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沛流离的大内档案
从这一集开始我们一共用两集的时间，跟大家聊一聊戊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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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
据说爱因斯坦逃到美国之后，纳粹德国继续组织对他的批判。因为他是犹太人嘛，一定要把他的相对论批倒批臭，于是组织了大量的德国物理学家开座谈会，写联名信等等。结果爱因斯坦隔着大西洋甩了一句特别硬的话出来，他说：\"批倒相对论哪用得着那么多人，太浪费了，一条证据就足够了。”我想这句话也反衬出今天我们历史学的一种困境。因为物理学真的是一条足够有力的证据就可以说服所有人，而历史则不是这样。因为有的时候，研究历史不是逐渐逼近真相的过程，而是众人的意志联合起来遮蔽真相的过程。就像昨天，我说到汪精卫很多人就不高兴了。
先说点儿题外话。这个近代史啊是特别有意思的，好像历历在目、近在眼前，而且事实都是那么确凿。但研究近代史的史家的困惑恰恰在于：史实是不清楚的。就拿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戊戌变法来说，1895年从6月到9月下旬就那么100多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1995年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内史学界关于戊戌变法的会议上，朱维铮教授就讲到：其实这100多天发生了什么我们是不知道的，眉目非常模糊。那原因是什么呢？不是因为资料少，恰恰是因为资料太多了。
越早的中国古代史，留下的史料就越稀少。那怎么办呢？我们只能信当时我们认为应该可信的人。比如说司马光，我们只能相信老人家应该不会说谎话。他应该用自己的学术功底对很多资料进行了判断和甄别。没办法，因为资料少嘛。
可是近代史不一样，很多史料和说法都是因为当事人出于各种各样的个人利益、意识形态争论的原因，都在扭曲事实造成各种各样的“罗生门*”。
“罗辑思维”虽然不是什么讲历史的节目，但是好歹要尽可能让大家逼近真相嘛，那我替各位读书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尽可能去找那些接近第一手史料的作者写出来的书。
关于戊戌变法我也看了几百万字的内容，我自己都看糊涂了，几乎每一个史实至少都有两套说法，甚至是好多套说法，也不知道该信谁。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说一个地方：北京故宫西华门内，有一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那里面就存储了大量清代的大内档案。
说到这个大内档案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件。清代有将近300年的历史，他们把大量的皇帝的谕旨、大臣的奏折保存起来形成了大内档案。这些档案在清代的时候那是皇家的秘密，是不对外开放的。但清政府一倒台这批档案立即就变成了废纸。1921年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因为经费紧缺，把这些档案当废纸卖了。八千麻袋的档案卖给了前门外一个收废纸的商铺，卖了四千大洋。
小编补充：“罗生门”原为佛教禅经中的故事。后来佛教传入日本后，与日本当地传说融合，有了“位于人间与地狱之间的城门”的含义。到了现代，“罗生门”的词义进一步延伸。由于“罗生门”这一词诞生时便有“生死徘徊”的意味，故而后来演化成指“当事人各执一词，各自按自己的利益和逻辑来表述证明，同时又都无法拿出第三方的公证有力的证据，结果使得事实真相始终不为人知，事实结果一直在‘真相’与‘假象’之中徘徊，最终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与反复，从而无法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事件或状态。
