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白雪少年

就像一片白雪, 乍看什么都没有, 可是却有无限的生机在其中蕴藏和萌动, 等待着春天。 这是作为少年, 最珍贵的地方。

兵卒无河

小时候,我家搬住到乡镇角角一条破败的巷子中,那里住满了收入很低的人,他们生存的方式是与命运来赌生活。

巷子里的人都咬紧牙关与生活拼斗着,他们虽然不安命,却像一条汇成的河流,安份地让岁月的苦难洗炼着。因此,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妓女户的保镖,大家都有意无意地与他保持距离,大人们眼前不说,背后总是嘀咕着:“都中年的人了,还干什么保镖?”小孩见到他则像着瘟,远远地龟缩着。

保镖的名字叫旺火,旺火是巷仔内堕落与丑恶的象征,他像一团火烧得巷中人心惶惶,他干保镖的妓女户与巷子离得不远,所以他每天都要在巷里来回几趟。我搬去的第二天就看清他的脸了,脸上的肌肉七缠八交的突起,半张脸被未刮净的胡渣子盖得青糊糊的,两边下颚骨格外大,好像随时要跃出脸颊外,戳到人身上一般。

在街坊间溜达,我隐约知道旺火。他是年轻时就凭着两膀子力气在妓院中沉沦了,后来娶到妓院中的一个妓女,便带着他那瘦小苍白的女人落厝在我们巷仔中。旺火不干保镖了,便帮人在屠宰场中杀猪,闲暇替左右邻舍干些杂活维生,倒与妻子过了一段平安的日子;连平常严肃的阿喜伯都捻须微笑:“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呀!”别人问起他的过去,他只是摇头,抬眼望向远方。

旺火的妻明明瘦得竹枝一样,人们却唤她阿桃,她和旺火倒好似同出一脉,帮人洗衣割稻总是不发一言,她无神的大眼像一对神秘的抽屉把子,有点锈了,但是没有钥匙,打不开来看抽屉中到底有些什么。阿桃即使一言不发地努力工作,流言却不能止,长舌的溪边浣衣的妇人们总传蹭着她十二岁就入了妓院,攒了十几年才还了院里的债,随了旺火。

他们夫妇便那样与世无争地度日,好似腐烂的老树中移枝新插的柳条,虽在风雨中飘摇着,却也鲜新地活了下来。

旺火勤恳的好脾性并没有维持多久,住巷仔的第三年,阿桃在炎热夏日的一次难产中死了,仿如桃花逢夏凋萎,阿桃留下了一个生满了烂疮的儿子。旺火的火性像冬野时躺在烂火的炭忽然遇见干帛,猛烈地焚烧,镇里人只有眼睁睁地看那团火爆烈开来。

旺火将家中能售的器物全部变卖,不能卖的都被他捶成粉碎,然后用一具薄棺就乱葬了他的妻子。

旺火更失神了,他居住的那间小小瓦屋不时传来碰碰撞撞的声音,还有小儿尖厉的长啼,他胡乱地喂养他那克死娘亲的苦命的孩子。他很久没有在镇上露面,人们也只在走过那间屋时张脑探头一番,而后议论纷纷地离开。

有人说:他那屋壁都要被捶穿了。

有人说:他甚至摔着那生养不满一月的儿子。

也有人说:他已经瘦得不成人形了。

但是最惊人的消息是:旺火又回到妓女户去了。

“到底是干不了三天良民哩!”阿喜伯也说。

几个月后,旺火出现了,他仍然一味地沉默不语,人们常常看他低着头匆匆穿过街道,直到夜色深垂才回转家里,像和镇里人没有丝毫关系,他踱着他黑夜的道路,日复一日。

旺火那又摔又打,只喂他子母牌代奶粉的儿子竟奇迹似地像吸取了母亲魂魄般地活存下来,小孩儿长着奇特的八字眉,小小的三角脸,由于他头上长满了棋子般大小的圆状斑疮,人们都叫他“棋子”,日久,竟成了他的名姓。

棋子在那样悲苦的景况下,仍一日一日地长大。

可是棋子是他阿爸旺火的噩梦,由于他的降临,旺火失去了他的妻,乡下人认为这个害死亲娘的孩子一定是个恶孽。我看到棋子时,他身上总是结满了鞭打的痕迹,每次旺火的脾气旺了,便劈头劈脑一阵毒打,棋子则抱头在地上翻滚,以减轻鞭抽的痛楚。

有一回棋子偷了旺火放在陶瓮里的十块钱去买冰,被旺火发现了。

“你这个囝仔,你老母给你害死了,你还不甘心,长得一只蟾蜍样子不学好,你爸今天就把你打死在妈祖庙前。”旺火一路从巷仔咒骂着过去,他左手提着被剥光成赤条条的棋子,右手拿着一把竹扫帚,小鸡一样被倒提着的棋子只是没命的嚎哭,好奇的镇人们跟随他们父子,走到妈祖庙前的榕树下。

旺火发了疯一样,“干你娘,干你娘!”的咒骂着,他从腰间抽出一条绑猪的粗麻绳将棋子捆系在树上,棋子极端苍白的皮肤在榕荫中隐泛着惨郁的绿色,无助地喑哑地哭着。旺火毫不容情地拿起竹扫帚啪哒一声抽在他儿子的身上,细细的血丝便渗漫出来。

“干你娘,不知道做好人。”啪又打下一帚。

竹扫帚没头没脑地抽打得棋子身上全红肿了。

好奇地围观的人群竟是完全噤声,心疼地看着棋子,南台湾八月火辣的骄阳从妈祖庙顶上投射进来,燥烤得人汗水淋漓,人们那样沉默地静立着,眼看旺火要将他儿子打死在榕树上。我躲在人群中,吓得尿水沿着裤管滴淌下来。

霎时间,棋子的皮肤像是春耕时新翻的稻田,已经没有一块完好。

“乓!乒!”

两声巨响。

是双管猎枪向空发射的声音,所有的人都回转身向庙旁望去。

连没命挥着竹扫帚的旺火也怔住,惊惶地回望着。

我看见刚刚从山上打猎回来的爸爸,他穿着短劲的猎装,挟着猎枪冲进场子里来,站在场中的旺火呆了一阵子,然后又回头,无事般地举起他的竹扫帚。

“不许动!你再打一下我就开枪。”爸爸喝着,举枪对着旺火。

旺火不理,正要再打。

“乓!乒!”双管猎枪的两颗子弹正射在旺火的脚下,扬起一阵烟尘。

“你再打一下你儿子,我把你打死在神明面前。”爸爸的声音冷静而坚决。

旺火迟疑了很久,望着静默瞪视他的人群,持着竹扫帚的手微微抖动着,他怨忿地望着,手仍紧紧握着要抽死他儿子的那把竹扫帚。

“你走!你不要的儿子,妈祖要!”旺火铁青着脸,仍然抖着。

“乓!乒!”爸爸又射了一枪,忍不住吼叫起来:“走!”

旺火用力地掷下他的竹扫帚,转身硬梆梆的走了,人群惊魂甫定地让出一条路,让他走出去。

看着事件发生的人群围了过来,帮着爸爸解下了奄奄一息的棋子,许多妇人忍不住泪流满面地嚎哭起来。

爸爸一手抱着棋子,一手牵着我踩踏夕阳走回家,他的虎目也禁不住发红,说:“可怜的孩子。”

棋子在我们家养伤,我们同年,很快的成了要好的朋友,他不敢回家,一提到他父亲就全身打哆嗦。棋子很勤快,在我家烧饭、洗衣、扫地、抹椅,并没有给我们添麻烦,但是我也听过爸妈私下对话,要把棋子送回家去,因为“他总是人家的儿子,我们不能担待他一辈子的”。

棋子也隐约知道这个事实,有一次,竟跪下来求爸爸:

“阿伯,要我做什么都可以,千万别送我回家。”

爸爸抚着他的肩头说:

“憨囝仔,虎毒不食子,只要不犯错,旺火不会对你怎样的。”

该来的终于来了。

初冬的一个夜晚,旺火来了,他新剃着油光的西装头,脸上的青胡渣刮得干干净净,穿着一件雪一样的白衬衫,看起来十分滑稽。他语调低软地求爸爸让他带儿子回去,并且拍着雪白的胸膛说以后再也不打棋子。

棋子畏缩地哭得很伤心,旺火牵着他步出我们的家门时,他一直用哀怨的眼神回望着我们。

天气凉了,一道冷风从门缝中吹袭进来。

爸爸关门牵我返屋时长叹了一口气!

“真是命呀!”

棋子的命并没有因为返家而改变,他暴戾的父亲仍然像火一样猛烈炙烧他的心灵与肉体,棋子更沉默无语了,就像他死去的母亲一样,终日不发一言。

才六岁,旺火便把他带到妓院去扫地抹椅、端脸盆水了。

偷闲的时候,棋子常跑到我家玩,日久我们竟生出兄弟一般的情感。我有许多玩具棋子很喜欢,简直爱不忍释;可是我要送他时,他的脸上又流出恐惧的神色,他说:“我阿爸知道我跑到你家,会活活打死我。”那么一个小小的棋子,却背着生命沉重的包袱,仿佛是一个走过沧桑的大人了。

偶尔棋子也会对我谈起妓院的种种,那些事故对于才六岁的我,恰如是天的远方。那是一个颓落委靡的地方,许多人躲在暗处生活着,又不知道为什么活着。棋子看到那些妓女们会想起他歹命的母亲,因为街坊中一直传言着,棋子的母亲是被他克死的,有一次他竟幽幽地诉说起:“为什么死的是我阿母,不是我?”

