的心，但我们也没办法。说真的，我们不是不愿意帮忙，而是帮不了，当时的情况不是一两个呼吁或什么行动可以改变得了的，父亲曾为此去找过市长，得到的答复是：
只有毛主席才能救他。
就是说，任何人都救不了他！
确实如此，像他这样有民愤和劣迹的地主恶霸，当时一概是人民政府进行重点镇压的对象。这是时势和国情，没人能改变的。希伊斯不了解这些，他太幼稚了，我们没办法，只有伤害他了。
但是，谁也想不到，希伊斯最后居然通过X国政府的力量，将已经眼看着要行刑的老岳父从枪口下要走了。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尤其是在当时X国与我国明显的敌对关系的情况下，要促成这件事的难度可想而知。据说，X国曾为此专门派出外交官员亲临北京，与我国政府举行谈判，可以说，事情最后果真是惊动了毛主席——有人说是周恩来，反正肯定是当时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真正是不可思议啊！
谈判结果是他们要走了希伊斯老岳父，我们要回了两名被X国严禁回国的科学家，感觉是该死的老乡绅成了他们X国的国宝似的。当然，老乡绅对X国来说什么也不是，当中起作用的肯定是希伊斯。换句话说，为成全希伊斯之愿，X国已经有点不惜重金的意思。那么，问题是X国为什么要对希伊斯这么好？难道仅仅因为他是世界著名数学家？这中间肯定有什么很特别的因素，至于到底是什么，我现在也不得而知。
救出老岳父后，希伊斯就带着一家子亲人和亲眷，去了X国——（未完待续）
希伊斯走的时候，金珍还住在医院里，但似乎已度过了危险期，医院考虑到日渐庞大的医药费，根据病人申请，同意让他出院回家休养。出院的时候，是容先生陪老夫人一道去医院接的，接待她们的医生想当然地把两位中的一位当做了病人的母亲。但看两位的年龄，作为病人的母亲，一个似乎是老了一些，一个又似乎是年轻了些，所以冒昧地问两位：
“你们谁是病人母亲？”
容先生还想解释，老夫人已经干脆而响亮地答上了：
“我——！”
然后医生向老夫人交代道，病人的病情现在已基本得到控制，但要彻底痊愈，起码还需要有将近一年时间。“这一年时间里你要把他当虾一样地养，像十月怀胎一样地伺候，否则随时都可能功亏一篑。”
从医生一项项明确的交代中看，老夫人觉得他的说法其实一点不夸张，具体说可以立出如下三条：
1.食物要有严格的禁忌；
2.夜里要定时唤他起来小便；
3.每天要定时定量给他吃药，包括打针。
老夫人戴上老花镜，把医生的交代一条条记了，又一遍遍看了，反复地问清楚了。回了家后，又喊女儿从学校找来黑板和粉笔，把医生的交代都一一写上了，挂在楼梯口，这是每天上下楼都必然目睹的地方。为了定时喊金珍夜里起来小便，她甚至和老伴分床睡了，床头配备了两只闹钟，一只是半夜闹的，一只是早上闹的。早上那次小便喊过后，金珍继续睡他的觉，老夫人则要为他准备一日五餐的第一餐了。虽然烧饭本是她最擅长的，可现在却成了她最困难又没信心的事，相比之下，因为有做针线活的底子在那儿，学会打针对老夫人来说并不是件难事，只是开始一两天有些紧张和反复而已。但是在餐饮事宜上，一个奥妙的咸淡问题简直是把她折腾苦了。从理论上说，金珍这个时候对盐复杂而精到的要求，就是他神秘而真实的生命线，多可能功亏一篑，少又不利于他早日康复。来自医生的叮嘱是这样的：病人疗养期间对食盐的需求量是以微量开始，逐日增加。
当然，如果说一个人每天对盐的需要量像粮食一样是秤斤论两计的，那么问题也不是太难解决，似乎只要有一把精确的秤就可以了。现在的问题显然没有这么好解决，老夫人找不到一个现存又明确的标准，似乎只有靠自己用耐心和爱心来摸索，最后老夫人带着做好的几道咸淡不一的菜走进了医院，请主持医生一一尝试。在此之前，她事实上把每一套菜的用盐量都以粒为单位记录在纸上，然后在医生明确肯定某一道菜的基础标准上，她一天五次地戴着慈祥的老花镜，把细小又白亮得晃眼的盐粒当做药片一样，一粒粒地数着往金珍的生命里投放。
小心翼翼地投放。
像做科学试验一样地投放。
就这样，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月复一月，用功和耐心的程度远在养虾之上，也不在怀胎之下。有时候，她会在连续辛劳的间隙里，下意识地掏出金珍写下的血书看看——这本是金珍的秘密，她在无意间发现它后，不知为什么就将它没收了。也就是说，现在这份书写时间不详的血书成了老少两人的秘密，也成了两颗心紧密相连的某种明证和暗示。每次，老夫人看过它以后，就会更加肯定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因而也更加激励她继续不停地往下做。这似乎注定金珍必将迎来康复的一日。