有一个人叫罗振玉一看说，哎呀！这些东西太宝贵了！所以用翻了三倍价格又把这批大内档案给抱回去了。后来因为他自己财政状况也发生了点儿问题又辗转卖掉了。最后又被卖到当时的政府手里，当时的政府也拿这个没有办法。没有经过任何整理直接用麻袋装了，而且在几十年的历史过程当中，被销毁、被偷窃的情况时有发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这八千个麻袋还堆在午门的那个城楼上。建国之后，政府派了大量的历史学者、研究生对它进行了整理，现在这批档案就放在了第一历史档案馆供后人去查阅。这批档案被称为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三大发现之一。三大发现就是甲骨文、敦煌经卷和大内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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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
有朋友问我，你最喜欢的情歌是什么，我想了半天应该是齐秦齐豫合唱的《印象刘三姐》里的主题歌《连就连》，你听这词儿啊“连就连，我俩结交定百年，哪个九十七岁死呀，奈何桥上等三年。”这首词真是好，就是因为他是没话找话，是情急无奈之下，表达方式极度缺乏之下捕捉的生造出的一个情景，哪个九十七岁死，你得在奈何桥上等我三年。相比现在的爱情表达方式的翻新无奇不有，那倒反而是真情流露啊。有的时候没词了反而是真情，有的时候则正好相反，没词了就是笨，就是活在过去。
我很佩服的一位近代史研究学者茅海建说：这个档案馆现在条件越来越好，阅档也不收费了，开水免费提供了，你去阅档还免费给你订午餐。但是他发现去真正查阅档案的人越来越少，这八千麻袋档案被利用的特别少。他也带着一丝感慨说：现在研究生、博士生的数量每年都在增加，光每年生产的有关近代史论文就好几千篇，著作上百部，但是他在档案馆的阅档室里看到的来自国内的研究人员是越来越少。门前冷落鞍马稀。只有到什么时候人多呢？寒暑假的时候。而来阅档的是什么人呢？是日本人。
言归正传啊。近代史的难题恰恰不是史料的缺少，而是史料太多了，以至于每一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到底我们该信谁？
我们的中学历史教育，几乎把所有的事实都给了一个描述，这些描述是来自于谁呢？来自于在后世握有话语权的那些人。我们知道中国近代史是一个意识形态斗争非常激烈的战场，那谁站在后世认为是正确的、进步的、革命的一方，他基本上就拥有了对事实的描述权力。
所以，今天我们对于戊戌变法的一整套看法，几乎都来自于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师徒二人的说法。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当你细细地去辨别的时会发现，好多细节都有问题。比如说“公车上书”这件事到底有没有？袁世凯到底有没有告密？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间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后党和帝党在争权夺利？所有这些，你真的细细考察，你会发现都有问题。但是，好多细节我们留到下一集去说，这一集我们主要去琢磨一下康有为这个人。
权力控康有为
康有为这个人特别有意思，当然他心怀报国之志，有一套匡计天下的方案，他肯定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但如果你从翻案史学的角度来看，他的私德是有问题的。比如说，虽然他天天讲男女平权，但一生纳妾无数、嫖娼无数。但是这也不奇怪，也不能在这方面说他什么。
关键他有点儿控制欲。比如他说他拿了所谓的“衣带诏”去海外筹款搬兵救驾这件事，后来被证明是假的，光绪皇帝没有给过他什么。但他就说他有，天天在海外华侨当中募款，扬言要回去救皇上。但是他拿着这些钱干什么了呢？这些钱供他去过一种相对来说并不节俭甚至是有点儿奢侈的生活，比如拿钱给自己盖小洋楼。
他在海外组织的保皇党*基本上已经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到了民国快要创建的时候，康有为这个小集团已经有点儿不像话了。比如华侨如果想回国内投资，那就得经过他同意。他同意通常都要附着一点儿要求，比如说“我要入股”。如果没经他同意你回国投资，他甚至能够派暗杀者回来把你干掉。
小编补充：保皇党源于清朝晚期，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成立的保皇会。他们主张从慈禧太后手中营救光绪帝重掌大权以恢复变法维新、实现君主立宪制，与主张排满革命的革命党人针锋相对。
历史过去了100多年，我们再去苛责古人意义不大。但是至少可以看出来康有为是一个控制欲非常强的人。当然历史就是这样，很多在历史上留下丰功伟业的人往往都不是正常人，多少性格是有点儿问题的。