当我们一起想起那位苍白瘦小的妇人,常常无言以对,把玩耍的好兴致全部赶走了。

有时候我偷偷背着父母,和棋子到妓院中去,看那些用厚厚脂粉构筑起来的女人,她们排列着坐在竹帘后边,一个个呆滞而面无表情,新来的查某常流露出一种哀伤幽怨的神色。但是一到郎客掀开帘子走进来时,妓女们的脸上即刻像盛开的塑胶花一样笑了起来,那种瞬即变化的表情,令我暗暗惊心。

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家妓院的竹帘子上画了两只色彩斑璨的鸳鸯,郎客一进来,那一对鸳鸯支离破碎地荡开,发出西西沙沙的声响,要很久以后它才平静下来,一会儿又被惊飞。我常终日坐在妓院内的小圆椅上看那对分分合合的鸳鸯——也就在那样幼小的年岁里我已惊醒到,妓院的女子也许就像竹帘上荡来荡去,苦命的鸳鸯呀!

七岁的时候,棋子苦苦地哀求旺火让他去上学,连一学期四十元的学费都要挣扎半天才得到。

棋子终于和我一起去上一年级,他早上上学,下午和晚上仍到妓院去帮忙,上学非但没有使他快乐,反而让他堕进生命最苦难的深渊。旺火给他的工作加倍了,一生气,便是祖宗十代的咒骂:

“我干你老母,我们张家祖公仔十八代没有一个读书,你祖公烧好香,今天你读书了,有板了,像一只蟾蜍整日窝蹲着,什么事也不干,吃饭、读书,读我一个烂鸟!”

棋子这时要用一块一块柴火烧妓女户全户的热水,端去让一群人清洗肮脏丑陋的下身,他常弄得满身烟灰,像是刚自地底最深层爬出来的矿工,连妓女们也说,眉头深结的棋子顶像他已亡故的母亲。

也不知道为什么,棋子与我都疯也似地爱上下棋,每当妓女户收工,旺火又正巧出去酗酒的时候,我们便找到较隐蔽的地方偷偷厮杀半天,往往正下到半途,棋子想到旺火便神色恐怖地飞奔回去,留下一盘残局。

我们玩着一种叫做“暗棋”的游戏,就是把棋子全部倒盖,一个个翻印,然后按着翻开的棋子去走,不到全翻开不能知道全盘的结果,任何人都不知道最后的结果。

长大后我才知道,暗棋正像一则命运的隐喻,在起动之初,任谁也料不到真正的结局。

棋子在妓院中工作的事实,乡人也不能谅解,连脾气最好为人素所敬仰的阿喜伯也歪着嘴角:“这颗扫把星,克死伊老母,将来恐怕也会和他阿爸一模一样,干那种替查某出气的保镖呢!”人们也习惯了棋子的悲苦,看到被打得满地乱滚的棋子如同看着主人鞭打他的狗一般,不屑瞥看一眼。

学校里的孩子也和大人一样世故,每当大家正玩得高兴,见到棋子便电击一般,戛然而止。棋子也抗拒着他们,如同抗拒某种人生。

一天午后,棋子趁旺火午睡,妓女们休闲时跑来找我,一起到暗巷中摊开纸来下棋。

“我想要逃走。”棋子说。

“逃走?”我有点惊惶。棋子拉开他左手的衣袖,叫我看他伤痕满布的手臂,那只瘦弱的手上交缠着许多青紫色的线条,好像葡萄被吃光后的藤子,那样无助空虚地向外张开脉络,他用右手轻轻掩上衣袖,幽幽地叹口气,说:“为什么他那么恨我?”

正当我们眼睛都有些濡湿的时候。

我看见,一只大手不知从那里伸来,紧紧扣住棋子的衣领向空提了起来,我不禁尖声惊叫,棋子的脸霎时间像放久了的柚子,缩绉成一团,脸上流露着无助的恐惧,他颤栗着。

“干你老母,妓女户无闲得像狗蚁,你闲仙仙跑来这里下棋!”旺火一手提着棋子,一手便乱棒似地打着棋子,棋子流泪沉默着,像是暴雨中缩首的小鸡子,甚至没有一句告饶。

“好!你爱棋子,让你下个粗饱!”旺火咬牙说着,右手胡乱地抓了一把棋子,将一粒粒的棋塞到棋子因恐惧而扭曲的嘴巴中。我听到棋子呕呕的声音,他的嘴裂了,鲜血自嘴角点点滴滴地流下来,眼球暴张,旺火的脸也因暴怒而扭乱着,他瞥见我呆立一旁,脸上流过一丝冷笑,说:“干,看啥?也想吃吗?”

我吓得直打抖,便没命的奔回家去唤爸爸,那一幕惊恐的影像却魔影也似地追打着我。

爸爸来不及穿上衣,赤着身子跑到暗巷里去。

我们到的时候,只看见满地零零落落的鲜血,旺火和棋子都已经不知去向,我们又跑到旺火的家,只见桌椅零乱,也不知何处去了。

爸爸还不死心,拉着我上妓女户去。

老鸨满脸堆欢地走出来:“哇!林先生,今日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爸爸冷着脸,问:“旺火呢?”

“下午跑出去找他后生,再也没有回来呢!”

“伊娘咧!”

被怒火焚烧的爸爸牵着我的手又冲跑出来,我们就在镇里的大街小巷穿梭了几回,那里还有棋子的踪影,我疲累无助地流下了眼泪,爸爸很是心慌:

“哭什么?”

“棋子一定会死的,他吃了一盘棋。”爸爸又怨恨又焦虑地叹了一口气,领带着我回家,我毫无所知地走着,走着,棋子的苦痛岁月一幕一幕在我脑中放映,我好像有一个预感,再也见不到棋子了。

然后,我便忍不住哭倒在爸爸的怀里。

二十年的漫漫天涯,我进了电影界,并有机会担任副导演的工作,有一次我们要在金山海边拍一场无聊的爱情戏,为了男女主角的殉情,我们安排了一个临时搭起的小屋,每天我就到海边去看那一间用一片一片木板搭盖起来的房子。

快要完成的那一天,我在屋顶上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烈日的午后勤奋地钉着铁钉,当他抬起头时我看清了那一张小小的三角脸、八字眉,我的心猛然一缩——那不是棋子吗?

“那个留平头的青年叫什么名字?”我踯躅了一下,去见他们的工头。

“阿基仔。”

“他是那里人?”

“我们搭外景的工人都是临时召募来的,我不知道他是那里人。”

“他是不是爱下棋?”工头摇摇头,两手一摊,便又去做他的工作了。

我站在旁边端详很久,忍不住抬头高唤了一声:“棋子!”

年轻人停止手边的工作,用茫然的眼神望了望我,“我……”我的话尚未出口,他又继续做他的工作。

“棋子,我是阿玄,你不认识我了吗?”

“先生,你认错人了。”他脸无表情的说。

“你小时候常和我一起的呀!你爸爸旺火呢?”我热切地怀抱着希望地说。

“先生,你认错人了。”他绉着眉,冷冷地说。

我不敢再问,只能站得远远地,看那一座脆弱的、随便搭盖起来的外景房年,在薄暮的海风中渐渐成形。

当夜我折腾了一夜,想起日间那一个熟悉的影子,与我幼年时代的影像一贴合,不禁兴念起许多生命的无常,我几乎可以肯定那个脸和那个神情,便是隐埋在我心最深处的棋子。

“那一定是棋子!”

我便在这一句简单的呼喊中惊得每根神经末梢都充血的失眠了。

第二天,我再到外景地去问工头,他说:“伊喔,昨日晚也不知为什么说辞工不做,拿着工钱走了,现在的工人真没办法……”然后他想起什么似地惊诧地问我:“先生,找他有什么事吗?”

“没有,没有,只是问问。”我心慌地说。

那一刻我知道,棋子将在我的生命中永远地消失了。

不论处在任何景况,都还有幸福的可能,能在绝壁之处也见到缝隙中的阳光。

幸福的开关

一直到现在,我每看到在街边喝汽水的孩童,总会多注视一眼。而每次走进超级市场,看到满墙满架的汽水、可乐、果汁饮料,心里则颇有感慨。

看到这些,总令我想起童年时代想要喝汽水而不可得的景况,在台湾初光复不久的那几年,乡间的农民虽不致饥寒交迫,但是想要三餐都吃饱似乎也不太可得,尤其是人口众多的家族。更不要说有什么零嘴饮料了。

我小时候对汽水有一种特别奇妙的向往,原因不在汽水有什么好喝,而是由于喝不到汽水。我们家是有几十口人的大家族,小孩依大排行就有十八个之多,记忆里东西仿佛永远不够吃,更别说是喝汽水了。

喝汽水的时机有三种,一种是喜庆宴会,一种是过年的年夜饭,一种是庙会节庆。即使有汽水,也总是不够喝,到要喝汽水时好像进行一个隆重的仪式,十八个杯子在桌上排成一列,依序各倒半杯,几乎喝一口就光了,然后大家舔舔嘴唇,觉得汽水的滋味真是鲜美。

有一回,我走在街上的时候,看到一个孩子喝饱了汽水,站在屋檐下呕气,呕——长长的一声,我站在旁边简直看呆了,羡慕得要死掉,忍不住忧伤地自问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喝汽水喝到饱?什么时候才能喝汽水喝到呕气?因为到读小学的时候,我还没有尝过喝汽水喝到呕气的滋味,心想,能喝汽水喝到把气呕出来,不知道是何等幸福的事。

当时家里还点油灯,灯油就是煤油,台语称作“臭油”或“番仔油”,有一次我的母亲把臭油装在空的汽水瓶里,放置在桌脚旁,我趁大人不注意,一个箭步就把汽水瓶拿起来往嘴里灌,当场两眼翻白、口吐白沫,经过医生的急救才活转过来。为了喝汽水而差一点丧命,后来成为家里的笑谈,却并没有阻绝我对汽水的向往。

