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旧事

我的家乡距离保定有一百八十里路。我跟随父亲在安国县,这样就缩短了六十里路。去保定上学,总是雇单套骡车,三个或两个同学,合雇一辆。车是前一天订好,刚过半夜,车夫就来打门了。他们一般是很守信用,绝不会误了客人行程的。于是抱行李上车。在路上,如果你高兴,车夫可以给你讲故事;如果你困了,要睡觉,他便停止,也坐在车前沿,抱着鞭子睡起来。这种旅行,虽在深夜,也不会迷失路途。因为学生们开学,路上的车,连成了一条长龙。牲口也是熟路,前边停下,它也停下;前边走了,它也跟着走起来,这样一直走到唐河渡口,天也就亮了。如果是春冬天,在渡口也不会耽搁多久。车从草桥上过去,桥头上站着一个人,一边和车夫们开着玩笑,一边敲讹着学生们的过路钱。中午,在温仁或是南大冉打尖。一进街口,便有望不到头的各式各样的笊篱,挂在大街两旁的店门口。店伙们站在门口,喊叫着,招呼着,甚至拦截着,请车辆到他的店中去。但是,这不会酿成很大的混乱,也不会因为争夺生意,互相吵闹起来。因为店伙们和车夫们都心中有数,谁是哪家的主顾,这是一生一世,也不会轻易忘情和发生变异的。

一进要停车打尖的村口,车夫们便都神气起来。那种神气是没法形容的,只有用他们的行话,才能说明万一。这就是那句社会上公认的成语:“车喝儿进店,给个知县也不干!”确实如此,车夫把车喝住,把鞭子往车卒上一插,便什么也不管,径到柜房,洗脸、喝茶、吃饭去了。一切由店伙代劳。酒饭钱,牲口草料钱,自然是从乘客的饭钱中代付了。牲口、人吃饱了,喝足了,连知县都不想干的车夫们,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蜂拥着从柜房出来,催客人上路。其实,客人们早就等急了,天也不早了。这时,人欢马腾,一辆辆车赶得要飞起来,车夫坐在车上,笑嘻嘻地回头对客人说:“先生,着什么急?这是去上学,又不是回家,有媳妇等着你!”“你该着急呀,”一些年岁大的客人说,“保定府,你有相好的吧!”“那误不了,上灯以前赶到就行!”车夫笑着说。一进校门,便是黄卷青灯的生活。这是一所私立中学,设在西关外一条南北街上。这是一条很荒凉的小街道,但庄严地坐落着一所大学和两所中等学校。此外就只有几家小饭铺,三两处糖摊。整个保定的街道,都是坑坑洼洼、尘土飞扬的。那时谁也没想过,这个府城为什么这样荒凉、这样破旧、这样萧条。也没有谁想到去建设它,或是把它修整修整。谁也没有去注意这个城市的市政机关设在哪里,也看不到一个清扫街道的工人。

从学校进城去,还有一条斜着通到西门的坎坷的土马路,走过一座卖包子和罩火烧的小楼,便是护城河的石桥。秋冬风沙大,接近城门时,从门洞刮出的风又冷又烈,就得侧着身子或背着身子走。在转身的一刹那,常常会看到,在城门一边的墙上,挂着一个小木笼,这就是在那个年代,视为平常的、被灰尘蒙盖了的、血肉模糊的示众的首级。经常有些杂牌军队,在西关火车站驻防。星期天,在石桥旁边那家澡堂里,可以看到好多军人洗澡。在马路上,三两成群的外出士兵,一般都不携带枪支,而是把宽厚的皮带握在手里。黄昏的时候,常常有全副武装的一小队人,匆匆忙忙在街上冲过,最前边的一个人,抱着灵牌一样的纸糊大令。城门上悬挂的物件,就全是他们的作品。如果遇到什么特别重要的人物来了,比如当时的张学良,则临时戒严,街上行人,一律面向墙壁,背后排列着也是面向墙壁的持枪士兵。这个城市,就靠几所学校维持着,成为中国北方除北平以外著名的文化古城。如果不是星期天,城里那条最主要的街道——西大街上,是很少行人的。两旁店铺的门,有的虚掩着,有的干脆就关闭。有名的市场“马号”里,游人也是寥寥无几。这个市场,高高低低,非常阴暗。各个小铺子里的店员们,呆呆地站在柜台旁边,有的就靠着柜台睡着了。只有南门外大街上,几家小铁器铺里,传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另外,从西关水磨那里,传来哗哗的流水声。此外,这就是一座灰色的,没有声音的,城南那座曹锟的花园,也没有几个游人的,窒息了的城市。那时候,只是一家单纯的富农,还不能供给一个中学生;一家普通地主,不能供给一个大学生。必须都兼有商业资本或其他收入。这样,在很长时间里,文化和剥削,发生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这所私立的中学,一个学生一年要交三十六元的学费(买书在外)。那时,农民出售三十斤一斗的小麦,也不过收入一元多钱。这所中学,不只在保定,在整个华北也是有名的。它不惜重金,礼聘有名望的教员,它的毕业生,成为天津北洋大学录取新生的一个主要来源。同时,不惜工本,培养运动员。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每期差不多由官包办了。它是在篮球场上,一度成为舞台上的梅兰芳那样的明星,王玉增的母校。它也是那些从它这里培养,去法国勤工俭学,归来后成为一代著名人物的人的母校。当我进校的时候,它还附设着一个铁工厂,又和化学教员合办了一个制革厂,都没有什么生意,学生也不到那里去劳动,勤工俭学,已经名存实亡了。学校从操场的西南角,划出一片地方,临着街盖了一排教室,办了一所平民学校。在我上高二的时候,我有一个要好的同班生,被学校任命为平民学校的校长。他见我经常在校刊上发表小说,就约我去教女高小二年级的国文。被教育了这么些年,一旦要去教育别人,确是很新鲜的事。听到上课的铃声,抱着书本和教具,从教员预备室里出来,严肃认真地走进教室。教室很小,学生也不多,只有五六个人。她们肃静地站立起来,认真地行着礼。平民学校的对门,就是保定第二师范。在那灰色的大围墙里面,它的学生们,正在进行实验苏维埃的红色革命。国家民族处在生死存亡危急的关头,“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在学生平静的读书生活里,像投下两颗炸弹,许多重大迫切的问题,涌到青年们的眼前,要求每个人作出解答。我写了韩国志士谋求独立的剧本,给学生们讲了法国和波兰的爱国小说,后来又讲了十月革命的短篇作品。班长王淑,坐在最前排中间位置上。

