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般常用的族群标示法来说，她是在台湾出生的外省第二代。任中学教职的母亲因癌变在她考完大学联考那个闷热的夏天进了加护病房，考完后估算成绩，她在母亲耳边说：“妈，我有把握上第一志愿。”一颗泪珠自母亲枯槁的脸上滑落，第二天撒手而去。
我们触及伤心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有一次沿着东区枫树林荫红砖道散步，我听到轰轰然的蝉声，问她会不会唱《秋蝉》，这是我们这一代经过校园民歌洗礼的大学女生的“青春之歌”，接着自顾自唱起：“听我把春水叫寒，看我把绿叶催黄，谁道秋下一心愁，烟波林野亦幽幽。”
她没反应，才说起丧母往事。她怕听蝉声，母亲离去那天，哭到耳鸣，医院窗外树上，疯叫的蝉声像鞭子般抽她的耳朵。
父母都是单独从大陆来台的南方人，没有亲戚只有同乡。有个大她几岁的姐姐，个性与她不同，加上长年在外地求学，后来移居国外，少有机会相处。她说她家像一杯温开水，玻璃杯装的，放在桌上冷得很快，可是从杯口的一圈细水珠又知道曾是温热的。但凉了，握着、喝着，都是凉的。
父亲是公家单位高阶主管，母亲死时他还不到五十岁，正是风华壮盛的年纪。
“然后呢？”我问。
她露出一个又调皮又苦笑的耸肩表情，没往下讲。
我也不追探，但已摊开的话题需要一个收尾，否则搁在那里好像忘了关的炉火让人紧张，我问：“后来，你家户口簿是越来越少还是越来越多人？”
她哈哈大笑：“哪有人这样问话？后来，我又多了两个弟弟。”
“明白！”我说。
我也觉得这样套人家话太“小人”了，遂中止话题，继续唱我们都喜欢的金韵奖时期名曲《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永远的徐志摩陪着我们把一条红砖道唱得像在康河泛舟。但我心底暗暗推算，依经验，户口簿内越挤的，人越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