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唱罗大佑《恋曲1980》《恋曲1990》的人，应该也是在那些年从“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的怀疑论者，转变成“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的婚姻顺民。越叛逆的人越有可能在一夜之间成熟，而且熟得比谁都软糯蜜甜。
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后，她离开研究单位，跳到大学任教，算是半熟了。而我抗拒熟化，离开第一张编辑台后，不自量力跳入自以为池塘里游的是锦鲤其实是鳄鱼的出版沼泽，同时参与一家传播公司创立。她是唯一劝我不要走创业之路，应当去国外念书开眼界的人。我没听，回她说，我要趁年轻时豪赌一次——或许“解严”的社会氛围引动迷幻式的浪漫情怀，与我抱持同样创业幻梦的年轻人如雨后春笋，以致在某次公开活动中，一位晶钻级发行人在听到别人称我为“发行人”时，语带嘲讽地说：“一块招牌掉下来砸死十个人，有九个是发行人。”
她虽不免替我担忧却很温馨地说：“如果我有个妹妹，我希望她像你一样，敢冒险。学术路走下去，真的是个高塔。”也许，我与她之所以投缘，正是性格迥异之吸引，具有互补作用吧。
一九八九那一年，充满转捩意味，股票冲破万点，明星咖啡馆熄灯，诚品书店出现。江山代有新主，只是逐鹿群雄并不知谁将陨灭谁将崛起。离开房租太高的原办公室搬到顶楼加盖小屋，夏天没冷气，我随便躲入东区一家鼎沸的号子，坐在大屏幕墙之前乔装成看盘民众，全然不受忽绿忽红的盘面影响，一面喝免费咖啡一面校书稿或写专栏文章。置身于欢声雷动的金钱游戏潮浪中，会让人迷眩地以为景气前途一片大好，各行各业皆可飞黄腾达。是以，未满三十岁的我未能意识到我投在出版创业上的积蓄与心血已走入死局，即将在跨入九〇年代不久后化成灰烬——果然如晶钻发行人所言，被理想含量过高的那块招牌快速砸死，连挣扎都省了。
那年，继我辈成长过程中必唱的爱国歌曲《梅花》、《龙的传人》渐渐淡化之后，忽地，出现一首慷慨激昂的歌《爱在最高点，心中有国旗》，一时之间，大街小巷都处在最高点，亢奋得不得了。与此打擂台的是《梦醒时分》，同样地大街小巷都在梦醒。有一句歌词：“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陈淑桦以高亢又清美的声音唱出情爱世界的纠缠。她的嗓音有一股无辜者的独白况味，嘹亮但不呐喊，婉转却不悲情，即使沧桑也是圆润的，维持住一个女人应有的雍容。
下雨的周末晚上，我在她的车里听到这首歌，两人都静默，唯有雨刷呼呼摆动。车窗外好一个拥挤忙乱的世间，严重塞车，回家的、离家的都陷入交通黑暗期。
“你爱过不该爱的人吗？”突然，她问我。
我没料到平日优雅端庄的她会抛来这么烫的问题，“什么是该，什么是不该？如果桃花流水结不了果的，都叫不该。照这个分法，我从小学就爱不该爱的人。爱上不该的，才有下文，爱上该的，没有下文。你要有下文的还是没下文的？”我闪闪躲躲，把问题抛回给她。
严肃的话题被这突梯的回答弄乱了，她的脸上掠过一抹苦笑，问我：“那你说说，什么叫果？”
“唉，什么叫果……”我也语塞。
倒是她下了结论：“让你甜的，叫果，让你涩的，叫落花。”
连我这擅长逞口舌之快的人也不知如何接腔，咀嚼这话——人如橄榄，只有被嚼碎才释放芬芳，话语亦如是。却越嚼越觉得涩。这滋味很熟悉，童年时屋后有一棵羸瘦的番石榴，结了小芭乐，绿色乒乓球，那种涩令人永生难忘：孤独，被时间遗弃，没有前途。
“你生日的时候，我要送你一把锄头。”我说。
她不解地看我。
“落花那么多，让你学黛玉葬花呀！”
“坏小孩！”
恢复沉默。隔了一杯水的时间，我问她：
“你甘心涩吗？”我反问。
她没答。
车内冷气封住被弄乱了的世界，酣畅的雨势既不能鼓动前进的意志又不适于安稳地话说从头。我们像两只受伤的雁，从自己的队伍脱队了，相遇于雨夜，各自敛羽，矜持地保持距离，可又知道身旁只有彼此。偶尔嘎叫几声，不是向同病相怜的人交代带伤的经历，是借话语提问那不在现场却能牵引心绪的人。有那么一瞬间，我感觉到，她最想要今晚陪在她身旁的人是他，其次是放纵与混乱，再其次是我。那个谜样的人在他该在的地方，而她的学思生涯所锻炼出的理性、身体与心灵联结太密的特质，已删除放纵与混乱的可能性，连去小酒馆跟陌生人喝一杯酒交换一个拥抱都不可能发生，所以下午打电话给她的我，成为暗夜海面上的浮木。
在餐厅里，我单刀直入问：“那个人，现在跟谁吃晚饭？”
“跟他的未婚妻吧！”
这是唯一一次她正面提到他。
但我们都不想继续谈下去。因为，除非你有能力倒提江水，否则又何必问水中的人怎么落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