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的根据

有位西方艺术家说:生活分为两种,一种叫作悲惨的生活,另一种叫作非常悲惨的生活。怎么办呢?他说:艺术可使我们避开后一种。东方思想更是有这样的意思:生即是苦,苦即是生。总之人只要活着,困苦就是逃不脱的。东方、西方本处同一星球,于此不谋而合当在情理之中。

那么死呢?死,能否逃脱这苦难的处境?比如说,给它来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行不?说说行,想想更行,但你信不信,其实不行?除非你能从“生”逃进“死”,从“有”进入“无”。

什么,这简单?那你就先说说怎么从“有”进入“无”吧。“无”在哪儿?“无”即没有,你可怎么进入一个没有的地方呢?好吧,就算你真的进入了,可随之那儿就不再是“无”了,而必呈现为另一种状态的“有”。所以,出生入死也就无望——“死”要么是另一种形式的“生”,要么就得是“无”,而“无”我们已经说过了是没有的。

这便是人的处境,在苦逃!问题在于:面对一条难逃之路,是歌而舞之、思而问之地走好呢,还是浑浑噩噩、骂骂咧咧地走好?

无论怎么走吧,似乎都还有着无奈的成分。是呀,即便大哲尼采的“酒神精神”,其中也可见此无奈。不过,为啥无奈你可想过?想想吧。一定还是有个企盼不肯放弃:终点。一定还是有种疑虑不能消除:走到哪儿算个头儿呢?这可真是此在生命的逻辑给我们留下的顽固遗产。其实呢,有谁看见过“头儿”吗?终点,若非无,就不能算是终点;若是无,那就还是没有的呀,兄弟!放弃你那顽固的遗产吧,或把它再扩展一步:永远的道路,难道不比走到了头儿好得多?

所以生命也分为两种:一种叫作有限的身在,一种叫作无限的行魂。聪明人已经看见了乐观的根据。

二〇〇八年四月十七日

《放下与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