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茂大桥附近，出町柳以西不远，有一家临川书店，今年刚好创业八十周年。林文月在《京都一年》中提起临川书店，曰：
这一家旧书店以好书多和价钱高闻名，往往有已绝版的书，因此对一个急需的人，或有购书癖的人来说，明知其贵，也不能不倾囊了。据说这书店的老板极有眼光，也极有生意脑筋，一本绝版的好书在他手里，一夜之间可能提高好几倍的价钱。旧书铺里的书绝不全 贱售便宜货，一本旧书的价格比新出版时贵上三数倍，乃是极普通的事情，因为毕竟书的价值并不在于其纸张的新旧，和装订的好坏啊。“临川书店”的书籍向以外间稀少著称，有时他们甚至号称“仅此一家有”，但是，如果一本老板认为“别家所无”的好书突被发现，他会毫不迟疑地派人高价收购下来，以维持“物以稀为贵”的原则，和书店的“信誉”。这一点，往往使读书人恨得咬牙切齿，但是却奈何他不得，因为他们的脚步永远比你快一步!
这家店平时并不开门，每月有一到两次旧书特卖会。开始没怎么留意，因为日常总见大门紧闭。某次敲门进去，对方说抱歉，敝店平时不对外开放，给了我一本图书目录，告诉我下次特卖会的时间，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半。我下午才去，架上空了大半，但还是挑出一堆：民国二十四年版《宋人轶事汇编》二册，《日本儿童游戏集》一册，《万历武功录》一册，《粤海关志》两册，《东游行部志》一册，后三种皆非全本。而每册只三百日元，品相好，其价亦廉。
临川书店在加茂大桥附近，出町柳以西不远，平时不对外开放
等到下个月特卖会，起了个大早赶过去。才刚开场十多分钟，门前书箱又空了不少。我最关心的东洋史一块，居然空了大半。剩下的里头有光绪点石斋石印巾箱本《文献通考》二十三册。品相算不上很好，有几册已脱线，但内页纸墨明净清晰，且标价止一千三百日元。我当时对买线装书毫无经验，看到可能有用的、字纸过得去的、价格合适的，就都买了。当日还买下涵芬楼影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明刊本《云仙杂记》一册、民国二十七年商务印书馆丘汉平编著《历代刑法志》上下两册、三省堂《枕草子 徒然草》一册。
三年后，偶跟友人谈起京都喜欢的书店，对方兴致很高地讲起临川书店，说当年曾以一万日元的价格买下民国线装关外本《清史稿》：“那天我很早就去了！守在门口，一开门就看到了这《清史稿》。一翻，品相真不错。再看价格，真是心动！二话没说买下了。那天还有光绪点石斋石印本《文献通考》，却为巾箱本，我嫌字太小，毕竟看着不方便，就算了。”我忙问他，是不是某年某月的事？他想了想，点头。我大笑：“你没看上的《文献通考》，被我买走了！还以为自己那天去得早！”有此故事，友人更是陶醉：“我在京都这些年，这是迄今最得意的一件！这些年临川书店的好东西是远不如过去多，但偶尔还是能撞着惊喜。”
临川书店在京都的根基很深，有自己的出版社，专长在中国文史、日本文史、考古学等人文方面。在东京也有分店，全国各大城市均有经营处。当然旧书特卖会只是京都才有的福利。
1929年，初代主人武井一雄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系，曾供职日日新闻社，在不久之后的清共运动（red purge）中遭解雇。因为个人兴趣，他到东京著名的中国书店文求堂见习了一段时间。1932年，他决定到京都开一家专门进口中国书籍的书店。之所以选择京都，一是因京都的人文环境，二也是为避免与文求堂竞争。而当时京都已有汇文堂，且汇文堂主人大岛友直亦出身文求堂。当时日本经营中国书籍的书店并不多，圈子很小。研究中国的学者们自然也对这些书店多加关照。比如和汇文堂关系很好的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小岛祐马，就特地对临川书店多加照拂。如此方立足京都书肆界。
