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年仅19岁的英国人埃里克•布莱尔远渡重洋，来到下缅甸的毛淡棉服役。他的正式身份是印度皇家警察的分区警官，这个工作让他时常感到焦虑和烦躁：殖民地的反欧洲情绪非常强烈，尽管没有群体性的抗争事件，只是漫无目的地在小事情上发泄发泄，但是天天被当地的百姓揶揄嘲笑和起哄，也不是什么让人愉快的事情。
一天清晨，布莱尔接到电话，说有一头发情的大象正在市场横冲直撞，问他能否处理一下。不知所措的布莱尔挂下电话，拿起一支小口径的步枪就骑马上路了。
这头大象不仅夷平了一座竹屋，踩死了一头母牛，撞翻了几个水果摊，而且还踏死了一个印度人。可是布莱尔并不想射杀大象，手上的这支步枪口径太小威力不够，他的初衷只是用来自卫。当他终于发现那头大象的时候，它正在安详嚼草，看上去像一头母牛一样没有危险；而且在当地，打死一头能做工的象等于是捣毁一台昂贵的巨型机器。
然而，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在布莱尔的掌控之中。他的身后簇拥着两千多名兴致勃勃等着看戏的当地人，布莱尔意识到，如果自己不开枪就成了不折不扣的傻瓜。于是他换上另一把威力更大的步枪，开始朝大象射击。
事实证明，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年轻的布莱尔不了解射杀大象的诀窍，他把枪膛里的子弹一次又一次地射向大象的头脑、心脏和喉咙，直到用光所有的子弹，那头可怜的大象也没有在他的面前彻底死去……
布莱尔的射象行为在殖民者内部引发不小的争议，但只有布莱尔本人清楚，他射死那头象的真正动机只是“为了不想在大家面前显得像个傻瓜而已”。
对于布莱尔的这个动机，心理学上有一个很专业的术语叫做“暴露焦虑症”，也就是“惧怕在人前示弱”，它的基本逻辑是“认为如果行事不能坚定不移，则自身的社会地位也会遭到贬低”。
美国学者肖尔说，暴露焦虑症的患者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国家。当布莱尔被两千多名当地人围观的时候，他不仅仅是一个两股战战的19岁白人小孩，更是合法性日益衰微的大英帝国在远东的符号和化身。
布莱尔必须开枪，不仅因为大英帝国不能“示弱”，而且因为大英帝国需要回应身后那两千当地人的“民意”——这些家伙正提着桶和篮子在等着瓜分象肉呢！
布莱尔事后这样回忆：“一旦白人开始变成暴君，他就毁了自己的自由。他成了一个空虚的、装模作样的木头人，常见的白人老爷的角色。因为正是他的统治使得他一辈子要尽力锁住‘土著’，因此在每一次紧急时刻，他非得做‘土著’期望他做的事不可。”
更加悲剧的是，布莱尔虽然开了枪，却仍旧没能逃脱成为“傻瓜”的结局。原因很简单：首先，布莱尔未能将大象一枪毙命，这十足暴露出布莱尔这个“白人老爷”的愚蠢和笨拙；其次，布莱尔虽然积极回应了民意，却没能换回民心，那些瓜分象肉的“土著”不会感激他，大象的主人对他心存怨恨，就连他的欧洲同胞也认为因为一个苦力而开枪打死一头大象太不值了。
有趣的是，对于这种“在紧急时刻非得做土著期望之事”的国家，政治学上也有一个很专业的术语，叫做“回应性威权政府”（responsive authoritarian）。据说这种统治模式的特点在于“责任”（responsible）、“回应”（responsive）和“问责”（accountable），优势在于“高效率”。
可是问题在于，当公民缺乏独立的政治渠道和司法渠道去影响或者改变政府决策与行为的时候，单方面地强调地方官员的“责任”与“问责”，只会激化问题本身，这是因为地方官员为了规避责任，要么采取高压手段绝不示弱，要么不惜一切代价收买民意，无论是哪一种方式，都只会激励民众在下一次采取更加极端而不是理性的行动。于是在这种恶性循环的局面下，一个患上“暴露焦虑症”的国家越是注重它的“回应”职能，就越有可能成为布莱尔所说的那个“空虚的、装模作样的木头人”。表面上的高效率，换来的却是资源的高度透支和信用的高度透支。
1922年，布莱尔只有19岁，他对于身边的事情还很困惑，他太年轻，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还看不清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一切极权政府的虚弱本质。直到23年后，他写出了《动物庄园》，又过3年，《一九八四》出版，所有人都知道了他的另一个名字——乔治•奥威尔。
（201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