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许多遭遇，来源于多管闲事。
我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胡导演只是泛泛之交，听说她想搞一台与希望工程有关的节目，也是左耳听、右耳冒，并没有怎样放在心上。后来我无意中得知北京西苑饭店有一个关于希望工程的活动，就鬼使神差地给她打了一个电话。
我告诉她：“北京西苑饭店把预备搞店庆的20万元拿出来，捐助了希望工程。这还不算，他们的1000多名职工，每人又捐了300元钱，凑起来就是50多万了。他们要在河北张家口最贫困的坝上草原找一个最偏远的乡村建一所希望小学。明天他们正好有车去勘察校址，不过车已安排满了……”
“哎呀呀，太好啦！”我话还没有说完，就被胡导演激动地打断了，“太好了，我一定要跟去采访。请帮我再联系一下，就说你将跟我一起去。如果你不肯帮我，我就一个人去。先坐火车到张家口，再转长途汽车，一定要跟踪采访。我是真想为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做点事，让更多的人知道那里的真实情况……”
我被她破釜沉舟的勇气吓了一跳。要知道她已是五十多岁的老妇人了，还得过癌症。
我做过许多年的医生，对病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悲悯情感。忙说：“胡导您别急，我虽说跟饭店也不很熟，但我马上给他们打个电话，再试试。”
西苑饭店答应了我们的请求。第二天清晨，我和胡导演裹着厚厚的羽绒服，挤进人满为患的面包车，蜷缩在最后一排，开始了漫长的“坝上之行”。
河北北部和内蒙古高原接壤的广袤草原，俗称“坝上”。坝，其实只是一道小小的棱坎，但在它之北，地势猛然抬高，这就成为富裕平原和苦寒高原的分水岭。
“这里的水没被污染，矿泉水一般，空气也很清新。”我对身旁当地向导说，竭力找出坝上的优点。
“张家口穷啊。13个县里有10个是国家级的贫困县，年人均收入不高，这都是和水有关系的啊。张家口在北京的上风头，北京人吃的水都是打张家口这搭子流下去的。为了保证首都人民能喝到一盆净水，张家口不能建任何耗水量巨大和有污染的工业。没有工业，张家口就穷啊！俺们心里说，北京人是要喝水，可张家口人也要吃饭啊……”
向导愁苦的话，使我和胡导作为北京人，汗颜不止。
我们来到一所小小的山区学校。解放前是旧庙，供的是送子娘娘。四十多年过去了，这里残垣断壁、四处漏风，窗户上没有玻璃，糊着黄脆的报纸，桌椅都是由破板条钉成的，叫人不敢贸然坐下。
胡导拿出她的武器——日本索尼公司出品的采访专用机，据说值几万块钱，灵敏得连头发丝飞舞的声音都可记录在音带上。
我这才知道胡导要的是连续性的广播特写剧。简言之，就是一切必须是真人真事，但不借助文字，不借助画面，全凭各种真实的声音来传达主题，塑造人物。
我真不知道世上还有这般受制约的艺术形式，简直就是一种盲人的认知方式，全靠耳朵了。
于是胡导工作的程序独特而有趣。
她用树枝把鸡鸭赶得一路鸣叫不止，用石块把狗打得昂首狂吠，用干草引诱小羊咩咩地哼……就是要录下农村的音响。在水井边，录下辘轳旋转的频率和水桶“扑通扑通”的节奏，在牲口圈里录下骡子、马嚼料的动静。当然她录得最多的是孩子诉说无钱读书时的呜咽，录下课堂里孩子们琅琅背书声，录下西苑饭店人们为寻找校址在雪地的跋涉声，录下一个从未走出过小山村的女孩对外面世界的向往……胡导甚至使劲推一把那摇摇欲坠的破课桌，让它发出可怕的“吱呀”声，把窗户上的报纸的破洞撕得大一些，让风的鸣叫显得更为凄厉……
我帮不上忙，只有好奇地观看。胡导对人物和声音的要求简直到了苛刻的地步。比如一个农村男孩说他的妈妈被人贩子拐走了，自己要好好读书，长大了要把妈妈找回来……我以为已经很精彩。胡导搓着因为拎机器被冻僵了的双手说：“我还想让他唱一首歌，就是《世上只有妈妈好》。到时候把他的故事和他的歌一道播出来，一定会有催人泪下的效果……”
