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烈反对词源学的人认为，词根并不表明单词的含义。而拥护词源学的人则认为，词根表明单词现在不代表的意义。例如，大主教（Pontifice）不是桥梁（Puente）的建造者；缩小模型（Miniatura）不是用铅丹（Minio）画的；晶体（Cristal）物质不是冰（Hielo）；豹（Leopardo）不是美洲豹（Pantera）和狮子（Leon）杂交的产物；候选人（Candidato）可能没有被洗去污点（Blanqueado）；石棺（Sarcofago）不是植物（Vegetariano）的反义词；鳄鱼（Aligatore）不是蜥蜴（Lagarto）；朱砂（Rubrica）不是鲜红色（Rubor）；美洲（America）的发现者不是阿美利哥·维斯普奇（Americo Vespucci）；亲德分子（Germanofolio）不是虔诚热爱德国（Alemania）的人。
这不是虚构，更不是夸张。我曾天真地同阿根廷的许多亲德分子交谈过。我试图谈论德国和不可摧毁的德意志。我提到荷尔德林、路德、叔本华，或莱布尼茨。我发现，亲德的对话者几乎分不清这些名字，他们情愿谈论英国人于一五九二年发现的、大约位于南极洲的一个群岛。可是我一直也没弄清楚它同德国有什么联系。
但是，对德国的无知并不是亲德分子的定义。还有一些同此点有关的特征。其中之一是，亲德分子会因为南美某个国家的铁路公司有英国股份而感到悲伤。他们会因为一九〇二年南非战争的激烈程度感到悲痛。此外，他们还是排犹分子。他们想把居住在我们国家的斯拉夫–日耳曼民族驱逐出境。这个民族有德国姓氏（罗森布拉特、格鲁恩伯格、尼伦斯坦、利林塔尔等），讲一种叫作意第绪语或犹太语的德国方言。
综上所述，可以推论，亲德分子实际上是仇英分子。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德国，但满足于为一个向英国宣战的国家奉献激情。我们看到，事实就是如此。但这还不是全部事实，甚至不是基本事实。为了表明这一点，我扼要介绍一下我同亲德分子进行过的谈话。我发誓再也不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人的时间不是无限的，而那种讨论不会有任何成果。
我的对话者总是一开始就谴责强迫德国在一九一九年作出赔偿的《凡尔赛和约》。而我总是出示威尔斯和萧伯纳的文章。他们在胜利时刻，揭露了那个残忍的条约。亲德分子从不拒绝这些文章。他们认为，战胜国应该放弃压迫和复仇，而德国试图摈弃屈辱是自然的事情。我同意这个意见。然后，紧接着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不同凡响的对话者说，正是因为德国在过去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所以才有权在一九四〇年摧毁英国和法国（为什么没有意大利），以及对不公正待遇并没有责任的丹麦、荷兰和挪威。一九一九年，德国受到敌人的虐待。这个理由足以允许德国人对欧洲各国，甚至全球烧、杀、抢。正如所见，这个道理令人毛骨悚然。
我小心翼翼地向对话者表明这一点。但他们嘲笑我过时的谨小慎微，并列举出耶稣和尼采的观点：为了实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需要本身没有规则，唯有强者的意志才可谓意志，“帝国”是强大的，“帝国”的空军摧毁了考文垂等等。我小声嘟囔道，我宁肯从耶稣的道德观过渡到查拉图斯特拉或者“黑蚂蚁”的观点。但是，我们的话题转换得很快，以至于来不及对一九一九年德国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表示同情。事实上，在对话者不愿意忘记的那个时期，英国和法国是强国，而唯有强国的意志才可谓意志。所以，这些国家想使德国崩溃是对的。对他们的唯一谴责是，他们犹豫不决（甚至有应该受到谴责的同情心），没有坚决执行那个条约。我的对话者对这抽象的观点嗤之以鼻，并对希特勒大加赞扬。这位天佑之子声嘶力竭地宣称，要消灭所有夸夸其谈和蛊惑人心的人。随着战争声明而来的是一颗颗从天而降、宣告资本主义灭亡的炸弹。然后，又是紧接着，发生了第二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是道德观念方面的事情，令人几乎无法相信。
我发现，我的对话者总是崇拜希特勒。那不是因为从天而降的炸弹、闪电般的入侵、机关枪、告密和谎言，而是因为习惯使然。他们热衷于邪恶和凶残。他们并不在乎德国是否获胜。他们关心的是使英国蒙受耻辱，是让伦敦燃起令他们心满意足的熊熊大火。他们崇拜希特勒，就像以前崇拜芝加哥罪恶的黑社会老大一样。讨论无法继续，因为凡是我归咎于希特勒的罪行，我的对话者都认为是魅力和业绩。赞扬阿蒂加斯、拉米雷斯、基罗加、罗萨斯或者乌尔基萨的人会原谅他们犯下的罪行，或者对他们的罪行轻描淡写。但希特勒的捍卫者却愉悦于他的罪行。希特勒分子总是充满仇恨，偷偷，有时也公开地，赞扬所谓的“活力”和残暴。由于缺乏想象力，他们认为，未来不可能异于现在。到目前一直战无不胜的德国不可能走向灭亡。这些罗曼人总是渴望属于胜利者的一边。
阿道夫·希特勒不可能没有一点理由。但我知道，亲德分子没有一点理由。
徐少军 译
[1]此篇初刊于1940年12月13日《家庭》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