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位堂兄快结婚了,我在他结婚的前一晚竟辗转反侧的失眠了,我躺在床上暗暗发愿:明天一定要喝汽水喝到饱,至少喝到呕气。

第二天我一直在庭院前窥探,看汽水送来了没有,到上午九点多,看到杂货店的人送来几大箱的汽水,堆叠在一处。我飞也似的跑过去,提了两大瓶的黑松汽水,就往茅房跑去。彼时农村的厕所都盖在远离住屋的几十公尺之外,有一个大粪坑,几星期才清理一次,我们小孩子平时是很恨进茅房的,卫生问题通常是就地解决,因为里面实在太臭了。但是那一天我早计划好要在里面喝汽水,那是家里唯一隐秘的地方。

我把茅房的门反锁,接着打开两瓶汽水,然后以一种虔诚的心情,把汽水咕嘟咕嘟的往嘴里灌,就像灌蟋蟀一样,一瓶汽水一会儿就喝光了、几乎一刻也不停的,我把第二瓶汽水也灌进腹中。

我的肚子整个胀起来,我安静坐在茅房地板上,等待着呕气,慢慢地,肚子有了动静,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气翻涌出来,呕——汽水的气从口鼻冒了出来,冒得我满眼都是泪水,我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喝汽水喝到呕气更幸福的事了吧!”然后朝圣一般打开茅房的木栓,走出来,发现阳光是那么温暖明亮,好像从天上回到了人间。

每一粒米都充满幸福的香气

在茅房喝汽水的时候,我忘记了茅房的臭味,忘记了人间的烦恼,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一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年叹息的情景,当我重复地说:“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喝汽水喝到呕气更幸福的事了吧!”心里百感交集,眼泪忍不住就要落下来。

贫困的岁月里,人也能感受到某些深刻的幸福,像我常记得添一碗热腾腾的白饭,浇一匙猪油、一匙酱油,坐在“户定”(厅门的石阶)前细细品味猪油拌饭的芳香,那每一粒米都充满了幸福的香气。

有时这种幸福不是来自食物,我记得当时在我们镇上住了一位卖酱菜的老人,他每天下午的时候都会推着酱菜摊子在村落间穿梭。他沿路都摇着一串清脆的铃铛,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听见他的铃声,每次他走到我们家的时候,都在夕阳将落下之际,我一听见他的铃声跑出来,就看见他浑身都浴在黄昏柔美的霞光中,那个画面、那串铃声,使我感到一种难言的幸福,好像把人心灵深处的美感全唤醒了。

有时幸福来自于自由自在的在田园中徜徉了一个下午。

有时幸福来自于看到萝卜田里留下来作种的萝卜,开出一片宝蓝色的花。

有时幸福来自于家里的大狗突然生出一窝颜色都不一样的,毛绒绒的小狗。

生命的幸福原来不在于人的环境、人的地位、人所能享受的物质,而在于人的心灵如何与生活对应。因此,幸福不是由外在事物决定的,贫困者有贫困者的幸福,富有者有其幸福,位尊权贵者有其幸福,身分卑微者也自有其幸福。在生命里,人人都是有笑有泪;在生活中,人人都有幸福与忧恼,这是人间世界真实的相貌。

从前,我在乡间城市穿梭做报导访问的时候,常能深刻的感受到这一点,坐在夜市喝甩头仔米酒配猪头肉的人民,他感受到的幸福往往不逊于坐在大饭店里喝XO的富豪。蹲在寺庙门口喝一斤二十元粗茶的农夫,他得到的快乐也不逊于喝冠军茶的人。围在甘蔗园呼么喝六,输赢只有几百元的百姓,他得到的刺激绝对不输于在梭哈台上输赢几百万的豪华赌徒。

这个世界原来就是个相对的世界,而不是绝对的世界,因此幸福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由于世界是相对的,使得到处都充满缺憾,充满了无奈与无言的时刻。但也由于相对的世界,使得我们不论处在任何景况,都还有幸福的可能,能在绝壁之处也见到缝隙中的阳光。

我们幸福的感受不全然是世界所给予的,而是来自我们对外在或内在的价值判断,我们的幸福与否,正是由自我的价值观来决定的。

他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心那样清和柔软,像春天里初初抽芽的绒绒草地。

飞鸽的早晨

哥哥在山上做了一个捕鸟的网,带他去看有没有鸟入网。

他们沿着散满鹅卵石的河床,那时正是月桃花盛开的春天,一路上,月桃花微微的乳香穿过粗野的山林草气,随着温暖的风在河床上流荡。随后,他们穿过一些人迹罕到的山径,进入生长着野相思林的山间。

在路上的时候,哥哥自豪地对他说:“我的那面鸟网仔,飞行的鸟很难看见,在有雾的时候逆着阳光就完全看不见了。”

看到网时,他完全相信了哥哥的话。

那面鸟网布在山顶的斜坡,形状很像学校排球场上的网,狭长形的,大约有十公尺那么长,两旁的网线系在两棵相思树干上,不仔细看,真是看不见那面网。但网上的东西却是很真切的在扭动着,哥哥在坡下就大叫:“捉到了!捉到了!”然后很快的奔上山坡,他拼命跑,尾随着哥哥。

跑到网前,他们一边喘着大气,才看清哥哥今天的收获不少,网住了一只鸽子、三只麻雀,它们的脖颈全被网子牢牢扣死,却还拼命在挣扎,“这网子是愈扭动扣得愈紧。”哥哥得意地说,把两只麻雀解下来交给他,他一手握一只麻雀,感觉到麻雀高热的体温,麻雀蹦蹦慌张的心跳,也从他手心传了过来。他忍不住同情的注视刚从网子解下的麻雀,它们正用力的呼吸着,发出像人一样的咻咻之声。

咻咻之声在教室里流动,他和同学大气也不敢喘,静静地看着老师。

老师正靠在黑板上,用历史课本掩面哭泣。

他们那一堂历史课正讲到南京大屠杀,老师说到日本兵久攻南京城不下,后来进城了,每个兵都执一把明晃晃的武士刀,从东门杀到西门,从街头砍到巷尾。最后发现这样太麻烦了,就把南京的老百姓集合起来挖壕沟,挖好了跪在壕沟边,日本兵一刀一个,刀落头滚,人顺势前倾栽进沟里,最后用新翻的土掩埋起来。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你们必须记住这一天,日本兵进入南京城,烧杀奸淫,我们中国老百姓,包括妇女和小孩子,被惨杀而死的超过三十万人……”老师说着,他们全身的毛细孔都张开,轻微的颤抖着。

说到这里,老师叹息一声说:“在那个时代,能一刀而死的人已经是最幸运了。”

老师合起历史课本,说她有一些亲戚住在南京,抗战胜利后,她到南京去寻找亲戚的下落,十几个亲戚竟已骸骨无存,好像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存在过,她在南京城走着,竟因绝望的悲痛而昏死过去……

老师的眼中升起一层雾,雾先凝成水珠滑落,最后竟掩面哭了出来。

老师的泪,使他们仿佛也随老师到了那伤心之城。他温柔而又忧伤地注视这位他最敬爱的历史老师,老师挽了一个发髻,露出光洁美丽饱满的额头,她穿一袭蓝得天空一样的蓝旗袍,肌肤清澄如玉,在她落泪时是那样凄楚,又是那样美。

老师是他那时候的老师里唯一来自北方的人,说起国语来水波灵动,像小溪流过竹边,他常坐着听老师讲课而忘失了课里的内容,就像听见风铃叮叮摇曳。她是那样秀雅,很难让人联想到那烽火悲歌的时代,但那是真实的呀!最美丽的中国人也从炮火里走过!

说不出为什么,他和老师一样心酸,眼泪也落了下来,这时,他才听见同学们都在哭泣的声音。

老师哭了一阵,站起来,细步急走的出了教室,他望出窗口,看见老师从校园中两株相思树穿过去,蓝色的背影在相思树中隐没。

哥哥带他穿过一片浓密的相思林,拨开几丛野芒花。

他才看见隐没在相思林中用铁丝网围成的大笼子,里面关了十几只鸽子,还有斑鸠、麻雀、白头翁、青笛儿,一些吱吱喳喳的小鸟。

哥哥讨好地说:“这笼子是我自己做的,你看,做得不错吧?”他点点头,哥哥把笼门拉开,将新捕到的鸽子和麻雀丢了进去。他到那时才知道,为什么哥哥一放学就往山上跑的原因。

哥哥大他两岁,不过在他眼中,读初中一年级的哥哥已像个大人。平常,哥哥是不屑和他出游的,这一次能带他上山,是因为两星期前他们曾打了一架,他立志不与哥哥说话,一直到那天哥哥说愿意带他到山上捕鸟,他才让了步。

“为什么不把捕到的鸟带回家呢?”他问。

“不行的,”哥哥说,“带回家会挨打,只好养在山上。”

哥哥告诉他,把这些鸟养在山上,有时候带同学到山上烧烤小鸟吃,真是人间的美味。在那样物质匮乏的年代,烤小鸟对乡下孩子确有很大的诱惑。

他也记得,哥哥第一次带两只捕到的鸽子回家烧烤,被父亲毒打的情景,那是因为鸽子的脚上系着两个脚环,父亲看到脚环时大为震怒,以为哥哥是偷来的。父亲一边用藤条抽打哥哥,一边大声吼叫:“我做牛做马饲你们长大,你却去偷人家的鸽子杀来吃!”

