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
走在机场上,她想起自己小时候度完假返回时的情景。她母亲一看到自己家的房子,总会说出那句话:“外出不错,但回家更好。”在这最不平常的时刻,母亲的话涌上了她的脑际。
一个身穿急救护士队下士军服的年轻女子在等她,开一辆大马力的捷豹预备将她送到伦敦。“真是奢侈啊。”弗立克说着,坐到车里的真皮座椅上。
“我直接带你到果园宫,”司机说,“他们在等着听你的汇报。”
弗立克揉了揉眼睛。“老天,”她寻求同情般地说,“他们不觉得我得睡会儿觉吗?”
司机没有搭茬,而是问道:“任务执行得很顺利吧,少校?”
“全他娘砸。”
“对不起,什么?”
“全他娘砸,”弗立克重复了一句,“这是句缩略语,也就是情况全他娘的搞砸了的意思。”
那女子不说话了。弗立克觉得自己的话让她尴尬。不错,她沮丧地想,终究还有受不了这种军营粗口的女孩。
当汽车快速通过赫特福德郡的斯蒂夫尼奇和奈柏沃斯村时,天已破晓。弗立克看着窗外掠过的房屋和屋前园子里的蔬菜,看见乡村邮局那脾气欠佳的女局长在没好气地施舍小额邮票,还看见各式各样的小酒馆,那里面尽是温乎乎的啤酒和快散架了的钢琴。纳粹没能打到这么远的地方,真让她深深感到庆幸。
这种感觉让她更加铁了心回到法国去。她要寻找机会再次袭击城堡。她想到那些留在圣-塞西勒的人们:阿尔伯特,年轻的贝特朗,美丽的吉娜维芙以及其他或战死或被俘的战士们。她想到了他们的家人,这些人正在被失去亲人的痛苦和焦虑所折磨。她痛下决心,绝对不让他们白白牺牲,一切付出终究要求得到结果。
她应该立刻投入行动。马上让她作汇报更好,今天她就有机会提出自己的新计划。特别行动处的人一开始会谨慎对待,因为谁也没有派过清一色都是女性的小组执行这类任务。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阻碍。不过干什么事情都会有阻碍的。
他们到达伦敦北部郊区的时候,天已经大亮,到处是起早干活的人,邮差和送奶工在递送货物,火车司机和公交车售票员正徒步赶去上班。战争的迹象随处可见,反对浪费的招贴画,屠夫的窗口挂的“今天没有肉”的牌子,一个开着垃圾车的女人,整排被炸成废墟的小房子。但这里没人会拦住弗立克,没人会要她出示证件,没人会把她投入牢房,拷打她交出情报,再把她用拉牲口的卡车送到某个集中营,一直待在那里饿死。她感到卧底生活那种高度紧张正慢慢缓解,她往后倒在汽车座椅上,闭起了眼睛。
她醒来的时候,汽车已经进了贝克街。车子走过了64号。特工一般不进总部大楼,万一受到审问,他们便不会透露其中的秘密。事实上,很多特工都不知道它的地址。汽车转到了波特曼广场,在那座公寓楼——果园宫外面停了下来。
司机跳下车,为她打开车门。
弗立克走进里面,去找特别行动处的那一层。见到珀西?斯威特时,她一下子来了精神。这是一位五十岁的男子,秃头,上唇留着牙刷般的胡子。他像父亲一般喜欢弗立克。他穿着便装,两人都没有敬礼,特别行动处的人都没耐心讲究军事礼节。
“看你的脸色就知道事情不妙。”珀西说。
他同情的嗓音让弗立克再也忍不住了,刚发生的悲剧骤然间压垮了她,她一下子哭了起来。珀西用胳膊搂住她,拍着她的后背。她把脸埋在他的老花呢夹克里。“没事了,”他说,“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
“哦,上帝,对不起,我怎么成了这样哭哭啼啼的女孩。”
“我希望我的手下都是你这种女孩。”珀西话里有话地说。
她离开珀西的怀抱,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请别在意。”
他转过身去,用一块大手帕擤了擤鼻子。“是喝茶还是喝威士忌?”他问。
“还是茶吧。”她打量着周围的一切。屋子的陈设破破烂烂,是1940年匆忙配置的,以后就再也没换过。一张不值钱的桌子,一块破旧的地毯,还有几把配不成对的椅子。她一下子陷在松垮垮的扶手椅里。“沾了酒我会睡着的。”
