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进来了，但我不知道戴安娜和莫德在哪儿。她们没在自己的房间。”
“你去哪儿找过？”
“老板娘的办公室，隔壁的小教堂，街对面的酒吧。”
“噢，上帝，”弗立克慌张地说，“这两个该死的傻瓜，她们出去了。”
“她们会去哪儿呢？”
“莫德想要去里兹大饭店。”
鲁比觉得不可思议。“她们怎么会这么蠢！”
“莫德就会。”
“可我觉得戴安娜比她有脑子。”
“戴安娜在恋爱，”弗立克说，“我估计莫德让她干什么她就会干什么，她也想打动自己的情人，带她到时髦的地方，显摆自己了解各种上流世界。”
“都说爱情是盲目的。”
“眼下，得说爱情就是他妈的自杀。我简直不敢相信，但我敢打赌她们肯定去那儿了。她们以为去找好吃好住，实际是去找死。”
“我们怎么办？”
“去里兹，把她们拉回来——如果还不太晚的话。”
弗立克戴上她的假发。鲁比说：“我正纳闷你的眉毛怎么变黑了，很有效，你跟原来一点儿也不像了。”
“好吧。带上你的枪。”
在大堂里，雷吉娜递给弗立克一个信封。收信人名这几个字是戴安娜的笔迹。弗立克扯开它，见上面写着：
我们去了好点儿的酒店。我们会在早上五点钟与你们在火车东站见面，别担心！
她让鲁比看了看，然后把字条扯成碎片。更让她生气的是她自己。她从小就了解戴安娜，知道她既愚蠢又不负责任。那我为什么把她带到这儿来？她自问道。因为我没其他选择，她这样回答自己。
她们离开旅店。弗立克不打算坐地铁，因为她知道在一些车站上有盖世太保的检查站，车厢里也会遇到随时抽查。里兹大饭店在旺多姆广场，从煤炭街快走半个小时能到。太阳已经落了，夜幕快速降临。她们还必须留意时间，十一点钟就要宵禁。
弗立克想，不知道里兹大饭店的人多久以后才会向盖世太保报告戴安娜和莫德的出现。他们大概马上会发现这两个女人不同寻常。她们的证件上写的是在兰斯工作的秘书——这样的女人来里兹干什么？在被占领的法国，按说她们的穿戴还算体面，但看上去显然不是典型的里兹主顾——里兹的客人们都是来自中立国家的外交官夫人，黑市商人的女伴，或者德军军官的家眷或情妇。饭店经理本人可能不会做什么，尤其他要是也反对纳粹的话，但盖世太保在城里的每个大饭店和餐馆都安插了眼线，他们专门靠汇报身份可疑的陌生人获取赏钱。这种常识细节在特别行动处的训练中会灌输给每个学员——但整个课程要进行三个月，戴安娜和莫德只用了两天。
弗立克加快了脚步。
35
迪特尔几乎精疲力竭。为了在半天之内印制、分发这一千张布告，他又是劝说又是恐吓，把身上的所有气力都用尽了。他可以一直保持耐心，坚持不懈，必要时他也可以勃然动怒，大发雷霆。此外，头一天晚上他一直没有睡觉。他的神经发颤，头很痛，脾气愈发急躁。
但是，当他进入坐落在犬舍门、俯瞰布洛涅森林的公寓大楼时，立刻感到一股平和的气息降临在他身上。他为隆美尔做的这项工作要求他在法国北部各处旅行，所以他必须将总部设在巴黎，但弄到这么一块地方必须采用各种贿赂和恐吓手段。它的确值得迪特尔这么做。他喜欢这暗色的桃花芯木镶板、厚重的窗帘、高高的天花板以及18世纪的餐具柜中的银器。他在凉爽、昏暗的公寓里走来走去，重新认识他的那些珍爱之物：一只罗丹雕塑的手，一张德加的粉彩画，上面是芭蕾舞女在穿舞鞋，《基督山伯爵》的第一版珍藏本。他坐在施坦威小型三角钢琴前，弹奏起爵士名曲《是否老实》的散漫变奏：
没有人倾诉，只有我自己……
在战前，公寓和大部分家具属于一个来自里昂的工程师，他靠制造小型电器、吸尘器、收音机和门铃而发迹。迪特尔是从他的邻居，一位有钱的寡妇那里得知这些的，她的丈夫曾是三十年代法国的法西斯党的领导人物。她说，这个工程师是个庸俗的暴发户，他请人选择搭配合适的壁纸和古董，但搜罗这些精美的物件只是为了取悦他妻子的那些朋友。他后来去了美国，那儿的人全都庸俗不堪，寡妇说。她很高兴这套公寓现在有一个真正欣赏它的房客。
