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连起生命中的记忆
孙 歌
很久以前，我曾经养过一只猫。
那时是“文革”的后期，我的父母被下放到农村，我们全家在东北的一个村子里住了三个年头。
当地的老乡家里都有猫狗，但它们不是宠物，它们靠自己的劳动吃饭。我在下乡的第二天就了解了一个知识：猫，是抓耗子的，狗，是看家的。狗住在屋外，猫住在室内，但是，猫要保证主人家里不受老鼠的侵害，否则，不尽职的猫咪不会有好的待遇。我在村里遇到许多的猫猫狗狗，它们笃定而自信，与人类相处得不卑不亢。今天想来，从不对猫狗滥情的乡亲们给予猫狗的，其实是最有尊严的待遇。
我的那只猫是一个老乡为表达谢意送给我的礼物，因为在城里学过几天针灸的我歪打正着地治好了她的腰腿疼。那时，这只小猫还不到一岁。
这只猫咪委实漂亮，他全身披着纯粹的黑色，却在鼻子和前胸以及四爪那里恰到好处地点染了形状合适的雪白。当他瞪起一对瞳孔黑澄澄的眼睛看着你的时候，你会被他的信任所感动，会忘记你不是他的同类。我那个时候就是如此。当这只小猫认定我和他是同类的时候，便跟我形影不离，同吃同睡，有时甚至送我出门上学。刚刚在城里受到过冲击的母亲，不免有些担心地说：你不会玩物丧志吧？
一晃过去了三年，我们全家要回城了。那时节“文革”还没有结束，不知道等着我们的是什么命运。母亲说，这只猫还是留在乡下吧，乡下的猫，在乡下比较好。我把猫咪抱在怀里，看着他信任的眼神，不懂猫语的我苦于无法向他传达这个决定。其实即使懂得猫语，我也无法向他解释动荡时代人类的恐惧对于一只猫命运的含义。虽说那时我还没有成人，我也依然懂得，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几年前在城里经受过的一切让我了解，村子里才是最安全的场所。
我为猫咪找新家颇费了些周折。我不想把他委托给让他抓耗子的邻居，尽管我知道他捕鼠的本事也不坏；我希望他的新主人可以像我一样给他足够的爱，因为这猫咪似乎有点小资情调，喜欢撒娇。我也不能让他离我家的房子太近，以免他万一怀旧了会有麻烦。一切考虑停当，我找到前村的另外一个暂时不走的“下放户”，我跟他们讲妥，等我有了合适的条件，就回来接这只猫。
人们都安慰我，说猫是“奸臣”，只要新的主人有好吃的给他，随时就可以忘掉老主人。我有些怅然，觉得要是过一阵我来接他而他不认我，那不是有些尴尬？新主人对我保证说，不会，因为猫不效忠，所以可以见异思迁，我同样可以再把他领走呀！
然而后来的一切都在人类的逻辑之外。尽管我把猫整个装进了袋子，蒙住他的眼睛，从一个村子走到了另一个村子，尽管他温顺地并不出声也不抗议，但这个小生灵却依然记得回家的路。在我们举家搬迁情感复杂地离开这片土地之后，他悄悄地独自回到了我们家那所人去屋空的土房，独自苦苦地守在门前。新主人找到他，尽职尽责地要领他回新家，并且为他送来吃食，但是这只猫拒绝了。几天后，不吃不喝的他死在我们家房门口。
听到这个消息是在半年之后，我大哭了一场，发誓从此不再养猫。
有人安慰我，说猫其实眷恋的不是主人，而是房子。我却不能因此释然，想象着这只信赖我的小猫临终时的感觉，我无法原谅自己。
这段记忆随着我长大成人，逐渐地远去了。生活里有太多的沉重，让我有充分的理由把神经变粗，疏远这段记忆。虽然后来有时我还是提起它，但那提起却没心没肺的不再有伤感。恰如我们今天再听“文革”期间的歌曲一样，时间似乎洗掉了歌曲旋律间那厚重的历史，留下的只是旋律本身。
这样地过了许多年之后，我遇到了朱天心，读到了她的《猎人们》，于是，远去的一切似乎又都回来了。
天心并不摆名作家的派头，她朴实而专注地盯着人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她有些像她笔下那些猫女王，自由而有个性，全不受现实人类那些等级价值的束缚。在人群里我几乎没有跟她交谈的机会，但还是抓住了一个片刻，对她说我喜欢她的猫书。
