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你真的不怕死人吗？
我在北京隆冬碧蓝色的天穹下，这样问一个美丽的小姑娘，站在临终关怀医院晒满了白色被单的院落里。
她穿着一件1994年初最时髦的红色太空棉短大衣，裹在黑色健美裤里的双腿挺拔有力，脚蹬一双柿黄色皮短靴——整个身躯灵巧得像一只香獐。
我从来没有见过香獐，但它是我想象中最灵动活泼的生物，我愿以它来命名这位年轻的志愿者。
“我不怕。不怕这些就要死去的人。人要死的时候，都非常善良。和他们在一起，我觉得很温暖。”女孩说。
北京的这所临终关怀医院，坐落在亚运村附近。在高楼大厦之间，有一套小小的院落。几十张病床，经年累月住得满满的。风烛残年的老人，把这里当做最后的驿站。他们得到周到的治疗和细心的照料，直到走进永恒的宇宙。院长告诉我，这里入院病人的平均住院时间是13.7天。
“您明白这个数字的意思吗？”院长问我。
“我明白。”我说，“它的意思就是所有走进这所医院的病人，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都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是的。”院长说，“他们在告别这个世界的最后的日子里，都格外地渴望温情。”
有一个小姑娘，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知道了有这样一所医院。她告诉了她的伙伴们。志愿者这个名词是与世界同步的象征，半是好奇，半是女孩天生的爱心，她和她的伙伴们就到这里来了，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像一群小香獐跑近这白色的森林。
刚进院门，她们就后悔了，甚至不敢迈进充满药气的病房。她们像黎明时分凝结的露珠，幼小和清凌。她们无法理解什么是死亡。
“在护士的陪伴下，我战战兢兢地走进病房。”穿柿黄靴子的小姑娘说。
“一个老人一把抓住我的手，连连叫：‘杜鹃……杜鹃！’”
“我刚要说我不是什么杜鹃，护士使了个眼色，我就闭紧了嘴。老人望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深沉的眷恋，嘴边荡出微笑。我和他对视着，恐惧渐渐散去，心里充满了从天而降的感动。”
“那一天，别的同学忙着擦玻璃、给病人喂饭，我几乎什么也没有做，只是被那个濒危的老人握着手。他的手很瘦，可是很软，好像用旧的毛巾。”
“护士后来告诉我，老人的女儿远在美国，名叫杜鹃。电报发了一封又一封，女儿就是不回来。他的神志已经模糊了，把我当成了杜鹃。”
“因为学校里的功课很紧，我们只能一周来一次临终关怀医院。我真的觉得我成了杜鹃，急切地盼望着下次志愿者活动的日子。时间终于到了，我第一个跑进病房，再也不觉得害怕了。推开房门，在老人躺过的病床上，他已经像烟一样地消失了，现在是一位老奶奶了……”
“我明白了什么是死亡，它就是一个人永远地不在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的。我希望在我死的时候，身边能有一个女孩，我能紧紧地握着她的手……真的，就是为了这个，因为我们都会有那一天。为了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不会太孤单，我现在就要付出。所以我要做一个志愿者，所以我不怕死亡……”
听一个如此晶莹如此年轻的女孩，在晴朗的天气里谈论死亡，有一种苍凉凄婉的美丽，盘旋于我们的头顶。
“您的问题问完了吗？”穿柿黄靴子的女孩很有礼貌地问我。
“哦……完了。”我说。我还有许多问题想问她，但看出她心不在焉。
“那我就走了。我还要到病房里去给他们唱歌呢。”她转过身。
“哦，问最后一个问题：你给他们唱的是什么歌呢？”我说。
“唱《柳堡的故事》，就是‘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那首。”她轻声吟起来。
“你还会唱这么老的歌哪！”我有些吃惊，“这是三十多年前的流行歌曲了。”
“原来不会唱的。后来一位老人对我说，他年轻时最喜欢这首歌。我就让我妈妈教会了我。我想，一个人年老的时候，唱起以前的歌，就会回忆起年轻的时候。等我老了，也许要让那时的志愿者，唱一支《潇洒走一回》了，不知道她们会不会给我唱？”
女孩子略微有些忧郁地说。
“会的。她们一定会的。”我十分肯定地说。
清脆的歌声，象鸽哨一样，在白色的院落上空翱翔。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