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接到一个电话，很陌生的女声，轻柔中隐含压抑，说：“毕老师，我想跟您谈谈。”
我说：“啊，你好。此时我正在工作，以后再谈，好吗？”
那女人说：“我可能没有以后了，或者说以后的我就和现在的我不一样了。我是您的读者。一次您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签名售书，我买过您的书。那天孩子正生病，因为喜欢您，我是抱着生病的儿子去的。当时我还请您在书上留一句话，您想了想，下笔写的是‘祝你和孩子平安’。一般不会这样给人留字，是不是？而且您并不是写‘祝全家平安’。您没提到我的丈夫，您只说我和孩子。您那时一定就已看穿了我的命运，我那时是平安的。不，按时间推算，那时我就已经不平安了，但我不知道，我以为自己是平安的。现在，我不平安了，很不平安。我怎么办？我不能和任何人说我的事，心乱如麻。我狂躁地想放纵一下自己，那样也许会使我解脱。起码世上可以有人和我一样受罪受苦，我没准会好一些……”
我一边听着她的话，一边竭力回忆着，售书……生病的孩子……可惜什么也记不清。我是经常祝人平安的，觉得这是一种看似浅淡其实很值得珍惜的状态。沉默中，我知道自己不能轻易放下话筒，在电话的那一边，有一颗哭泣而战栗的心灵。
我假装茅塞顿开，说：“哦，是！我想起来了。你别急，慢慢说，好吗？现在我已经把电脑关了，什么都不写了，专门听你说话。”
女人停顿了片刻，很坚决很平静地说：“毕老师，我得了梅毒。”
那一瞬，我顿生厌恶，差点儿将话筒扔了。以我当过多年医生的阅历原不该如此震动，但我以为，一位有着如此清宁嗓音并且热爱读书的女人，是不该得这种病的。
也许正因为长久行医的训练，我在片刻憎恶后重燃了普度众生的慈悲心。你可以拒绝一个素昧平生的读者，但你不能拒绝一个殷殷求助的病人。
我说：“得了梅毒，要抓紧治。别去街上乱贴广告的江湖郎中那儿瞎看，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就诊。不要讳疾忌医，有什么症状就对医生如实说啊。”
女人说：“毕老师，您没有看不起我，我很感动。这不是我的错，是我丈夫把脏病传染给我的。我们是大学同学，整整四年啊，我们沉浸在相知的快乐中。我总想，有的人一辈子也找不到自己的那一半，但我在这样年轻的时候，一下子就碰上了，这是老天对我的恩惠，像中了一个十万分之一的大奖。毕业之后，我留在北京，他分到外地。好在他工作的机动性很强，几乎每个月都能找到机会回京。后来我们有了孩子，相亲相爱。也许因为聚少离多，从来不吵架，比人家厮守在一起的夫妻还亲近甜蜜。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他突然不回家了。你说他不恋家吧，几乎每天给家里打个长途电话，花的电话费就海了去了，没完没了地跟我说些鸡毛蒜皮的事，可就是人不回来，连春节也是在外面过的。前些日子，他总算归家了，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问他，什么也不说。哪怕这样，我一点疑心也不曾起过，我相信他比相信自己还坚决，就算整个世界都黑了，我们也是两个互相温暖的亮点。后来，我突然发现自己得了奇怪的病，告诉他后，他的脸变得惨白，说：‘我怕牵连了你，一直不敢回家。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以为自己已经完全治好了，才回来。终是没躲过，害了你。’”
“我摇着他的身子大喊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老老实实说清楚！’”
“他说：‘一次，真的只有一次。我陪着上面来的领导到歌厅，他叫了‘小姐’，问我要不要？我刚开始说不要，那领导的脸色就不好看，意思是我若不要小姐，他就不能尽兴。我怕得罪领导，就要了……事情就这么简单。三个星期后，我发现自己烂了，赶紧治。那一段时期，我的神经快要崩溃了，天天给家打电话，但没法解脱。现在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了，我对不起你，听凭你处置。无论你采取怎样严厉的制裁，我都接受。’”
“这是三天前的事。说完，他就走了。我查了书，《本草纲目》上说：“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岭表，传及四方……”他正是在广州染上的。三天了，我没合一下眼，没吃一口饭，只喝一点儿水，因为我还得照料孩子……我甚至也没想看病的事，因为我要是准备死，病也就不重要了……”