她看着珀西沏茶。他这人很有同情心,但也会十分强硬。他在一战中获过战功,二十几岁时领导过工人罢工闹事,他参加了1936年的卡波街战役【5】,与东伦敦佬们袭击了试图穿过伦敦东头犹太人街区的法西斯。他会就她的计划提出各种尖锐细致的问题,但他也会十分开明,听取别人的见解。
他把一杯茶递给她,外加牛奶和糖。“今天上午晚些时候有个会议,”他说,“我要在九点钟以前把简报送给上司。时间有点儿紧。”
她喝了一口甜茶,感觉到摄入的能量带来的快意。她把在圣-塞西勒广场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他坐在办公桌边,用尖尖的铅笔记着笔记。“我本应该放弃这次任务,”她最后说,“安托瓦内特对提供的情报有怀疑,我本应该推迟突击,给你发一条无线电通知,说我们寡不敌众。”
珀西悲哀地摇摇头说:“可是没有时间推迟。要不了几天就要进攻了。就算你向我们发出请求,我估计结果也没什么两样。我们能干什么?我们无法给你派更多人手。我想我们只能命令你不顾一切往前冲。必须作出尝试,电话交换站太重要了。”
“嗯,这倒是种安慰。”想到不必认为阿尔伯特是为了她的战术失误而死,弗立克心情稍稍好过一些了,但这并不能让死人复生。
“米歇尔没事吧?”珀西问。
“确实很受罪,不过都会恢复的。”特别行动处招募弗立克时,她没告诉他们自己的丈夫是抵抗组织的人。如果他们一开始就知道这些,他们就会去让她干别的工作了。但这一点并没有真正得到证实,只是她的猜测。1940年5月她在英国探望母亲,米歇尔像当时所有身强力壮的法国青年一样,正在部队服役,法国的沦陷让他们滞留在国外。当她以特工的身份回来时,才知道她丈夫的真正身份,那时组织在她身上已经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训练,她对特别行动处来说已经相当重要,不会只凭推测她有情感牵涉就开除她了。
“谁都不愿意从后面挨枪子儿,”珀西若有所思地说,“别人会认为那是在逃跑时中的弹。”他站了起来,“好了,你最好回家睡上一觉。”
“等一等,”弗立克说,“首先我想知道我们接着该干什么。”
“我要把这报告写完——”
“不是,我指的是电话交换站。如果它非常重要,我们就要把它敲掉。”
他重又坐下,用一双机敏的眼睛看着她说:“你到底有什么想法?”
她从背袋里拿出安托瓦内特的通行证,把它放在桌上。“有个进去的好办法。这是清洁工的通行证,她们每天晚上七点到里面去。”
珀西拿起通行证,仔细审视着它。“好聪明的姑娘,”他的话里带着一种钦佩的意思,“接着说。”
“我得回去。”
一丝痛苦的表情从珀西的脸上划过,弗立克知道他在担心她再去冒生命危险。不过他什么也没说。
“这次我要带上一组人。”她继续说,“每个人都得有这种通行证。我们代替那些清洁工进入城堡。”
“那些清洁工都是女人?”
“对。我需要一个女性小组。”
他点了一下头。“这里不会有谁提出反对意见——你们这些姑娘的确很棒。但你去哪儿找这么多女人?我们那些受过训练的人几乎都在那儿了。”
“先批准我这个计划,女人我去找。我去找那些应召特别行动处给刷下来的人,那些没有通过培训课程的,还有其他什么人,我们应该拿到那些档案,看看她们都是什么原因落选的。”
“原因嘛,不是身体上不合适,就是嘴巴太松,或者太喜欢暴力,还有的在跳伞训练时太紧张,不敢从飞机上往下跳。”
“就算都是些二等人选也没关系,”弗立克急切地说,“我能处理好这件事。”在她脑子里有另一个声音在说:你真能吗?但她不去理会它。“如果我们的总攻失败,我们就丧失了欧洲。多少年都无法夺过来,这正是一个转折点,我们得把一切应敌力量全都用上。”
“你不能靠那些当地法国女人吗,那些抵抗战士?”
弗立克早就有过这个想法,但随即被她否定了:“如果我有几周时间的话,可以从五六个抵抗组织那里抽调人力,组成一个女性小组,但是找到她们,再把她们送到兰斯要花费很长时间。”
“这还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