“我做牛做马饲你们长大,你却……”这是父亲的口头禅,每次他们犯了错,父亲总是这样生气的说。

做牛做马,对这一点,他记忆中的父亲确实是牛马一样日夜忙碌的,并且他也知道父亲的青少年时代过得比牛马都不如,他的父亲,是从一个恐怖的时代活存过来的。父亲的故事,他从年幼就常听父亲提起。

父亲生在日据时代的晚期,十四岁时就被以“少年队”的名义调到左营桃仔园做苦工,每天凌晨四点开始工作到天黑,做最粗鄙的工作。十七岁,他被迫加入“台湾总督府勤行报国青年队”,被征调到雾社,及更深山的“富士社”去开山,许多人掉到山谷死去了,许多人体力不支死去了,还有许多是在精神折磨里无声无息的死去了,和他同去的中队有一百多人,活着回来的只有十一个。

他小学一年级第一次看父亲落泪,是父亲说到在“勤行报国青年队”时每天都吃不饱,只好在深夜跑到马槽,去偷队长喂马的饲料,却不幸被逮住了,差一点活活被打死。父亲说:“那时候,日本队长的白马所吃的粮,比我们吃得还好,那时我们台湾人真是牛马不如呀!”说着,眼就红了。

二十岁,父亲被调去“海军陆战队”,转战太平洋,后来深入中国内地,那时日本资源不足,据父亲说最后的两年过得是鬼也不如,怪不得日本鬼子后来会恶性大发。父亲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战火中过了五年,最后日本投降,他也随日本军队投降了。

父亲被以“日籍台湾兵”的身分遣送回台湾,与父亲同期被征调的台湾籍日本兵有二百多人,活着回到家乡的只有七个。

“那样深的仇恨,都能不计较,真是了不起的事呀!”父亲感慨地对他们说。

那样深的仇恨,怎样去原谅呢?

这是他幼年时代最好奇的一段,后来他美丽的历史老师,在课堂上用一种庄严明澈的声音,一字一字朗诵了那一段历史:

“我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之德行。我们一贯声言,我们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以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听完那一段,他虽不能真切明白其中的含意,却能感觉到字里行间那种宽广博大的悲悯,尤其是最后“仁义之师”四个字使他的心头大为震动。在这种震动里面,课室间流动的就是那悲悯的空气,庄严而不带有一丝杂质。

老师朗读完后,轻轻的说:“那时候,全国都弥漫着仇恨与报复的情绪,虽然说被艰苦得来的胜利所掩盖,但如果没有蒋主席在重庆的这段宣言表明政府的态度,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就不可收拾了。”

老师还说,战争是非常不幸的,只有亲历战争悲惨的人,才知道胜利与失败同样的不幸。我们中国人被压迫、被惨杀、被蹂躏,但如果没有记取这些,而用来报复给别人,那最后的胜利就更不幸了。

记得在上那抗战的最后一课,老师已洗清了她刚开始讲抗战的忧伤,而是那么明净,仿佛是芦沟桥新雕的狮子,周身浴在一层透明的光中。那是多么优美的画面,他当时看见老师的表情,就如同供在家里佛案上的白瓷观音。

他和哥哥打架时,深切知道宽容仇恨是很困难的,何况是千万人的被屠杀?可是在那些被仇恨者中,有他最敬爱的父亲,他就觉得那对侵略者的宽容是多么伟大而值得感恩。

老师后来给他们说了一个故事,是他永远不能忘记的:

“有一只幼小的鸽子,被饥饿的老鹰追逐,飞入林中,这时一位高僧正在林中静坐。鸽子飞入高僧的怀中,向他求救。高僧抱着鸽子,对老鹰说:

“请你不要吃这只小鸽子吧!”

“我不吃这只鸽子就会饿死了,你慈悲这鸽子的生命,为什么不能爱惜我的生命呢?”老鹰说。

“这样好了,看这鸽子有多重,我用身上的肉给你吃,来换取它的生命,好吗?”

老鹰答应了高僧的建议。

高僧将鸽子放在天平的一端,然后从自己身上割取同等大的肉放在另一端,但是天平并没有平衡。说也奇怪,不论高僧割下多少肉,都没有一只幼小的鸽子重,直到他把股肉臂肉全割尽,小鸽站立的天平竟没有移动分毫。

最后,高僧只好竭尽仅存的一口气将整个自己投在天平的一端,天平才算平衡了。

老师给这个故事做了这样的结论:“生命是不可取代的,不管生命用什么面目呈现,都有不可取代的价值,老鹰与鸽子的生命不可取代,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也是一样的,为了救鸽子而杀老鹰是不公平的,但天下有什么绝对公平的事呢?”

说完后,老师抬头看着远方的天空,蓝天和老师的蓝旗袍一样澄明无染,他的心灵仿佛也受到清洗,感受到慈悲有壮大的力量,可以包容这个世界。人虽然渺小,但只要有慈悲的胸怀,也能够像蓝天与虚空一般庄严澄澈,照亮世界。

上完课,老师踩着阳光的温暖走入相思树间,惊起了在枝桠中的麻雀。

黄昏时分,他忧心的坐在窗口,看急着归巢的麻雀零落的飞过。

他的忧心,是因为哥哥第二天要和同学到山上去烧鸟大会,特别邀请了他。他突然想念起那一群被关在山上铁笼里的鸟雀,想起故事里飞入高僧怀中的那只小鸽子,想起有一次他和同学正在教室里狙杀飞舞的苍蝇,老师看见了说:“别打呀!你们没看见那些苍蝇正在搓手搓脚的讨饶吗?”

明天要不要去赴哥哥的约会呢?

去呢?不去呢?

清晨,他起了个绝早。

在阳光尚未升起的时候,他就从被窝钻了出来,摸黑沿着小径上山,一路上听见鸟雀们正在醒转的声音。在那些喃喃细语的鸟鸣声中,他仿佛听见了每天清晨上学时母亲对他的叮咛。

在这个纷乱的世间,不论是亲人、仇敌、宿怨,乃至畜生、鸟雀,都是一样疼爱着自己的儿女吧!

跌了好几跤,他才找到哥哥架网的地方,有几只早起的麻雀已落在网里,做最后的挣扎。他走上去,一一解开它们的束缚,看着麻雀如箭一般惊慌的腾飞上空中。

他钻进哥哥隐藏铁笼的林中,拉开了铁丝网的门,鸟们惊疑的注视着他,轻轻扑动翅翼,他把它们赶出笼子。也许是关得太久了,那些鸟在笼门口迟疑一下,才振翅飞起。

尤其是几只鸽子,站在门口半天还不肯走,他用双手赶着它们说:“飞呀!飞呀!”鸽子转着墨圆明亮的眼珠,骨溜溜地看着他,试探地拍拍翅,咕咕!咕咕!咕咕!叫了几声,才以一种优美无比的姿势冲向空中,在他的头上盘桓了两圈,才往北方的蓝天飞去。

在鸽子的咕咕声中,他恍若听见了感恩的情意,于是,他静静地看着鸽子的灰影完全消失在空中,这时候第一道晨曦才从东方的山头照射过来,大地整个醒转,满山的鸟鸣与蝉声从四面八方演奏出来,好像这是多么值得欢腾的庆典。他感觉到心潮汹涌澎湃,他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心那样清和柔软,像春天里初初抽芽的绒绒草地,随着他放出的高飞远扬的鸽子、麻雀、白头翁、斑鸠、青笛儿,他听见了自己心灵深处一种不能言说的慈悲的消息,在整个大地里萌动涌现。

看着苏醒的大地,看着流动的早云,看着光明无限的天空,看着满天清朗的金橙色霞光,他的视线逐渐模糊了,才发现自己的眼中饱孕将落未落的泪水,心底的美丽一如晨曦照耀的露水,充满了感恩的喜悦。

我多么怀念父亲那时的笑,也期待再看父亲的笑。

期待父亲的笑

父亲躺在医院的加护病房里,还殷殷地叮嘱母亲不要通知远地的我,因为他怕我在台北工作担心他的病情。还是母亲偷偷叫弟弟来通知我,我才知道父亲住院的消息。

这是典型的父亲的个性,他是不论什么事总是先为我们着想,至于他自己,倒是很少注意。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到凤山去开会,开完会他到市场去吃了一碗肉羹,觉得是很少吃到的美味,他马上想到我们,先到市场去买了一个新锅,买一大锅肉羹回家。当时的交通不发达,车子颠簸得厉害,回到家时肉羹已冷,且溢出了许多,我们吃的时候已经没有父亲所形容的那种美味。可是我吃肉羹时心血沸腾,特别感到那肉羹是人生难得,因为那里面有父亲的爱。

在外人的眼中,我的父亲是粗犷豪放的汉子,只有我们做子女的知道他心里极为细腻的一面。提肉羹回家只是一端,他不管到什么地方,有好的东西一定带回给我们,所以我童年时代,父亲每次出差回来,总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

他对母亲也非常体贴,在记忆里,父亲总是每天清早就到市场去买菜,在家用方面也从不让母亲操心。这三十年来我们家都是由父亲上菜场,一个受过日式教育的男人,能够这样内外兼顾是很少见的。

父亲的青壮年时代虽然受过不少打击和挫折,但我从来没有看过父亲忧愁的样子。他是一个永远向前的乐观主义者,再坏的环境也不皱一下眉头,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我,我的乐观与韧性大部分得自父亲的身教。父亲也是个理想主义者,这种理想主义表现在他对生活与生命的尽力,他常说:“事情总有成功和失败两面,但我们总是要往成功的那个方向走。”

由于他的乐观和理想主义,使他成为一个温暖如火的人,只要有他在就没有不能解决的事,就使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也是个风趣的人,再坏的情况下,他也喜欢说笑,他从来不把痛苦给人,只为别人带来笑声。

