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去世之后，我很少回家。
以前是因为繁忙，后来是因为远行。
爸爸、妈妈很想能经常见到我，却完全不想知道我在外面做什么。对于我写了什么书，走了什么路，怎么做了院长，又怎么辞职，他们都不清楚。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文明，我不仅要走完中国古路，还要摸遍世界废墟。但是，那数万公里，却是古墓荒草、血污凶道。直到今天，国际间没有另一个人文教授走通。这个纪录，要由我来打破了。
那一次，我准备出发去考察全世界所有最重要的古文明遗址，目的是与中华文明进行全方位深度对比。因此，决定不乘飞机，只驾吉普贴地而行。这当然是九死一生的漫漫长路，马兰扪着嘴唇看了半天世界地图，最后一撩长发说：“那就必须与爸爸、妈妈做一次隆重告别。”
到了爸爸、妈妈那里，只是出神地看着他们，什么也不说。谁知，妈妈向马兰招手，把她引进了卧室。
妈妈对马兰说：“今天我要送你一个好东西。”说着，打开了一个绸布包，取出一双精致的绣花婴儿鞋。
“这是秋雨出生下地后，穿的第一双鞋，你收着。”妈妈说。
马兰立即激动起来，说：“妈，您知道不知道，就是那双肉团团的小脚，走遍了全中国，还想走遍全世界！”
由于路越走越远，越走越险，也就越来越不能告诉父母亲，我去了哪里，将去哪里。
在中东和南亚的恐怖主义控制地区，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失去生命，而这生命是父母亲给的。我心头突然一恸：他们的东西丢失在他们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这对他们很不公平。
马兰瞒着双方老人，也陪着我走了一段。
那些堆积如山的废墟，那些巨石贮留的辉煌，那些不知由来的恐怖，给这位典型的中国艺术家带来了巨大的冲撞。每一次，她都会快速攀登上那些曾经发生过重大流血事件的山冈，前前后后看个究竟。更让她震撼的是眼前一系列破碎的艺术遗迹，虽然非常陌生，却立即就能感知非常伟大。她听到雄浑的晚祷声，黯然泪下，一次次披上当地的白色长巾在神秘的碑刻前长久站立，我曾为她拍下几张照片。
记得在耶路撒冷一条小巷道的石窟咖啡馆里，我们坐在一起，看着门外慌乱行走的神秘人群。我移了一下凳子，郑重地告诉她：“我对文明和文化的看法，全变了。”
她说：“我的看法也变了，先听你说。”
我说：“我出发的时候，只想对比中华文明和其他古文明的差异。但一路上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的文明都面临着共同的大灾难：恐怖主义、核竞赛、地震海啸、气候暖化、大规模传染病。美国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看不到这一些，只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我现在完全明白，他错了。”
马兰对这些问题并不陌生，立即同意我的看法，但她又叹气了：“我们中国的多数文化人，连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不关心，更不要说全人类的大灾难了。他们中不少人，只想给身边的人制造点灾难。”
“恰恰是，中国多数民众喜欢观赏别人的灾难。这一点，鲁迅说过，罗素也说过。”我说。
“那我们该怎么办？”她问。
“忍受小灾难，呼唤大善良。唤不出还是唤。一生只做一件事。”我说。
她握住了我的手。
一些埃及民众听说我们这几个中国人将要驾着吉普车继续向东，穿越目前世界上最恐怖、最危险的地区，不禁大吃一惊。他们断定我们此行凶多吉少，便在金字塔前开了一个“送别中国英雄”的音乐会。
马兰当时还觉得埃及朋友把我们说成“中国英雄”太夸张，可能是一种友情语言，便上台唱了一首小时候学的埃及民歌感谢他们。埃及乐手们毫无思想准备，愣了一下，随即熟练地伴奏起来。
后来我们终于知道，埃及朋友的隆重送别并非夸张。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七日，我和几个伙伴要在无法办齐一切手续的情况下冒险进入伊拉克，此后全部行程的恐怖层级将大大提高。马兰未被允许进入，要坐车返回，我们夫妻俩在约旦佩特拉的山口告别。
我们早已感受到一路越来越不祥的气氛，因此彼此不说话。她上车后，我绕到她坐的窗口，那窗是密封的，她的脸贴着窗，我的手掌从外面拨去窗上的尘沙，画着，按着。
她后来告诉我，车开走后，她看我像一根木头一样在中东的旷野里站着，一动不动。等到看不见了，她的手就从窗里边合着我刚刚留下的手掌印，很久。这儿的天气已冷，车窗很凉，她只想，什么时候，我的手掌印能够重新回暖。
当天我日记上写的是：“妻子，但愿我们还能见面。”
但是，当她回到国内家里，打开电视，听到的是我们几个在伊拉克失踪的消息。
其实是伊拉克当局封死了我们所有的通信工具，包括手机，我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到处乱窜。
她知道中东的局势，判断我凶多吉少，就每天不出门，不吃饭，不睡觉，不梳洗，成天趴在电视机前，面无人色，蓬头散发。直到我们找到大使馆，报告我们还活着，她才大哭一场。
其实，比伊拉克更凶险的，是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的边境地区。
在那里工作了十几年的外交官和记者都不敢去，他们都曾经无数次地来劝阻我们，特别是劝阻我。劝阻的理由很充分，因为当地的恐怖主义组织早已习惯通过绑架外国人质来索取赎金，包括一次次绑架中国人质。
但是，我为了更直观地了解古代文明发祥地与当代恐怖主义的关系，并及时向全世界报道，还是壮胆进去了。
当无限辉煌全已沦于无限恐怖，我一路感受着人类文明的逆反泥淖。
真正完整地穿越全部逆反泥淖的第一人居然是中国学者，我听到了张骞和司马迁的遥远笑声。
终于活着回到了国内。
好几个国家在第一时间翻译了我每天传回的考察日记，出版后极为轰动。我也想把一路的灾难感受好好地告诉国人，完成一系列宏观的文明比较。然而没想到，国内正用一种浓缩的灾难“欢迎”我。
明明看到了老家的炊烟却又遇到了剪径的马帮，这实在不可思议。但细细一想，还是有最通俗的原因。
原来，我的漫长历险，香港凤凰卫视全都每天播出，世界各地均有大量观众追着看，大家都认识了我。随之，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和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都邀请我去演讲。这下，按照一种典型的“中国逻辑”，麻烦就来了。这种逻辑的核心，除了我太受欢迎，更由于我毫无官职。
那天，妻子挽着我的手走在上海的街道上，像是拣回了好不容易没有摔破的家传旧瓷器，小心翼翼地捧持着。今天她也一直走在路的外侧，让我走里侧。但奇怪的是，每当走过书报摊时，她总是拽着我往前走，一连几次都是这样。我终于在一个书报摊前停住了，扫一眼，就立即知道了妻子拽我走的原因，因为那里有很多我的名字，我的照片。
打眼全是与我有关的盗版书，一堆又一堆，上面还都明目张胆地标着“首印五十万册”、“首印三十万册”。我想找一本正版，找了好久没找着。边上还有很多署了我的名字而我自己却从来没听到过的书，随手翻一下，大多是粗陋的色情小说。在这些书的上面，挂着不少报刊，标题都很刺激：《余秋雨是文化杀手》、《艺术的敌人余秋雨》、《余秋雨为什么不忏悔》、《剥余秋雨的皮》、《我要嚼余秋雨的骨髓》……
妻子慌张地看着我，用故作轻松的语气说：“中国文人对血腥的幻想，举世无双。”说着还是把我拽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