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Ⅲ 一个人呐喊,不如有组织行动

1934年的时候,扬州发生了一个案子。主人公姓易,叫易君左,在民国算一个挺有名的文人。解放后他去了香港,他的书也没有在大陆发行,所以渐渐地大陆就没人知道他了。这个人是一个品行不是很好的御用文人,1932年跑到扬州闲住,写了一本书叫《扬州闲话》,书里对扬州人的描写充满了轻蔑、调侃和轻佻的口吻。比如说扬州人说话啰嗦,说扬州妓女多、姨太太多。为什么呢?因为扬州水多,水边种的都是杨柳,所以扬州女人就是水性杨花。

他把这几句话写到书里,还由著名的中华书局出版了,扬州人顿时就炸开了锅。扬州的妇女界、商界,包括黑社会,都要跟这个姓易的玩儿命。各界都联合起来,最后上诉到法庭,告他和中华书局。这个案子其实也没什么悬念,事实就是他确实歧视了扬州人。所以法院很快就判下来,判易君左先赔800大洋,还要给扬州人做公益事业;判中华书局销毁这本书,并且永不再版。

@3313064:首先,只要存在族群就存在地域歧视,不仅仅是河南人中枪。我是广东人潮汕地区的,其他省份的人到了广东首先说的就是潮汕人多狡猾厚,说广东人多封建迷信等等。我们广东人说四川、湖南、湖北、东北人性格暴躁,甚至杀人不眨眼等。甚至连隔壁村语言和自己的不同都要歧视下。这个歧视是只要存在族群就会存在异端。只是看自己个人怎么看。我的观点是:是人就有劣根,哪里人都一样。

这个案子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针对地域歧视,这种有组织的维权往往是最奏效的方法。就像今天的美国,在很多有黑人的场合,白人甚至会自动审查自己的言行和神态,看是否会带有歧视。虽然心里可能还有歧视的影子,但是作为一种政治上被禁止的法案,白人已经不敢歧视黑人了。而这个法案正是黑人通过有组织地维权获得的。

2005年中国深圳也出了这么一个案子,深圳警察局挂了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当时有两个河南人就怒了,直接把这个警察局告上了法庭,最后警察局不得不道歉甚至赔偿。

可是这个案子和刚才易君左的案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1934年易君左道歉是对全部扬州人道歉,而深圳的这个警察局,道歉的对象只是这两个河南公民本人。我们假设时光倒流回到2005年,河南籍的工商联、省政府,包括其他的民间组织,联合起来通过法律途径和深圳公安局打这场官司,那么判决结果可能就是深圳市公安局得向所有河南人民道歉。

@Jason_Cen:看完这篇之后的感想:人们对外界的认识表达确实是简化的,总是以某种特点来形容某一事物,却不是详细描述。这就像名词一样,给事物上一个标签等。只不过地域歧视是夹杂着自己的认知和听者的认知不同而形成的矛盾,根据每个人的气度造成各种的结果而已。说白了,就是个人气量的问题。而且每个人的气量会根据事物的不同而升降,只能说整体上的,所以又回到了简化的问题上。每当我想起宇宙的浩瀚,地球的渺小的时候,真心认为:何必为了计较这么小的事情而给自己和别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呢?难道就是为了那区区的优越感还是什么的?要是说者无心,听者无意的话,也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了。

而这样的示范效果一旦产生,以后的地域歧视是不是就会少一点呢?

罗胖推荐文章:《1934:扬州案中的歧视》

作者:章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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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破解地域歧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自身着手。要么把自己的人格扩大到无边弗界,要么把自己的人格收缩得非常独立。


[1] 出生于英国的历史学家,主要研究中国历史。1993年起担任耶鲁大学历史学的斯特林教席。史景迁是他自取的中文名,“景迁”二字的意思是景仰司马迁。他被公认为是16世纪以来的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他在历史塑造现代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方面有详尽的写作。他备受好评的《追寻现代中国》已经成为近代中国史的标准教科书。

[2] 出生于奥地利,后入英国籍。数理逻辑学家、语言哲学的奠基人、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语言学派(大约相当于分析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主要著作《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分别代表了横贯其一生的哲学道路的两个互为对比的阶段。

[3] 《西铭》原名《订顽》,为《正蒙·乾称篇》中的一部分,张载曾将其录于学堂双牖的右侧,题为《订顽》,后程颐将《订顽》改称为《西铭》,才有此独立之篇名。此篇之核心思想在于:以乾坤、天地和父母(含男女、夫妇及家庭)为一体,以乾坤确立起感通之德能,阐明此德能如何从个体之身位向家庭或家政展开,并推达到天下。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

[4] 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为T·S艾略特特别推崇。曾在欧洲大陆游历,也曾是宫廷中潇洒倜傥、前途无量的绅士。伊丽莎白时代的诗歌大多讲究雕饰,意象华丽。多恩通过使用一种更注重智力的比喻,激情与推理融为一体,给诗歌重新注入了活力。他创造了极为凝炼意象,这些意象通常包含着一种戏剧性对比的因素。1598年,他被任命为伊丽莎白宫廷中最重要的一位爵士的私人秘书。1601年,他的人生出现了重大转折。他与一位17岁少女秘密结婚。虽婚姻美满,但他上层的朋友们对他耿耿于怀,不肯原谅他。那些爵士们解除了多恩的职务,并命人逮捕、拘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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