主意当然不错，实施起来却很困难。那个孩子倒是会唱这首红遍中国的儿歌，可怯场认生，对着胡导像警棍一般的录音话筒，哆哆嗦嗦地连气都喘不匀，更甭提唱歌了。胡导软硬兼施，搬来孩子的老师启发诱导，但小家伙双唇紧闭，一副宁死不屈的架势，再逼得急了，眼圈就红了。
我不忍看着孩子受煎熬，就说：“胡导，差不多就行了。”
胡导说：“作家，你身上带着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东西没有？”
我说：“我被你拉着从北京‘仓皇出逃’，实无一点多余的物资可供你施以收买之计。”
胡导不死心说：“请清仓挖潜。你既身为作家，笔总是有一支的吧？”
我只好说：“那倒是有的。”
她说：“请借我一用。”
胡导拿了我的笔，拔掉笔帽，把笔尖像火炬似的在孩子眼前晃啊晃。
“你唱一支歌，我就把这支笔送给你。”胡导对山里的孩子说，那神情就像当年的日本鬼子诱骗我儿童团员，急不可耐。
孩子的眼光嗖地亮了。
“好，我唱。”他耸着通红的小鼻子说。
那支他从未见过的精美的签字笔，极大地诱惑了贫困中的孩子，欲望战胜了恐惧，他大声地唱起来。
“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稚气而略带凄楚的歌声在寂寞的草原上流动。
质量精良的磁带平稳地转动着，这个北中国要读书去寻找妈妈的孩子的歌声，就永远地储存下来了。在未来的日子里，会有许许多多的人，通过电波听到他的歌声，也许他的妈妈也会听到的。
为了录下村民关于建造希望小学的反响，胡导把老的、小的、男的、女的……上至八十岁的老媪，下到学龄前的顽童，都请到她的机器前，方方面面很有代表性了，胡导却皱着很疏淡的眉毛说：“不典型。有什么音响能叫人一听就知道这里是极偏远的农村呢？”
她牵着我无目的地在村里走来走去，推开每一座低矮的柴门。可惜乡亲们都操着一样的方言土语，除了感激再说不出其他的话。
我几次劝她就此打住，胡导置之不理。终于在一间小屋前，她大叫一声，说：“总算找到了！”
我们走进一间店铺，铁锹、铁锄、铁斧、铁铧犁堆积一地，叮当乱响，艳红的炉火将老铁匠的脸镀上金箔。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原在“铁匠铺”啊！
胡导乐得手舞足蹈，录下了风箱的轰响声，淬火时的炸裂声，铁锤与铁砧击打时的铿锵之音……在这独特的背景音乐下，老铁匠一板一眼地说：“人人都在念叨修学校的事啊。好啊，修了学校，庄户孩子有了学问，就能出贵人，做大官。官人回家时就修桥修路。穷山沟就有了指望、就有了盼头了。”
出了铁匠铺，我说：“这回您该满意了吧，胡导。”
胡导笑眯眯地说：“满意了。可是还得找，小山村的潜力大着呢！”
我们疲惫不堪地继续“侦察”，终于又发现了一家小杂货铺。老板娘把卫生球一样坚硬的水果糖“当”的一声扔进铜制的秤盘里，节奏脆得像子弹落地；醋灌进坛子的动静颇像有人溺水的“咕咚”声；红糖落在旧报纸卷成的圆锥形包装袋里，其响声恰似孩童堆的沙塔缓缓地倒了……
老板娘快人快语：“读书好啊，在家里能算个账，上了街能认识男女厕所，进饭馆别人骗不了你，遇着事多个脑瓜子，打官司都比别人能赢呢……”
胡导与老板的小儿子对话。
“你上了学以后打算干什么啊？”
“挣钱。多挣钱。”
“挣钱干什么呢？”
“盖房子，娶媳妇，过日子。”只有水缸高的男孩说。
胡导不是那种很漂亮的女人，但是似乎有一种魔力，使人觉得亲切，不知不觉就信任她、说真话。
我悄悄问胡导：“您套了别人这么多的肺腑之言，以后会如实播出吗？”
她说：“当然要播出了，这多么真实！”
晚上，我们回到县上简陋的招待所，被冷如铁。我看到胡导身上的刀疤。她是中晚期乳腺癌，手术将一侧的乳房全部扫荡，肋骨也挖掉了几根。两次手术的刀口加起来足有2尺多长。
在这种病魔摧残过的废墟面前，做过多年主治医师的我，心也唏嘘。
