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整整一年时间，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艺术学院的部分学生，开设了一门课程，内容是中国文化史。这门课程的进行方式比较特殊：第一，师生之间有很多讨论；第二，全部课程都由香港凤凰卫视播出；第三，根据课堂录音出了这本书。
说起来，各个大学里都已经有了这样的课程，我为什么要另开一门呢？理由是，一般大学里的这类课程，都力求规范化、均质化、平衡化，而我们的课程恰恰是想突破这一切，只探讨一个现代人应该对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保持多少记忆。这样一探讨，就牵涉到一系列文化理念，因此所有的课程似乎又变成了一门“文化哲学”。
这种探讨，还需要测试当代大学生在这方面的已有记忆。这不仅仅是在测试大学生，也是在测试中国文化，看看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占据了后代的心。为此，我们的课程就要花费时间进行一次次问卷调查，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话题。
所有的话题都是我设计的。我故意把中国文化史的早期部分大大加重，因为我认为它们是全部中华文化的奠基元素；我故意在某几个古人身边反复流连，因为我认为他们是中华文化在不同时期的魂魄所在，至今还活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我又故意在某些漫长的历史走廊里快步走过，因为我认为那里的故事只属于故事，出于古代宫廷史官和现代说书艺人的谋生需要，不必让很多人长久记忆……这些话题设计，与我的著作《寻觅中华》有一种呼应关系。但是，活跃的课堂讨论就像一个磁场，把我这个当老师的深深迷醉了。对我来说，写作是一种享受，主持这样的课程更是一种大享受。
每次课程结束之前，学生们都会随口问几个与课程无关的问题，大多是当下发生的事情，在网上产生了动静。我不上网，因此回答起来不必考虑别人意见，只单刀直入，数语相迎。这种由陌生感造成的痛快感，使学生们很高兴，于是就一直问下来了。我和学生们都觉得可以把这样的问答选一部分放到书里，因此读者们可以顺便看到全书最后的“闪问”。无论是“闪问”还是“闪答”，都是力求其快，在快中寻找直觉反应。直觉反应常常会出错，但我又相信，这部分很可能在全书中最受读者欢迎。
回想起来，这真是充满愉快的一年。年轻人的敏捷、轻松、好学，让我对中国文化的前途增添了几分乐观。我曾经说过，在这之前，我的文化心态是比较悲观的。我遇到过太多的中国文化人，把极端当做深刻，把嫉妒当做正义，把诽谤当做评论，把挑唆当做舆论，致使文化的毁损机制远远超过了文化的创造机制。而且，我还分明看到，不少年轻人正在纷纷加入那种文化毁损机制，并参与对文化创造机制的围啄。通过这一年，我实实在在地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令人沮丧。我想，如果我眼前这些可爱的年轻人能够获得更多的正面鼓励并产生集体从众效应，中国文化也许会有一个说得过去的未来。
自从我们的课程在电视台播出之后，从第一个月开始，就有很多观众来信要求出书；从第二个月开始，参与课程的一些学生已经成了“亚明星”，有不少观众能够随口说得出他们的名字。一位台湾教授问我：“男学生都那么帅气，女学生都那么漂亮，是不是你特意挑选的？”我说：“没有挑选，这是青春的自然美色。当这种青春美色与老旧话题连在一起的时候，产生了一种令人惊讶的吸引力，把您老人家也吸引住了。”
文化能够滋润生命，生命也能够滋润文化。中国文化，本应与更多的青春生命产生互动。
有很长时间没见到这些可爱的学生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应该已经走上工作岗位了吧？记得最后一课结束时我曾对他们说，今后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工作上如果遇到什么麻烦而我又帮得上忙的，尽管来找我。他们笑着说，一定来找。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来找过我。我想，他们遇到的麻烦一定是少不了的，不来找，是因为懂事。
我很想念他们。
余秋雨
二〇〇九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