小时候,父亲常带我和哥哥到田里工作,透过这些工作,启发了我们的智慧。例如我们家种竹笋,在我没有上学之前,父亲就曾仔细地教我怎么去挖竹笋,怎么看土地的裂痕,才能挖到没有出青的竹笋。二十年后我到竹山去采访笋农,曾在竹笋田里表演了一手,使得笋农大为佩服。其实我已二十年没有挖过笋,却还记得父亲教给我的方法,可见父亲的教育对我影响多么大。

由于是农夫,父亲从小教我们农夫的本事,并且认为什么事都应从农夫的观点出发。像我后来从事写作,刚开始的时候,父亲就常说:“写作也像耕田一样,只要你天天下田,就没有不收成的。”他也常叫我不要写政治文章,他说:“不是政治性格的人去写政治文章,就像种稻子的人去种槟榔一样,不但种不好,而且常会从槟榔树上摔下来。”

他常教我多写些于人有益的文章,少批评骂人,他说:“对人有益的文章是灌溉施肥,批评的文章是放火烧山;灌溉施肥是人可以控制的,放火烧山则常常失去控制,伤害生灵而不自知。”他叫我做创作者,不要做理论家,他说:“创作者是农夫,理论家是农会的人。农夫只管耕耘,农会的人则为了理论常会牺牲农夫的利益。”

父亲的话中含有至理,但他生平并没有写过一篇文章。他是用农夫的观点来看文章,每次都是一语中的,意味深长。

有一回我面临了创作上的瓶颈,回乡去休息,并且把我的苦恼说给父亲听。他笑着说:“你的苦恼也是我的苦恼,今年香蕉收成很差,我正在想明年还要不要种香蕉,你看,我是种好呢?还是不种好?”我说:“你种了四十多年的香蕉,当然还要继续种呀!”

他说:“你写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不继续呢?年景不会永远坏的。假如每个人写文章写不出来就不写了,那么,天下还有大作家吗?”

我自以为在写作上十分用功,主要是因为我生长在世代务农的家庭。我常想:世上没有不辛劳的农人,我是在农家长大的,为什么不能像农人那么辛劳?最好当然是像父亲一样,能终日辛劳,还能利他无我,这是我写了十几年文章时常反躬自省的。

母亲常说父亲是劳碌命,平日总闲不下来,一直到这几年身体差了还时常往外跑,不肯待在家里好好休息。他是那一种有福不肯独享,有难愿意同当的人。

他年轻时身强体壮,力大无穷,每天挑两百斤的香蕉来回几十趟还轻松自在。我还记得他的脚大得像船一样,两手摊开时像两个扇面。一直到我上初中的时候,他一手把我提起还像提一只小鸡,可是也是这样棒的身体害了他,他饮酒总不知节制,每次喝酒一定把桌底都摆满酒瓶才肯下桌,喝一打啤酒对他来说是小事一桩,就这样把他的身体喝垮了。

在六十岁以前,父亲从未进过医院,这三年来却数度住院,虽然个性还是一样乐观,身体却不像从前硬朗了。这几年来如果说我有什么事放心不下,那就是操心父亲的健康,看到父亲一天天消瘦下去,真是令人心痛难言。

父亲有五个孩子,这里面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最少,原因是我离家最早,工作最远。我十五岁就离开家乡到台南求学,后来到了台北,工作也在台北,每年回家的次数非常有限。近几年结婚生子,工作更加忙碌,一年更难得回家两趟,有时颇为自己不能孝养父亲感到无限愧疚。父亲很知道我的想法,有一次他说:“你在外面只要向上,做个有益社会的人,就算是有孝了。”

母亲和父亲一样,从来不要求我们什么,她是典型的农村妇女,一切荣耀归给丈夫,一切奉献都给子女,比起他们的伟大,我常觉得自己的渺小。

我后来从事报导文学,在各地的乡下人物里,常找到父亲和母亲的影子,他们是那样平凡、那样坚强,又那样的伟大。我后来的写作里时常引用村野百姓的话,很少引用博士学者的宏论,因为他们是用生命和生活来体验智慧,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最伟大的情操,以及文章里最动人的素质。

我常说我是最幸福的人,这种幸福是因为我童年时代有好的双亲和家庭,我青少年时代有感情很好的兄弟姐妹;进入中年,有许多知心的朋友。我对自己的成长总抱着感恩之心,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基础是来自于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给了我一个乐观、关怀、良善、进取的人生观。

我能给他们的实在太少了,这也是我常深自忏悔的。有一次我读到《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佛陀这样说:

假使有人,为于爹娘,手持利刀,割其眼睛,献于如来, 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深恩。 假使有人,为于爹娘,亦以利刀,割其心肝,血流遍地, 不辞痛苦,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深恩。 假使有人,为于爹娘,百千刀戟,一时刺身,于自身中,左右出入, 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深恩……

读到这里,不禁心如刀割,涕泣如雨。这一次回去看父亲的病,想到这本经书,在病床边强忍着要落下的泪,这些年来我是多么不孝,陪伴父亲的时间竟是这样的少。

母亲也是,有一位也在看护父亲的郑先生告诉我:“要知道你父亲的病情,不必看你父亲就知道了,只要看你妈妈笑,就知道病情好转,看你妈妈流泪,就知道病情转坏,他们的感情真是好。”

为了看顾父亲,母亲在医院的走廊打地铺,几天几夜都没能睡个好觉。父亲生病以后,她甚至还没有走出医院大门一步,人瘦了一圈,一看到她的样子,我就心疼不已。

但愿,但愿,但愿父亲的病早日康复。以前我在田里工作的时候,看我不会农事,他会跑过来拍我的肩说;“做农夫,要做第一流的农夫;想写文章,要写第一流的文章;要做人,要做第一等人。”然后觉得自己太严肃了,就说:“如果要做流氓,也要做大尾的流氓呀!”然后父子两人相顾大笑,笑出了眼泪。

我多么怀念父亲那时的笑。

也期待再看父亲的笑。

一个人住在脚踏不到泥土的地方,父亲竟不能忍受。

红心番薯

看我吃完两个红心番薯,父亲才放心地起身离去,走的时候还落寞地说:“为什么不找个有土地的房子呢?”

这次父亲北来,是因为家里的红心番薯收成,特地背了一袋给我,还挑选几个格外好的,希望我种在庭前的院子。他万万没有想到,我早已从郊外的平房搬到城中的大厦,根本是容不下绿色的地方,甚至长不出一株狗尾草,不要说番薯了。

到车站接了父亲回到家里,我无法形容父亲的表情有多么近乎无望。他在屋内转了三圈,才放下提着的麻袋,愤愤地说:“伊娘咧!你竟住在无土的所在!”一个人住在脚踏不到泥土的地方,父亲竟不能忍受,也是我看到他的表情才知道的。然后他的愤愤转成喃喃:“你住在这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所在,我带来的番薯要种在哪里?要种在哪里?”

父亲对番薯的感情,也是这两年我才深切知道的。

那是有一次我站在旧家前,看着河堤延伸过来的菅芒花,在微凉秋风中摇动着,那些遍地蔓生的菅芒长得有一人高,我看到较近的菅芒摇动得特别厉害,凝神注视,才突然看到父亲走在那一片菅芒里,我大吃一惊。原来父亲的头发和秋天灰白的菅芒花是同一个颜色,他在遍生菅芒的野地里走了几百公尺,我竟未能看见。

那时我站在家前的番薯田里,父亲来到我的面前,微笑的问:“在看番薯吗?你看长得像羊头一样大了哩!”说着,他蹲下来很细心的拨开泥土,捧出一个精壮圆实的番薯来,以一种赞叹的神情注视着番薯。我带着未能在菅芒花中看见父亲身影的愧疚心情,与他面对面蹲着。父亲突然像儿童天真欢愉的叹了一口气,很自得地说:“你看,恐怕没有人番薯种得比我好了。”然后他小心翼翼把那个番薯埋入土中,动作像在收藏一件艺术品,神情庄重而带着收获的欢愉。

父亲的神情使我想起幼年有关于番薯的一些记忆。有一次我和几位外省的小孩子吵架,他们一直骂着:“番薯呀!番薯呀!”我们就回骂:“老芋呀!老芋呀!”

对这两个名词我是疑惑的,回家询问了父亲。那天他喝了几杯老酒,神情至为愉快,他打开一张老旧的地图,指着台湾的那一部分说:“台湾的样子真是像极了红心的番薯,你们是这番薯的子弟呀!”而无知的我便指着北方广大的大陆说:“那,这大陆的形状就是一个大的芋头了,所以外省人是芋仔的子弟?”父亲大笑起来,抚着我的头说:“憨囝仔,我们也是唐山来的,只是来得比较早而已。”

然后他用一枝红笔,从我们遥远的北方故乡有力地画下来,牵连到我们所居的台湾南部。那是第一次在十烛光的灯泡下,我认识到,芋头与番薯原来是极其相似的植物,并不是我们想像中那么判然有别的。也第一次知道,原来在东北会落雪的故乡,也遍生着红心的番薯!

