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 11”之后，塞缪尔•亨廷顿的理论信用度在美国达到顶点——“亨廷顿一说话，人类都倾听”，尽管这样的吹捧之词有些把肉麻当有趣，却也真实地反映出这位新权威主义者一时无两的学术地位。2004年5月，亨廷顿新著《我们是谁？》新鲜出炉，正如其副标题“对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所提示的，这一次亨廷顿把目光放在了美国国内的“文明冲突”上。
亨廷顿警告说，尽管今天少有美国人放胆预言美国的解体，但问题是苏联解体前同样也没有几个人预见到，因此如果美国人依旧无动于衷，任由目前的局势蔓延下去，那么2025年的美国（仍旧是我们熟悉的美国）将会是一个“最大的意外”——这一对美国民族认同造成空前威胁的因素就是移民问题。
说到民族“认同”就必定预设“他者”存在，这一点原本无可厚非，可是如果这个他者不仅是“敌人”，而且还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家族“内鬼”，那可就兹事体大不得不防了。亨廷顿没有一棒子打死所有的移民，在肤色不同、背景各异的移民大潮中，他独独挑出西班牙裔尤其是墨西哥移民说事，自有其道理在：首先，墨西哥移民人数庞大，2000年已达800万之众，占移民总数的27%；其次，墨西哥移民喜欢聚族而居在美国南部少数几个州市，与他们的故国近在咫尺；第三，这些墨西哥移民缺乏融入美国社会的兴趣，与以前的其他移民相比，他们教育水准落后，大部分人不愿意学习英语，而根深蒂固的天主教信仰则使得他们安于贫困、无视“美国梦”，并拒绝接受代表美国民族认同和政治文化基石的基本信念。
除了上述理由，墨西哥裔移民们对亨廷顿的最直接刺激来自于1998年的美洲足球金杯赛，在亲眼目睹了无数墨西哥裔球迷高举墨西哥国旗狂嘘星条旗之后，作为“爱国者”的亨廷顿自认有充足的理由怀疑这些“墨西哥旗下的蛋”能否成为真正的美国孩子。亨廷顿担心，一旦墨西哥对美国南部各州提出领土主张，这些拒绝归化的墨西哥裔移民将会成为潜在的“敌后武工队”；而且随着更多墨西哥移民的不断涌入，将使美国的核心价值和文化不断萎缩，最终成为一个“拥有两种语言、两种文化和两个民族的国家”。
什么是美国的核心价值和文化？亨廷顿的回答是对自由、民主和个人权利等信条的笃信，这个观点并不新奇，亨廷顿的与众不同在于，他认为这些抽象的普遍信念“其实”来自一个特定源头，即美国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具体说来包括操持英语，信奉基督教，遵守法律条规，恪守个人主义的新教价值和工作伦理，相信人们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地上建立天国等信念。亨廷顿相信，如果美国最初的定居者不是英国的新教徒而是法国、西班牙或者葡萄牙的天主教徒，那么美国就不会是今天的美国，而会是魁北克、墨西哥或者巴西。
亨廷顿的逻辑与钱锺书正好相反：光认识鸡蛋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熟悉乃至崇拜下鸡蛋的老母鸡。所以，要想正面回应墨西哥裔移民的挑战，重建美国人对自由、民主和个人权利的信念，就必须“再次确认美国是一个宗教性并且首先是基督教的国家”，就必须怀抱“坚定的盎格鲁—新教价值，说英语，保存欧洲的文化遗产，承诺（美国）信条的原则……”
亨廷顿的这些观点极富挑衅性，一经发表便遭到群起攻之。
有人费心点数伊拉克战争的美国阵亡将士，指出截止到2004年2月，在525名阵亡者名单里面西班牙裔名称的有64位，占总数的12%，恰好与西班牙裔的全美人口比例相一致，证明西班牙裔移民同样热爱美国。
激愤者清算旧账，从2004年的《我们是谁？》开始，由此上溯到11年前的《文明的冲突》，34年前的《民主的危机》，以及47年前的《战士与国家》，白纸黑字历历在目，亨廷顿从来就是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者。
更具学术深度的批评则指出亨廷顿缺乏基本的美国思想史知识：首先，美国建国之初，盎格鲁—新教徒虽然在马萨诸塞州建立教堂，但是与此同时纽约和新泽西州的主要定居者却是德国新教徒，马里兰州的主流力量是天主教徒，罗得岛州的定居者是浸礼会教友……；其次，即便在盎格鲁—新教文化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观点分歧。一句话，美国人的核心价值和民族认同绝非由盎格鲁—新教独力形成，亨廷顿一贯以来就以“撒谎”作为治学方式。
上述指责可以用“政治不正确”这个标签一言以蔽之。亨廷顿虽然自称老资格的民主党人，但在移民问题上却和新保守主义者站在了同一阵营，为此《历史的终结》的作者福山甚至暗中庆幸：只有亨廷顿这种级别的学者才有可能发表这样的观点而不被唾沫完全淹死。
抛却“政治不正确”、“事实描述有误”等硬伤不谈，亨廷顿倒是提出了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真问题，即国族认同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的重要性。他的错误在于把国族认同混同于文化认同，尤其是混同于对某一特定宗教文化的认同。当人们通过移民方式获得一国国籍，就表明他以明示的方式认可了国家权威和宪法，由此也将承担相应的政治义务，但这决不意味着要求移民认可该国的主流文化乃至某一特定宗教，这一点对于美国这种移民国家和多元文化社会尤其如是，对此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有过详尽和令人信服的论述。
美洲金杯赛后，一个饱受酒瓶和柠檬攻击的美国球迷说道：“当我们在自己的国家甚至不能举起美国国旗，一定有些事情出了差错。”如果这就是亨廷顿的困惑，那么它的确是个问题，虽然它极有可能宫外孕出一个政治上不正确的政治问题。
（2005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