台湾没有“文革”，天心也没有插队，但是这些并不重要。在天心的猫书里，我找到了熟悉的情感，唤回我年轻时的记忆。我的那只小黑猫甚至就活在这本猫书里，他的名字叫做李家宝。隔着海，我觉得我和天心共有了一段历史，那不是关于猫的历史，而是关于人、关于巨变时代的历史。猫族的生生灭灭，考验着我们人族的心力和德性，更考验着我们对于“生”的感知能力。我自愧不如地发现，天心比我要坚忍，要强韧。
天心笔下活着一大群猫。他们千姿百态的“猫生”，并不比人生更少波澜和曲折。天心告诉我们，无论是猫还是人，在充满欲望的时代里，都不能不面对残酷的现实，并且承受这一切。在天心的生活里，在猫族的生活里，喜悦与快乐永远伴随着麻烦、恐惧甚至是愤怒，当这些感情不可以分开而抽象成为对立的两极，当它们扭结在一起而浑然成为同一个东西的时候，“生”的状态才真正呈现。天心告诉我们，猫和人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其实把猫和人分开看待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对待猫的态度其实就是人类对待同类态度的延伸，而在猫与人的关系中，我们看到的正是人类社会本身的关系。正是因为如此，天心的记录猫生，恰恰是她介入人类社会现实的方式之一。关于这一点，钱永祥先生的“序”说得再清楚不过，不需要我再赘言。
在这本书里，比较容易感知的是天心对于城市流浪猫的温情与对于自私的同类的愤恨。但是，让我更感到共鸣的却是另外一种潜在的情绪，那是一个不断反抗着的个体（无论是人还是猫）对于他无法抗拒的命运的平静承担。天心几次描写了她和家人为猫儿送终的场面，描写了她不愿干扰猫儿的意志从而高度自我克制的“旁观”态度。在生离死别之际，天心似乎并不落泪，对于猫儿的离去，她自有自己的说法。你看她对“猫爸爸”的评价：“于是他撑着坐起来，仿佛舒服地伸个大懒腰，长吁一口气，就此结束了我们简直想不出人族中哪一位有他精彩丰富的一生。所以，不准哭！”而《李家宝》篇末写道，当天心预感这个凝集了她复杂愧疚与爱怜之情的“有情有义有骨气的猫儿”活不过今晚的时候，却“但也不激动悲伤”。猫儿的生生灭灭，在天心为流浪猫提供的这个不断流转的空间里，其实是生命流动本身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为了从绝境中抢救一只流浪猫而呼号奔走的天心，在猫儿走到生命尽头时刻表现的那份平静，使这本书具有了肤浅人道主义所不具备的深刻生命感受：它让我联想起早年曾经在村里乡亲们身上感受到的那份生命的坚韧与强悍。
但是天心还是暴露了她生命中的一点秘密，那就是她和李家宝的“特殊关系”。这篇最让我联想起自己隐痛的作品，在全书中也是唯一的一篇让天心在逻辑之外说事儿的特别之作。我佩服天心的勇敢，她敢于把自己在生命某一个阶段的感受和盘托出，让读者分享她的困惑、混乱和痛苦。那痛苦当然绝不仅仅来源于一只猫。天心面对李家宝这样想：“真正想对他说的心底话是：现在是什么样的世情，能让我全心而终相待的人实没几个，何况是猫儿更妄想奢求，你若真是只聪明的猫儿就该早明白才是。”
家宝却终于没有明白，正如我当年那只倔强的小黑猫一样。天心看去不太合理的用情不专，与我当年迫不得已放弃小黑猫的那份莫名的恐惧，在一切都过去之后越发显得荒诞不经，一个时代，一段历史都终将逝去，然而假如时光倒流，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家宝究竟比我的小黑猫幸运，他临终前夜有天心呵护，在他坟头开满天竺菊的时候，也有天心陪伴。只是这呵护与陪伴却隔了一层“世情”，这世情让天心无法真正地“小资”起来。而这本以猫为主人公的小书，也从而暗含了比猫生更多的内容。当这本猫书带着它背后的“世情”走进大陆书店的时候，不知道读者是否也会如同我一样，勾连起生命中那些早已被搁置因而褪掉了颜色的记忆？
二〇〇六年新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