我更早的记忆,是从我会吃饭开始的。家里每次收成番薯,总是保留一部分填置在木板的眠床底下。我们的每餐饭中一定煮了三分之一的番薯,早晨的稀饭里也放了番薯签,有时吃腻了,我就抱怨起来。

听完我的抱怨,父亲就激动地说起他少年的往事。他们那时为了躲警报,常常在防空壕里一窝就是一整天。所以祖母每每把番薯煮好放着,一旦警报声响,父亲的九个兄弟姊妹就每人抱两三个番薯直奔防空壕,一边啃番薯,一边听飞机和炮弹在四处交响。他的结论常常是:“那时候有番薯吃,已经是天大的幸福了。”他一说完这个故事,我们只好默然的把番薯扒到嘴里去。

父亲的番薯训诫并不是寻常都如此严肃,偶尔也会说起战前在日本人的小学堂中放屁的事。由于吃多了番薯,屁有时是忍耐不住的,当时吃番薯又是一般家庭所不能免,父亲形容说:“因此一进了教室往往是战云密布,不时传来屁声。”而他说放屁是会传染的,常常一呼百诺,万众皆响。有一回屁得太厉害,全班被日本老师罚跪在窗前,即使跪着,屁声仍然不断。父亲顽笑地说:“经过跪的姿势,屁声好像更响了。”他说这些的时候,我们通常就吃番薯吃得比较甘心,放起屁来也不以为忤了。

然后是一阵战乱,父亲到南洋打了几年仗,在丛林之中,时常从睡梦中把他唤醒,时常让他在思乡时候落泪的,不是别的珍宝,只是普普通通的红心番薯。它烤炙过的香味,穿过数年的烽火,在万金家书也不能抵达的南洋,温暖了一位年轻战士的心,并呼唤他平安的回到家乡。他有时想到番薯的香味,一张像极番薯形状的台湾地图就清楚浮现,思绪接着往南方移动,再来的图像便是温暖的家园,还有宽广无边结满黄金稻穗的大平原……

战后返回家乡,父亲的第一件事便是在家前家后种满了番薯,日后遂成为我们家的传统。家前种的是白瓢番薯,粗大壮实,一个可以长到十斤以上;屋后一小片园地是红心番薯,一串一串的果实,细小而甜美。白瓢番薯是为了预防战争逃难而准备的,红心番薯则是父亲南洋梦里的乡思。

每年父亲从南洋归来的纪念日,夜里的一餐我们通常不吃饭,只吃红心番薯,听着父亲诉说战争的种种,那是我农夫父亲的忧患意识。他总是记得饥饿的年代,番薯是可以饱腹的,如今回想起来,一家人围着小灯食薯,那种景况我在梵高的名画《食薯者》中几乎看见。在沉默中,是庄严而肃穆的。

在这个近百年来中国最富裕的此时此地,父亲的忧患想来恍若一个神话。大部分人永远不知有枪声,只有极少数经过战争的人,在他们的心底有一段番薯的岁月,那岁月里永远有枪声时起时落。

由于有那样的童年,日后我在各地旅行的时候,便格外留心番薯的踪迹。我发现在我们所居的这张番薯形状的地图上,从最北角到最南端,从山坡上干瘠的石头地到河岸边肥沃的沙埔,番薯都能够坚强的、不经由任何肥料与农药而向四方生长,并结出丰硕的果实。

有一次,我在澎湖人迹已经迁徙的无人岛上,看到人所耕种的植物都被野草吞灭了,只有遍生的番薯还和野草争着方寸,在无情的海风烈日下开出一片淡红的晨曦颜色的花,而且在最深的土里,各自紧紧握着拳头。那时我知道在人所种植的作物之中,番薯是最强悍的。

这样想着,幼年家前家后的番薯花突然在脑中闪现,番薯花的形状和颜色都像牵牛花,唯一不同的是,牵牛花不论在篱笆上,在阴湿的沟边,都是抬头挺胸,仿佛要探知人世的风景;番薯花则通常是卑微的依着土地,好像在嗅着泥土的芳香。在夕阳将下之际,牵牛花开始萎落,而那时的番薯花却开得正美,淡红夕云一样的色泽,染满了整片土地。

正如父亲常说,世界上没有一种植物比得上番薯,它从头到脚都有用,连花也是美的。现在台北最干净的菜场也卖有番薯叶子的青菜,价钱还颇不便宜。有谁想到这在乡间是最卑贱的菜,是逃难的时候才吃的?

在我居住的地方,巷口本来有一位卖糖番薯的老人,一个滚圆的大铁锅,挂满了糖渍过的番薯,开锅的时候,一缕扑鼻的香味由四面扬散出来,那些番薯是去皮的,长得很细小,却总像记录着什么心底的珍藏。有时候我向老人买一个番薯,散步回来时一边吃着,那蜜一样的滋味进了腹中,却有一点酸苦,因为老人的脸总使我想起在烽烟奔走过的风霜。

老人是离乱中幸存的老兵,家乡在山东偏远的小县分。有一回我们为了地瓜问题争辩起来,老人坚持台湾的红心番薯如何也比不上他家乡的红瓢地瓜,他的理由是:“台湾多雨水,地瓜哪有俺的家乡甜?俺家乡的地瓜真是甜得像蜜的!”老人说话的神情好像当时他已回到家乡,站在地瓜田里。看着他的神情,使我想起父亲和他的南洋,他在烽火中的梦,我真正知道,番薯虽然卑微,它却连结着乡愁的土地,永远在乡思的天地里吐露新芽。

父亲送我的红心番薯过了许久,有些要发芽的样子,我突然想起在巷口卖糖番薯的老人,便提去巷口送他,没想到老人改行卖牛肉面了,我说:“你为什么不卖地瓜呢?”老人愕然的说:“唉!这年头,人连米饭都不肯吃了,谁来买俺的地瓜呢?”我无奈地提番薯回家,把番薯袋子丢在地上,一个番薯从袋口跳出来,破了,露出其中的鲜红血肉。这些无知的番薯,为何经过卅年,心还是红的!不肯改一点颜色?

老人和父亲生长在不同背景的同一个年代,他们在颠沛流离的大时代里,只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人,可能只有那破了皮的红心番薯才能记录他们心里的颜色;那颜色如清晨的番薯花,在晨曦掩映的云彩中,曾经欣欣茂盛过,曾经以卑微的球根累累互相拥抱、互相温暖。他们之所以能卑微地活过人世的烽火,是因为在心底的深处有着故乡的骄傲。

站在阳台上,我看到父亲去年给我的红心番薯,我任意种在花盆中,放在阳台的花架上,如今,它的绿叶已经长到磨石子地上,甚至有的伸出阳台的栏杆,仿佛在找寻什么。每一丛红心番薯的小叶下都长出根的触须,在石地板久了,有点萎缩而干枯了。那小小的红心番薯竟是在找寻它熟悉的土地吧!因为土地,我想起父亲在田中耕种的背影,那背影的远处,是他从菅芒花丛中远远走来,到很近的地方,花白的发,冒出了菅芒。为什么番薯的心还红着,父亲的发竟白了。

在我十岁那年,父亲首次带我到都市来,我们行经一片被拆除公寓的工地,工地堆满了砖块和沙石;父亲在堆置的砖块缝中,一眼就辨认出几片番薯叶子,我们循着叶子的茎络,终于找到一株几乎被完全掩埋的根,父亲说:“你看看这番薯,根上只要有土,它就可以长出来。”然后他没有再说什么,执起我的手,走路去饭店参加堂哥隆重的婚礼。

如今我细想起来,那一株被埋在建筑工地的番薯,是有着逃难的身世,由于它的脚在泥土上,苦难也无法掩埋它,比起这些种在花盆中的番薯,它有着另外的命运和不同的幸福。就像我们远离了百年的战乱,住在看起来隐密而安全的大楼里,却有了失去泥土的悲哀——伊娘咧!你竟住在无土的所在。

星空夜静,我站在阳台上仔细端凝盆中的红心番薯,发现它吸收了夜的露水,在细瘦的叶片上,片片冒出了水珠,每一片叶都沉默小心地呼吸着。那时,我几乎听到了一个有泥土的大时代,上一代人的狂歌与低吟都埋在那小小的花盆,只有静夜的敏感才能听见。

那一夜,我们坐在母亲身侧,看萤火虫一一飞入芒花。

飞入芒花

母亲蹲在厨房的大灶旁边,手里拿着柴刀,用力劈砍香蕉树多汁的草茎,然后把剁碎的小茎丢到灶中大锅,与馊水同熬,准备去喂猪。

我从大厅迈过后院,跑进厨房时正看到母亲额上的汗水反射着门口射进的微光,非常明亮。

“妈,给我两角。”我靠在厨房的木板门上说。

“走!走!走!没看到现在没闲吗?”母亲头也没抬,继续做她的活儿。

“我只要两角银。”我细声但坚定地说。

“要做什么?”母亲被我这异乎寻常的口气触动,终于看了我一眼。

“我要去买金啖。”金啖是三十年前乡下孩子唯一能吃到的糖,浑圆的,坚硬的糖球上面黏了一些糖粒。一角钱两粒。

“没有钱给你买金啖。”母亲用力地把柴刀剁下去。

“别人都有?为什么我们没有?”我怨愤地说。

“别人是别人,我们是我们,没有就是没有,别人做皇帝你怎么不去做皇帝!”母亲显然动了肝火,用力地剁香蕉块。柴刀砍在砧板上咚咚作响。

“做妈妈是怎么做的?连两角钱买金啖都没有?”