武井一雄曾回忆为何选址于加茂桥畔。他说当年还在东京时就常拿着京都地图研究，想在鸭川以东的百万遍、吉田区域的京大学生街或御所附近的同志社学生街选一处地方，但都未如愿，于是索性挑了这么个折中的地方，离两边都不远，也独树一帜。至于店名，现在人们大多以为临川的川指的是鸭川，其实不然。当年武井决定来京都时，曾央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赐名，田中起了三个。当时郭沫若正亡命东京，与田中相交甚笃。他偶然瞧见，认为其中“临川”之名最佳。一来王安石有《临川集》，二来京都岚山有临川寺，五山版中即有“临川寺版”，是故临川二字与出版业渊源甚深，用作书店名很是贴切。此番来历鲜有人知，店主也不刻意纠正客人们的误解，反觉临着鸭川之畔的巧合也是不错的解释。
每月一次或两次的旧书即卖会，得赶得早才有所得
说到田中庆太郎，原也是京都人，祖上是京都皇宫御用日文书店“田中屋”的主人。1899年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学科，次年，第一次到中国，游历上海、苏州、杭州等地，访书购书。1901年，田中初次来到古书店汇集的北京，更是大开眼界，由此确定经营汉籍书店的志向。同年，京都的文求堂书店移往东京，成为东京第一个，也是最有规模的中国典籍书画专门书店。1908年至1911年，田中庆太郎在北京购置房产，住在北京，一边进修有关汉籍书画的知识，一边致力搜求善本古籍运回日本。1923年东京大地震后，文求堂的古籍、书画毁于火厄。此后三四年间，文求堂从原来主要从北京输入珍本古籍改为主要从上海购入实用性、普及性的“白话文的教科书。以四书五经为主，兼及诸子类书”［5］。当时，文求堂是东京很多学者文人常聚的场所，颇似琉璃厂在北京文化界的地位。田中本人对古籍版本有相当的研究，与顾客们的交情也全是文人式的交游。郭沫若在东京时，也是文求堂的常客。田中从京都到东京，又反过来为京都输送了诸如汇文堂、临川书店这样的中国书籍专门店，也是很有意思的轮回。
如今，日本汉学研究的风气渐渐衰颓，当年盛极一时的京都学派也冷清不少。京都学派第四、五代学者回忆往事，说当年光东洋史研究室的学生就有七八十人，现在也就二十多人而已。比起经济、法学、医学等相对热门的专业，中国留学生也不算多。在中国文学历史领域，国内已有相当的研究水平，早已不是当初非要留学师法东洋西洋的时候了。因此京都此专业的圈子实在不算大，到了临川书店特卖会的日子，大家出来淘书，回头一问，常有“哦，某某书你买了啊，我也看到了”“某某书怎么被你买走了”等语。
前些日又赶上特卖会，仍是赶早去，未有特别的收获，只略买几种。或与专业有关，或自己感兴趣，绝非难得之版本，只是价格十分公道，列出来也不怕贻笑大方：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九朝律考》上下二册、东亚研究所昭和十五年（1940）版郑肇经《中国水利史》日译本、人文阁昭和十五年（1940）版朱谦之《支那音乐史》（《中国音乐文学史》日译本）、汲古书院1987年版堀敏一《中国古代的身份制——良与贱》、筑摩书房1978年版小岛祐马《古代中国研究》、大雅堂1943年版《支那民事习惯调查报告》上下二册译本（有译者签名）、书艺文化新社1983年版孙过庭《书谱》。
京都传统旧书店中，临川书店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一家——不，早已不是单纯的旧书店。其出版社品质、效率之高，令人信赖、欣喜。八十年浮沉，见证京都书店界多少浮沉兴衰。文求堂、汇文堂虽已凋敝，临川书店的欣荣，亦可谓薪火不断。
临川书店
606-8204 
地址：京都市左京区田中下柳町8 
电话：075-721-7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