轴人康有为因轴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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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蠢
今天说个编排出来的故事。话说二战之前丘吉尔和希特勒在一个花园里见面，突然看到一个水池，丘吉尔就提议咱俩打个赌，看谁能不能不用回屋取工具就能把水里的鱼捉出来。希特勒一想我带着枪啊，二话不说拔出手枪去射击，结果一发都没打中鱼，这个时候只见丘吉尔不慌不忙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汤匙，把鱼池中的水一匙一匙的往外舀。希特勒大喊，你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丘吉尔笑嘻嘻的说，不要急，这个确实慢，但最后的胜利肯定是我的。有的时候从周边问题入手，一点一点的去制造一个问题容易去被解决的有利环境恰恰是最好的捷径，相形之下直接奔着问题去反倒很愚蠢。
康有为最大的性格特征就是轴，不是一个轴人他也干不出那些事儿。一个举人天天上书要求变法，最后还能够掀起那么大的一个波澜，就像我这种性格的人能办得到吗？办不到的。
但轴也救了他，比如说他从北京经天津到大沽口准备上船逃跑的时，他本来要坐一条中国船走，可是中国船不巧要晚十几个小时。他就生气不坐这个船了，准备第二天坐英国的船！他的仆人就劝他说你就坐这船吧！这么多行李都扛来了，难道再扛回天津？但康有为就是不行！他就是这样，一个主意定了之后就非得照这干。逼着他的仆人把行李又扛回了天津住了一天，第二天坐了英国船才走。可是恰恰这一点救了他，如果当时他坐了中国船，就会被清兵追上抓起来。所以，轴人有后福啊，这就是康有为的性格。
当然我们今天不去做翻案文章，到底他在私德上是不是有亏，是不是一个“坏人”就一定在历史当中作用比较小？我觉得历史不能简单地这样看。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康有为关于戊戌变法的很多说法不见得是真的。
可当时康有为的对立面慈禧老太后和清政府为什么不出来澄清呢？这就是历史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当政者在他权力的这片疆土上可以控制舆论，从这点看好像他是强者。但其实恰恰相反，从一个相对中长期的历史去看，当政者恰恰在舆论制高点的争夺战上是弱势的。你说朝廷能怎么说？他们能做的无非是发谕旨、布告天下。可是他说的没人信啊，本来你在政治上就已受到质疑，你的言论的公信力已经开始动摇，你说谁会信呢？所以这事搞得清廷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但康有为在海外的大名，跟清政府对他的那种痛恨是有关的。康有为的策略非常高明，他给外国人讲的是这么个故事：中国分成两种势力，第一种势力叫慈禧，这是恶魔；另外一种势力叫光绪，这个是神仙，是光明伟大的力量。所以他给自己留下了非常好的一个解释空间。第一解释了他的祖国为什么恨他；第二，他为今后东山再起预留了空间，又给自己所有在海外的筹款以及其他政治活动获得了一种正当性。所以康有为反而是得利者，也就是说清政府越骂他，他越得利。因为康有为能把这个故事说圆了，而清政府缺乏把这个故事表达得特别好的能力。
当然，康有为最后的政治身价也开始没落。什么时候呢？就是到慈禧死了之后。1909年，清政府自己已经搞立宪改革了。一个政治上的反对派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他反对的那个人成了他的同志，这样他的身价一下子就暴跌了。而这时候清政府的摄政王载沣*又采取了特别聪明的策略。载沣吸取了慈禧太后的经验，他对康有为的政策就两条：第一条，不骂你；第二条，不理你。康有为这时候已经对清政府抛媚眼了，成立各种协会预留总裁之位让载沣去当，载沣哪会睬他呢？这时候康有为就没招儿了，所以这就是历史有趣的地方，双方在争夺话语控制权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很短的时间内是谁有权力谁赢。但是在一个中长期的时间内，你会发现谁有权威、谁站在时代进步的一方谁赢。而站在更长的时间内，你会发现，时间迟早会把真相给到我们的公众。
宣统皇帝溥仪的父亲载沣
所以这就让我想起了布莱希特的一句话：真理是谁的孩子？真理是时间的孩子，真理从来就不是权威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