母亲不再作声,继续默默工作。

我那一天是吃了秤锤铁了心,冲口而出:“不管,我一定要!”说着就用力地踢厨房的门板。

母亲用尽力气,柴刀咔的一声站立在砧板上,顺手抄起一根生火的竹管,气急败坏地一言不发,劈头劈脑就打了下来。

我一转身,飞也似地蹦了出去,平常,我们一旦忤逆了母亲,只要一溜烟跑掉,她就不再追究,所以只要母亲一火,我们总是一口气跑出去。

那一天,母亲大概是气极了,并没有转头继续工作,反而快速的追了出来。我正奇怪的时候,发现母亲的速度异乎寻常的快,几乎像一阵风一样,我心里升起一种恐怖的感觉,想到脾气一向很好的母亲,这一次大概是真正生气了,万一被抓到一定会被狠狠打一顿。母亲很少打我们,但只要她动了手,必然会把我们打到讨饶为止。

边跑边想,我立即选择了那条火车路的小径,那是家附近比较复杂而难走的小路,整条都是枕木,铁轨还通过旗尾溪,悬空架在上面,我们天天都在这里玩耍,路径熟悉,通常母亲追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选这条路跑,母亲往往不会追来,而她也很少把气生到晚上,只要晚一点回家,让她担心一下,她气就消了,顶多也只是数落一顿。

那一天真是反常,母亲提着竹管,快步地跨过铁轨的枕木追过来,好像不追到我不肯罢休。我心里虽然害怕,却还是有恃无恐,因为我的身高已经长得快与母亲平行了,她即使用尽全力也追不上我,何况是在火车路上。

我边跑还边回头望母亲,母亲脸上的表情是冷漠而坚决的。我们一直维持着二十几公尺的距离。

“唉唷!”我跑过铁桥时,突然听到母亲惨叫一声,一回头,正好看到母亲扑跌在铁轨上面,噗的一声,显然跌得不轻。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一定很痛!因为铁轨上铺的都是不规则的碎石子,我们这些小骨头跌倒都痛得半死,何况是妈妈?

我停下来,转身看母亲,她一时爬不起来,用力搓着膝盖,我看到鲜血从她的膝上汩汩流出,鲜红色的,非常鲜明。母亲咬着牙看我。

我不假思索地跑回去,跑到母亲身边,用力扶她站起,看到她腿上的伤势实在不轻,我跪下去说:“妈,您打我吧!我错了。”

母亲把竹管用力的丢在地上,这时,我才看见她的泪从眼中急速地流出,然后她把我拉起,用力抱着我,我听到火车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开过来。

我用力拥抱着母亲说:“我以后不敢了。”

这是我小学二年级时的一幕,每次一想到母亲,那情景就立即回到我的心版,重新显影,我记忆中的母亲,那是她最生气的一次。其实,母亲是个很温和的人,她最不同的一点是,她从来不埋怨生活,很可能她心里也是埋怨的,但她嘴里从不说出,我这辈子也没听她说过一句粗野的话。

因此,母亲是比较倾向于沉默的,她不像一般乡下的妇人喋喋不休。这可能与她的教育与个性都有关系,在母亲的那个年代,她算是幸运的,因为受到初中的教育,日据时代的乡间能读到初中已算是知识分子了,何况是个女子。在我们那方圆几里内,母亲算是知识丰富的人,而且她写得一手娟秀的字,这一点是我小时候常引以为傲的。

我的基础教育都是来自母亲,很小的时候她就把三字经写在日历纸上让我背诵,并且教我习字。我如今写得一手好字就是受到她的影响,她常说:“别人从你的字里就可以看出你的为人和性格了。”

早期的农村社会,一般孩子的教育都落在母亲的身上,因为孩子多,父亲光是养家已经没有余力教育孩子。我们很幸运的,有一位明理的、有知识的母亲。这一点,我的姐姐体会得更深刻,她考上大学的时候,母亲力排众议对父亲说:“再苦也要让她把大学读完。”在二十年前的乡间,给女孩子去读大学是需要很大的决心与勇气的。

母亲的父亲——我的外祖父——在他居住的乡里是颇受敬重的士绅,日据时代在政府机构任职,又兼营农事,是典型耕读传家的知识分子,他连续拥有了八个男孩,晚年时才生下母亲,因此,母亲的童年与少女时代格外受到钟爱,我的八个舅舅时常开玩笑地说:“我们八个兄弟合起来,还比不上你母亲受的宠爱。”

母亲嫁给父亲是“半自由恋爱”,由于祖父有一块田地在外祖父家旁,父亲常到那里去耕作,有时借故到外祖父家歇脚喝水,就与母亲相识,互相闲谈几句,生起一些情意。后来祖父央媒人去提亲,外祖父见父亲老实可靠,勤劳能负责任,就答应了。

父亲提起当年为了博取外祖父母和舅舅们的好感,时常挑着两百多斤的农作在母亲家前来回走过,才能顺利娶回母亲。

其实,父亲与母亲在身材上不是十分相配的,父亲是身高六尺的巨汉,母亲的身高只有一米五十,相差达三十公分。我家有一幅他们的结婚照,母亲站着到父亲耳际,大家都觉得奇怪,问起来,才知道宽大的白纱礼服里放了一个圆凳子。

母亲是嫁到我们家才开始吃苦的,我们家的田原广大,食指浩繁,是当地少数的大家族。母亲嫁给父亲的头几年,大伯父二伯父相继过世,大伯母也随之去世,家外的事全由父亲撑持,家内的事则由二伯母和母亲负担,一家三十几口的衣食,加上养猪饲鸡,辛苦与忙碌可以想见。

我印象里还有几幕影像鲜明的静照,一幕是母亲以蓝底红花背巾背着我最小的弟弟,用力撑着猪栏要到猪圈里去洗刷猪的粪便。那时母亲连续生了我们六个兄弟姊妹,家事操劳,身体十分瘦弱。我小学一年级,小弟一岁,我常在母亲身边跟进跟出,那一次见她用力撑着跨过猪圈,我第一次体会到母亲的辛苦而落下泪来,如今那一条蓝底红花背巾的图案还时常浮现出来。

另一幕是,有时候家里缺乏青菜,母亲会牵着我的手,穿过家前的一片菅芒花,到番薯田里去采番薯叶,有时候则到溪畔野地去摘鸟莘菜或芋头的嫩茎。有一次母亲和我穿过芒花的时候,我发现她和新开的芒花一般高,芒花雪样的白,母亲的发墨一般的黑,真是非常美。那时感觉到能让母亲牵着手,真是天下最幸福的事。

还有一幕是,大弟因小儿麻痹死去的时候,我们都忍不住大声哭泣,唯有母亲以双手掩面悲号,我完全看不见她的表情,只见到她的两道眉毛一直在那里抽动。依照习俗,死了孩子的父母在孩子出殡那天,要用拐杖击打棺木,以责备孩子的不孝,但是母亲坚持不用拐杖,她只是扶着弟弟的棺木,默默流泪,母亲那时的样子,到现在在我心中还鲜明如昔。

还有一幕经常上演的,是父亲到外面去喝酒彻夜未归,如果是夏日的夜晚,母亲就会搬着藤椅坐在晒谷场说故事给我们听,讲虎姑婆,或者孙悟空,讲到孩子都撑不开眼睛而倒在地上睡着。

有一回,她说故事到一半,突然叫起来说:“呀!真美。”我们回过头去,原来是我们家的狗互相追逐跑进前面那一片芒花,栖在芒花里无数的萤火虫哗然飞起,满天星星点点,衬着在月下波浪一样摇曳的芒花,真是美极了。美得让我们都呆住了。我再回头,看到那时才三十岁的母亲,脸上流露着欣悦的光泽,在星空下,我深深觉得母亲是多么的美丽,只有那时母亲的美才配得上满天的萤火。

于是那一夜,我们坐在母亲身侧,看萤火虫一一飞入芒花,最后,只剩下一片宁静优雅的芒花轻轻摇动,父亲果然未归,远处的山头晨曦微微升起,萤火在芒花中消失。

我和母亲的因缘也不可思议,她生我的那天,父亲急急跑出去请产婆来接生,产婆还没有来的时候我就生出了,是母亲拿起床头的剪刀亲手剪断我的脐带,使我顺利地投生到这个世界。

年幼的时候,我是最令母亲操心的一个,她为我的病弱不知道流了多少泪,在我得急病的时候,她抱着我跑十几里路去看医生,是常有的事。尤其在大弟死后,她对我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我今天能有很棒的身体,是母亲在十几年间仔细调护的结果。

我的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无数的平凡人之一,却也是这个世界上无数伟大的母亲之一,她是那样传统,有着强大的韧力与耐力,才能从艰苦的农村生活过来,丝毫不怀忧怨恨。她们那一代的生活目标非常的单纯,只是顾着丈夫、照护儿女,几乎从没有想过自己的存在,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的忧病都是因我们而起,她的快乐也是因我们而起。

不久前,我回到乡下,看到旧家前的那一片芒花已经完全不见了,盖起一间一间的透天厝,现在那些芒花呢?仿佛都飞来开在母亲的头上,母亲的头发已经花白了,我想起母亲年轻时候走过芒花的黑发,不禁百感交集。尤其是父亲过世以后,母亲显得更孤单了,头发也更白了,这些,都是她把半生的青春拿来抚育我们的代价。

童年时代,陪伴母亲看萤火虫飞入芒花的星星点点,在时空无常的流变里也不再有了,只有当我望见母亲的白发时才想起这些,想起萤火虫如何从芒花中哗然飞起,想起母亲脸上突然绽放的光泽,想起在这广大的人间,我唯一的母亲。

她鼓励我们要有梦想,并且懂得坚持,光是这一点,使我后来成为作家。

在梦的远方

有时候回想起来,我母亲对我们的期待,并不像父亲那么明显而长远。小时候我的身体差、毛病多,母亲对我的期望大概只有一个,就是祈求我的健康,为了让我平安长大,母亲常背着我走很远的路去看医生,所以我童年时代对母亲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趴在她的背上,去看医生。

我不只是身体差,还常常发生意外,三岁的时候,我偷喝汽水,没想到汽水瓶里装的是“番仔油”(夜里点灯用的臭油),喝了一口顿时两眼翻白,口吐白沫,昏死过去。母亲立即抱着我以跑一百公尺的速度到街上去找医生,那天是大年初二,医生全休假去了,母亲急得满眼泪,却毫无办法。

“好不容易在最后一家医生馆找到医生,他打了两个生鸡蛋给你吞下去,又有了呼吸,眼睛也张开了,直到你张开眼睛,我也在医院昏过去了。”母亲一直到现在,每次提到我喝番仔油,还心有余悸,好像捡回一个儿子。听说那一天她为了抱我看医生,跑了将近十公里。