以后的采访大体如故，只是路越发难走，气候越发寒冷了。饭就在老乡家吃，看得出主人拿出了最好的食品招待我们。主食是土豆，熬的菜也是土豆，只不过比前者多了一把盐。
终于搜集到了足够的素材，可以返回北京了。我们坐在吉普车里，车外零下十几摄氏度仍然把双脚冻得发木。
开到坝上的山口，胡导突然大叫：“停车！”
司机慌得一脚踩死刹车，以为胡导把何种宝贝遗忘在身后的乡村了。
胡导却不说话，只是神秘地竖起一根手指，说：“你听。”
车窗外的风声，像一万只豺狼呼啸。
司机说这是坝上最著名的风口。
“我们去录风。”胡导矫捷地抱着索尼工作机就要下车。
我忙拦住她，说：“您在村子里不是已经录过风了吗？再说，你们台里的音响资料室难道没有储存形形色色的风声吗？实在不行，找个口技演员，他可以用嘴巴吹出最诡谲、最悲怆、最豪放的风啊！”
胡导正色道：“特写必须绝对真实。坝上的风和哪里的风都是不一样的。你在车上吧，我一个人就行了。”
她说着跳下车。风像武林高手劈头打得她一个趔趄，索尼工作机窄细的皮带，狠狠勒进她缺了几根肋骨的胸部。
我立即相跟下车。
风打得人双泪直流，我们跪在地上录卷地而过的风。把话筒高举过头，录横空肆虐的风。胡导高兴至极，说：“这是多么好的风啊！”
塞外的风像透明的骏马，奔腾而来。我们录下了风对大地无情的鞭打，风对万物不屑一顾的摇撼，风狂怒的咆哮与无情的叹息。
走回汽车的时候，我们像一对僵硬的大木偶，双腿已全然失去知觉。
在北京街头分手的时候，胡导真诚地向我道谢。
我以为和胡导从此在京城的茫茫人海中再难以相逢，不想第二天就接到了她的电话。
“毕作家，你还得到我这里来一下。”她还是那种运筹帷幄的口气。
“什么事？一切不都已经结束了吗？”我大惑不解。
“是啊，已经有了结尾，可是我们还没有开头呢。我需要一个精彩的开头，就用你当时给我打的那个电话吧。所以得请你到广播电台来一下，我们补录一遍这次采访的开端。这样吧，明天早上9点，我在中央广播大厦的门前等你。好，我们不见不散啊！”
面对着已经挂断了的电话，你有什么办法？导演有一种震慑、指挥别人的才能，你除了服从，无可奈何。
这座原属于“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辉煌建筑已经陈旧，但仍有一种宏大的气势。录音间四周都是米色的隔音板，端坐其中，有钻进樟木箱子的感觉。灵敏度极高的设备，记录得下你喉咙深处的颤动。
“喂，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吗？您好。请找一下胡导演。”
“我就是。您有什么事？”
……
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模拟那一天打电话的情形，直到口腔的唾沫干涸，胡导还是不满意。
她谆谆告诫我：
“你的声音太大了，哪里像是打电话，简直就是讲演。不行，重来。”
“这一次的音量又太小了，好像鬼鬼祟祟的。重来。”
“太一气呵成了啊。不自然，一听就知道是有备而来的，不真实啊。重来。”
“这一回你怎么结巴起来了？你害什么怕呢？作家应该是很有风度的啊！重来。”
我没好气地说：“我哪里是作家，不过是一个不称职的群众演员罢了。”
胡导哈哈地笑了，说：“就算是你为了希望工程客串了一把吧。好，我们再重来！”
谢天谢地，在筋疲力尽之前，我终于让导演满意了。
再次分手的时候，我由衷地说：“希望永远不要见到您。胡导！”胡导微笑着说：“我还要采访西苑饭店，咱们还真难得见面了。不过你可要记住，到时每天中午‘午间半小时’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连续五天播出广播特写《一千零一个希望》，你到时候记着打开收音机听就是了。用不着相见，广播剧是耳朵的艺术。”
那一天中午，我按时打开收音机。坝上草原震人魂魄的风雪声扑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