翌年春节过后，金珍出现在久违的课堂上。
第二篇承
十
希伊斯人走了，但心似乎还留了一片下来。
在金珍像虾一样被精心宠养的日子里，希伊斯曾跟小黎黎联络过三次。第一次是他到X国不久，是一张印制精美的风光明信片，上面只有简单的问候和通信地址。地址留的是家里的，所以，也无从知道他在何处就职。第二次是第一次的不久之后，是一封他收到小黎黎去信后的回信，说他知道金珍已在康复中很高兴什么的，至于小黎黎在信中问起的有关他在何处就职的问题，他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是在一个科研机构工作，什么科研机构，他具体在干什么，都没说，好像是不便说似的。第三次是春节前，小黎黎收到一封希伊斯在圣诞夜写出的信——信封上有充满喜气的圣诞树图案。在这封信上，希伊斯向这边提供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的信息，说他刚从一位朋友的电话里获悉，普林斯顿大学已组织几名科学家，正在研究人脑内部结构，科研小组由著名数学家保罗·萨缪尔森领衔挂帅。他写道：“这足以说明该课题的价值和魅力所在，非我希伊斯之空想……据我所知，这也是目前世界上惟一问津该课题的一方组织。”
所以，在假设金珍已经病愈的情况下（事实也差不多），他希望这边尽快把金珍送去那里学习。他表示，不管这边搞不搞人脑研究课题，金珍都应该出去深造，并劝小黎黎不要因为某些短暂的利益或困难取消金珍赴美计划。或许是担心小黎黎因为要搞人脑研究而刻意把金珍留在身边，他甚至搬出一句中国俗话——磨刀不误砍柴工——来阐明他的想法。
“总之，”他写道，“过去也好，现在也好，我所以那么热衷金珍去美国留学，想的就是那里是人类科学的温床，他去了，会如虎添翼的。”
最后，他这样写道：
我曾经说过，金珍是上帝派来人间从事该课题研究的人选，以前我一直担心我们无法给他提供应有的环境和无为而为的力量，但现在我相信我们已替他找到了环境，也找到了来自空气中的力量，这就是普林斯顿大学。正如你们国人常言的关于某人买酒他人喝的幽默一样，也许有一天人们会发现，保罗·萨缪尔森他们现在殚精竭虑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一个中国小子喝了几声必要的彩而已……
小黎黎是在学生的课间休息时间里拆阅此信的，在他阅信期间，窗外高音喇叭里正在高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时代金曲，在办公桌上，放着他刚刚阅完的报纸，头版头条通栏横着一条标语样的巨幅标题——美帝国主义是只纸老虎。他一边听着激越的歌声，一边看着粗黑的标题，心里有种时空倒错的感觉。他不知如何给远方的人回信，似乎还有点怕，好像有神秘的第三只眼在等着看他的回信似的。这时候，他的身份是N大学名副其实的校长，还是C市挂名的副市长。这是人民政府对容家世代崇尚科学、以知识和财力报国精神的高度赞扬。总的说，容家第八代传人容小来——小黎黎——现在正在重温他祖上曾经一再领略过的荣耀的岁月。这也是他一生中最荣耀的岁月，虽说他并非专营荣耀之辈，似乎也没有忘我地陶醉在其中，但面对这份失散已久的荣耀，他内心本能保持着足够珍惜的心理，只是过度的知识分子的东西常常让人觉得他似乎有些不珍惜而已。
小黎黎最后没给希伊斯回信，他把希伊斯的来信，连同两张弥漫着志愿军与美国士兵在朝鲜浴血激战的硝烟的报纸，还有给希伊斯回信的任务，都丢给了金珍。
小黎黎说：“谢谢他吧，也告诉他，战争和时势已经封死了你的去路。”
小黎黎说：“他一定会感到遗憾的，我也是，但最该遗憾的是你。”
小黎黎说：“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你的上帝没有站在你一边。”
后来，金珍把写好的信请他过目时，老人似乎忘记自己曾说过的话，把一大段表达他遗憾之情的文字勾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又转换到金珍本人头上，最后又交代说：
“把报纸上几篇相关的报道剪了，一同寄去吧。”
这是1951年春节前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