听到这里，我猛地打断她的话，说：“你先听我说几句，好吗？我行过二十多年医，早年当过医院的化验员，在高倍显微镜下观察过活的梅毒螺旋体。那是一些细小的螺丝样的苍白生物，在新鲜的墨汁里（唯有对梅毒菌，采取这种古怪的检验方式）会像香槟酒的开瓶器一样呈钻头样垂直扭动。它们简陋而邪恶，同时也是软弱和不堪一击的，在40℃的温度下，转眼就会死亡。”
我顿了一下，但不给她插话的间隙，很快接着说：“你一个良家妇女、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一个贤惠温良的妻子、一个严谨家庭出身的女儿、一个可爱男孩的母亲，就这样为了一种别人强加给你的微小病菌，自己截断生命之弦吗？你若死了，就是败在长度只有十几微米的苍白的螺旋体手里了！”
电话在远方沉寂了很久很久，她才说：“毕老师，我不死了。但我要报复。”
我说：“好啊。在这样的仇恨之前，不报复怎能算血性女人。只是，你将报复谁？”
她说：“报复一个追求我的领导。他也是那种寻花问柳的恶棍，我一直全力地躲避他，但这回，我将主动迎上去诱惑！虽然这个领导不是那个领导，但骨子里他们是一样的，我必让他身败名裂。”
我说：“对这种人，不必污了我们的净手。他放浪形骸，螺旋体、淋病菌和艾滋病毒自会惩罚他。等着瞧，病菌有时比人类社会的法则更快捷更公平。”
女人叹了一口气说：“好吧，我依您。可我满腔愁苦何处诉？日月无光、天塌地陷啊！”
我说：“事情真有那么严重吗？你还是你，尽管身上此时存了被人暗下的病菌，但灵魂依旧清白如雪。”
她说：“我丈夫摧毁了我的信念。此刻，我万念俱灰。”
我说：“女人的信念仅仅因为丈夫而存在吗？当我们不曾有丈夫的时候，我们信谁？信自己！当丈夫背叛堕落的时候，我们信谁？信自己！当丈夫因为种种理由离我们而去的时候，我们信谁？信自己！丈夫再好，也是外部世界的一部分，变与不变，自有它的轨道，不依我们指挥。世上唯一可以永远依傍、永不动摇的，是我们自己的心灵与意志。”
电话的那一端，声响全无。许久许久，我几乎以为线路已断。当那女人重新讲话的时候，音量骤大了百分之三十。
“您能告诉我，我今后怎么办？原谅我的丈夫吗？我是一个尊严感很强的女人，无法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假装忘记了这件事。不忘记就无法原谅。解散这个家，所有的人都会问这是为什么。内幕就得大白天下，我也无法面对周围人和亲友悲悯的目光。我想，有没有既凑合着过下去又让我心境平衡的办法呢？只有一个方子，就是我也自选一个短儿、一个瑕疵，我和丈夫就半斤对八两了。我有一位大学男同学，对我很好。我想，等我治好病以后，当然是完完全全地好了，我就把一切告诉他，和他做一次爱，这样我和丈夫就扯平了，我的痛苦就会麻痹。您说，我是否有权利这样做？”她急切地询问，好像在洪水中扑打逃生的门板。
这一回，轮到我长久地踌躇了。我不是心理医生，不知该如何准确地回答她，只好凭感觉说：“我以为，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形下，你有权利做自己想做的事。但在这之前，请三思而后行，以错误去对抗一个错误，并不像三岔路口的折返，也许会蒙出个正确的来，它往往导致更复杂更严重的错误，而绝不是回到完美。女人在沉重的打击之下，心智容易混乱。假如我们一时想不出好办法，就把痛苦放到冰箱里吧。新鲜的痛苦固然令人阵痛恐惧，但还不是最糟，我们可以在悲愤之后，化痛苦为激励。最可怕的是痛苦的腐烂和蔓延，那将不可收拾。”
她沉吟半晌，然后说：“谢谢您。我会好好地想想您说过的话。打搅您了。我在这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信任又可保密的人，只有对您说。耽误了您这么多时间，很抱歉。”
我说：“假如多少能给你一点帮助，我非常乐意减轻你的痛苦。”我又说：“最后能问你是怎样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吗？”
她在整个谈话过程中第一次轻轻地笑了，说：“信息社会，我们只要想找一个人，他就逃不掉。您说对吗？”
我也笑了，说：“对。假如今后我还有机会给你留言，会再一次写上——祝你和孩子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