四岁那一年,我从桌子上跳下时跌倒,撞到母亲的缝纫机铁脚,后脑壳整个撞裂了,母亲正在厨房里煮饭。我自己挣扎站起来叫母亲,母亲从厨房跑出来。

“那时,你从头到脚,全身是血,我看到第一眼,浮起心头的一个念头是;这个囝仔无救了。幸好你爸爸在家,坐他的脚踏车去医院,我抱你坐在后座,一手捏住脖子上的血管,到医院时我也全身是血,立即推进手术房,推出来时你叫了一声妈妈,呀!呀!我的囝仔活了,我的囝仔回来了……我那时才感谢得流下泪来。”母亲说这段时,喜欢把我的头发撩起,看我的耳后,那里有一道二十公分长的疤痕,像蜈蚣盘据着,听说我摔了那一次,聪明了不少。

由于我体弱,母亲只要听到有什么补药或草药吃了可以使孩子的身体好,就会不远千里去求药方,抓药来给我补身体,可能补得太厉害,我六岁的时候竟得了疝气,时常痛得在地上打滚,哭得死去活来。

“那一阵子,只要听说那里有先生、有好药,都要跑去看,足足看了两年,什么医生都看过,什么药都吃了,就是好不了。有一天有一个你爸爸的朋友来,说开刀可以治疝气,虽然我们对西医没信心,还是送去开刀了,开一刀,一个星期就好了。早知道这样,两年前送你去开刀,不必吃那么多苦。”母亲说吃那么多苦,当然是指我而言,因为她们那时代的妈妈,是从来不会想到自己的苦。

过了一年,我的大弟得小儿麻痹,一星期就过世了,这对母亲是个严重的打击,由于我和大弟年龄最近,她差不多把所有的爱都转到我身上,对我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并且在那几年,对我特别溺爱。

例如,那时候家里穷,吃鸡蛋不像现在的小孩可以吃一个,而是一个鸡蛋要切成“四洲”(就是四片)。母亲切白煮鸡蛋有特别方法,她不用刀子,而是用车衣服的白棉线,往往可以切到四片同样大,然后像宝贝一样分给我们,每次吃鸡蛋,她常背地里多给我一片。有时候很不容易吃苹果,一个苹果切十二片,她也会给我两片。如果有斩鸡,她总会留一碗鸡汤给我。

可能是母亲的照顾周到,我的身体竟奇迹似的好起来,变得非常健康,常常两三年都不生病,功课也变得十分好,很少读到第二名,我母亲常说:“你小时候读了第二名,自己就跑到香蕉园躲起来哭,要哭到天黑才回家,真是死脑筋,第二名不是很好了吗?”

但身体好、功课好,母亲并不是就没有烦恼,那时我个性古怪,很少和别的小朋友玩在一起,都是自己一个人玩,有时自己玩一整天,自言自语,即使是玩杀刀,也时常一人扮两角,一正一邪互相对打,而且常不小心让匪徒打败了警察,然后自己蹲在田岸上哭。幸好那时候心理医生没现在发达,否则我一定早被送去了。

“那时庄稼囝仔很少像你这样独来独往的,满脑子不知在想什么,有一次我看你坐在田岸上发呆,我就坐在后面看你,那样看了一下午,后来我忍不住流泪,心想:这个孤怪囝仔,长大以后不知要给我们变出什么出头,就是这个念头也让我伤心不已。后来天黑,你从外面回来,我问你:‘你一个人坐在田岸上想什么?’你说:‘我在等煮饭花开,等到花开我就回来了。’这真奇怪,我养一手孩子,从来没有一个坐着等花开的。”母亲回忆着我童年的一个片段,煮饭花就是紫茉莉,总是在黄昏时盛开,我第一次听到它是黄昏开时不相信,就坐一下午等它开。

不过,母亲的担心没有太久,因为不久有一个江湖术士到我们镇上,母亲先拿大弟的八字给他排,他一排完就说:“这个孩子已经不在世上了,可惜是个大富大贵的命,如果给一个有权势的人做儿子,就不会夭折了。”母亲听了大为佩服,就拿我的八字去算,算命的说:“这孩子小时候有点怪,不过,长大会做官,至少做到省议员。”母亲听了大为安心,当时在乡下做个省议员是很了不起的事,从此她对我的古怪不再介意,遇到有人对她说我个性怪异,她总是说:“小时候怪一点没什么要紧。”

偏偏在这个时候,我恢复正常。小学五六年级我交了好多好多朋友,每天和朋友混在一起,玩一般孩子的游戏,母亲反而担心:“唉呀!这个孩子做官无望了。”

我十五岁就离家到外地读书了,母亲因为会晕车,很少到我住的学校看我,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她常说:“出去好像丢掉,回来像是捡到。”但每次我回家,她总是唯恐我在外地受苦,拼命给我吃,然后在我的背包塞满东西,我有一次回到学校,打开背包,发现里面有我们家种的香蕉、枣子;一罐奶粉、一包人参、一袋肉松;一包她炒的面茶、一串她绑的粽子,以及一罐她亲手腌渍的凤梨竹笋豆瓣酱……还有一些已经忘了。那时觉得东西多到可以开杂货店。

那时我住在学校,每次回家返回宿舍,和我住一起的同学都说是小过年,因为母亲给我准备的东西,我一个人根本吃不完。一直到现在,我母亲还是这样,我一回家,她就把什么东西都塞进我的包包,就好像台北闹饥荒,什么都买不到一样,有一次我回到台北,发现包包特别重,打开一看,原来母亲在里面放了八罐汽水。我打电话给她,问她放那么多汽水做什么,她说:“我要给你们在飞机上喝呀!”

高中毕业后,我离家愈来愈远,每次回家要出来搭车,母亲一定放下手边的工作,陪我去搭车,抢着帮我付车钱,仿佛我还是个三岁的孩子。车子要开的时候,母亲都会倚在车站的栏杆向我挥手,那时我总会看见她眼中有泪光,看了令人心碎。

要写我的母亲是写不完的,我们家五个兄弟姊妹,只有大哥侍奉母亲,其他的都高飞远扬了,但一想到母亲,好像她就站在我们身边。

这一世我觉得没有白来,因为会见了母亲,我如今想起母亲的种种因缘,也想到小时候她说的一个故事:

有两个朋友,一个叫阿呆,一个叫阿土,他们一起去旅行。

有一天来到海边,看到海中有一个岛,他们一起看着那座岛,因疲累而睡着了。夜里阿土作了一个梦,梦见对岸的岛上住了一位大富翁,在富翁的院子里有一株白茶花,白茶花树根下有一坛黄金,然后阿土的梦就醒了。

第二天,阿土把梦告诉阿呆,说完后叹了一口气说:“可惜只是个梦!”

阿呆听了信以为真,说:“可不可以把你的梦卖给我?”阿土高兴极了,就把梦的权利卖给阿呆。

阿呆买到梦以后,就往那个岛出发,阿土卖了梦就回家了。

到了岛上,阿呆发现果然住了一个大富翁,富翁的院子里果然种了许多茶树,他高兴极了,就留下做富翁的佣人,做了一年,只为了等待院子的茶花开。

第二年春天,茶花开了,可惜,所有的茶花都是红色,没有一株是白茶花。阿呆就在富翁家住了下来,等待一年又一年,许多年过去了,有一年春天,院子终于开出一棵白茶花。阿呆在白茶花树根掘下去,果然掘出一坛黄金,第二天他辞工回到故乡,成为故乡最富有的人。

卖了梦的阿土还是个穷光蛋。

这是一个日本童话,母亲常说:“有很多梦是遥不可及的,但只要坚持,就可能实现。”她自己是个保守传统的乡村妇女,和一般乡村妇女没有两样,不过她鼓励我们要有梦想,并且懂得坚持,光是这一点,使我后来成为作家。

作家可能没有作官好,但对母亲是个全新的体验,成为作家的母亲,她在对乡人谈起我时,为我小时候的多灾多难、古灵精怪全找到了答案。

以直观来面对世界

如果,我们没有预设的价值观呢?如果,我们可以随环境调整自己的价值判断呢?

就像一个不知道金钱、物质为何物的赤子,他得到一千元的玩具与十元的玩具,都能感受到一样的幸福。这是他没有预设的价值观,能以直观来面对世界,世界也因此以幸福来面对他。

就像我们收到陌生者送的贵重礼物,给我们的幸福感还不如知心朋友寄来的一张卡片。这是我们随环境来调整自己的判断,能透视物质包装内的心灵世界,幸福也因此来面对我们的心灵。

所以,幸福的开关有两个,一个是直观,一个是心灵的品味。

这两者不是来自远方,而是由生活的体会得到的。

什么是直观呢?

有源律师问大珠慧海禅师:“和尚修道,还用功否?”

大珠:“用功。”

“如何用功?”

“饿来吃饭,困来眠。”

“一切人总如同师用功否?”

“不同!”

“何故不同?”

“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也。”

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就是最大的幸福,最深远的修行,这是多么伟大的直观!在禅师的语录里有许多这样的直观,都是在教导启示我们找到幸福的开关,例如:

百丈怀海说:“如今对五欲八风,情无取舍,垢净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缘而照;心如木石,亦如香象截流而过,更无滞碍,此人天堂地狱所不能掇也。”

庞蕴居士说:“神通并妙用,运水与搬柴。”“好雪片片,不落别处。”

沩山灵佑说:“一切时中,视听寻常,更无委曲,亦不闭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譬如秋水澄渟,清净无为,澹泞无碍,唤他作道人,亦名无事之人。”

《你心柔软,却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