每当我进来,她喊着口令,声音沉稳而略带沙哑。她身材矮小,面孔很白,眼睛在她那小而有些下尖的脸盘上,显得特别的黑和特别的大。油黑的短头发,分下来紧紧贴在两鬓上。嘴很小,下唇丰厚,说话的时候,总带着轻微的笑。她非常聪明,各门功课都是出类拔萃的,大楷和绘画,我是望尘莫及的。她的作文,紧紧吻合着时代,以及我教课的思想和感情。有说不完的意思,她就写很长的信,寄到我的学校,和我讨论,要我解答。我们的校长,曾经跟随过孙中山先生,后来,有人说他成了国家主义派,专门办教育了。他住在学校第二层院的正房里。学校原是由一座旧庙改建的,他所住的,就是庙宇的正殿。他是道貌岸然的,长年袍褂不离身。很少看见他和人谈笑,却常常看到他在那小小的庭院里散步,也只是限于他门前那一点点地方。一九二七年以后,每次周会,能在大饭堂听到他的清楚简短的讲话。训育主任的办公室,设在学生出入必须经过的走廊里。他坐在办公桌上,就可以对出入学校大门的人,一览无余。他觉得这还不够,几乎无时不在那一丈多长的走廊中间来回踱步。师道尊严,尤其是训育主任,左规右矩,走路都要给学生做出楷模。他高个子,西服革履,一脸杀气——据说曾当过连长,眼睛平直前望,一步迈出去,那种慢劲和造作劲,和仙鹤完全一样。他的办公室的对面,是学生信架,每天下午课后,学生们到这里来,看有没有自己的信件。有一天,训育主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用简短客气的话语,免去了我在平校的教职。显然是王淑的信出了毛病。我的讲室,在面对操场的那座二层楼上。每次课间休息,我们都到走廊上,看操场上的学生们玩球。

平校的小小院落,看得很清楚。随着下课铃响,我看见王淑站在她的课堂门前的台阶上,用忧郁的、大胆的、厚意深情的目光,投向我们的大楼之上。如果是下午,阳光直射在她的身上。她不顾同学们从她身边跑进跑出,直到上课的铃声响完,她才最后一个转身进入教室。我从农村来,当时不太了解王淑的家庭生活。后来我才知道,这叫做城市贫民。她的祖先,不知在一种什么境遇下,在这个城市住了下来,目前生活是很穷困的了。她的母亲,只能把她押在那变化无常的,难以捉摸的,生活或者叫做命运的棋盘上。城市贫民和农村的贫农不一样。城市贫民,如果他的祖先阔气过,那就要照顾生活的体面。特别是一个女孩子,她在家里可以吃不饱,但出门之时,就要有一件像样的衣服穿在身上。如果在冬天,就还要有一条宽大漂亮的毛线围巾披在肩头。当她因为眼病,住了西关思罗医院的时候,我又知道她家是教民,这当然也是为了得到生活上的救济。我到医院去看望了她,她用纱布包裹着双眼,像捉迷藏一样。她母亲看见我,就到外边买东西去了。在那间小房子里,王淑对我说了情意深长的话。医院的人来叫她去换药,我也告辞,她走到医院大楼的门口,回过身来,背靠着墙,向我的方位站了一会。这座医院,是一座外国人办的医院,它有一带大围墙,围墙以内就成了殖民地。我顺着围墙往外走,经过一片杨树林。有一个小教民,背着柴筐从对面走来,向我举起拳头示威。是怕我和他争夺秋天的败枝落叶呢,还是意识到主子是外国人,自己也高人一等?王淑和我年岁相差不多,她竟把我当做师长,在茫茫的人生原野上,希望我能指引给她一条正确的路。我很惭愧,我不是先知先觉,我很平庸,不能引导别人,自己也正在苦恼地从书本和实践中探索。训育主任,想叫学生循着他所规定的,像操场上田径比赛时,用白粉画定的跑道前进,这也是不可能的。时代和生活的波涛,不断起伏。在抗日大浪潮的推动下,我离开了保定,到了距离她很远的地方。我不知道,生活把王淑推到了什么地方,我想她现在一定生活得很幸福。那种苦雨愁城、枯柳败路的印象,很自然地一扫而光。(一九七七年三月)

《孙犁散文》