迪特尔脱掉外套和衬衣，把脸和脖子上沾染的巴黎的污垢清洗掉。然后他穿上一件干净的白衬衣，在法国式的袖口插上金链扣，选了一条银灰色的领带。他一边系领带，一边打开收音机。从意大利传来的都是坏消息。播音员说，德国人在激烈奋战，严守后卫。迪特尔推测罗马最近几天就会失守。
但意大利不是法国。
他现在要等待有人发现费利西蒂?克拉莱特。当然，他不能肯定她会经过巴黎，但除了兰斯以外，这里无疑是最有可能发现她的地方。不管怎样，他也只能做这么多了。他真希望他能把斯蒂芬妮从兰斯带来。不过，他需要让她占着杜波依斯大街上的房子。可能会有更多的盟军特工降落地面，找上门来。重要的是巧妙地把他们引入罗网。他已留下指令，他不在的时候绝不能拷打米歇尔和鲍勒大夫，他留着他们还有别的用处。
冰箱里有一瓶唐培里侬香槟。他打开瓶塞，往一只水晶高脚杯里倒了一些。然后，带着一种美好生活的心境，他在桌边坐下，读他收到的一封来信。
信是他的妻子沃特劳德写来的。
我亲爱的迪特尔：
我很遗憾我们不能在一起庆贺你的四十岁的生日。
迪特尔把自己的生日都忘了。他看了看卡地亚座钟上的日期。今天是六月三日。今天他就满四十周岁了。他又倒上一杯香槟以示庆祝。
他妻子的信封里还装有另外两封信。他七岁的女儿玛格丽特（大家都叫她茂西），给他画了一张画，画上他穿着军装站在埃菲尔铁塔前面。画里面的他比铁塔还高：小孩子都是这么夸大自己父亲的。他的儿子鲁迪十岁，写的信更像一个大孩子，用的是蓝黑色的墨水，字体精致圆润。
我亲爱的爸爸：
我在学校里表现很好，但里希特博士的教室被炸毁了。幸运的是当时是在夜里，学校里面没人。
迪特尔痛苦地闭上眼睛。想到自己的孩子们居住的城市挨了炸弹，让他实在无法忍受。他诅咒着英国空军的杀人凶手，尽管他很清楚德国的炸弹也投向英国学校的孩子们头上。
他看着办公桌上的电话，打算给家里打个电话。电话恐怕很难打通，法国电话系统超载，加上军事通话优先，私人电话可能要等好几个小时才能接通。不过他还是决定试试。他突然十分渴望听到他的孩子们的声音，让自己确信他们仍然活着。
他正要去抓电话，它却抢先响了起来。
他拿起听筒：“我是法兰克少校。”
“我是黑塞中尉。”
迪特尔的脉搏快了起来。“你已经找到费利西蒂?克拉莱特了？”
“没有，但有件事情也一样不错。”
36
弗立克曾来过里兹一次，那是战前她在巴黎上学的时候。她跟一个女友戴着帽子，脸上化了妆，还穿戴了手套长袜之类，从大门走进走出，就好像她们每天都过这种日子一样。她们去饭店内部拱廊里的商店转悠，冲着那些围巾、自来水笔和香水上标着的荒唐价格傻笑。她们坐在大厅里，装作在等一个迟迟不到的人，对那些进来喝茶的女人的穿着说三道四，而她们自己连一杯白水都不敢点。那些日子，弗立克省下每个便士去买法兰西剧院的便宜票。
法国被占领后，她听说主人试图尽量把饭店正常经营下去，尽管很多客房都被纳粹头目长期包租下来。她今天既没戴手套，也没穿长袜，但她给脸上扑了粉，时髦地歪戴着贝雷帽，她指望战时来饭店的主顾有些也跟她一样，不得不在装扮上马虎一点儿，得过且过。
在饭店外的旺多姆广场上，停着一溜灰色的军车和黑色的高级轿车。在大楼的正面，六面猩红色的纳粹旗子炫耀般地在微风中呼啦啦摇摆着。一个戴着高帽子、穿红色长裤的门警怀疑地打量着弗立克和鲁比，说：“你们不能进去。”
弗立克穿的是淡蓝色的套装，到处皱皱巴巴，鲁比穿着一件藏蓝色长衣，外加一件男式雨衣。她们穿的不是在里兹大饭店用餐的衣服。弗立克试着模仿法国女人被下等人激怒时的傲慢样子。她把鼻子往上一扬，问：“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