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挺平常的一件事。可到了海拔五千多米高的藏北高原，这件平常的事就有点不平常了。
二十多年前，我在昆仑山上当兵。部队上千号人，没有那么大的场地，就在平坦的河滩上矗两根杆子，绷上幕布，露天电影院就算搭成了。没有椅子，就把背包垫在屁股底下。打背包的材料，在天暖的时候，我们就用皮大衣。既挺实又防寒，而且高度适宜，蜷着腿挺舒服。但天气太冷的时候，就得把皮大衣穿在身上，由被子来充当椅子的角色。被子薄软，背包带一紧，只有寸把厚。屁股坐下去，砸扁了棉花，人蜷得像只蜗牛，电影还没演到一半，腿就麻软了。治腿麻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理它，由它麻去。要是一理它，痒痛难耐。就算暂且好一些，一会儿又是老样子，白费劲。
幕布要在杆子上绑得平直，演出电影来才好看。有时天气太冷，放映员绑幕布的时候使不上劲，幕布就垂着，好像兜了汤水的网袋，沉甸甸地悬挂在昆仑山宝蓝色的夜空。遇到有风的日子，幕布又会鼓面似的紧张起来，嘭嘭作响。弧形幕布上的人影有轻度变形，好像隔着玻璃看人那样。首长们坐在中间，看起来人脸走形得不厉害，还可凑合。小兵们坐在偏远的角落，银幕上的人或脸狭长如韭叶，或如猴吃枣似的，腮帮子鼓起一块。一次，一位首长半路出去方便，回来时迂回入场，看见白幕上的英雄人物，“远近高低各不同”，遂发令以后要把幕布绷得如铁皮一样紧，再不许渔网似的懈松。打这以后，大家才算看上了比较真切的电影。有一次演到半截，突然起了风暴，幕布的一角像风筝似的滑脱，正在放映的人脸飞翔在天空，银幕变成了哈哈镜。
昆仑山上看电影也有特殊的乐趣。那时全国都在批判毒草，除了样板戏，别的电影都不让演了。但昆仑山上攒了一大堆旧拷贝，没有人追究。原来藏北高原路途遥远，边防哨卡像图钉似的在山坳之中，运上来一次电影胶片，车拉马驮的，费尽了周折。而且在高原转过一圈的拷贝伤痕累累，军区工作站总是最后才把片子送上来，送来了就不打算再要了。高原像一处平静的死港湾，当别处都淹没在风暴中的时候，这里竟泊着一堆奇异的财富。
边防军人们对样板戏倒背如流以后，强烈要求把以前的旧影片拿出来“批判”。最先开禁的是豫剧《朝阳沟》，因为部队里的河南兵最多，因为最高的部队首长是河南人。一时间“咱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剧里银环和栓保的对唱响彻军营。不但河南人唱，河北人也唱，广东人、上海人都唱。我敢打赌，豫剧在它的本土以外，从没有这样地发扬光大过。
有一天我正在看《卫生员手册》，放映员走来看病。我就把书折了一个角放下。他说，我送你一截电影胶片吧。我说，我要一截胶片干啥使呢？我也不放电影。他说，你把胶片截上两寸长的一段，拴上彩毛线，夹在书里，就是上好的书签。我说，那好是好，可电影不就断片了？他说，不碍的。电影一秒钟过几十格，我把断头细细粘上，看不出来的。你就说你喜欢哪一截人和景吧，我这就给你铰去。我说，那好，我就要《海鹰》里王晓棠演的那一段。他说，咱的《海鹰》片子太老了，拷贝上有划痕，做成书签不好看。换《红色娘子军》吧，新来的，颜色可鲜艳。我说，行，就按你说的办。我要吴清华逃出牢笼，“倒踢紫金冠”动作里腿最高的那一段。
他很快拿来了一个纸包，里面是几幅“倒踢紫金冠”。
恰好那天晚上就是高原上首次放映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我紧张地盯着银幕，生怕吴清华在逃跑的路上，因丢了“倒踢紫金冠”而意外地跌上一跤。还好还好，女奴隶跑得十分顺利，每一个动作都炉火纯青，看不出一点剪接的痕迹。
我把妈妈给我织的毛背心拆下一截，把果绿色的毛线破成四股，毛茸茸的如同水草。我把草叶拴在胶片的齿孔上，果然制出了极别致美丽的书签。
有的电影看过几十遍了，一听说还是看这个电影，大家依旧挺高兴，早早地绑起被子来等着集合。因为要是不看电影，就得学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